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体系到物的命运
文 | 让·波德里亚
译 | lightwhite
“本质的异域情调是主体眼中物的异域情调。”
——维克多·谢阁兰
拟像，走向编码和符号价值的普遍化阶段，首先在批判的观念和异化问题的光芒（或阴影）中得到了描述。依旧是景观的社会，以及对它的谴责，作为症兆学、精神分析和社会论证的焦点。人们依旧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僭越中寻求颠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价。这种僭越的指称是巴塔耶的耗费和莫斯的交换-礼物；换言之，是另一种人类学的、反经济的版本，通过对马克思的假想提出激进的人类学批判，把马克思对资本和商品的批判普遍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这种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死亡本身成为了可逆性的形象（即主流体系得以建立的所有编码和特别对立的一种逆转：首先是生与死的对立——以及对死亡的拒斥；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能指与所指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编码的僭越是对立概念的逆转，因而也是一个概念借以实现对另一概念之统治的可算计之差异的逆转。“象征”是这种逆转的形象，因而也是任何可能之革命的形象：“革命会是象征的，或者根本就不是象征的。”正如索绪尔在“易位书写”中所描述的那样，即便在语言秩序里，诗歌依旧是话语各项的这种可逆性，是其相互的终结。因此，运动是抵制拟像秩序的运动；是一个调控意义的特别对立的体系，是一个力求恢复象征秩序（它被同化为了交换的超级真实性）的运动。
这种双重的螺旋从《物体系》一直运转到《致命的策略》：一种旋向符号、拟真和拟像领域的螺旋，在诱惑与死亡的阴影中，一切符号之可逆性的螺旋。在这种螺旋的进程中，两种范式在不改变其对抗位置的前提下被多样化了。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生产，编码，体系，拟像。另一方面：夸富宴，耗费，牺牲，死亡，女性，诱惑，以及最后的致死性。
然而，两者都经历了相当的变化。拟真从第二级的秩序跨入了第三级的秩序，从异化的辩证法跨入了透明的眩晕。同时，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伴随着《论诱惑》，僭越的梦想，编码的可能之颠覆的梦想，对任何诞生于原始社会深处的象征秩序，或我们历史异化的怀恋，都已经丧失。随着《论诱惑》，不再有任何符号之挑战的象征性指称，不再有任何通过符号进行挑战的象征性指称，不再有缺失的客体，不再有被揭示的客体，不再有原初的欲望。物本身发动了可逆性，发动了诱惑并走向迷途。另一种连续性是决定性的。不再是象征秩序的连续性（它要求一种主体和一种话语），而是游戏法则的纯粹随心所欲的连续性。世界的游戏就是可逆性的游戏。不再是主体的欲望，而是物的命运，物的命运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无法被化约为欲望的辩证法。回到问题上，如果符号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目的（destination），那么，它们必定也具有一种命运（destiny）。符号的命运，是从它们的目的中被撕裂出来，被偏离，被位移，被转向，被复原，被诱惑。在这总是对它们发生的意义上，这是它们的命运；在这总是对我们发生的意义上，这是我们的命运。就每一种可逆性而言，存在着某种源于高妙反讽的、非道德的事物。这是所有神话学和文化的一个突出命题，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命题。在我们的体系中，我们把优先权赋予了时间、生产和历史的可逆性。只有对这种时间之可逆性的太过美妙的秩序和事物之结局的驳斥，才是迷人的。
僭越并非不道德的。恰恰相反，它使律法和律法所禁止的事情相协调；它是善与恶的辩证法。可逆性并不是律法；它并不建立象征秩序，它无法被僭越，正如仪式和游戏的规则。在可逆性中，时间不和其终点相一致，主体也不和其结局相一致。没有末日审判将善与恶分开，没有末日审判使事物和其本质相协调。
以所有虔诚的和辩证的异域情调（经由这些异域情调，主体形成了自身之终结的原则）为基础，我们必须提出这种根本的异域情调，谢阁兰所谓的本质的异域情调，即主体眼中物的异域情调的一种反思。正如谢阁兰所说：“如果味觉在差异的观念上丰富起来，那么，还有什么会比不可化约的对立，比永恒对照的碰撞，更加地美味？”以所有内在性为基础，我们必须唤醒这种外在性，这种外部的力量，它超越了主体的最终原则，提出了物/客体的致命可逆性。我们必须唤醒恶的原则。
这是我们借以衡量当下情境的唯一尺度。凭借意义、信息和透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越了极限点，永恒迷狂的极限点：社会（大众）的迷狂，身体（肥胖）的迷狂，性（淫荡）的迷狂，暴力（恐怖）的迷狂，信息（拟像）的迷狂。如果一个人可以不再使事物和其本质相一致，那是因为他已然嘲弄并超越了其自身的限定。他们变得比社会更加社会（大众），比丰腴更加丰腴（肥胖），比暴力更加暴力（恐怖），比性爱更加性爱（色情），比真实更加真实（拟像），比美丽更加美丽（时尚）。
因此，比我更加美丽的，你死亡；比我更加正确的，你死亡；比我更加真实的，你拟真；比我更加拟真的，你死亡……对批判性理论而言，为了完成世界的这种客观反讽，一个人必须替换致命的理论。
目睹我们的世界终有一死是更加有趣的事情，这种致死性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于我们的进程，内在于它们的表面，它们的过度驱使，它们的超级增殖，内在于我们的庸常；这种致死性同样是事物对其自身之意义的冷漠，是结果对其原因的冷漠。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原始的情境；为一种沉默的策略所驱使的恶魔的情境。这不再是面对客观秩序的主体的反讽，而是深陷于自身机制当中的事物的客观反讽——不再是否定性的历史作品，而是再重复和冒险的作品，正如我们可以在笑话（Witz），语言的这种致命策略的等价物中看到的那样。
在笑话中，语言使自身比其真正之所是更加愚笨；它逃避自身意义的辩证和串联，只是为了把自己投入狂乱邻接的进程，投入瞬时的进程，投入纯粹的邻接性（contiguity），投入纯粹的“物体性”（objectality）。语言的恶魔就寄居在它变成物的能力里，从中，我们可以期望一个主体和意义。笑话是语言的宿命：从语言陷入自身之机制的那一刻起，它就变得无意义了。这里，存在着一种激情，一种物的激情，它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重新发现世界的美学力量，它超越了突变和主体的激情。
庸常，海德格尔所谓的人在原罪之后的第二次堕落；这种庸常，成为了异常。这是现代世界的致死性，现代世界令人惊骇的深度对现实本身提出了挑战。
以致死性的庸常形式（传统的和宗教的）为基础，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庸常性的致命形式。正是在这种乏味的极限处，在这种无意义和我们体系的冷漠/无差异中，序列，延展和进程——不再是从原因到结果的进程——显现了；一种内在于事物之延展的挑战。这种挑战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超越的，如果这里还存在着一种策略，那么，它不属于任何人。这是结构和权力的一切理性规划的内在逆转。这在大众的社会行为（他们的沉默，这种沉默的过度，它完全不是被动的，而是沉默的竞价和冷漠的策略）中显而易见，同样也可以在生产的多余，市场价格的不受控制的波动，肥胖者与其身体的关系，或我们生活的千篇一律（这是第二层面的千篇一律，因为意义、信息和可见性的过度）中看到。在这里，事物运作着，仿佛有一种挑战的意志，与奴役的意志相对立：一种冷漠/无差异的天赋，它成功地把自己和意义及差异的一切规划对立起来，但它无法归于一个群体、阶级或特殊的个体。某些事物构成了一个基础（fait masse），某些事物参与了一种潜在的逆转，这种逆转和事物的旧辩证法并不一致，确切地说，是外在于旧的辩证法。这是多余的沉默逻辑，过度的沉默逻辑，过度造成的偏离的沉默逻辑，从我们策略中突然浮现的普遍可逆性的沉默逻辑，我们的处于效率顶点的体系的沉默逻辑。
我们的历史、知识和权力的太过美好的策略正在抹除自我。并不是因为它们失败了（或许，它们太过于成功），而是因为在它们的发展中，它们达到了一个死点，这个死点颠倒了它们的能量，使它们自我吞噬，让位于一种纯粹而空洞的，或疯癫而迷狂的形式。这样，处于体系扩张当中的社会就为自身创造了致死的条件。大众投入了迷狂的冷漠，投入了信息的色情，把他们置身于体系的心脏，置身于盲目而惰性的场域，从中，他们把它中性化并废除了。为了消失，大众使用信息；而信息把大众当作裹尸布来用——我们历史（我们历史之终结）的一个非凡计谋，其中，社会学家、政治家和大众媒体专家都哑然失声了。通过精致的方法论，科学被迫把物人为地再生产为拟像的模型。再一次，物采取了复仇，在我们技术的掌控中仅仅作为一种拟像而存在。不论在何处，主体似乎同时丧失了它的回转仪和参照，丧失了对事物的控制，并面临着一种权力的逆转，这种逆转曾依赖于权力的邻接性。
物和世界让自身在一瞬间（一般宇宙论中的短暂瞬间）为主体和科学所惊异，而今天它们强烈地再度坚持自己并采取了复仇（就像水晶一般！）这是我们致死性的形象，是客观反转的形象，是世界的客观逆转的形象。
“致死”的概念没有任何宿命论或启示的意味。它表明的是结果的变形（而不再是原因的变形），在一个既非决定又非偶然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注定是一种更高必然性的连续。更高的必然性将事物带向一个不可逆的点，带向一种螺旋，不再是生产的螺旋，而是消失的螺旋。从外部与主体相连的东西，支持主体消失的东西，是致命的。一切不再是人类策略的事物因此成为了一种致命的策略。这种致死性没有任何的超越可言，也无法从外部被唤起。
致死性总是起点对终点的一种预示，是终结的行列，其结果是颠覆因果的体系。跨入终结的另一边，超越这种视域，否认事物的这种永远未来的状态，是一种诱惑。那么，物，总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它没有限定，没有欲望，因为它总已经抵达终点。某种意义上，它是超限的。故而，物是主体知识无法通达的，因为任何知识都没有完结意义，超出意义，总要设置乌托邦，乌托邦总已经被创造。这恰恰让物成为了主体眼中的永恒之谜。这恰恰让物如此致命。
如果世界的复杂性只是对我们的知识隐藏起来，那么，它终将被解决。然而，如果世界是对所提供的连续解决的一种挑战，那么，即便是最精妙的假设也不会可能。因为它将自己限定于有限，世界依照科学而被逆转。它通过一种高超的计谋而调整自我，就像病毒对抗体的反应一般，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毒性。我们的知识能够在这种灵活和对抗的策略中校正它的目标。不错，它是无望的，因为一旦科学形成一种问题永远无法解决的世界观，世界本身就抵制一切的解决。即便是付出这样的代价，它还是，可以说是讽刺地，容忍自己顺从于假设。
那么，一种必然性而非人的出现，一种克服人以及主体的策略的出现，不是一个谜吗？我们如何解释物讽刺的致死性，它在我们控制和分析的程序下已经不可辨别了？是否存在着任何对物的温和开战的点，或者这种“致命的策略”只是主体的一种盲目投标，是真实的否定，是对人工迷狂的一种投入？主体如何梦想着跳过自身的阴影，陷入石头、野兽、面具、星辰的完美的沉默和命运？它无法让自身摆脱语言、欲望或自己的图像，因为物/客体只有在它被主体指定和欲望的时候，才能存在。
一件确定的事情：如果主体变成物/客体是荒谬的，那么，梦想着物/客体变成主体就是同样不合常理的。然而，这正是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意识所维护的东西。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世界成为主体，而主体成为世界。纵然这种主体性，严格地讲，是难以置信。纵然世界在它和唯物主义及科学的世界完全对立的意义上，是惊人地客观的。主体本身也是惊人地客观的，即它无法被异化。这难道不是它自身的寓言，是它透过语言和异化的镜像正在讲述的吗？如果一切都没有终点，那么，一切都在变形，一切都是它自身的寓言。除此之外，“物的命运”没有其他的意义了。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聚集和分散：从作为体系的物，到作为命运的物，从作为结构，作为结构性符号的物，到作为纯粹符号，作为“水晶”的物。在物的日常构型中，穿越主体，逆转主体与客体/物的辩证法，已经是物的执迷了。如果途径是一种为时代精神所召唤的、批判的结构主义，那么，将物从其当下的决断（使用、交换、功能、等价、目标、同一化、异化）中夺取就已经是跨入镜像之另一边的一种手段。但毕竟，物依旧被召唤着去做意指。这是调查的被动项；这既非命运，也非挑战，在如是的情境下，物最好能做的事情就是隐藏，正如我们已经告诉它的。
水晶则完全不同。它是纯粹的物，纯粹的事件，完全没有开端或终结，如今，它或许说起了自己的传奇。或许现在，在意志奴役的数个世纪后，它也开始了复仇？一切都被逆转为物的谜题，这是被赋予了激情和原始策略的物，一种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恶的天赋的物，这一天赋在根本上比主体更加邪恶、更加亲和，在一场无尽的决斗中，它成功地反抗了主体。
让我们想象一下处于激情形式当中的物。因为主体并不垄断激情——事实上，主体被保留的领域更接近行动的激情。由于物处于客观的、诱惑的和复仇的激情之位址，所以，物是被动的。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时常寻求解释和改造而非诱惑的世界，或许试图诱惑我们，而这种诱惑，就像在人的支配下一样，必然要求智能、狡诈、挑衅和复仇。如果这至今还对我们遮掩着，那是因为主体已把世界变成了自身激情的隐喻。它殖民了一切：野兽的、矿物的、星辰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但物并不是隐喻，它是激情，纯粹而简单。主体或许是一面镜子，在那里，物的激情被反射和展示出来。
如果物诱惑我们，那么，它的诱惑开始于冷漠。主体激情地欲望自由、自主、责任和差异。然而，物只有冷漠的激情。主体的激情是差异的、充满活力的、道德的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冷漠的、惰性的激情是物的激情。狡诈、沉默、从众以及意志奴役的反讽的激情，对立于自由、欲望、僭越的激情，主体的激情。内爆的激情对立于外爆的激情。总之，主体具有成为物的激情，变成物的激情——谜一样的欲望，其后果我们几乎未在任何领域中进行过评估，不论是政治的、美学的，还是性爱的，纵然我们已在主体的幻觉，在它的意志和它的表象中迷失。
水晶采取了复仇。
灵魂激情的领域，心理学和虚构两三个世纪以来的主要关注，已经极大地缩减。“驱力”的领域，只有短短五十年的关注，似乎也受到了威胁。还剩下什么？在灵魂的所有可能之运动中，只留下了两种看似冲突的运动：冷漠和焦躁。它们和灵魂的传统品质相对立。冷漠对立于灵魂渴望超越的激情的野心，而焦躁对立于传统的“灵魂之忍耐”，一种接受世界之考验的德性。实际上，这些都不再是灵魂的激情，不再是主体的激情。不再有冷漠的主体或焦躁的主体。这些是物的激情。
世界正变得冷漠，而它越是变得冷漠，它似乎就越接近一个超人事件，一种例外的终结，反射在我们不断增长的焦躁当中。不仅我们，就连历史和事件似乎也在祈求焦躁和冷漠的结合效应。
并非我是冷漠或焦躁的。世界本身似乎想要加速，想要自我加剧，对一切事物的缓慢失去了耐心，同时又陷入了冷漠。不再是我们把超越的意义或反思赋予世界。在这方面，世界的冷漠是惊人的；惊人就是事物对于我们的冷漠，然而，事物还激情地展露并扰乱着它们的表象（斯多葛学派已经在他们伟大的雄辩中表明了这一切）。
选自Jean Baudrillard, The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trans.Bernard & Caroline Schutze, ed. SylvereLotringer, New York: Semiotext(e) 1988, p.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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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的体系到物的命运
文 | 让·波德里亚
译 | lightwhite
“本质的异域情调是主体眼中物的异域情调。”
——维克多·谢阁兰
拟像，走向编码和符号价值的普遍化阶段，首先在批判的观念和异化问题的光芒（或阴影）中得到了描述。依旧是景观的社会，以及对它的谴责，作为症兆学、精神分析和社会论证的焦点。人们依旧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僭越中寻求颠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价。这种僭越的指称是巴塔耶的耗费和莫斯的交换-礼物；换言之，是另一种人类学的、反经济的版本，通过对马克思的假想提出激进的人类学批判，把马克思对资本和商品的批判普遍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这种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死亡本身成为了可逆性的形象（即主流体系得以建立的所有编码和特别对立的一种逆转：首先是生与死的对立——以及对死亡的拒斥；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能指与所指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编码的僭越是对立概念的逆转，因而也是一个概念借以实现对另一概念之统治的可算计之差异的逆转。“象征”是这种逆转的形象，因而也是任何可能之革命的形象：“革命会是象征的，或者根本就不是象征的。”正如索绪尔在“易位书写”中所描述的那样，即便在语言秩序里，诗歌依旧是话语各项的这种可逆性，是其相互的终结。因此，运动是抵制拟像秩序的运动；是一个调控意义的特别对立的体系，是一个力求恢复象征秩序（它被同化为了交换的超级真实性）的运动。
这种双重的螺旋从《物体系》一直运转到《致命的策略》：一种旋向符号、拟真和拟像领域的螺旋，在诱惑与死亡的阴影中，一切符号之可逆性的螺旋。在这种螺旋的进程中，两种范式在不改变其对抗位置的前提下被多样化了。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生产，编码，体系，拟像。另一方面：夸富宴，耗费，牺牲，死亡，女性，诱惑，以及最后的致死性。
然而，两者都经历了相当的变化。拟真从第二级的秩序跨入了第三级的秩序，从异化的辩证法跨入了透明的眩晕。同时，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伴随着《论诱惑》，僭越的梦想，编码的可能之颠覆的梦想，对任何诞生于原始社会深处的象征秩序，或我们历史异化的怀恋，都已经丧失。随着《论诱惑》，不再有任何符号之挑战的象征性指称，不再有任何通过符号进行挑战的象征性指称，不再有缺失的客体，不再有被揭示的客体，不再有原初的欲望。物本身发动了可逆性，发动了诱惑并走向迷途。另一种连续性是决定性的。不再是象征秩序的连续性（它要求一种主体和一种话语），而是游戏法则的纯粹随心所欲的连续性。世界的游戏就是可逆性的游戏。不再是主体的欲望，而是物的命运，物的命运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无法被化约为欲望的辩证法。回到问题上，如果符号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目的（destination），那么，它们必定也具有一种命运（destiny）。符号的命运，是从它们的目的中被撕裂出来，被偏离，被位移，被转向，被复原，被诱惑。在这总是对它们发生的意义上，这是它们的命运；在这总是对我们发生的意义上，这是我们的命运。就每一种可逆性而言，存在着某种源于高妙反讽的、非道德的事物。这是所有神话学和文化的一个突出命题，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命题。在我们的体系中，我们把优先权赋予了时间、生产和历史的可逆性。只有对这种时间之可逆性的太过美妙的秩序和事物之结局的驳斥，才是迷人的。
僭越并非不道德的。恰恰相反，它使律法和律法所禁止的事情相协调；它是善与恶的辩证法。可逆性并不是律法；它并不建立象征秩序，它无法被僭越，正如仪式和游戏的规则。在可逆性中，时间不和其终点相一致，主体也不和其结局相一致。没有末日审判将善与恶分开，没有末日审判使事物和其本质相协调。
以所有虔诚的和辩证的异域情调（经由这些异域情调，主体形成了自身之终结的原则）为基础，我们必须提出这种根本的异域情调，谢阁兰所谓的本质的异域情调，即主体眼中物的异域情调的一种反思。正如谢阁兰所说：“如果味觉在差异的观念上丰富起来，那么，还有什么会比不可化约的对立，比永恒对照的碰撞，更加地美味？”以所有内在性为基础，我们必须唤醒这种外在性，这种外部的力量，它超越了主体的最终原则，提出了物/客体的致命可逆性。我们必须唤醒恶的原则。
这是我们借以衡量当下情境的唯一尺度。凭借意义、信息和透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越了极限点，永恒迷狂的极限点：社会（大众）的迷狂，身体（肥胖）的迷狂，性（淫荡）的迷狂，暴力（恐怖）的迷狂，信息（拟像）的迷狂。如果一个人可以不再使事物和其本质相一致，那是因为他已然嘲弄并超越了其自身的限定。他们变得比社会更加社会（大众），比丰腴更加丰腴（肥胖），比暴力更加暴力（恐怖），比性爱更加性爱（色情），比真实更加真实（拟像），比美丽更加美丽（时尚）。
因此，比我更加美丽的，你死亡；比我更加正确的，你死亡；比我更加真实的，你拟真；比我更加拟真的，你死亡……对批判性理论而言，为了完成世界的这种客观反讽，一个人必须替换致命的理论。
目睹我们的世界终有一死是更加有趣的事情，这种致死性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于我们的进程，内在于它们的表面，它们的过度驱使，它们的超级增殖，内在于我们的庸常；这种致死性同样是事物对其自身之意义的冷漠，是结果对其原因的冷漠。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原始的情境；为一种沉默的策略所驱使的恶魔的情境。这不再是面对客观秩序的主体的反讽，而是深陷于自身机制当中的事物的客观反讽——不再是否定性的历史作品，而是再重复和冒险的作品，正如我们可以在笑话（Witz），语言的这种致命策略的等价物中看到的那样。
在笑话中，语言使自身比其真正之所是更加愚笨；它逃避自身意义的辩证和串联，只是为了把自己投入狂乱邻接的进程，投入瞬时的进程，投入纯粹的邻接性（contiguity），投入纯粹的“物体性”（objectality）。语言的恶魔就寄居在它变成物的能力里，从中，我们可以期望一个主体和意义。笑话是语言的宿命：从语言陷入自身之机制的那一刻起，它就变得无意义了。这里，存在着一种激情，一种物的激情，它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重新发现世界的美学力量，它超越了突变和主体的激情。
庸常，海德格尔所谓的人在原罪之后的第二次堕落；这种庸常，成为了异常。这是现代世界的致死性，现代世界令人惊骇的深度对现实本身提出了挑战。
以致死性的庸常形式（传统的和宗教的）为基础，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庸常性的致命形式。正是在这种乏味的极限处，在这种无意义和我们体系的冷漠/无差异中，序列，延展和进程——不再是从原因到结果的进程——显现了；一种内在于事物之延展的挑战。这种挑战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超越的，如果这里还存在着一种策略，那么，它不属于任何人。这是结构和权力的一切理性规划的内在逆转。这在大众的社会行为（他们的沉默，这种沉默的过度，它完全不是被动的，而是沉默的竞价和冷漠的策略）中显而易见，同样也可以在生产的多余，市场价格的不受控制的波动，肥胖者与其身体的关系，或我们生活的千篇一律（这是第二层面的千篇一律，因为意义、信息和可见性的过度）中看到。在这里，事物运作着，仿佛有一种挑战的意志，与奴役的意志相对立：一种冷漠/无差异的天赋，它成功地把自己和意义及差异的一切规划对立起来，但它无法归于一个群体、阶级或特殊的个体。某些事物构成了一个基础（fait masse），某些事物参与了一种潜在的逆转，这种逆转和事物的旧辩证法并不一致，确切地说，是外在于旧的辩证法。这是多余的沉默逻辑，过度的沉默逻辑，过度造成的偏离的沉默逻辑，从我们策略中突然浮现的普遍可逆性的沉默逻辑，我们的处于效率顶点的体系的沉默逻辑。
我们的历史、知识和权力的太过美好的策略正在抹除自我。并不是因为它们失败了（或许，它们太过于成功），而是因为在它们的发展中，它们达到了一个死点，这个死点颠倒了它们的能量，使它们自我吞噬，让位于一种纯粹而空洞的，或疯癫而迷狂的形式。这样，处于体系扩张当中的社会就为自身创造了致死的条件。大众投入了迷狂的冷漠，投入了信息的色情，把他们置身于体系的心脏，置身于盲目而惰性的场域，从中，他们把它中性化并废除了。为了消失，大众使用信息；而信息把大众当作裹尸布来用——我们历史（我们历史之终结）的一个非凡计谋，其中，社会学家、政治家和大众媒体专家都哑然失声了。通过精致的方法论，科学被迫把物人为地再生产为拟像的模型。再一次，物采取了复仇，在我们技术的掌控中仅仅作为一种拟像而存在。不论在何处，主体似乎同时丧失了它的回转仪和参照，丧失了对事物的控制，并面临着一种权力的逆转，这种逆转曾依赖于权力的邻接性。
物和世界让自身在一瞬间（一般宇宙论中的短暂瞬间）为主体和科学所惊异，而今天它们强烈地再度坚持自己并采取了复仇（就像水晶一般！）这是我们致死性的形象，是客观反转的形象，是世界的客观逆转的形象。
“致死”的概念没有任何宿命论或启示的意味。它表明的是结果的变形（而不再是原因的变形），在一个既非决定又非偶然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注定是一种更高必然性的连续。更高的必然性将事物带向一个不可逆的点，带向一种螺旋，不再是生产的螺旋，而是消失的螺旋。从外部与主体相连的东西，支持主体消失的东西，是致命的。一切不再是人类策略的事物因此成为了一种致命的策略。这种致死性没有任何的超越可言，也无法从外部被唤起。
致死性总是起点对终点的一种预示，是终结的行列，其结果是颠覆因果的体系。跨入终结的另一边，超越这种视域，否认事物的这种永远未来的状态，是一种诱惑。那么，物，总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它没有限定，没有欲望，因为它总已经抵达终点。某种意义上，它是超限的。故而，物是主体知识无法通达的，因为任何知识都没有完结意义，超出意义，总要设置乌托邦，乌托邦总已经被创造。这恰恰让物成为了主体眼中的永恒之谜。这恰恰让物如此致命。
如果世界的复杂性只是对我们的知识隐藏起来，那么，它终将被解决。然而，如果世界是对所提供的连续解决的一种挑战，那么，即便是最精妙的假设也不会可能。因为它将自己限定于有限，世界依照科学而被逆转。它通过一种高超的计谋而调整自我，就像病毒对抗体的反应一般，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毒性。我们的知识能够在这种灵活和对抗的策略中校正它的目标。不错，它是无望的，因为一旦科学形成一种问题永远无法解决的世界观，世界本身就抵制一切的解决。即便是付出这样的代价，它还是，可以说是讽刺地，容忍自己顺从于假设。
那么，一种必然性而非人的出现，一种克服人以及主体的策略的出现，不是一个谜吗？我们如何解释物讽刺的致死性，它在我们控制和分析的程序下已经不可辨别了？是否存在着任何对物的温和开战的点，或者这种“致命的策略”只是主体的一种盲目投标，是真实的否定，是对人工迷狂的一种投入？主体如何梦想着跳过自身的阴影，陷入石头、野兽、面具、星辰的完美的沉默和命运？它无法让自身摆脱语言、欲望或自己的图像，因为物/客体只有在它被主体指定和欲望的时候，才能存在。
一件确定的事情：如果主体变成物/客体是荒谬的，那么，梦想着物/客体变成主体就是同样不合常理的。然而，这正是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意识所维护的东西。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世界成为主体，而主体成为世界。纵然这种主体性，严格地讲，是难以置信。纵然世界在它和唯物主义及科学的世界完全对立的意义上，是惊人地客观的。主体本身也是惊人地客观的，即它无法被异化。这难道不是它自身的寓言，是它透过语言和异化的镜像正在讲述的吗？如果一切都没有终点，那么，一切都在变形，一切都是它自身的寓言。除此之外，“物的命运”没有其他的意义了。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聚集和分散：从作为体系的物，到作为命运的物，从作为结构，作为结构性符号的物，到作为纯粹符号，作为“水晶”的物。在物的日常构型中，穿越主体，逆转主体与客体/物的辩证法，已经是物的执迷了。如果途径是一种为时代精神所召唤的、批判的结构主义，那么，将物从其当下的决断（使用、交换、功能、等价、目标、同一化、异化）中夺取就已经是跨入镜像之另一边的一种手段。但毕竟，物依旧被召唤着去做意指。这是调查的被动项；这既非命运，也非挑战，在如是的情境下，物最好能做的事情就是隐藏，正如我们已经告诉它的。
水晶则完全不同。它是纯粹的物，纯粹的事件，完全没有开端或终结，如今，它或许说起了自己的传奇。或许现在，在意志奴役的数个世纪后，它也开始了复仇？一切都被逆转为物的谜题，这是被赋予了激情和原始策略的物，一种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恶的天赋的物，这一天赋在根本上比主体更加邪恶、更加亲和，在一场无尽的决斗中，它成功地反抗了主体。
让我们想象一下处于激情形式当中的物。因为主体并不垄断激情——事实上，主体被保留的领域更接近行动的激情。由于物处于客观的、诱惑的和复仇的激情之位址，所以，物是被动的。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时常寻求解释和改造而非诱惑的世界，或许试图诱惑我们，而这种诱惑，就像在人的支配下一样，必然要求智能、狡诈、挑衅和复仇。如果这至今还对我们遮掩着，那是因为主体已把世界变成了自身激情的隐喻。它殖民了一切：野兽的、矿物的、星辰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但物并不是隐喻，它是激情，纯粹而简单。主体或许是一面镜子，在那里，物的激情被反射和展示出来。
如果物诱惑我们，那么，它的诱惑开始于冷漠。主体激情地欲望自由、自主、责任和差异。然而，物只有冷漠的激情。主体的激情是差异的、充满活力的、道德的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冷漠的、惰性的激情是物的激情。狡诈、沉默、从众以及意志奴役的反讽的激情，对立于自由、欲望、僭越的激情，主体的激情。内爆的激情对立于外爆的激情。总之，主体具有成为物的激情，变成物的激情——谜一样的欲望，其后果我们几乎未在任何领域中进行过评估，不论是政治的、美学的，还是性爱的，纵然我们已在主体的幻觉，在它的意志和它的表象中迷失。
水晶采取了复仇。
灵魂激情的领域，心理学和虚构两三个世纪以来的主要关注，已经极大地缩减。“驱力”的领域，只有短短五十年的关注，似乎也受到了威胁。还剩下什么？在灵魂的所有可能之运动中，只留下了两种看似冲突的运动：冷漠和焦躁。它们和灵魂的传统品质相对立。冷漠对立于灵魂渴望超越的激情的野心，而焦躁对立于传统的“灵魂之忍耐”，一种接受世界之考验的德性。实际上，这些都不再是灵魂的激情，不再是主体的激情。不再有冷漠的主体或焦躁的主体。这些是物的激情。
世界正变得冷漠，而它越是变得冷漠，它似乎就越接近一个超人事件，一种例外的终结，反射在我们不断增长的焦躁当中。不仅我们，就连历史和事件似乎也在祈求焦躁和冷漠的结合效应。
并非我是冷漠或焦躁的。世界本身似乎想要加速，想要自我加剧，对一切事物的缓慢失去了耐心，同时又陷入了冷漠。不再是我们把超越的意义或反思赋予世界。在这方面，世界的冷漠是惊人的；惊人就是事物对于我们的冷漠，然而，事物还激情地展露并扰乱着它们的表象（斯多葛学派已经在他们伟大的雄辩中表明了这一切）。
选自Jean Baudrillard, The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trans.Bernard & Caroline Schutze, ed. SylvereLotringer, New York: Semiotext(e) 1988, p.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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