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先生发表的第一幅漫画。
读这幅画，令人想起一句名言：“一百个导演，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读这幅画，让人想说这样的话：“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丰子恺。”
这幅画，人见人爱。郑振铎先生说出了多数人的感受：“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我得到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为尤深。”
观赏丰子恺这幅作品，想起了白居易的话：“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观赏丰子恺这幅作品，想要说的话是，优秀的画作，不仅有形、有色、有光、有影，而且有情、有言、有声、有义。
丰先生寥寥数笔，竟引出了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的议论。
这又应了那句话，艺术贵在移情。接受这个“移情”的观者越多．这艺术作品就越成功。
二
多少名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自己从事的，是“遗憾的事业”。
倾心追求事业的人常有遗憾，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向事业的“金字塔”攀登，每一天都比昨天站得更高，从而发现往日留下的遗憾。
这就是为什么，画家要将以前的作品付之一炬。
这就是为什么，摄影家仅能从上万幅作品中选出一百幅来办“个展”。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处女作，也为丰先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丰子恺先生画的，不是新月，而是残月。
宋朝临川诗人谢逸作《千秋岁――咏夏景》时，见到的月亮，不是这个样子。
这幅新月图，让人想起生肖邮票中出现的错误：马前腿关节被画错了，画成了跟后腿一个样。我们欣赏过唐三彩马，观看过《马球图》(唐)，马前腿的关节都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向艺术与科学分离的方向，退得很远很远。
最近，又同一件有类似错误的画作不期而遇。笔者在国内一家权威科学院7楼会议室，无意中发现墙上一幅大油画也将月亮的方向画反：油画最左边有一轮红日，最右边却是一弯新月。可见，这位画家并不知道那皎洁月光是怎么来的。
过去，人们说，科学始于观察。
艺术家的作品出现了不科学的失误，原因在哪?当然人们不可能、也无必要事事亲恭，这时，拥有科学知识就十分必要了。因此，乔治・萨顿说：“理解科学需要艺术，而理解艺术也需要科学。”
艺术揭示情感奥秘，却离不开对宇宙奥秘的理解。
艺术倾诉人性情怀，却离不开对宇宙之理的认识。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大师者，知万物之理方现天地之美。
三
迄今，人们仍说不出一个人感性的修养与理性的事业有什么确切的直接的对应关系。
爱因斯坦喜爱莫扎特和巴赫的作品，喜欢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他还是个“第一小提琴手”。但是我们无法断定，是莫扎特或巴赫的什么曲子，或是小提琴的哪一根弦，引发了爱因斯坦的灵感。
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取得重大成果，但是我们无法说明陈景润未能最终摘下桂冠，是因为欠缺什么人文素养。
人们可能永远无法证明，拉小提琴适合研究相对论(爱因斯坦)，喜欢写诗适于探索量子论(薛子谔)，爱敲鼓有助于思索量子场论(费曼)。
无数的大师和普通人，用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生动故事，披露出这样的共同现象：
一个人若能将感性与理性融合于一身，往往会富有好奇心求知欲，富有爱美心审美力，富有直觉与灵感，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富有分析力与整合力，富有兴趣与幽默，富有激情与专注，富有童心与稚趣，富有情感智力、成就动机与意志品格。
无数的大师和普通人，用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生动故事，披露出这样的规律：
做一个成功的科学家，理性智力是必要条件，感性智力与意志智力则是充分条件。
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感性智力是必要条件，理性智力与意志智力则是充分条件。
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理性智力、感性智力、意志智力是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人生幸福、事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将理性智力、感性智力和意志智力融于一身。
这里，用得上克德罗夫的一句话：“真正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只能是那种懂得艺术酷爱文学的人。”
四
好奇、爱美，求知、审美，是人类生而有之的天性。
每一个儿童，生来就是科学家兼艺术家。
只是到后来，他们先是文理“偏科”，然后文理分科，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艺术家，科学家兼艺术家者极为罕见。
500年前不是这种情形。达・芬奇(1452―1519)是美术家，又是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
200年前情形不很严重。歌德(1749―1832)是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是有成果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人流”的画家。
只是到了近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细琐，人们的知识范围、思索范围、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科学与人文，真与美，理性智力与感性智力互相分离，越走越远。
人们终于认识到，这种分离是多么有害，它们的融合又多么必要。
回归孩提，永怀童心，会有更多事业的成功者，会有更多幸福的普通人。
一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先生发表的第一幅漫画。
读这幅画，令人想起一句名言：“一百个导演，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读这幅画，让人想说这样的话：“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丰子恺。”
这幅画，人见人爱。郑振铎先生说出了多数人的感受：“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我得到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为尤深。”
观赏丰子恺这幅作品，想起了白居易的话：“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观赏丰子恺这幅作品，想要说的话是，优秀的画作，不仅有形、有色、有光、有影，而且有情、有言、有声、有义。
丰先生寥寥数笔，竟引出了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的议论。
这又应了那句话，艺术贵在移情。接受这个“移情”的观者越多．这艺术作品就越成功。
二
多少名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自己从事的，是“遗憾的事业”。
倾心追求事业的人常有遗憾，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向事业的“金字塔”攀登，每一天都比昨天站得更高，从而发现往日留下的遗憾。
这就是为什么，画家要将以前的作品付之一炬。
这就是为什么，摄影家仅能从上万幅作品中选出一百幅来办“个展”。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处女作，也为丰先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丰子恺先生画的，不是新月，而是残月。
宋朝临川诗人谢逸作《千秋岁――咏夏景》时，见到的月亮，不是这个样子。
这幅新月图，让人想起生肖邮票中出现的错误：马前腿关节被画错了，画成了跟后腿一个样。我们欣赏过唐三彩马，观看过《马球图》(唐)，马前腿的关节都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向艺术与科学分离的方向，退得很远很远。
最近，又同一件有类似错误的画作不期而遇。笔者在国内一家权威科学院7楼会议室，无意中发现墙上一幅大油画也将月亮的方向画反：油画最左边有一轮红日，最右边却是一弯新月。可见，这位画家并不知道那皎洁月光是怎么来的。
过去，人们说，科学始于观察。
艺术家的作品出现了不科学的失误，原因在哪?当然人们不可能、也无必要事事亲恭，这时，拥有科学知识就十分必要了。因此，乔治・萨顿说：“理解科学需要艺术，而理解艺术也需要科学。”
艺术揭示情感奥秘，却离不开对宇宙奥秘的理解。
艺术倾诉人性情怀，却离不开对宇宙之理的认识。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大师者，知万物之理方现天地之美。
三
迄今，人们仍说不出一个人感性的修养与理性的事业有什么确切的直接的对应关系。
爱因斯坦喜爱莫扎特和巴赫的作品，喜欢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他还是个“第一小提琴手”。但是我们无法断定，是莫扎特或巴赫的什么曲子，或是小提琴的哪一根弦，引发了爱因斯坦的灵感。
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取得重大成果，但是我们无法说明陈景润未能最终摘下桂冠，是因为欠缺什么人文素养。
人们可能永远无法证明，拉小提琴适合研究相对论(爱因斯坦)，喜欢写诗适于探索量子论(薛子谔)，爱敲鼓有助于思索量子场论(费曼)。
无数的大师和普通人，用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生动故事，披露出这样的共同现象：
一个人若能将感性与理性融合于一身，往往会富有好奇心求知欲，富有爱美心审美力，富有直觉与灵感，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富有分析力与整合力，富有兴趣与幽默，富有激情与专注，富有童心与稚趣，富有情感智力、成就动机与意志品格。
无数的大师和普通人，用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生动故事，披露出这样的规律：
做一个成功的科学家，理性智力是必要条件，感性智力与意志智力则是充分条件。
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感性智力是必要条件，理性智力与意志智力则是充分条件。
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理性智力、感性智力、意志智力是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人生幸福、事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将理性智力、感性智力和意志智力融于一身。
这里，用得上克德罗夫的一句话：“真正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只能是那种懂得艺术酷爱文学的人。”
四
好奇、爱美，求知、审美，是人类生而有之的天性。
每一个儿童，生来就是科学家兼艺术家。
只是到后来，他们先是文理“偏科”，然后文理分科，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艺术家，科学家兼艺术家者极为罕见。
500年前不是这种情形。达・芬奇(1452―1519)是美术家，又是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
200年前情形不很严重。歌德(1749―1832)是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是有成果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人流”的画家。
只是到了近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细琐，人们的知识范围、思索范围、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科学与人文，真与美，理性智力与感性智力互相分离，越走越远。
人们终于认识到，这种分离是多么有害，它们的融合又多么必要。
回归孩提，永怀童心，会有更多事业的成功者，会有更多幸福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