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正如李大钊所说，“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
照李大钊的说法，早期社会主义者“其实是一群亡命客，人数很少。”他们和当时的工人团体不是一回事，后者在古老的中世纪体制内有自己的位置。行会和工会在大部分欧洲语言当中没有区别，享有垄断劳动权的地位。皮匠或鞋匠之类手工业者如果不先拜行会师傅，几乎没有出头的可能性。劳动权的垄断显然不符合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原理，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攻击目标。路易十六在进步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劳动权是最神圣大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法国大革命宣告了中世纪行会制度的死刑，剥夺了行会师傅垄断行业准入资格的权利。劳动者获得劳动的权利或自由，但同时也面临失业的危险。
英法资本主义冲击保守落后的德国，给原先的工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青年马克思参加德国革命事业时，就发现德国布满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团体。当时的舆论大抵认为这些团体属于反动派或落伍者，一心想要返回没有激烈竞争的中世纪。马克思独具只眼，觉得这些力量可以为革命服务。他和拉萨尔为了争夺德国工人团体的领导权，展开了理论和现实的斗争。马克思的支持者大体是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怀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德国遗留的中世纪传统嗤之以鼻。拉萨尔的支持者大抵是劳动者，思想要保守得多。普鲁士王国结束了他们的争论，把马克思赶到了莱茵河对岸。马克思在那里接触了许多蒲鲁东的门徒，最初对他们的理论彻底性和斗争能力评价甚高，甚至说蒲鲁东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但是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气质差异迅速压倒了理论契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国际通讯委员会，准备将英法德三国的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邀请蒲鲁东主持巴黎通讯站，条件是后者要跟他身边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冒险家划清界线。蒲鲁东声称他不做教条主义者，言外之意就是不打算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权威。马克思随即宣布蒲鲁东及其支持者为庸人和鱼目混珠的小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莱茵河西岸的立足点也不复存在。只有英国才能为他提供避难所，但他跟英国社会的接触不多。他在英国期间，除了写《资本论》以外，主要是在遥控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争取新的支持者。巴枯宁是其中的佼佼者，非常崇拜马克思的渊博，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马克思投桃报李，把《资本论》献给巴枯宁。第一国际派系林立，正如李大钊所说：“第一国际这个婴孩自诞生的时候以至后来遭了灾难，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照管，乃是因为义父太多的缘故。创造这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
最初的几次会议上，马克思的支持者（日耳曼系）和巴枯宁的支持者（斯拉夫系）结成了反对拉丁系的同盟。最后的几次会议上，双方开始争夺国际的领导权。除了不可避免的个人意气和种族偏见以外，关键分歧还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马克思坚持说：无产阶级没有坚强的组织，就不可能胜利。巴枯宁拒绝接受这样的组织权威，正如蒲鲁东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能够建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出自马克思门下。
《小康》2015年11月上
创造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正如李大钊所说，“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
照李大钊的说法，早期社会主义者“其实是一群亡命客，人数很少。”他们和当时的工人团体不是一回事，后者在古老的中世纪体制内有自己的位置。行会和工会在大部分欧洲语言当中没有区别，享有垄断劳动权的地位。皮匠或鞋匠之类手工业者如果不先拜行会师傅，几乎没有出头的可能性。劳动权的垄断显然不符合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原理，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攻击目标。路易十六在进步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劳动权是最神圣大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法国大革命宣告了中世纪行会制度的死刑，剥夺了行会师傅垄断行业准入资格的权利。劳动者获得劳动的权利或自由，但同时也面临失业的危险。
英法资本主义冲击保守落后的德国，给原先的工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青年马克思参加德国革命事业时，就发现德国布满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团体。当时的舆论大抵认为这些团体属于反动派或落伍者，一心想要返回没有激烈竞争的中世纪。马克思独具只眼，觉得这些力量可以为革命服务。他和拉萨尔为了争夺德国工人团体的领导权，展开了理论和现实的斗争。马克思的支持者大体是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怀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德国遗留的中世纪传统嗤之以鼻。拉萨尔的支持者大抵是劳动者，思想要保守得多。普鲁士王国结束了他们的争论，把马克思赶到了莱茵河对岸。马克思在那里接触了许多蒲鲁东的门徒，最初对他们的理论彻底性和斗争能力评价甚高，甚至说蒲鲁东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但是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气质差异迅速压倒了理论契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国际通讯委员会，准备将英法德三国的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邀请蒲鲁东主持巴黎通讯站，条件是后者要跟他身边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冒险家划清界线。蒲鲁东声称他不做教条主义者，言外之意就是不打算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权威。马克思随即宣布蒲鲁东及其支持者为庸人和鱼目混珠的小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莱茵河西岸的立足点也不复存在。只有英国才能为他提供避难所，但他跟英国社会的接触不多。他在英国期间，除了写《资本论》以外，主要是在遥控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争取新的支持者。巴枯宁是其中的佼佼者，非常崇拜马克思的渊博，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马克思投桃报李，把《资本论》献给巴枯宁。第一国际派系林立，正如李大钊所说：“第一国际这个婴孩自诞生的时候以至后来遭了灾难，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照管，乃是因为义父太多的缘故。创造这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
最初的几次会议上，马克思的支持者（日耳曼系）和巴枯宁的支持者（斯拉夫系）结成了反对拉丁系的同盟。最后的几次会议上，双方开始争夺国际的领导权。除了不可避免的个人意气和种族偏见以外，关键分歧还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马克思坚持说：无产阶级没有坚强的组织，就不可能胜利。巴枯宁拒绝接受这样的组织权威，正如蒲鲁东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能够建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出自马克思门下。
《小康》2015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