时间到了21世纪，经过了近40年的发展，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生根发芽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区加入到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了中国保护区的中坚力量。中国生物圈保护网络已经发展成连结国内外各种类型保护区的沟通桥梁，而中国的生态学事业也借助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东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该计划长盛不衰的秘密何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让其有如此的魅力和生命力。 编者按 2000年7月，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任命书，兼任该组织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从此，我就和人与生物圈计划有了连续8年的不解之缘，至今还保持着各种联系。 2000年11月，我参加了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以下简称城市组)第一次会议。城市组成立这件事是第16次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协调理事会讨论通过的。 根据城市组会议精神，我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为例，对这个保护区与锡林浩特城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锡林郭勒保护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有1万多平方公里，而锡林浩特城市面积仅15平方公里，但人口却有15万，就是说在不足万分之一的城市土地上生活着全盟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如何利用生物圈保护区的牌子，经营好城市，并带动退化草地的恢复，提高牧民收入，是我研究的重点。根据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两篇论文；后被韩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邀请做了专门介绍；并于2004年赴纽约，在美国科学院参加了城市组会议，介绍了有关研究成果。 在我担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期间，为中国成功申报了5个生物圈保护区，分别是宝天曼(河南)、赛罕乌拉(内蒙古)、呼伦贝尔(内蒙古)、佛坪(陕西)、珠穆朗玛(西藏)。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在中国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一个国际计划在经费很少的前提下，为什么能够运行这么长的时间?其魅力何在? 根据多年来亲身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践，谈谈我的体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尊重理事国的意见，不强求成员国按照其意志办事。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证的世界遗产也罢，生物圈保护区也罢，还有后来的地质公园也罢，都是一个仅给予一个名称，一个国际品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花的是成员国的经费，它没有经费分配给成员国某个保护区或保护地，或要求成员国做什么。但它是一个有良好信誉度的国际品牌。进入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各国保护区，能够在更大的交流平台上展示自己。 许多自然保护区把中国人与生物国家委员会当“娘家”，这是因为许多保护区建立起来后，具体用什么样的理念管理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反映上去等等都存在困惑，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通过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通过研究，示范、培训、监测、信息传播、国际合作等多项活动，特别是一系列的专题年度研讨会，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保护区内部管理与评估研讨会”、“社区参与研讨会”、“生态旅游研讨会”、“公众环境教育研讨会”、“跨界保护研讨会”、“有机和绿色产品发展研讨会”等等，给保护区在能力建议和管理方式上指点迷津，起到了保护区“娘家人”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在国家水平上的发展。 深入一线现场调研，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工作特点，通过经常深入保护区，在那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反映问题。专家、保护区管理人员与农牧民坐在一起，了解真实信息，针对实际问题调研，一些信息对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例如，2002年我参与了起草22名院士联名呼吁加大自然保护区投入的建议书，该建议提出的方案最终在许多省的保护区内得到了落实。 《人与生物圈》杂志，是中国保护区的信息交流平台，刚创刊时还是一个内部刊物，后经过多次改版，最终成为今天这个中国唯一的一本以报道中国自然保护区及其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生态困境和保护成绩为主要内容，宣传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原创性的大众科普杂志。希望这本杂志越办越好。
时间到了21世纪，经过了近40年的发展，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生根发芽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区加入到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了中国保护区的中坚力量。中国生物圈保护网络已经发展成连结国内外各种类型保护区的沟通桥梁，而中国的生态学事业也借助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东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该计划长盛不衰的秘密何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让其有如此的魅力和生命力。 编者按 2000年7月，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任命书，兼任该组织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从此，我就和人与生物圈计划有了连续8年的不解之缘，至今还保持着各种联系。 2000年11月，我参加了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以下简称城市组)第一次会议。城市组成立这件事是第16次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协调理事会讨论通过的。 根据城市组会议精神，我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为例，对这个保护区与锡林浩特城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锡林郭勒保护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有1万多平方公里，而锡林浩特城市面积仅15平方公里，但人口却有15万，就是说在不足万分之一的城市土地上生活着全盟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如何利用生物圈保护区的牌子，经营好城市，并带动退化草地的恢复，提高牧民收入，是我研究的重点。根据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两篇论文；后被韩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邀请做了专门介绍；并于2004年赴纽约，在美国科学院参加了城市组会议，介绍了有关研究成果。 在我担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期间，为中国成功申报了5个生物圈保护区，分别是宝天曼(河南)、赛罕乌拉(内蒙古)、呼伦贝尔(内蒙古)、佛坪(陕西)、珠穆朗玛(西藏)。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在中国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一个国际计划在经费很少的前提下，为什么能够运行这么长的时间?其魅力何在? 根据多年来亲身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践，谈谈我的体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尊重理事国的意见，不强求成员国按照其意志办事。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证的世界遗产也罢，生物圈保护区也罢，还有后来的地质公园也罢，都是一个仅给予一个名称，一个国际品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花的是成员国的经费，它没有经费分配给成员国某个保护区或保护地，或要求成员国做什么。但它是一个有良好信誉度的国际品牌。进入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各国保护区，能够在更大的交流平台上展示自己。 许多自然保护区把中国人与生物国家委员会当“娘家”，这是因为许多保护区建立起来后，具体用什么样的理念管理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反映上去等等都存在困惑，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通过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通过研究，示范、培训、监测、信息传播、国际合作等多项活动，特别是一系列的专题年度研讨会，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保护区内部管理与评估研讨会”、“社区参与研讨会”、“生态旅游研讨会”、“公众环境教育研讨会”、“跨界保护研讨会”、“有机和绿色产品发展研讨会”等等，给保护区在能力建议和管理方式上指点迷津，起到了保护区“娘家人”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在国家水平上的发展。 深入一线现场调研，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工作特点，通过经常深入保护区，在那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反映问题。专家、保护区管理人员与农牧民坐在一起，了解真实信息，针对实际问题调研，一些信息对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例如，2002年我参与了起草22名院士联名呼吁加大自然保护区投入的建议书，该建议提出的方案最终在许多省的保护区内得到了落实。 《人与生物圈》杂志，是中国保护区的信息交流平台，刚创刊时还是一个内部刊物，后经过多次改版，最终成为今天这个中国唯一的一本以报道中国自然保护区及其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生态困境和保护成绩为主要内容，宣传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原创性的大众科普杂志。希望这本杂志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