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宗耀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0)04-0029-08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抹煞对立，混淆界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做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那就会导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那样的后果；而要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抽象化、绝对化，就会把社会主义搞成极其荒谬的假社会主义。这两种观点和做法，从认识论上来说，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的不同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人们从不同层次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界限。
一、从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层次上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和界限的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区分的根本问题均可归结为社会基本制度问题。社会基本制度主要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等方面组成，而社会基本制度的核心问题又是关于社会的正义问题。这些都是根源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无论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社会的正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所实行的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社会基本制度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则是来自于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这是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表现。在这个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邓小平就从普遍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具体而细致地考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区别，明确地划清了它们之间的界限。他得出结论说：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一定要彻底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从基本制度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合理性与正义性，即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了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表明，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以私有制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存，但是，在经济领域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就既避免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因追求单一的公有制而造成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同时又避免了以私有制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严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裂变。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导层面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邓小平起，党的领导人一再所强调的。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同志既谈到了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谈到了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包括完善公有制这一起主导地位与作用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中国要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事实也充分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捍卫了宪法赋予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保证，是我们近年来战胜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大金融危机影响的根本原因。公有制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劳资对立、发展生产力，使人们过上富裕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
相比较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股份制、有一部分国有企业，但是从整体上看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占绝对优势，资本家集团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以美国为例，根据1990年的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额净值为14.90万亿美元，其中68%为私营企业所有，19%为政府所有，余下的13%为居民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最近几年，美国国有化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比重仍然很小，除邮政、铁路和1/4的电力为国营外，其他企业皆为私营，私营企业的优势占绝对地位。有“人民资本主义”和“福利共产主义”美誉的瑞典，其经济的95%由100个大家族所控制，其中15个家族控制了1/3的工业。[1](P153)这说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制度至今并没有改变，这种私人占有制度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他们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了。这是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者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历史责任。
其次，从基本政治制度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它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使之成为全体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是一种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而且作为国家制度民主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一个“制度化水平”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实际上是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力，其制度化特征是比较单一的。这是因为，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富裕而相对稳定的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只要维护现有秩序，经济与社会就会得到“自行”发展。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政治制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权利保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还要制度创新、体制改革，调动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能够同时实现这样的双重制度目标，则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事实表明，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一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模式，它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2]虽然它还有待完善和发展，但是它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相反，“以普选制、议会制和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其主要缺陷是易分不易合。在这种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中，各个政党以夺取政权为根本目标和基本价值”。[2]在政治过程中，各个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与攻讦，结果扩大了社会矛盾，不利于整合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和谐。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基本分配制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注重社会公平与正义并促进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具体体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前者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所有制基础，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排除了个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社会则根据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收入分配。后者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只有承认这种差别，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允许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得以最终实现并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保证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P273)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资本个体为本位，并以追逐资本个体最大化为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分配原则上必然采取“按资分配”的形式，而按资分配必然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公。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极为悬殊，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财富占有极不平衡。在肯尼迪时代，一个美国高级经理的工资是一名普通工人的44倍，20世纪80年代的一名海外公司经理收入是一名普通美国工人的326倍。1999年，收入最高的美国国际联合电脑公司执行人美籍华人王嘉廉以全年总收入6亿5千万美元名列全美前茅。在1999年，美国工人的最低时薪为5.15美元。这个差距竟高达6万倍。在21世纪初，华盛顿特区最富有家庭的收入是最贫困家庭平均收入的12.4倍，比1980年代早期的7.1倍显著扩大。[4]恰如德国学者乌尔利希·贝克所言：“劳动市场的噩耗在华尔街被当作胜利消息。在这背后的计算是很简单的。如果劳动者成本降下来，利润率就会升上去”。因此，这个社会不是“富裕社会”，而只是残缺的“富人社会”。[5](P130)两相对照，同样是西方学者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当年曾从新教伦理和精神动力学的角度，说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般的对金钱的欲望，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家的财富是资本家精打细算、勤奋讲信用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6](P139)要认识到财富不平等是“神义天命”，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两个学者的两种不同话语，代表了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分配制度的不同解说。很显然，马克思·韦伯是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为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做辩护的。
近年来，由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国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但是，党和政府已经引起了高度警觉和重视。为了捍卫以体现公平与正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党和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重大的调整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总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同时，它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制度、体制和做法等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方向和道路上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价值追求，开始一步步地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目标和基本原则。
二、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层次上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界限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层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去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成分。在这里，问题是从上述所说的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上提出来的。
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生的一些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具有两重性，即私人性和社会性。资本主义的两重性，使资本主义既有进步性的一面，又有落后性的一面；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反动性的一面，从而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认识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它的现状与变化前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存。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历史更加悠久。它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力、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以及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丰富经验。这一切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所欠缺和必要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的有益做法，如法治、政企分开、公务员制度等政治文明成果。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就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7](P236)因此，在判断这些方法的性质时，所依据的标准，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看它原来被谁使用过。“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特别是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必须善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主要与资本主义相互交往和学习的历史。特别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出和实践，更是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功模式。
总的说来，只要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被实践检验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就可以拿来使用。或者说，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方法、政策、制度、体制、措施、思想观念等，都可以用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所以说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作为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法，而不是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也不会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重要的是有坚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作后盾，一旦发现改革真的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国家机器就一定会出面干预。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身前就有过原则性的政治交代。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为例，这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根源。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9](P561)在此情况下，列宁在1914年春天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以及斯大林二战以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而代之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反之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有了高度的工业发展”，[9](P561)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然而，包括中国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这种理论的结果却是随着闭关自守而来的“短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滑坡。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途径——求真务实，辩证思维，处理好一般与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从“基本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适当区分、“经济体制”中的“占有制方式”和“经济运行手段”的适当区分入手，总结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373)其结果，一方面，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作机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同时也为我们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重新激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规范，又赋予了市场经济建设的特殊内涵，开创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迈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也打破了西方近现代经济学至今仍然在宣传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的教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质的飞跃，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新体制，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生根、开花，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理论成果出现。
三、从影响层次上，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风险和危机
有人说，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既不意味着现代世界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时代，也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而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时代。[10]这种说法虽有商榷之处，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么一个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融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范畴并在国内允许一定规模和程度的私有制存在之后，确实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特别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因此，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必须从影响层次上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风险和危机。
第一，要始终防范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因素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崇洋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到现在的吸毒、嫖娼、腐败、经济犯罪乃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都在其列。对于这些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严肃地向党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7](P402-403)在1986年初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不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P154)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提出了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的方针。邓小平开出的良药就是著名的“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手抓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不让我们的青少年去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一手抓学习资本主义中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一手抓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一手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多手齐抓共管，也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并坚决贯彻的思想。
进入新世纪和新新阶段以后，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市场经济给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极大冲击，一些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越发严重。是非、善恶、美丑的荣辱界限被模糊甚至被颠倒了。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支配了一些人的思想。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健康的道路上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八荣八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关于荣辱问题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在新形势下，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就是要坚持以主导的价值引领社会、以科学的理论指引航向、以共同的理想凝聚力量、以崇高的精神鼓舞斗志，以优秀的道德鼓舞风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南。
第二，要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认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就是侵犯人权，资本主义人权就是对外侵略权；资本主义就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资本主义就是意识形态歧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就是对外实行侵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和昔日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这一对外侵略的本性始终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也许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正如法国《世界报》外交专刊发表的阿兰·格雷斯的文章所说，“资本主义重新野蛮化的危险”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性。何况另外一种战争，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一直都没有改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的一段话至今没有也不会过时，“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参加我们两种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使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11](P26)
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各种机会和理由来“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91年代苏联、东欧巨变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P344)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拼命对中国煽动他们的自由、人权和民主观时，邓小平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8](P331)“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8](P348)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在利用台湾、西藏、新疆等所谓的“问题”，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大做文章，企图让中国吞下国家主权和安全受损的苦果。对此，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一定的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如上所说，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时代。资本主义既有历史进步性，又有历史反动性。资本主义往往在伴随它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它的历史反动性也暴露无遗。此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本质上就是美国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12]从根本上说，这场金融风暴，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被卷进了这场特大的金融风暴，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长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影响越来越大。”[13]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一方面允许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更要防范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的消极后果的泥淖。中国要自主地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其根本之道就是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反对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在所有制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改革方向上，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对待外资和私营经济，如果只讲平等准入，不讲经济安全，甚至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发展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企业就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国有经济的萎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应该防范的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而没有落实在行动上。如果那样，所谓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防范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这是非常危险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永葆活力。
第四，要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制约着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指利用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和体制等。特别是市场经济，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但成熟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成果，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穷和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在强调经济效率、鼓励竞争，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方面，市场经济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过分强调用经济效率调动竞争、鼓励进取，却带来了双重的社会效应：效率的提高和不平等的加剧。在公平的竞争中，虽然人们在利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机会方面是均等的，但竞争的结果却是不平等的。从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考察问题，这种后果一开始只是表现为收入和经济状况上的差别，继而表现为贫富程度的加深，最后则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换言之，今天用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和财富的追求，这和以资本个体占有为价值本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共同之处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从价值论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主义应该是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本位。这是相对于以资本的个体占有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来讲的。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贫富差别和不和谐现象的批判中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中，并以理论、运动和制度形态所体现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对人类文明的追求。社会主义精神就是追求和谐，而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对和谐追求的先决条件就是共同富裕。在当代中国，如果始终存在着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富裕程度之间的不平等，那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协调现象也就始终存在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协调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基础，这和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是极不相符的。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就要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者的邓小平同志从来就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他谈得最多的是共同富裕问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P364)“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8](P373)“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8](P208)直到晚年他仍然在关心共同富裕的问题，总怕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从总体上看，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第一，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或长期两极分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生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第二，共同富裕是合法富裕，富裕的前提是勤劳致富、合法致富，不是非法致富，更不能用以权谋私的手段去致富；第三，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改革调整，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所得，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第四，如果不坚持共同富裕，生产力既得不到解放，也得不到发展；第五，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局部地区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致富就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8](P172)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带有根本性的，而共同富裕论又应该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它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其他剥削社会的目的根本区别开来了，讲清楚了在发展生产力以后成果到底归谁享有的问题。总之，在邓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两极分化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名词。
应该看到，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还没有完全理顺等。根据权威公布的数据，现在我国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虽然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在居民收入普遍得到提高的前提下出现的，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会给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就要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的市场模式，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极分化，坚决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在实践上，应采取积极措施，制定有效政策，遏制和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中央政策要从防止两极分化，变为解决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基本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基本的依据。如果两极分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我们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0-02-04
作者介绍：常宗耀(1964-)，男，安徽寿县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博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 100044
作者：常宗耀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0)04-0029-08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抹煞对立，混淆界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做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那就会导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那样的后果；而要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抽象化、绝对化，就会把社会主义搞成极其荒谬的假社会主义。这两种观点和做法，从认识论上来说，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的不同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人们从不同层次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界限。
一、从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层次上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和界限的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区分的根本问题均可归结为社会基本制度问题。社会基本制度主要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等方面组成，而社会基本制度的核心问题又是关于社会的正义问题。这些都是根源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无论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社会的正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所实行的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社会基本制度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则是来自于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这是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表现。在这个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邓小平就从普遍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具体而细致地考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区别，明确地划清了它们之间的界限。他得出结论说：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一定要彻底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从基本制度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合理性与正义性，即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了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表明，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以私有制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存，但是，在经济领域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就既避免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因追求单一的公有制而造成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同时又避免了以私有制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严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裂变。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导层面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邓小平起，党的领导人一再所强调的。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同志既谈到了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谈到了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包括完善公有制这一起主导地位与作用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中国要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事实也充分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捍卫了宪法赋予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保证，是我们近年来战胜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大金融危机影响的根本原因。公有制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劳资对立、发展生产力，使人们过上富裕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
相比较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股份制、有一部分国有企业，但是从整体上看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占绝对优势，资本家集团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以美国为例，根据1990年的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额净值为14.90万亿美元，其中68%为私营企业所有，19%为政府所有，余下的13%为居民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最近几年，美国国有化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比重仍然很小，除邮政、铁路和1/4的电力为国营外，其他企业皆为私营，私营企业的优势占绝对地位。有“人民资本主义”和“福利共产主义”美誉的瑞典，其经济的95%由100个大家族所控制，其中15个家族控制了1/3的工业。[1](P153)这说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制度至今并没有改变，这种私人占有制度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他们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了。这是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者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历史责任。
其次，从基本政治制度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它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使之成为全体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是一种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而且作为国家制度民主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一个“制度化水平”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实际上是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力，其制度化特征是比较单一的。这是因为，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富裕而相对稳定的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只要维护现有秩序，经济与社会就会得到“自行”发展。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政治制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权利保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还要制度创新、体制改革，调动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能够同时实现这样的双重制度目标，则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事实表明，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一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模式，它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2]虽然它还有待完善和发展，但是它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相反，“以普选制、议会制和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其主要缺陷是易分不易合。在这种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中，各个政党以夺取政权为根本目标和基本价值”。[2]在政治过程中，各个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与攻讦，结果扩大了社会矛盾，不利于整合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和谐。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基本分配制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注重社会公平与正义并促进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具体体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前者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所有制基础，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排除了个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社会则根据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收入分配。后者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只有承认这种差别，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允许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得以最终实现并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保证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P273)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资本个体为本位，并以追逐资本个体最大化为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分配原则上必然采取“按资分配”的形式，而按资分配必然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公。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极为悬殊，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财富占有极不平衡。在肯尼迪时代，一个美国高级经理的工资是一名普通工人的44倍，20世纪80年代的一名海外公司经理收入是一名普通美国工人的326倍。1999年，收入最高的美国国际联合电脑公司执行人美籍华人王嘉廉以全年总收入6亿5千万美元名列全美前茅。在1999年，美国工人的最低时薪为5.15美元。这个差距竟高达6万倍。在21世纪初，华盛顿特区最富有家庭的收入是最贫困家庭平均收入的12.4倍，比1980年代早期的7.1倍显著扩大。[4]恰如德国学者乌尔利希·贝克所言：“劳动市场的噩耗在华尔街被当作胜利消息。在这背后的计算是很简单的。如果劳动者成本降下来，利润率就会升上去”。因此，这个社会不是“富裕社会”，而只是残缺的“富人社会”。[5](P130)两相对照，同样是西方学者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当年曾从新教伦理和精神动力学的角度，说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般的对金钱的欲望，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家的财富是资本家精打细算、勤奋讲信用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6](P139)要认识到财富不平等是“神义天命”，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两个学者的两种不同话语，代表了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分配制度的不同解说。很显然，马克思·韦伯是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为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做辩护的。
近年来，由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国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但是，党和政府已经引起了高度警觉和重视。为了捍卫以体现公平与正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党和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重大的调整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总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同时，它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制度、体制和做法等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方向和道路上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价值追求，开始一步步地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目标和基本原则。
二、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层次上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界限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层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去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成分。在这里，问题是从上述所说的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上提出来的。
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生的一些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具有两重性，即私人性和社会性。资本主义的两重性，使资本主义既有进步性的一面，又有落后性的一面；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反动性的一面，从而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认识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它的现状与变化前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存。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历史更加悠久。它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力、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以及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丰富经验。这一切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所欠缺和必要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的有益做法，如法治、政企分开、公务员制度等政治文明成果。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就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7](P236)因此，在判断这些方法的性质时，所依据的标准，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看它原来被谁使用过。“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特别是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必须善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主要与资本主义相互交往和学习的历史。特别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出和实践，更是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功模式。
总的说来，只要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被实践检验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就可以拿来使用。或者说，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方法、政策、制度、体制、措施、思想观念等，都可以用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所以说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作为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法，而不是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也不会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重要的是有坚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作后盾，一旦发现改革真的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国家机器就一定会出面干预。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身前就有过原则性的政治交代。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为例，这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根源。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9](P561)在此情况下，列宁在1914年春天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以及斯大林二战以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而代之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反之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有了高度的工业发展”，[9](P561)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然而，包括中国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这种理论的结果却是随着闭关自守而来的“短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滑坡。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途径——求真务实，辩证思维，处理好一般与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从“基本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适当区分、“经济体制”中的“占有制方式”和“经济运行手段”的适当区分入手，总结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373)其结果，一方面，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作机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同时也为我们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重新激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规范，又赋予了市场经济建设的特殊内涵，开创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迈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也打破了西方近现代经济学至今仍然在宣传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的教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质的飞跃，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新体制，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生根、开花，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理论成果出现。
三、从影响层次上，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风险和危机
有人说，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既不意味着现代世界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时代，也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而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时代。[10]这种说法虽有商榷之处，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么一个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融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范畴并在国内允许一定规模和程度的私有制存在之后，确实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特别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因此，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必须从影响层次上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风险和危机。
第一，要始终防范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因素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崇洋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到现在的吸毒、嫖娼、腐败、经济犯罪乃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都在其列。对于这些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严肃地向党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7](P402-403)在1986年初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不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P154)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提出了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的方针。邓小平开出的良药就是著名的“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手抓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不让我们的青少年去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一手抓学习资本主义中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一手抓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一手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多手齐抓共管，也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并坚决贯彻的思想。
进入新世纪和新新阶段以后，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市场经济给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极大冲击，一些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越发严重。是非、善恶、美丑的荣辱界限被模糊甚至被颠倒了。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支配了一些人的思想。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健康的道路上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八荣八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关于荣辱问题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在新形势下，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就是要坚持以主导的价值引领社会、以科学的理论指引航向、以共同的理想凝聚力量、以崇高的精神鼓舞斗志，以优秀的道德鼓舞风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南。
第二，要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认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就是侵犯人权，资本主义人权就是对外侵略权；资本主义就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资本主义就是意识形态歧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就是对外实行侵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和昔日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这一对外侵略的本性始终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也许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正如法国《世界报》外交专刊发表的阿兰·格雷斯的文章所说，“资本主义重新野蛮化的危险”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性。何况另外一种战争，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一直都没有改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的一段话至今没有也不会过时，“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参加我们两种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使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11](P26)
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各种机会和理由来“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91年代苏联、东欧巨变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P344)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拼命对中国煽动他们的自由、人权和民主观时，邓小平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8](P331)“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8](P348)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在利用台湾、西藏、新疆等所谓的“问题”，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大做文章，企图让中国吞下国家主权和安全受损的苦果。对此，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一定的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如上所说，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时代。资本主义既有历史进步性，又有历史反动性。资本主义往往在伴随它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它的历史反动性也暴露无遗。此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本质上就是美国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12]从根本上说，这场金融风暴，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被卷进了这场特大的金融风暴，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长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影响越来越大。”[13]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一方面允许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更要防范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的消极后果的泥淖。中国要自主地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其根本之道就是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反对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在所有制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改革方向上，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对待外资和私营经济，如果只讲平等准入，不讲经济安全，甚至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发展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企业就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国有经济的萎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应该防范的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而没有落实在行动上。如果那样，所谓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防范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这是非常危险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永葆活力。
第四，要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制约着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指利用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和体制等。特别是市场经济，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但成熟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成果，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穷和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在强调经济效率、鼓励竞争，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方面，市场经济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过分强调用经济效率调动竞争、鼓励进取，却带来了双重的社会效应：效率的提高和不平等的加剧。在公平的竞争中，虽然人们在利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机会方面是均等的，但竞争的结果却是不平等的。从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考察问题，这种后果一开始只是表现为收入和经济状况上的差别，继而表现为贫富程度的加深，最后则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换言之，今天用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和财富的追求，这和以资本个体占有为价值本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共同之处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从价值论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主义应该是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本位。这是相对于以资本的个体占有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来讲的。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贫富差别和不和谐现象的批判中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中，并以理论、运动和制度形态所体现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对人类文明的追求。社会主义精神就是追求和谐，而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对和谐追求的先决条件就是共同富裕。在当代中国，如果始终存在着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富裕程度之间的不平等，那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协调现象也就始终存在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协调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基础，这和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是极不相符的。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就要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者的邓小平同志从来就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他谈得最多的是共同富裕问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P364)“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8](P373)“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8](P208)直到晚年他仍然在关心共同富裕的问题，总怕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从总体上看，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第一，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或长期两极分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生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第二，共同富裕是合法富裕，富裕的前提是勤劳致富、合法致富，不是非法致富，更不能用以权谋私的手段去致富；第三，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改革调整，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所得，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第四，如果不坚持共同富裕，生产力既得不到解放，也得不到发展；第五，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局部地区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致富就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8](P172)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带有根本性的，而共同富裕论又应该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它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其他剥削社会的目的根本区别开来了，讲清楚了在发展生产力以后成果到底归谁享有的问题。总之，在邓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两极分化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名词。
应该看到，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还没有完全理顺等。根据权威公布的数据，现在我国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虽然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在居民收入普遍得到提高的前提下出现的，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会给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就要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的市场模式，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极分化，坚决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在实践上，应采取积极措施，制定有效政策，遏制和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中央政策要从防止两极分化，变为解决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基本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基本的依据。如果两极分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我们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0-02-04
作者介绍：常宗耀(1964-)，男，安徽寿县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博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