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陈赓大将几乎亲历了上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个军事斗争，他的军事履历简直就是人民军队傲视国内外敌人的一面镜子：1924年5月，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两次参加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作战；1927年8月，奔赴土地革命的烽火中，相继在红四、红一方面军战斗过；1937年8月，跃马民族抗战的疆场上，与日寇周旋在太岳山区；1946年6月，挥戈解放战争的激流里，从山西大地打到云南边陲；1950年7月、1956年4月，为支援越南抗法斗争，两度参与运筹越军攻防大计；1950年12月，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出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襄助彭德怀屡败“联合国军”。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陈赓形成了经过战场检验的、极具指导价值的军事谋略艺术。
上下同欲，动员民力
《孙子兵法》上讲，“上下同欲者胜”。陈赓在黄埔军校就接触过《孙子兵法》，非常称道这句话，并由此形成了“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思想。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沦陷日寇之手，八路军第129师首长发出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对此，第386旅旅长陈赓深以为然，并高瞻远瞩地讲过，“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对日抗战应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
要“上下同欲”，就必须视百姓如父母、与人民共休戚，陈赓在这方面可谓典范。1938年4月下旬，第386旅主力挺进到河北邢台县路罗镇，听说当地红枪会私立苛捐杂税，残酷剥削村民，并公然勾结日寇。陈赓遂指挥部队以突然手段解除红枪会武装，将其首领六、七人逮捕枪决。29日下午，部队在路罗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处决这些人的理由，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还把缴获的枪支发给当地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第386旅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在邢台得到群众热烈拥护。5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鲜明的主张，模范的纪律及英勇的战斗，赢得了群众对我们加倍的热情。我们的伤者，不必经过动员，大家都抢着抬送。农民到处列队欢迎，送茶送饭。这种热烈的情绪，令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
要“动员民力”，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1938年秋，陈赓指挥第386旅2个团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第七七一团主力到平汉铁路线以西，第七七二团到同蒲铁路线以东、正太铁路线以南地区活动，并抽调干部四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对敌斗争，还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及政策，大力动员青壮年参军。由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到12月，就以七七二团的4个连为基础，在辽县（今左权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十七团）。第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也得到很大补充，旅直属队也逐步健全。”
1947年秋，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豫西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如何才能站稳脚跟呢？陈赓还是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当时，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并发动全体官兵为群众做好事，给群众扫地、挑水、喂牛、割草。许多人家轻信反动宣传逃走了，部队就在门上贴上封条，写着“房主不在家，不得擅进入！”隆冬季节，部队供应困难，大家吃粗糠、咽野菜，也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军粮难筹，部队却向群众分发粮食200万斤！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很快认清陈谢大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偷偷摸回家中，看见水满缸、地光光、肉没动、牛更肥，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心中暗暗埋怨自己：‘多好的队伍呀！只怪俺瞎了眼！’连夜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叫了回来。”
同时，在保持主力部队战斗力条件下，陈赓抽调2000多名干部去做地方工作，他还要求部队团以上机关都成立了地方工作队，每个连都设民运小组，班里还设有民运战士……摊子一铺开，群众工作也就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很快，方城、舞阳、叶县、鲁南、泌阳5县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和人民武装，成为陈赓部队的巩固后方。
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陈赓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战场。当时，陈赓经常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这句话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轻视强敌的最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是，作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记中透露隐忧：“据我这几天考察，最近部队教育较偏重于政治（当然有它的作用），对军事方面不免要松懈些；即使有些军事教育，又过于偏重制式教练，所以至今部队的战术教育还是没有开始，这是重大的损失。在今后的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为提高第386旅的战斗力，他大抓部队军事训练，从一则日记可见一斑：9月21日，“早餐后，仍到十一连。到时该连已全部在野外，准备班进攻动作的演习。因连排干部无准备，动作无秩序。我认为这样演习必无结果。当由我亲自指导，以一班作示范演习，一面动作，一面讲解，动作一段，讲评一段。下午，召集排长、班长，垂询班排近况。我讲了一些关于巩固部队的具体办法及班排长的领导方式，大家都很乐听。”一个旅长给一个班做进攻示范演习，给班、排长讲领导方式，充分说明陈赓如何深入部队，如何尽心竭力地提高部队对日军的作战能力。由于坚持“战略藐敌，战术重敌”的策略，第386旅捷报频传：10月24日、26日，重叠设伏于山西平定县七亘村，痛歼日军300左右，缴获骡马300多匹；11月2日，诱敌深入到山西昔阳县黄崖底，“仅我七七二团以突然火力袭击行进之敌，毙敌约三百，毙骡马四百余。”1938年1月，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到第386旅访问，他由衷地赞扬说：第386旅战略、战术卓越及善于联系人民，“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事开始。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却坚决支持党中央决定，并认为对付之策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1951年3月初，党中央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在乘机从昆明飞往重庆的途中，他和身边工作人员戴其萼谈话说：“你常在我身边，深知一打起仗来，我就几昼夜不睡觉，因为我反复思考，预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的对策，所以从表面看来，我指挥作战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处置临时发生的情况迅速果断。可是从战斗打响之前直至战斗结束，我的思想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我担任主要指挥任务，身系战斗、战役的成败和部队的安危，稍一疏忽，就会招致作战损失，增大部队伤亡，责任重大，所以内心处于长时间的紧张之中。……人们都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无忧无虑，成天高高兴兴。从战略方面说是这样的，我坚信革命必胜，不怕任何艰险，不计个人安危。但在战斗中我不是盲目乐天派，总担心考虑不周，招致作战损失，总怕发生意外情况，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紧张，而不能有任何松驰。”8月，陈赓抵达朝鲜战场，一过鸭绿江就想尽办法多方了解敌情我情；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他更是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部队。”
正是由于“战略藐敌，战术重敌”，陈赓直接指挥的战役、战斗无往不利。
示形动敌，张网以待
《孙子兵法》讲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大意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他只要采取一个佯动，敌人一定会被调动过来；给敌人一点甜头，敌人一定会照单全收。用小利调动敌人就范，再部署部队痛击敌人。陈赓经常揣摩“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之术，并琢磨出“示形动敌，张网以待”战法。
1939春天，陈赓指挥八路军三个团活跃在冀南、鲁西北，频频给日军以打击。但是，由于平原地形不利大战，敌人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仍然盛气凌人，每次遭到八路军袭击，都必然派兵追击，进行报复。有鉴于此，陈赓打算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布置一个圈套引诱敌人，打它一个诱伏歼灭战。这个设想上报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迅速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想法很好，鬼子是势利的东西……他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必然不服气急于报复。……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个冷不防。关键是地形要选好。”于是，陈赓派人寻找有利地形：“自古战争是最讲究地形的，我们要想尽办法注意选择有利于我军设伏，而不利于敌人行动的理想地形。”很快，找到了一个可以作为诱伏敌人的好“口袋”。它地处河北威县南端香城固村西北方，是一个带形的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丛丛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十分倾斜，形成一个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洼地，长有2里半地，两边沙岗高达数丈。这两边沙岗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把洼地紧紧地夹在了中间。陈赓看完地形，立即排兵布阵：“一、设伏部队，一定要构筑好防御工事，作好伪装，隐蔽好部队。……决不能让日军进村负隅顽抗，一定要将鬼子兵堵在村外歼灭之。二、担任诱伏任务的部队，要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进入城内，以短兵火力给日军以杀伤，既要把鬼子兵打得痛，打得狠，又要能够迅速撤离。使日军误以为我们是些不堪一击的游击队，才敢于远离其巢穴，孤军出城向我军‘钓鱼’部队实施深追。三、当日军已经上当，钻入我军设伏的‘口袋’之后，……要迅速前出到香城固正北方向，扎死‘口袋’。这样就可以使日本鬼子处于腹背受击的困境，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
在陈赓的安排下，八路军连续3天袭击威县县城，千方百计引诱日军出城报复，日军终于被激怒。2月10日下午，日军第十师团第40联队出动一个加强中队250多人，乘坐9辆汽车，带着机枪、步炮，气势汹汹地追击着八路军“钓鱼”部队，向香城固村扑来。下午4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圈，顷刻全军覆没。
捷报传来，刘伯承非常赞赏：“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他还为这次战斗总结了经验：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八路军的骄纵心理；二是善于把敌人诱导到机动的围攻位置，而且把附近房屋都占领了，让日军没有办法固守，也没有办法逃脱。
1947年冬，在蒋介石严令下，敌李铁军第五兵团气势汹汹地扑来，欲与陈赓所部在豫西地区进行决战。陈赓清醒地意识到，贸然与敌硬拼不仅没有把握全歼敌人，而且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为了在有利时机歼灭敌第五兵团，遂决心以第13旅等部伪装成主力，采用“牵牛战术”，调动敌第五兵团奔波于伏牛山区，而我主力则隐蔽待机，寻找有利战机。
根据陈赓的部署，第13旅等部迅速南下镇平方向。为了造成主力部队行动的声势，该旅将部队分成多路行军，展开成宽大的开进正面。他们每进一个村庄，就修起许多锅台，到处点起烟火。很快，老乡们奔走相告：“老八路过来啦！光骡子、马匹就过了半夜！我们村夜里住了好几千人，村口路边修的尽是锅台。”消息不胫而走，可李铁军老奸巨滑，仅派出一个旅来试探、盯梢，主力仍不肯轻举妄动。在陈赓电示下，第13旅等部又对镇平大打出手，完全是主力部队行动的架势。这时，李铁军才信以为真，亲自指挥主力跟踪而来。第13旅等部又从镇平撤出，撤撤打打，走走停停，促使敌人紧追不舍。就这样，一连几个月，李铁军始终把我担负“牵牛”任务的部队误认为主力，被我牵着“鼻子”转圈子，弄得精疲力竭。最后，当李铁军部“武装游行”到西峡县西南的祝王寨、金刚寺一带时，陈赓指挥主力早已摆好了聚歼的阵势，李铁军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围城打援，两面开花
公元前353年，魏国大军咄咄逼人，赵国都城邯郸危急。担心唇亡齿寒，齐国决定出兵救赵。照常理用兵，齐军应该驰赴赵国。不过，智囊孙膑高人一筹，建议齐国大将田忌：“攻其所必救”，奔袭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迫使攻赵魏军撤兵回救；这样一来，既能为赵国解围，又能收拾疲于奔命的魏军。田忌采纳了这个方略，攻赵魏军果然放弃了邯郸，十万火急地回师自救，却被在桂陵（今山东荷泽东北）设伏的齐军打得大败，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典故。桂陵之战，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围城打援”的鼻祖。陈赓熟悉这一典故，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继承发展，力求既围歼守敌，又重创援敌，遂形成了“围城打援，两面开花”的策略。
1947年1月中旬，陈赓部与王震部联合作战，他们决定“围城打援，两面开花”：围攻山西汾阳、孝义两城，吸引敌援，主要争取重创援军，有可能时则攻占两城。1月17日夜，汾孝战役发起，经一夜激战，解放孝义。同时，又把汾阳围得水泄不通。
汾阳、孝义，是晋中平原的门户；汾阳被围、孝义失守，自然让山西军阀阎锡山震惊。为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亲自出马到平遥地区指挥其9个师和由伪军改编的2个纵队，于18日兵分三路向汾阳、孝义地区进发，扬言要夺回孝义，解围汾阳。
当时，南路敌军战斗力最强、兵力最多，总指挥孙楚讲话调门也最高，他通过报话机和将领们议论什么“收复孝义很有把握”，陈赓部无非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叫部下不要为陈赓所迷惑，必须按时攻占孝义城，并做好追击陈赓部队的准备云云。
经过再三权衡，陈赓说：“就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也逃避不了‘骄兵必败’的规律。阎老西儿的这些卵翼部队，既无战斗力，又自大轻敌，焉能不败？咱们就拿孙楚开刀吧！”
21日下午3时许，孙楚部8个团冒进至东盘梁、北窑村一线。陈赓一声令下，伏击部队像是出弦的箭。孙楚部很快瓦解，主力5个团就歼。
1950年7月，越南军队准备发动边界战役，夺取法军驻守的与我国广西省交界的重镇高平。由于高平工事坚固，利于防守，守军又系精锐部队，直接进攻高平显然不是良策。在研究敌情的过程中，陈赓注意到法军部署的一个弱点：在高平至谅山（由西北而东南）这一防线上，法军顺着所谓“四号公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蛇头高平、蛇尾谅山兵力雄厚，工事坚固，而中间的东溪、七溪等据点则兵力单薄；东溪、七溪一旦遭到攻击，要靠高平、谅山法军出援；况且，东溪、七溪地处崎岖山地，便于越军设伏。由此，陈赓大胆设想：不去进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进攻“四号公路”上最小的据点东溪——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高平，并打击出援的谅山之敌。显然，这是“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7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9月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陈赓参与指挥的边界战役拉开帷幕。到18日上午，越军攻下东溪，全歼守军260多人，这是越军第一次夺取由2个连法军守备的据点。随后，陈赓又在东溪附近暗伏精兵：2个团摆在东溪，3个团摆在东南方向高地，2个营摆在西南方向高地，形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10月初，为打通“四号公路”，七溪法军大部（勒巴热中校指挥）北上进攻东溪，进入“口袋阵”。由于越军一时疏忽，勒巴热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陈赓指挥越军南追，把敌人团团包围在谷社山地。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的攻势所震惊，命令高平守军1000多人（沙格东上校指挥）弃城南援，七溪法军余部（那本上校指挥）几乎倾巢而出北援。面对强敌的南北对进，越军前线指挥部曾经动摇。陈赓还是坚持“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并于10月6日得到毛泽东电报支持：“先集中主力歼灭谷社山地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到10月9日，勒巴热部、沙格东部相继全军覆没，两人被活捉；那本上校见势不妙，仓皇南撤，一路逃回七溪。
在陈赓“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下，越军不战而下高平，并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
上智为间，情报决胜
《孙子兵法》有言，“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简言之，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帅，能用高智商的人做间谍，一定能成就大功业；这是用兵作战的首要之事，因为全军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去采取行动。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达4年之久的陈赓，非常重视情报工作，视之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并形成了“上智为间，情报决胜”的策略思想。
1941年4月，面对日军、伪军、蒋顽的夹攻，陈赓决定向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接见了共产党员高庆魁，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让你到白晋铁路上的长治城里去搞情报工作。”高庆奎措手不及，担心自己应付不了。
陈赓当然不会乱用人，他心中有谱：“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至于如何搞情报工作，陈赓拿给高庆奎一份《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并在百忙之中断断续续给高庆奎讲了3个月的课。为振聋发聩，陈赓在讲课中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1942年2月14日，高庆奎秘密潜入长治市，配备着陈赓关注的两部电台：一部设在屯留县余吾镇东北的游击区内，代号为丰隆号；另一部设在山西省城太原市，代号为大丰号。必要时，他还可以借用临汾东山武工队的电台，代号为恒丰号。自从高庆奎进入长治，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了如指掌。很快，高庆奎还在长治日军司令部争取了会讲一口流利日语、掌握军事机密的山西人纪群，他为八路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1942年7月9日，纪群报告：太原日军近2000人及伪军1000人突然到达长治，而长治驻军却无调走的迹象。陈赓接报后，判断敌人要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袭击，遂进行了应急部署，敌人自然大败而归。8月13日，纪群又送来情报：“日军正在太行区‘扫荡’，准备于15日夜12时集结，越过白晋铁路，‘扫荡’太岳区。”根据纪群的情报，陈赓采取“敌进我进”之策，以小部队和民兵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深入敌占区“大闹天宫”。结果，敌人在抗日根据地寻不到便宜，老巢又频频告急，硬撑了半个月，草草收兵。
在同蒲铁路线上，陈赓也建立了秘密情报站。
1940年6月，山西军阀部队投降日军，陈赓指派共产党员陈涛趁机打入敌营，进入临汾做情报工作。他为人精明强干，竟然逐渐取得日军信任，被委任为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司令。这支部队600多人，编为6个中队，分布在约50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南段上。通过“大汉义军”这个关系，陈赓多次事先获得了日军准备“扫荡”的确切情报，既避免了损失，也沉重打击了敌人。后来，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准备成立情报班，有意让陈涛去当情报班班长。情况上报，这引起了太岳军区情报站内部的争论，有人说：“那个班长有什么意思？就管10来个人，与‘大汉义军’司令不能相比。”陈赓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当上这个情报班长。别看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很小，但是个搜集敌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如能当上，就必须当稳当‘好’。不仅要用假情报欺骗、麻痹敌人，还要分析敌人的情报要求，研究敌军的动向、意图，变敌人的耳目为我们的耳目。……因此，情报班长是个比伪军司令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努力争取。”
按照陈赓指示，陈涛当上了情报班长，他晚年敬佩地回忆说：“确如陈司令员所估计的，情报班成为我们观察敌人动静的视孔和与其进行情报斗争的基地。”陈涛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地下工作了5年，他们提供的情报为对敌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比如，多次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阎锡山部队的反共投敌活动；1943年10月韩略村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
历史定位：“与彭、刘、林并肩迈进”
早在1947年8月6日，陈毅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就这样高度评价过陈赓：“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彭德怀）、刘（刘伯承）、林（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今天，后人重温陈赓的军事谋略艺术，无不承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署名发表的《文韬武略一代名将，为国为民功勋卓著——纪念陈赓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所总结的：“陈赓是与多种‘对手’较量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作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陈赓大将几乎亲历了上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个军事斗争，他的军事履历简直就是人民军队傲视国内外敌人的一面镜子：1924年5月，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两次参加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作战；1927年8月，奔赴土地革命的烽火中，相继在红四、红一方面军战斗过；1937年8月，跃马民族抗战的疆场上，与日寇周旋在太岳山区；1946年6月，挥戈解放战争的激流里，从山西大地打到云南边陲；1950年7月、1956年4月，为支援越南抗法斗争，两度参与运筹越军攻防大计；1950年12月，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出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襄助彭德怀屡败“联合国军”。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陈赓形成了经过战场检验的、极具指导价值的军事谋略艺术。
上下同欲，动员民力
《孙子兵法》上讲，“上下同欲者胜”。陈赓在黄埔军校就接触过《孙子兵法》，非常称道这句话，并由此形成了“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思想。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沦陷日寇之手，八路军第129师首长发出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对此，第386旅旅长陈赓深以为然，并高瞻远瞩地讲过，“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对日抗战应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
要“上下同欲”，就必须视百姓如父母、与人民共休戚，陈赓在这方面可谓典范。1938年4月下旬，第386旅主力挺进到河北邢台县路罗镇，听说当地红枪会私立苛捐杂税，残酷剥削村民，并公然勾结日寇。陈赓遂指挥部队以突然手段解除红枪会武装，将其首领六、七人逮捕枪决。29日下午，部队在路罗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处决这些人的理由，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还把缴获的枪支发给当地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第386旅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在邢台得到群众热烈拥护。5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鲜明的主张，模范的纪律及英勇的战斗，赢得了群众对我们加倍的热情。我们的伤者，不必经过动员，大家都抢着抬送。农民到处列队欢迎，送茶送饭。这种热烈的情绪，令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
要“动员民力”，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1938年秋，陈赓指挥第386旅2个团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第七七一团主力到平汉铁路线以西，第七七二团到同蒲铁路线以东、正太铁路线以南地区活动，并抽调干部四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对敌斗争，还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及政策，大力动员青壮年参军。由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到12月，就以七七二团的4个连为基础，在辽县（今左权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十七团）。第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也得到很大补充，旅直属队也逐步健全。”
1947年秋，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豫西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如何才能站稳脚跟呢？陈赓还是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当时，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并发动全体官兵为群众做好事，给群众扫地、挑水、喂牛、割草。许多人家轻信反动宣传逃走了，部队就在门上贴上封条，写着“房主不在家，不得擅进入！”隆冬季节，部队供应困难，大家吃粗糠、咽野菜，也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军粮难筹，部队却向群众分发粮食200万斤！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很快认清陈谢大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偷偷摸回家中，看见水满缸、地光光、肉没动、牛更肥，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心中暗暗埋怨自己：‘多好的队伍呀！只怪俺瞎了眼！’连夜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叫了回来。”
同时，在保持主力部队战斗力条件下，陈赓抽调2000多名干部去做地方工作，他还要求部队团以上机关都成立了地方工作队，每个连都设民运小组，班里还设有民运战士……摊子一铺开，群众工作也就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很快，方城、舞阳、叶县、鲁南、泌阳5县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和人民武装，成为陈赓部队的巩固后方。
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陈赓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战场。当时，陈赓经常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这句话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轻视强敌的最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是，作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记中透露隐忧：“据我这几天考察，最近部队教育较偏重于政治（当然有它的作用），对军事方面不免要松懈些；即使有些军事教育，又过于偏重制式教练，所以至今部队的战术教育还是没有开始，这是重大的损失。在今后的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为提高第386旅的战斗力，他大抓部队军事训练，从一则日记可见一斑：9月21日，“早餐后，仍到十一连。到时该连已全部在野外，准备班进攻动作的演习。因连排干部无准备，动作无秩序。我认为这样演习必无结果。当由我亲自指导，以一班作示范演习，一面动作，一面讲解，动作一段，讲评一段。下午，召集排长、班长，垂询班排近况。我讲了一些关于巩固部队的具体办法及班排长的领导方式，大家都很乐听。”一个旅长给一个班做进攻示范演习，给班、排长讲领导方式，充分说明陈赓如何深入部队，如何尽心竭力地提高部队对日军的作战能力。由于坚持“战略藐敌，战术重敌”的策略，第386旅捷报频传：10月24日、26日，重叠设伏于山西平定县七亘村，痛歼日军300左右，缴获骡马300多匹；11月2日，诱敌深入到山西昔阳县黄崖底，“仅我七七二团以突然火力袭击行进之敌，毙敌约三百，毙骡马四百余。”1938年1月，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到第386旅访问，他由衷地赞扬说：第386旅战略、战术卓越及善于联系人民，“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事开始。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却坚决支持党中央决定，并认为对付之策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1951年3月初，党中央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在乘机从昆明飞往重庆的途中，他和身边工作人员戴其萼谈话说：“你常在我身边，深知一打起仗来，我就几昼夜不睡觉，因为我反复思考，预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的对策，所以从表面看来，我指挥作战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处置临时发生的情况迅速果断。可是从战斗打响之前直至战斗结束，我的思想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我担任主要指挥任务，身系战斗、战役的成败和部队的安危，稍一疏忽，就会招致作战损失，增大部队伤亡，责任重大，所以内心处于长时间的紧张之中。……人们都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无忧无虑，成天高高兴兴。从战略方面说是这样的，我坚信革命必胜，不怕任何艰险，不计个人安危。但在战斗中我不是盲目乐天派，总担心考虑不周，招致作战损失，总怕发生意外情况，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紧张，而不能有任何松驰。”8月，陈赓抵达朝鲜战场，一过鸭绿江就想尽办法多方了解敌情我情；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他更是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部队。”
正是由于“战略藐敌，战术重敌”，陈赓直接指挥的战役、战斗无往不利。
示形动敌，张网以待
《孙子兵法》讲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大意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他只要采取一个佯动，敌人一定会被调动过来；给敌人一点甜头，敌人一定会照单全收。用小利调动敌人就范，再部署部队痛击敌人。陈赓经常揣摩“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之术，并琢磨出“示形动敌，张网以待”战法。
1939春天，陈赓指挥八路军三个团活跃在冀南、鲁西北，频频给日军以打击。但是，由于平原地形不利大战，敌人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仍然盛气凌人，每次遭到八路军袭击，都必然派兵追击，进行报复。有鉴于此，陈赓打算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布置一个圈套引诱敌人，打它一个诱伏歼灭战。这个设想上报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迅速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想法很好，鬼子是势利的东西……他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必然不服气急于报复。……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个冷不防。关键是地形要选好。”于是，陈赓派人寻找有利地形：“自古战争是最讲究地形的，我们要想尽办法注意选择有利于我军设伏，而不利于敌人行动的理想地形。”很快，找到了一个可以作为诱伏敌人的好“口袋”。它地处河北威县南端香城固村西北方，是一个带形的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丛丛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十分倾斜，形成一个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洼地，长有2里半地，两边沙岗高达数丈。这两边沙岗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把洼地紧紧地夹在了中间。陈赓看完地形，立即排兵布阵：“一、设伏部队，一定要构筑好防御工事，作好伪装，隐蔽好部队。……决不能让日军进村负隅顽抗，一定要将鬼子兵堵在村外歼灭之。二、担任诱伏任务的部队，要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进入城内，以短兵火力给日军以杀伤，既要把鬼子兵打得痛，打得狠，又要能够迅速撤离。使日军误以为我们是些不堪一击的游击队，才敢于远离其巢穴，孤军出城向我军‘钓鱼’部队实施深追。三、当日军已经上当，钻入我军设伏的‘口袋’之后，……要迅速前出到香城固正北方向，扎死‘口袋’。这样就可以使日本鬼子处于腹背受击的困境，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
在陈赓的安排下，八路军连续3天袭击威县县城，千方百计引诱日军出城报复，日军终于被激怒。2月10日下午，日军第十师团第40联队出动一个加强中队250多人，乘坐9辆汽车，带着机枪、步炮，气势汹汹地追击着八路军“钓鱼”部队，向香城固村扑来。下午4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圈，顷刻全军覆没。
捷报传来，刘伯承非常赞赏：“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他还为这次战斗总结了经验：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八路军的骄纵心理；二是善于把敌人诱导到机动的围攻位置，而且把附近房屋都占领了，让日军没有办法固守，也没有办法逃脱。
1947年冬，在蒋介石严令下，敌李铁军第五兵团气势汹汹地扑来，欲与陈赓所部在豫西地区进行决战。陈赓清醒地意识到，贸然与敌硬拼不仅没有把握全歼敌人，而且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为了在有利时机歼灭敌第五兵团，遂决心以第13旅等部伪装成主力，采用“牵牛战术”，调动敌第五兵团奔波于伏牛山区，而我主力则隐蔽待机，寻找有利战机。
根据陈赓的部署，第13旅等部迅速南下镇平方向。为了造成主力部队行动的声势，该旅将部队分成多路行军，展开成宽大的开进正面。他们每进一个村庄，就修起许多锅台，到处点起烟火。很快，老乡们奔走相告：“老八路过来啦！光骡子、马匹就过了半夜！我们村夜里住了好几千人，村口路边修的尽是锅台。”消息不胫而走，可李铁军老奸巨滑，仅派出一个旅来试探、盯梢，主力仍不肯轻举妄动。在陈赓电示下，第13旅等部又对镇平大打出手，完全是主力部队行动的架势。这时，李铁军才信以为真，亲自指挥主力跟踪而来。第13旅等部又从镇平撤出，撤撤打打，走走停停，促使敌人紧追不舍。就这样，一连几个月，李铁军始终把我担负“牵牛”任务的部队误认为主力，被我牵着“鼻子”转圈子，弄得精疲力竭。最后，当李铁军部“武装游行”到西峡县西南的祝王寨、金刚寺一带时，陈赓指挥主力早已摆好了聚歼的阵势，李铁军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围城打援，两面开花
公元前353年，魏国大军咄咄逼人，赵国都城邯郸危急。担心唇亡齿寒，齐国决定出兵救赵。照常理用兵，齐军应该驰赴赵国。不过，智囊孙膑高人一筹，建议齐国大将田忌：“攻其所必救”，奔袭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迫使攻赵魏军撤兵回救；这样一来，既能为赵国解围，又能收拾疲于奔命的魏军。田忌采纳了这个方略，攻赵魏军果然放弃了邯郸，十万火急地回师自救，却被在桂陵（今山东荷泽东北）设伏的齐军打得大败，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典故。桂陵之战，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围城打援”的鼻祖。陈赓熟悉这一典故，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继承发展，力求既围歼守敌，又重创援敌，遂形成了“围城打援，两面开花”的策略。
1947年1月中旬，陈赓部与王震部联合作战，他们决定“围城打援，两面开花”：围攻山西汾阳、孝义两城，吸引敌援，主要争取重创援军，有可能时则攻占两城。1月17日夜，汾孝战役发起，经一夜激战，解放孝义。同时，又把汾阳围得水泄不通。
汾阳、孝义，是晋中平原的门户；汾阳被围、孝义失守，自然让山西军阀阎锡山震惊。为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亲自出马到平遥地区指挥其9个师和由伪军改编的2个纵队，于18日兵分三路向汾阳、孝义地区进发，扬言要夺回孝义，解围汾阳。
当时，南路敌军战斗力最强、兵力最多，总指挥孙楚讲话调门也最高，他通过报话机和将领们议论什么“收复孝义很有把握”，陈赓部无非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叫部下不要为陈赓所迷惑，必须按时攻占孝义城，并做好追击陈赓部队的准备云云。
经过再三权衡，陈赓说：“就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也逃避不了‘骄兵必败’的规律。阎老西儿的这些卵翼部队，既无战斗力，又自大轻敌，焉能不败？咱们就拿孙楚开刀吧！”
21日下午3时许，孙楚部8个团冒进至东盘梁、北窑村一线。陈赓一声令下，伏击部队像是出弦的箭。孙楚部很快瓦解，主力5个团就歼。
1950年7月，越南军队准备发动边界战役，夺取法军驻守的与我国广西省交界的重镇高平。由于高平工事坚固，利于防守，守军又系精锐部队，直接进攻高平显然不是良策。在研究敌情的过程中，陈赓注意到法军部署的一个弱点：在高平至谅山（由西北而东南）这一防线上，法军顺着所谓“四号公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蛇头高平、蛇尾谅山兵力雄厚，工事坚固，而中间的东溪、七溪等据点则兵力单薄；东溪、七溪一旦遭到攻击，要靠高平、谅山法军出援；况且，东溪、七溪地处崎岖山地，便于越军设伏。由此，陈赓大胆设想：不去进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进攻“四号公路”上最小的据点东溪——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高平，并打击出援的谅山之敌。显然，这是“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7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9月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陈赓参与指挥的边界战役拉开帷幕。到18日上午，越军攻下东溪，全歼守军260多人，这是越军第一次夺取由2个连法军守备的据点。随后，陈赓又在东溪附近暗伏精兵：2个团摆在东溪，3个团摆在东南方向高地，2个营摆在西南方向高地，形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10月初，为打通“四号公路”，七溪法军大部（勒巴热中校指挥）北上进攻东溪，进入“口袋阵”。由于越军一时疏忽，勒巴热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陈赓指挥越军南追，把敌人团团包围在谷社山地。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的攻势所震惊，命令高平守军1000多人（沙格东上校指挥）弃城南援，七溪法军余部（那本上校指挥）几乎倾巢而出北援。面对强敌的南北对进，越军前线指挥部曾经动摇。陈赓还是坚持“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并于10月6日得到毛泽东电报支持：“先集中主力歼灭谷社山地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到10月9日，勒巴热部、沙格东部相继全军覆没，两人被活捉；那本上校见势不妙，仓皇南撤，一路逃回七溪。
在陈赓“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下，越军不战而下高平，并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
上智为间，情报决胜
《孙子兵法》有言，“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简言之，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帅，能用高智商的人做间谍，一定能成就大功业；这是用兵作战的首要之事，因为全军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去采取行动。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达4年之久的陈赓，非常重视情报工作，视之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并形成了“上智为间，情报决胜”的策略思想。
1941年4月，面对日军、伪军、蒋顽的夹攻，陈赓决定向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接见了共产党员高庆魁，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让你到白晋铁路上的长治城里去搞情报工作。”高庆奎措手不及，担心自己应付不了。
陈赓当然不会乱用人，他心中有谱：“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至于如何搞情报工作，陈赓拿给高庆奎一份《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并在百忙之中断断续续给高庆奎讲了3个月的课。为振聋发聩，陈赓在讲课中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1942年2月14日，高庆奎秘密潜入长治市，配备着陈赓关注的两部电台：一部设在屯留县余吾镇东北的游击区内，代号为丰隆号；另一部设在山西省城太原市，代号为大丰号。必要时，他还可以借用临汾东山武工队的电台，代号为恒丰号。自从高庆奎进入长治，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了如指掌。很快，高庆奎还在长治日军司令部争取了会讲一口流利日语、掌握军事机密的山西人纪群，他为八路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1942年7月9日，纪群报告：太原日军近2000人及伪军1000人突然到达长治，而长治驻军却无调走的迹象。陈赓接报后，判断敌人要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袭击，遂进行了应急部署，敌人自然大败而归。8月13日，纪群又送来情报：“日军正在太行区‘扫荡’，准备于15日夜12时集结，越过白晋铁路，‘扫荡’太岳区。”根据纪群的情报，陈赓采取“敌进我进”之策，以小部队和民兵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深入敌占区“大闹天宫”。结果，敌人在抗日根据地寻不到便宜，老巢又频频告急，硬撑了半个月，草草收兵。
在同蒲铁路线上，陈赓也建立了秘密情报站。
1940年6月，山西军阀部队投降日军，陈赓指派共产党员陈涛趁机打入敌营，进入临汾做情报工作。他为人精明强干，竟然逐渐取得日军信任，被委任为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司令。这支部队600多人，编为6个中队，分布在约50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南段上。通过“大汉义军”这个关系，陈赓多次事先获得了日军准备“扫荡”的确切情报，既避免了损失，也沉重打击了敌人。后来，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准备成立情报班，有意让陈涛去当情报班班长。情况上报，这引起了太岳军区情报站内部的争论，有人说：“那个班长有什么意思？就管10来个人，与‘大汉义军’司令不能相比。”陈赓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当上这个情报班长。别看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很小，但是个搜集敌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如能当上，就必须当稳当‘好’。不仅要用假情报欺骗、麻痹敌人，还要分析敌人的情报要求，研究敌军的动向、意图，变敌人的耳目为我们的耳目。……因此，情报班长是个比伪军司令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努力争取。”
按照陈赓指示，陈涛当上了情报班长，他晚年敬佩地回忆说：“确如陈司令员所估计的，情报班成为我们观察敌人动静的视孔和与其进行情报斗争的基地。”陈涛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地下工作了5年，他们提供的情报为对敌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比如，多次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阎锡山部队的反共投敌活动；1943年10月韩略村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
历史定位：“与彭、刘、林并肩迈进”
早在1947年8月6日，陈毅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就这样高度评价过陈赓：“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彭德怀）、刘（刘伯承）、林（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今天，后人重温陈赓的军事谋略艺术，无不承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署名发表的《文韬武略一代名将，为国为民功勋卓著——纪念陈赓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所总结的：“陈赓是与多种‘对手’较量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