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大学
结 课 论 文
行政管理专业
课程名称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姓 名 张迎
班 级 行管09-1班
学 号 11094905
2012年6月19日
政治生活中的精英与大众
摘 要：“大众时代”是一个语言性和批判性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味着“大众人”行使完全的社会权力的世界。大众由于其自身缺乏理性和逻辑习惯，终究不能代替精英运作政治生活。精英们以理念为手段，赋予大众统一的意志，使大众集结在他们周围，发挥大众潜在的力量推动政治运动。
关键字：大众时代 精英 政治生活
“大众”的概念是跨阶级的，“大众”并不是简单地“劳动阶级”、“普通人”而与精英对立的，这只是一种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一种心智状态，在“大众”中可能有高贵的心智，“精英”也可能有平庸的低劣的资质。
大众和精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前者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纯粹数量的权威，给政府无限增加的权力，后者的价值则是质量上的，它是一种引领社会、创造文化和控制政治的力量，它对大众的影响与操控源自富于理性逻辑的主义、信念或高尚品格。从观念上看，大众与精英是对立的，象征着群体与个人，冲动与理性，无知与自觉，被领导与领导等对抗关系。大众憎恨精英阶层的剥削、压迫和统治，但又很矛盾的依赖于某一个领袖或听从于某一群精英的号召，他们常常会因为一位杰出的充满个人魅力的英雄人物而集结在一起，成为英雄的大众。而精英从理性推理出发，不敢无视大众的存在，他们或者以其利益实现的依托、借口或工具，或者对大众敬而远之，谨慎的护卫着可能受嫉妒、受冲击的既得利益、特权或地位。
但在现实世界中，大众与精英互相借用，大众提供不容辩驳的合法性，构成人民主权等传说；精英则提供信念、主义或个人魅力，成为大众英雄。没有领袖，人民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不能引导自己运动，但如果没有大众，那精英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不能称之为领袖。
一、“大众时代”的到来
“大众时代”是一个语言性和批判性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反映了众多保守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对“时代危机”的大致相同的诊断。“大众时代”的断言是建立在最群体心理认知与恐惧之上的，勒庞和加塞特从心理学上发出“大众时代的到来”这种惊呼。奥尔特加·加塞特不安于“大众反叛”对欧洲文明生活的破坏，而勒庞先前就预言“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
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产生的必然前奏”。
“大众时代”是相对于“精英时代”而言的，大众时代意味着“大众人”行使完全的社会权力的世界，意味着一个个个体性的公民权力被反个体性的社会权力取消的世界。奥尔特加·加塞特把其定义为公共生活中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这种现象。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发现大众正在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文明开拓的空地，使用着文明创造的工具。在传统的社会中，组成大众的人一直存在，但没有人把他们整体的视为大众，他们以个体或者小群体的方式散布于世界，各自占据着一块地盘。到了20世纪，原先分散的个体成为一个凝聚体，到处都表现出集结的状态，大众就这样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并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过去大众并未被人们注意过，而今却成了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大众时代就这样来临。
大众时代也可以用人际关系之间距离的变化来理解，一方面贫富分化，阶层和阶级等社会原因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了，另一方面人们又凝聚在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中。人们加强了紧密性，缩短距离，目的在于克服恐惧，这是大众社会产生的除社会性外的生物性因素。
由于平等观念的传播，个人逐渐跨越自定的界限逐渐结成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勒庞断言：“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样一种大众时代的逼近是很可怕的，在勒庞看来“创造和领导文明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1]，群众不懂的创造和领导，他们的明确任务就是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而这个“群体时代”表现在观念的变迁上，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广泛普及。
加塞特和勒庞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如果说大众时代不是他们最早设想出来的，他们也过分夸大和渲染了。虽然大众施于政治和社会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但宣称大众时代即意味着一个无意识的野蛮群体的统治无疑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他们的目的在于试图为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困局寻找出路，结束西方因权威危机、信仰危机而不得不面对混乱局面。他们认为传统民主正面临新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理念正在被修改，“在这种民主之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2]显然对大众的谴责和对大众时代的恐惧就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结果。
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少有结果，大部分努力都不太成功。20世纪相当部分的政治变革都表达了大众对公共生活的支配欲望，即使否认存在“大众时代”，否认“大众政府”将取代“议会制政府”的奥克肖特，也不得不承认“大众人”
已经出现。
即使大众的直接统治在现有政治制度条件下并不现实，但是现代科技如此发达，大众显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对政治进行评论甚至参与其中，如加塞特所言，传统的个人日益凝聚结合成一个抽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自由民主政治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不过总整体上说，大众仍然是不可能僭取那些只属于少数精英的活动，政治运作仍然是专业人士的事情。
二、精英在大众运动中的作用
沿着西方近代政治变革的脉络，我们可以全面领略精神领袖与普通大众的心理互动关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实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更替，是精英之间的交易与竞争，几乎可以说革命的议题与人民没什么相干，但人民为什么会卷入这场运动？当时的议会在与王权之间的斗争中需要普通民众加入其中，精英阶层援引了“人民主权”原则，它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但是构建了支持它的情感基础后便向政府保证说他们拥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是这种思想发挥了作用使资产阶级革命很快演变成一场大众革命。法国大革命说明了大众参与需要启发、鼓动或者许诺，领袖或精英并非神话般的人物，他们真实的存在与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是政治斗争的主角。
法国大革命中的巴贝夫主义者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认为人民喜欢固守成规，永远不可能自觉意识到参与变革。“热月政变”后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混乱，他们仍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任何事情漠不关心。这就是大众的常态，但大革命需要打破常态，因而没有领袖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不会这样风起云涌。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大众是消极散漫的，缺乏自主的个提议是，甚至不知道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让他们自己和别人知道他的力量，使得大众的参与具有意义是精英的任务，这样大众的天生顺从催生了合适的领袖，而领袖又能作为大众的主人出现，因为只有他可以引导大众朝一个目标前进，大众缺乏对个体以外其他事务的关注，谁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他们就追随和支持谁，精英要动员人民参加一场暂时无法稳定的变革必须提供足够强烈的刺激，提供足够诱惑力的思想观念，这样大众才能放弃守成的习性参与到大革命中，这样，大众与领袖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伙伴关系，大众在领袖的鼓动下大众顺从者领袖但是很敏感，领袖指挥者大众却又受大众的监督。
领袖需要赋予群众单一的意志，并要求他们无条件的服从，但是由于大众是很难顺从理性的，即使一个理想信念背后有严谨的理性逻辑思维支撑，它也不能
直截了当的以理性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因此，唯一能够对大众产生影响的是以想象的形式激发情感，这种情感不必导致冷静的思考，它只要带来所需要的冲动和刺激就够了。大众缺乏逻辑能力和理性习惯，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们并没有多少经验，这正是精英或领袖争取大众支持的机会。
几乎在所有政治革命中都会看到领袖的作用，他们也许并没有创立什么理念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但他们精确地知道如何使理念成为手段，利用它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吸引支持者。
参考文献 [1]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5页
[2] [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9页
中国矿业大学
结 课 论 文
行政管理专业
课程名称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姓 名 张迎
班 级 行管09-1班
学 号 11094905
2012年6月19日
政治生活中的精英与大众
摘 要：“大众时代”是一个语言性和批判性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味着“大众人”行使完全的社会权力的世界。大众由于其自身缺乏理性和逻辑习惯，终究不能代替精英运作政治生活。精英们以理念为手段，赋予大众统一的意志，使大众集结在他们周围，发挥大众潜在的力量推动政治运动。
关键字：大众时代 精英 政治生活
“大众”的概念是跨阶级的，“大众”并不是简单地“劳动阶级”、“普通人”而与精英对立的，这只是一种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一种心智状态，在“大众”中可能有高贵的心智，“精英”也可能有平庸的低劣的资质。
大众和精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前者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纯粹数量的权威，给政府无限增加的权力，后者的价值则是质量上的，它是一种引领社会、创造文化和控制政治的力量，它对大众的影响与操控源自富于理性逻辑的主义、信念或高尚品格。从观念上看，大众与精英是对立的，象征着群体与个人，冲动与理性，无知与自觉，被领导与领导等对抗关系。大众憎恨精英阶层的剥削、压迫和统治，但又很矛盾的依赖于某一个领袖或听从于某一群精英的号召，他们常常会因为一位杰出的充满个人魅力的英雄人物而集结在一起，成为英雄的大众。而精英从理性推理出发，不敢无视大众的存在，他们或者以其利益实现的依托、借口或工具，或者对大众敬而远之，谨慎的护卫着可能受嫉妒、受冲击的既得利益、特权或地位。
但在现实世界中，大众与精英互相借用，大众提供不容辩驳的合法性，构成人民主权等传说；精英则提供信念、主义或个人魅力，成为大众英雄。没有领袖，人民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不能引导自己运动，但如果没有大众，那精英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不能称之为领袖。
一、“大众时代”的到来
“大众时代”是一个语言性和批判性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反映了众多保守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对“时代危机”的大致相同的诊断。“大众时代”的断言是建立在最群体心理认知与恐惧之上的，勒庞和加塞特从心理学上发出“大众时代的到来”这种惊呼。奥尔特加·加塞特不安于“大众反叛”对欧洲文明生活的破坏，而勒庞先前就预言“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
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产生的必然前奏”。
“大众时代”是相对于“精英时代”而言的，大众时代意味着“大众人”行使完全的社会权力的世界，意味着一个个个体性的公民权力被反个体性的社会权力取消的世界。奥尔特加·加塞特把其定义为公共生活中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这种现象。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发现大众正在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文明开拓的空地，使用着文明创造的工具。在传统的社会中，组成大众的人一直存在，但没有人把他们整体的视为大众，他们以个体或者小群体的方式散布于世界，各自占据着一块地盘。到了20世纪，原先分散的个体成为一个凝聚体，到处都表现出集结的状态，大众就这样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并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过去大众并未被人们注意过，而今却成了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大众时代就这样来临。
大众时代也可以用人际关系之间距离的变化来理解，一方面贫富分化，阶层和阶级等社会原因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了，另一方面人们又凝聚在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中。人们加强了紧密性，缩短距离，目的在于克服恐惧，这是大众社会产生的除社会性外的生物性因素。
由于平等观念的传播，个人逐渐跨越自定的界限逐渐结成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勒庞断言：“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样一种大众时代的逼近是很可怕的，在勒庞看来“创造和领导文明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1]，群众不懂的创造和领导，他们的明确任务就是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而这个“群体时代”表现在观念的变迁上，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广泛普及。
加塞特和勒庞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如果说大众时代不是他们最早设想出来的，他们也过分夸大和渲染了。虽然大众施于政治和社会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但宣称大众时代即意味着一个无意识的野蛮群体的统治无疑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他们的目的在于试图为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困局寻找出路，结束西方因权威危机、信仰危机而不得不面对混乱局面。他们认为传统民主正面临新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理念正在被修改，“在这种民主之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2]显然对大众的谴责和对大众时代的恐惧就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结果。
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少有结果，大部分努力都不太成功。20世纪相当部分的政治变革都表达了大众对公共生活的支配欲望，即使否认存在“大众时代”，否认“大众政府”将取代“议会制政府”的奥克肖特，也不得不承认“大众人”
已经出现。
即使大众的直接统治在现有政治制度条件下并不现实，但是现代科技如此发达，大众显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对政治进行评论甚至参与其中，如加塞特所言，传统的个人日益凝聚结合成一个抽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自由民主政治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不过总整体上说，大众仍然是不可能僭取那些只属于少数精英的活动，政治运作仍然是专业人士的事情。
二、精英在大众运动中的作用
沿着西方近代政治变革的脉络，我们可以全面领略精神领袖与普通大众的心理互动关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实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更替，是精英之间的交易与竞争，几乎可以说革命的议题与人民没什么相干，但人民为什么会卷入这场运动？当时的议会在与王权之间的斗争中需要普通民众加入其中，精英阶层援引了“人民主权”原则，它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但是构建了支持它的情感基础后便向政府保证说他们拥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是这种思想发挥了作用使资产阶级革命很快演变成一场大众革命。法国大革命说明了大众参与需要启发、鼓动或者许诺，领袖或精英并非神话般的人物，他们真实的存在与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是政治斗争的主角。
法国大革命中的巴贝夫主义者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认为人民喜欢固守成规，永远不可能自觉意识到参与变革。“热月政变”后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混乱，他们仍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任何事情漠不关心。这就是大众的常态，但大革命需要打破常态，因而没有领袖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不会这样风起云涌。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大众是消极散漫的，缺乏自主的个提议是，甚至不知道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让他们自己和别人知道他的力量，使得大众的参与具有意义是精英的任务，这样大众的天生顺从催生了合适的领袖，而领袖又能作为大众的主人出现，因为只有他可以引导大众朝一个目标前进，大众缺乏对个体以外其他事务的关注，谁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他们就追随和支持谁，精英要动员人民参加一场暂时无法稳定的变革必须提供足够强烈的刺激，提供足够诱惑力的思想观念，这样大众才能放弃守成的习性参与到大革命中，这样，大众与领袖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伙伴关系，大众在领袖的鼓动下大众顺从者领袖但是很敏感，领袖指挥者大众却又受大众的监督。
领袖需要赋予群众单一的意志，并要求他们无条件的服从，但是由于大众是很难顺从理性的，即使一个理想信念背后有严谨的理性逻辑思维支撑，它也不能
直截了当的以理性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因此，唯一能够对大众产生影响的是以想象的形式激发情感，这种情感不必导致冷静的思考，它只要带来所需要的冲动和刺激就够了。大众缺乏逻辑能力和理性习惯，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们并没有多少经验，这正是精英或领袖争取大众支持的机会。
几乎在所有政治革命中都会看到领袖的作用，他们也许并没有创立什么理念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但他们精确地知道如何使理念成为手段，利用它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吸引支持者。
参考文献 [1]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5页
[2] [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