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
——读《大改革与俄国现代化》
历史一班王好霞
40903033
近年来，关于改革与革命的讨论是热点话题之一。这是一篇典型的弘扬改革，而贬斥革命的文章。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改革，但是，改革成功却要比革命成功更加艰难。
我国在近现代是以俄为师的，尤其是建国以后的历史，与俄国尤其的相似，比如农村公社与集体农庄，文化大革命与大清洗运动，虽然程度上有些不同，但其精髓还是比较相似的。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的事业受到巨大的挫折，但我们还是要以其为借鉴，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民主化道路，这是对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最大的否定。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民主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冷战时期我们曾经极力盲目的排斥西方的政治和思想，甚至加以诟病，但不可否定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政体是最为稳定，也是最为先进的政体。西方的社会也是最为自由的社会。我认为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不可逆转，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愈来愈快的形成一个个的公民社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我想中国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在执政党的不断改革之下朝着民主的路程前进。
苏联的解体对世人的警醒很大，我想很多人意识到了民主的进程，进而来反思苏联的这段历史，认为苏联的专政和独裁延缓了俄国现代化的历程。从而认为苏联这段历史是历史的倒退，进而加以否定。有句话“存在即合理”，苏联这段历史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及存在的原因，诱发苏联这段历史的因素应该是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否定苏联这段历史来否定革命，宣扬改革。
虽然，我并不极力拥护苏联这段独裁的历史（就像我深深地反思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集权体制一样），但是我并想否定它。文章中认为：“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阻碍或改变了俄国现代化的建设性进程，因而使俄国的现代化任务变得十分紧迫。”虽然，在苏联时期，俄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受到阻碍，人权受到压制，集体主义泛滥。但是，俄国经过共产主义的几十年，至少建立了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匹敌的重工业以及强大的国防。这虽然是一种扭曲的发展，但毕竟发展了。
文章中按照托克维尔的“信息—认知和社会—心理的理论来分析大改革失败的原因。虽然，人们对于改革后的生活预期过高和改革后的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的心理落差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大改革中的土地革命在经济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大改革失败，甚至成为后来的革命的因素。
“农民拥有的比改革前平均少了18%以上，由于份地太小，在经济上不合算，加上租税和赎金的负担，使能力较弱的农民落入同一村社中那些比较幸运，长于经营或放高利贷的伙伴手中，因此，就发生了著名的农村分化，分成了富农，中农和贫农阶级。”
——摘自《新编剑桥·世界现代史》
第十四章 俄国在欧洲和亚洲
可见，大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成为后来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村社中发动革命的原因之一。
1861年改革后，农奴虽然获得了一块份地，但这块份地却随着地主的侵占而越来越少了。
“据俄国27个省不完全的统计，地主割占公社农民的土地等于改革前公社占有土地的16%，中部黑土地带各省的割占地达20%以上，有些省份被割占的土地达三分之一以上。不仅如此，改革前原由公社农民共同使用的森林，牧场，水源等农用地这时也为地主霸占，因而改革后农村公社的土地减少的幅度还要更大，有人认为，要达到全部土地的一半左右。这样，主要是由于改革时地主的大量强制辖地，就迫使农村公社不得不去租用改革后归地主所有的这些土地，从而加重了村社农民的经济负担。”
——转自《俄国1861年改革与农村公社》
赋税的沉重。1861的改革需要农民赎买份地和自己的自由，农民为了赎买份地，而需要支付大约土地价格的1~2倍。虽然改革中废除了劳役租和月役租，但其残存形态以工役制形式一直保留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改革后，俄国政府继续执行严厉的税收政策，向农民征收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农民土地税是地主土地税的10~20倍，甚至是40倍，当时地主经济的税款占其全部收入的2~10%，而农民经济50%多的收入用于交税。这种沉重的赋税和严重的不平等使得农民的不满情绪增加，这也为后来的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所以俄国大改革的失败不只是社会心理的因素，还有更为实在的经济因素。当然文章中也分析了其他的导致大改革失败的因素。这也说明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是十分不容易的。
文章中否定了经济决定论，这也导致作者在分析大改革失败的因素时，鲜少涉及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失败，这么做似乎有点去马克思化的嫌疑。虽然，经济决定论在微观上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社会进程来看，经济决定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作者似乎不仅想批判共产主义的苏俄，更想批判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恩主义。这么做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
托克维尔认为“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似乎是为了印证托氏的真理，1905年斯托雷平开始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这条真理在中国也同样适用，清政府1901年开始改革，12年后灭亡。所以，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取决于很多不定的因素。
革命固然牺牲很多，但是革命所推翻了一个旧的政体，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改革所受到的阻力相对小的多。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暴力的革命很可能把国家引向不归路。
所以，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倾向于循序渐进的改革（这也是文章中所倡导的），但我们反对先进阶级的革命（当然是在不造成国家大面积的动荡的情况之下）。在循序渐进的改革方面做的较好的是英国，他把一个君主专政的国家，通过一次次的改革变成了一个君主完全无权的国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改革与革命
——读《大改革与俄国现代化》
历史一班王好霞
40903033
近年来，关于改革与革命的讨论是热点话题之一。这是一篇典型的弘扬改革，而贬斥革命的文章。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改革，但是，改革成功却要比革命成功更加艰难。
我国在近现代是以俄为师的，尤其是建国以后的历史，与俄国尤其的相似，比如农村公社与集体农庄，文化大革命与大清洗运动，虽然程度上有些不同，但其精髓还是比较相似的。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的事业受到巨大的挫折，但我们还是要以其为借鉴，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民主化道路，这是对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最大的否定。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民主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冷战时期我们曾经极力盲目的排斥西方的政治和思想，甚至加以诟病，但不可否定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政体是最为稳定，也是最为先进的政体。西方的社会也是最为自由的社会。我认为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不可逆转，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愈来愈快的形成一个个的公民社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我想中国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在执政党的不断改革之下朝着民主的路程前进。
苏联的解体对世人的警醒很大，我想很多人意识到了民主的进程，进而来反思苏联的这段历史，认为苏联的专政和独裁延缓了俄国现代化的历程。从而认为苏联这段历史是历史的倒退，进而加以否定。有句话“存在即合理”，苏联这段历史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及存在的原因，诱发苏联这段历史的因素应该是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否定苏联这段历史来否定革命，宣扬改革。
虽然，我并不极力拥护苏联这段独裁的历史（就像我深深地反思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集权体制一样），但是我并想否定它。文章中认为：“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阻碍或改变了俄国现代化的建设性进程，因而使俄国的现代化任务变得十分紧迫。”虽然，在苏联时期，俄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受到阻碍，人权受到压制，集体主义泛滥。但是，俄国经过共产主义的几十年，至少建立了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匹敌的重工业以及强大的国防。这虽然是一种扭曲的发展，但毕竟发展了。
文章中按照托克维尔的“信息—认知和社会—心理的理论来分析大改革失败的原因。虽然，人们对于改革后的生活预期过高和改革后的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的心理落差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大改革中的土地革命在经济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大改革失败，甚至成为后来的革命的因素。
“农民拥有的比改革前平均少了18%以上，由于份地太小，在经济上不合算，加上租税和赎金的负担，使能力较弱的农民落入同一村社中那些比较幸运，长于经营或放高利贷的伙伴手中，因此，就发生了著名的农村分化，分成了富农，中农和贫农阶级。”
——摘自《新编剑桥·世界现代史》
第十四章 俄国在欧洲和亚洲
可见，大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成为后来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村社中发动革命的原因之一。
1861年改革后，农奴虽然获得了一块份地，但这块份地却随着地主的侵占而越来越少了。
“据俄国27个省不完全的统计，地主割占公社农民的土地等于改革前公社占有土地的16%，中部黑土地带各省的割占地达20%以上，有些省份被割占的土地达三分之一以上。不仅如此，改革前原由公社农民共同使用的森林，牧场，水源等农用地这时也为地主霸占，因而改革后农村公社的土地减少的幅度还要更大，有人认为，要达到全部土地的一半左右。这样，主要是由于改革时地主的大量强制辖地，就迫使农村公社不得不去租用改革后归地主所有的这些土地，从而加重了村社农民的经济负担。”
——转自《俄国1861年改革与农村公社》
赋税的沉重。1861的改革需要农民赎买份地和自己的自由，农民为了赎买份地，而需要支付大约土地价格的1~2倍。虽然改革中废除了劳役租和月役租，但其残存形态以工役制形式一直保留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改革后，俄国政府继续执行严厉的税收政策，向农民征收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农民土地税是地主土地税的10~20倍，甚至是40倍，当时地主经济的税款占其全部收入的2~10%，而农民经济50%多的收入用于交税。这种沉重的赋税和严重的不平等使得农民的不满情绪增加，这也为后来的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所以俄国大改革的失败不只是社会心理的因素，还有更为实在的经济因素。当然文章中也分析了其他的导致大改革失败的因素。这也说明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是十分不容易的。
文章中否定了经济决定论，这也导致作者在分析大改革失败的因素时，鲜少涉及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失败，这么做似乎有点去马克思化的嫌疑。虽然，经济决定论在微观上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社会进程来看，经济决定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作者似乎不仅想批判共产主义的苏俄，更想批判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恩主义。这么做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
托克维尔认为“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似乎是为了印证托氏的真理，1905年斯托雷平开始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这条真理在中国也同样适用，清政府1901年开始改革，12年后灭亡。所以，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取决于很多不定的因素。
革命固然牺牲很多，但是革命所推翻了一个旧的政体，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改革所受到的阻力相对小的多。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暴力的革命很可能把国家引向不归路。
所以，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倾向于循序渐进的改革（这也是文章中所倡导的），但我们反对先进阶级的革命（当然是在不造成国家大面积的动荡的情况之下）。在循序渐进的改革方面做的较好的是英国，他把一个君主专政的国家，通过一次次的改革变成了一个君主完全无权的国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