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道教的重生思想
摘要：道家哲学以重生为特色，重生观念是道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元代道教的重生思想，既有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有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既有对人类生命的关爱，也有对动植物等生命体的爱护，较前世道教的重生思想要丰富的多。
关键词：元代 道教 重生
老子思想中国的“道”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之道，老子对“道”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崇拜（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道教是热爱生命的宗教，我们从道教经典中可以找到很多有关重生的论述。《太平经》云：“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又云：“要当重生，生为第一”。《道藏》第一部经典《度人经》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思想。这些重生贵生的思想，是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最有特色之处，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生命、人生的态度，也促进了道教对所有生命体价值的认知。
一、对自身生命的注重
道教自创立以来，就十分强调个人现实人生的重要性，其独特的养生术、修仙术都是围绕着个体生命的健康长寿、不死成仙而展开的。早期道教借用神仙家、道家和医家的养生修炼方法，形成了一套众术合修的修道方法，诸如行气、辟谷、胎气等，不一而足。《仙鉴》计述的众多仙真，大多长于养生，精通各种各样的延年保命之术。其中，外丹服食也好，内丹修炼也罢，都是为了自身肉体的延续或精神的永恒，都能体现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力图把人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可贵思想和探索精神。
道教“调和四气凭烧炼，修炼千方只要安”（《太华希夷志》卷上。《道藏第五册》），直言千般调气修炼道术，唯一的目的就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道教的种种道术是建立在重视个体生命的基础上的。《睡歌》是陈抟答太宗问养生之道时作，此歌一气呵成，音韵铿锵，节奏明朗，在陈抟眼里，历代帝王将相纷争时的智慧谋略、刀光剑影，只不过是两三个君子“争些小闲气”，不足称道。此歌虽然隐含着悲观厌世的情绪，也有淡化社会治安问题的倾向，但其中显示出的道教中人的独立人格，以及尊重个体生命价值，视现实生命高于一切的独特思想，还是十分难得的。
二、对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尊重
道教的特点是“身国同治”，既要求超世的长生不老，有要求现世的治国安民；前者体现为道教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后者彰显道教对群体生命意义的关注。因此，道教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非常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广义地讲，苦己利人、救贫济困等善举本质上都体现着道教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狭义而言，对生命的尊重当指重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伤害他人。像佛教一样，道教将“不杀生”作为五戒之首，此处的“不杀生”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不杀”，就是说修道者本人不能侵害他人生命，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一是“止杀”，就是说抱道之士要努力规劝杀生者或者直接解救别人于被杀戮之中。元代道教的不杀生思想兼有这两层含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一是生命最重，不可轻杀的思想。唐代道士杨泰明为汾阳王郭子仪幕客，每劝子仪曰：“军政虽曰尚严，然人命至重，不可轻杀”。历史上，军队首领动辄杀戮部下的情况并不少见，杨泰明能适时提醒郭子仪不可轻杀，体现着道教中人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以故子仪掌兵二十余年，不妄诛戮军士，爱之如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仙鉴》卷三八，《杨泰明》）。此说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作为幕僚的杨泰明向郭子仪进言，当有一定效果，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止杀”。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王立者武人，幼闻重阳之风，老而忏悔，投伐学道，此全真消除杀道之教也”（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二是从“抵死求生、人之常情”的思想出发，避免杀戮。元代道教史籍对全真道士“止杀”言行的记述很多，直接反映了道教重视他人生命的思想。明昌初年（1190），山东饥荒，即墨人高翔啸聚劫掠，诏命孟志源父讨之。孟志源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讨而诛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赈以仓廪，不戮一人，寇为之平"。此处孟氏父子以其言行制止了一场无情的杀戮，阐释了生命最贵的思想。
三是借助“天道好生”之说，宣扬重生止杀思想。丘处机在讲道时，曾经多次规劝成吉思汗少杀戮，“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丘处机还向成吉思汗宣讲“天道好生”思想。“上猎东山”，“马碚失御”，“遂罢猎”。丘处机闻之，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上曰：“朕以深省”，“神仙之言在我忠焉，自是乃简出”。此处，丘处机的“天道好生”思想一览无遗，其
借天意劝谏成吉思汗少狩猎，深居简出，仅是浅层目的，更深的意蕴是劝其少征伐、少杀戮。丘处机等全真道士的止杀言行得到了时人的一致称赞。当代学者陈垣先生亦云：“全真之教，本以不杀不争为尚，王立之投戈，犹是个人感悟，李志远之立观，已化导一方矣，丘处机之止杀，岂非泽及天下乎！”
三、对动物等生命体的爱护和尊重
道教的重生思想不仅体现于人与人之间，还表现在对动物等生命的爱护上。爱护动物的先决条件是对其施以仁慈之心，不杀害动物，与之和谐相处。元代道教史籍中的许多仙真，用自己的言行阐述了这些思想。
一是尊重动植物生命个体的思想。道教认为，动物与人类同为母体所生，应当得到尊重。所谓“猪羊犬豕、羽毛鳞介、湿化卵胎，皆受父母生成，因差一念，见出万形”。即是说动物和人都受之于父母，从生命体的角度讲，只有形体差异，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动物应该像人类一样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爱护。元代，在道教及民间，爱护动物的思想还是深入人心的。
二是伤害生物，将遭恶报的思想。道教认为人和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万物有种因果报应关系，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存在于动物之间。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峡境妖蝗，帝君通过调查发现蝗灾之诱因：“郡民多于溪涧或于山泽摝取蚌口，渔猎鱼鳖，甚至断剥蛙鳖，供应主需，枉杀螺蟹，以给口类”。作者借帝君之口批评人们的错误做法：“百千之命，不供一饱；亿万之灵，始克一食”；最后得出结论：“此盖物命相偿之报，而人未知也”。当时道教中人商不可能从生态平衡的高度以严密的逻辑科学地说明问题，只能以物命偿报来解释。但也部分地抓住了“峡境妖蝗”问题之症结所在：人类过分的捕捞是蝗虫的直接起因。实际上，作者向人们发出这样的拷问：天灾何尝不是源于人祸？
三是善待动物，救物放生，可以祸福延寿的思想。在宣扬恶有恶报的同时，元代道教还以大量的言行来阐述善待动物，获得善报的观念。元代道教多数仙真对动物的尊重、救护皆源于自发，并无求得回报之图谋，但每个善待生命的人，或由此升仙，或遇困难时得到动物们的护佑，都有良好的结局，实际上宣扬了这样一个命题：人堆动物的尊重换来动物对人的友好与保护。那些从未能善待动物者，只要改悔，仍可将功补过。
在现在这个高度重视生命、崇拜生命的社会里，重谈道教的重生思想具有重
大的现实作用。生命，它珍贵，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来好好珍惜和爱护它! 生命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生命又是何其珍贵！有了生命，才有了竞争和拼搏；有了生命，才会有理想与希望；有了生命，才会有快乐与悲伤；有了生命，才会有对于生命的珍爱。生命是伟大的，生命也是宝贵的，而生命又是唯一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护他人的生命。
参考文献
1、《甘水仙源露》
2、《道藏》
3、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4、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5、周晓红《丘处机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元代道教的重生思想
摘要：道家哲学以重生为特色，重生观念是道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元代道教的重生思想，既有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有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既有对人类生命的关爱，也有对动植物等生命体的爱护，较前世道教的重生思想要丰富的多。
关键词：元代 道教 重生
老子思想中国的“道”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之道，老子对“道”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崇拜（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道教是热爱生命的宗教，我们从道教经典中可以找到很多有关重生的论述。《太平经》云：“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又云：“要当重生，生为第一”。《道藏》第一部经典《度人经》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思想。这些重生贵生的思想，是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最有特色之处，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生命、人生的态度，也促进了道教对所有生命体价值的认知。
一、对自身生命的注重
道教自创立以来，就十分强调个人现实人生的重要性，其独特的养生术、修仙术都是围绕着个体生命的健康长寿、不死成仙而展开的。早期道教借用神仙家、道家和医家的养生修炼方法，形成了一套众术合修的修道方法，诸如行气、辟谷、胎气等，不一而足。《仙鉴》计述的众多仙真，大多长于养生，精通各种各样的延年保命之术。其中，外丹服食也好，内丹修炼也罢，都是为了自身肉体的延续或精神的永恒，都能体现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力图把人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可贵思想和探索精神。
道教“调和四气凭烧炼，修炼千方只要安”（《太华希夷志》卷上。《道藏第五册》），直言千般调气修炼道术，唯一的目的就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道教的种种道术是建立在重视个体生命的基础上的。《睡歌》是陈抟答太宗问养生之道时作，此歌一气呵成，音韵铿锵，节奏明朗，在陈抟眼里，历代帝王将相纷争时的智慧谋略、刀光剑影，只不过是两三个君子“争些小闲气”，不足称道。此歌虽然隐含着悲观厌世的情绪，也有淡化社会治安问题的倾向，但其中显示出的道教中人的独立人格，以及尊重个体生命价值，视现实生命高于一切的独特思想，还是十分难得的。
二、对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尊重
道教的特点是“身国同治”，既要求超世的长生不老，有要求现世的治国安民；前者体现为道教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后者彰显道教对群体生命意义的关注。因此，道教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非常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广义地讲，苦己利人、救贫济困等善举本质上都体现着道教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狭义而言，对生命的尊重当指重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伤害他人。像佛教一样，道教将“不杀生”作为五戒之首，此处的“不杀生”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不杀”，就是说修道者本人不能侵害他人生命，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一是“止杀”，就是说抱道之士要努力规劝杀生者或者直接解救别人于被杀戮之中。元代道教的不杀生思想兼有这两层含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一是生命最重，不可轻杀的思想。唐代道士杨泰明为汾阳王郭子仪幕客，每劝子仪曰：“军政虽曰尚严，然人命至重，不可轻杀”。历史上，军队首领动辄杀戮部下的情况并不少见，杨泰明能适时提醒郭子仪不可轻杀，体现着道教中人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以故子仪掌兵二十余年，不妄诛戮军士，爱之如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仙鉴》卷三八，《杨泰明》）。此说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作为幕僚的杨泰明向郭子仪进言，当有一定效果，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止杀”。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王立者武人，幼闻重阳之风，老而忏悔，投伐学道，此全真消除杀道之教也”（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二是从“抵死求生、人之常情”的思想出发，避免杀戮。元代道教史籍对全真道士“止杀”言行的记述很多，直接反映了道教重视他人生命的思想。明昌初年（1190），山东饥荒，即墨人高翔啸聚劫掠，诏命孟志源父讨之。孟志源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讨而诛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赈以仓廪，不戮一人，寇为之平"。此处孟氏父子以其言行制止了一场无情的杀戮，阐释了生命最贵的思想。
三是借助“天道好生”之说，宣扬重生止杀思想。丘处机在讲道时，曾经多次规劝成吉思汗少杀戮，“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丘处机还向成吉思汗宣讲“天道好生”思想。“上猎东山”，“马碚失御”，“遂罢猎”。丘处机闻之，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上曰：“朕以深省”，“神仙之言在我忠焉，自是乃简出”。此处，丘处机的“天道好生”思想一览无遗，其
借天意劝谏成吉思汗少狩猎，深居简出，仅是浅层目的，更深的意蕴是劝其少征伐、少杀戮。丘处机等全真道士的止杀言行得到了时人的一致称赞。当代学者陈垣先生亦云：“全真之教，本以不杀不争为尚，王立之投戈，犹是个人感悟，李志远之立观，已化导一方矣，丘处机之止杀，岂非泽及天下乎！”
三、对动物等生命体的爱护和尊重
道教的重生思想不仅体现于人与人之间，还表现在对动物等生命的爱护上。爱护动物的先决条件是对其施以仁慈之心，不杀害动物，与之和谐相处。元代道教史籍中的许多仙真，用自己的言行阐述了这些思想。
一是尊重动植物生命个体的思想。道教认为，动物与人类同为母体所生，应当得到尊重。所谓“猪羊犬豕、羽毛鳞介、湿化卵胎，皆受父母生成，因差一念，见出万形”。即是说动物和人都受之于父母，从生命体的角度讲，只有形体差异，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动物应该像人类一样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爱护。元代，在道教及民间，爱护动物的思想还是深入人心的。
二是伤害生物，将遭恶报的思想。道教认为人和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万物有种因果报应关系，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存在于动物之间。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峡境妖蝗，帝君通过调查发现蝗灾之诱因：“郡民多于溪涧或于山泽摝取蚌口，渔猎鱼鳖，甚至断剥蛙鳖，供应主需，枉杀螺蟹，以给口类”。作者借帝君之口批评人们的错误做法：“百千之命，不供一饱；亿万之灵，始克一食”；最后得出结论：“此盖物命相偿之报，而人未知也”。当时道教中人商不可能从生态平衡的高度以严密的逻辑科学地说明问题，只能以物命偿报来解释。但也部分地抓住了“峡境妖蝗”问题之症结所在：人类过分的捕捞是蝗虫的直接起因。实际上，作者向人们发出这样的拷问：天灾何尝不是源于人祸？
三是善待动物，救物放生，可以祸福延寿的思想。在宣扬恶有恶报的同时，元代道教还以大量的言行来阐述善待动物，获得善报的观念。元代道教多数仙真对动物的尊重、救护皆源于自发，并无求得回报之图谋，但每个善待生命的人，或由此升仙，或遇困难时得到动物们的护佑，都有良好的结局，实际上宣扬了这样一个命题：人堆动物的尊重换来动物对人的友好与保护。那些从未能善待动物者，只要改悔，仍可将功补过。
在现在这个高度重视生命、崇拜生命的社会里，重谈道教的重生思想具有重
大的现实作用。生命，它珍贵，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来好好珍惜和爱护它! 生命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生命又是何其珍贵！有了生命，才有了竞争和拼搏；有了生命，才会有理想与希望；有了生命，才会有快乐与悲伤；有了生命，才会有对于生命的珍爱。生命是伟大的，生命也是宝贵的，而生命又是唯一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护他人的生命。
参考文献
1、《甘水仙源露》
2、《道藏》
3、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4、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5、周晓红《丘处机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