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388/j.cnki.ysaj.2004.04.015
2004年7月第17卷 第4期
阴山学刊
YINSHANACADEMICJOURNALJuly.2004Vol.17 No.4
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玲娣
(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在其自身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韩信;悲剧意蕴;人格缺陷;《史记·淮有候列传》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4)04-0085-04
P2609)
韩信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1](中的
兵出关,北破魏、代,东出井陉,智取赵、协燕、定齐,南击楚军20万,杀楚名将龙且,最后麾军垓下,戬除
项羽,成为汉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与萧何、张良同被刘邦誉为“三杰”。然而,立国后,韩信不但未能享受到作为“人杰”的荣耀,反而境况日下,汉六年(前201年)十二月降王为侯,十一年(前196年)春被夷三族。对此,后代学者多归咎于刘邦的忌刻功臣,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杰”中唯有韩信罹难,其他“二杰”不仅善终,而且恩及子孙。其他文臣武将诸如陈平、曹参等一百三十余人,也同样得以全身。因此,所谓刘邦忌刻功臣说,值得商榷。
萧何是刘邦灭项后,论功行封名列第一者。自刘邦起事之日,就“腹心既委”、“独膺内寄”,曾被刘邦喻为“发踪指示”的“功人”,而那些攻城野战之将不过是追杀兽兔的“功狗”。如果刘邦唯功臣是忌,萧何当是第一个被诛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或曰,萧何亦曾在汉十一年韩信反、汉十二年英布反时,遭刘邦猜疑。刘邦的确曾以慰问为名,派人探查萧何行迹。但“疑”并非“忌刻”,否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萧何手中并无兵卒之患,刘邦欲除之可以说易如反掌。有的论者以张良后来的“欲从赤松子游”为依据,用以说明刘邦忌刻之深。细作推究,似也有可
悲剧主人公。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创立汉家天下效尽犬马之劳,而最终却被吕后骗斩于长乐钟室,这一悲惨结局,为历代学术界所普遍关注。所论大致集中在:封建统治者忌刻功臣;刘邦“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故而除异立同,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更多的则是对韩信谋反与否的辩驳。对此,本人在深受启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和新的看法。因为,纵观中国古代的帝王史,并非杀戮功臣的血腥史,“狡兔死,良狗烹”也不是封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唯一举措,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都不曾以功臣的血染红江山。因此,韩信悲剧当有其更深层的成因,把一切皆归罪于刘邦及其封建社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公允。为此,本文拟通过对韩信悲剧成因及其人格特点的探究,来揭示其人格的悲剧意蕴。
一、韩信悲剧缘由
韩信于群雄逐鹿中原的历史背景中登上政治舞台。他先是杖剑从项氏,因“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
而背楚向汉,经萧何力荐,除大将军职。遂为刘邦纵论天下大势,运筹定三秦以定天下的奇谋。继而举
[2](P104)
收稿日期:2003-09-17
作者简介:刘玲娣(195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探讨之处。张良的“欲从赤松子游”云者,不过是“辟”了几天谷,吕后一招,就又出来做谋士了。如果他是因为害怕忌刻而欲游仙,吕后忌刻功臣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曾明确指出:“佐高祖定天
[1](《吕太后本纪》P396)
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些张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为吕后效力一直到死。笔者认为,《史记》如此安排,不过是“好奇”的司马迁有意增加人物的神奇色彩,“成其虚诞飘忽之文而已”,以便与开头的黄石公授《太公兵法》相照应,并非基于刘邦的忌刻。由此看来,具“一旦之功”的曹参和具“万世之功”的萧何以及同为人杰的张良皆因功全身,忌刻功臣恐怕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是缘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杀异立同,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此说恐怕也需要分析。
刘邦立汉初有异姓王七人,其中两韩信、英布、臧荼、张耳等为楚汉战争期间所立。观七王行迹,除张耳至子失国、吴芮传国五世,无反叛记录;梁王彭越反迹不明外,余者或主动或被动,都有反叛行迹,所谓“汉虽取天下,天下不得安”。先是原项羽所立的临江王共首发难叛汉,同年七月,燕王臧荼叛,秋天,楚降将,已接受刘邦封侯的利几叛,第二年,又闻楚王信叛……刘邦对此惊惧不已。尽管学界一直谴责刘邦诛除异姓王的恶行,事实上,刘邦比谁都更了解这些异姓王,他们大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甚至唯利是图,无所顾忌,刘邦得天下正是利用了他们这一特点,但守天下这却成为他最大的心患。就韩信而言,刘邦一直是既欣赏又不放心:欣赏其“连百
《高祖本纪》P381)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1](的才干,不
后与萧何所为,不能记在刘邦的账上。对此,司马迁
曾语含讥讽地指出:“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至于英布被杀,纯属贲赫的诬陷所致,而韩王信、卢绾的落职丢命,则是由于各自行为的不慎见疑在先,而后又惧怕刘邦责备从而风声鹤唳,终于反叛被诛,属于心理素质太差,不能一味归之于刘邦的除异迫害。此外,如果说刘邦早怀诛异立同之心,那末,汉五年八月臧荼反叛平息后,刘邦已江山大定,完全可以封刘姓子弟为燕王,何必封卢绾而多此封废之举?至于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笔者认为,叛与不叛,都只是其命运变化的外在条件,不是他悲剧形成的根据。其悲剧的直接成因,首先应取决于其自身的人格特点,及其人格深处所潜在的悲剧意蕴。
二、韩信人格的悲剧性特点
人格心理学理论认为:“人格(Personality)是对人的总的描述、本质的描述,它既能代表这个人,又解释和说明这个人的行为。”韩信的人格特
点,即由司马迁对其生平事迹的描述呈现出来。在司马迁笔下,韩信的人格结构呈现多面而复杂的特点:他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如千金谢漂母、感戴汉王恩等;也有睚眦必报的狭仄,如羞辱下乡南昌亭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也有居功自傲、甚而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这种英雄才与市井志的二律背反,是他人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构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一)裂土分藩,政治理想落后。
人的政治理想与志向不是一个概念,但不同的政治理想却制约着人的志向。试以刘邦、项羽、韩信三人比较:项羽勇武居首;韩信智勇双全为冠;都胜刘邦一筹。而最终结果却迥异。何哉?刘邦政治理想的进步至关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黎民、国家都饱受战乱创伤,结束战乱归于一统,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刘邦顺应了这一要求。他志在“欲有天下”,因而不重一爵一地的得失。项羽则以“裂地封侯”为理想,他统六国之师,以万夫不当之勇推翻暴秦后,“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自封个“霸王”足矣。因此,在刘邦已成劲敌的生死抉择之际,鸿门释敌,自掘坟墓。这个军事上的巨人,由于政治观念落后,在政治角逐中却渺如侏儒,一任刘邦集团耍弄,终至乌江自刎。韩信亦然。他东挡西杀,攻城略地的终极目的,就是求得爵禄封赏:“必欲称王,以异于列侯,……不过欲自尊
[4](P67)
放心他唯爵禄是得的贪欲。而考察韩信的所为,也
的确有让刘邦不放心处:楚汉相争中,平赵,他为张耳请赵王,中井曰:“信之请立赵王,是自为封王之地也。”定齐后,又自请假王,刘邦迫于当时形势勉强答应。前203年秋天,刘、项划鸿沟为界,刘邦趁项羽引军东归的懈怠之机,追杀项羽至阳夏,约韩信、彭越共击之,但二人皆未至,致使刘邦固陵失利,延误了灭项的时机。刘邦只得封赏二人,才得以会兵垓下。凡此种种,如何让刘邦对韩信放心?清吴敏树云:“汉高艹俎醢韩彭,千古痛恨。平情论之,高帝非天资刻毒人也。当刘项急争时,二子不免隐情观望。此其取死之由。”文中有:“高祖已从
[3](《书萧相国世家》
论者往往根据司马迁
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
之”,便认定杀韩信是刘邦与吕后的“预谋”,这是有违史传本意的。如果说彭越被杀吕后曾告知刘邦,属夫妇共为(至少刘邦是知情者),韩信被诛却是吕
耳”。身居强齐,广有甲兵,威慑天下,实力足与楚汉分庭抗礼之际,是他人生的巅峰,但此时他所关注的,不过是保住侯王之位而已。正所谓“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或曰,这种以爵禄之得为快的思想,在当时士人中普遍存在,非但前代的苏秦、张仪、李斯等如此,张良就曾对刘邦说:“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然而,扬弃分裂、要求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韩信裂土封王的政治观念不为时代所容。
(二)贪欲自私,利令智昏。
“爵禄功名”是韩信的奋斗目标,也是动力。早在投汉之初,他便向刘邦坦言背楚的原因,在于项羽“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元刂敝,忍不能与。”并向刘邦
P2612)
变相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1](的要求。对此,王夫之曾批评说:“韩信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元刂敝,忍不能与。'由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
P10～11)
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6](这个分析
[1](《留侯世家》)
[5](P26)
目中无人。与前面展示韩信英雄才的汪洋恣肆不
同,司马迁以幽晦、凝重的笔调,集中描写了韩信被削王为侯之后的心态与表现:“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心理严重失衡。绛侯周勃、灌婴等他羞与之为伍;名将樊哙的谦卑礼让,他不屑一顾;甚至连刘邦本人也照样不放在眼里。对此,司马迁有一段精彩的叙述:韩信降职后,刘邦曾与之闲聊诸将的才能,当刘邦问及:“如我能将几何?”时,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问及韩信本人,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狂傲之情溢于言表。司马迁以极其俭省的笔墨,准确揭示出特定环境下人物的特定心态。人生的巨大变故,没有唤起韩信的自省,昔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辉煌,即使在逆境下,仍成为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怀若谷,律己和人是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素养,也是中国历代士人达于心,蕴于行的立世准则。以此衡量,韩信不仅不能与张良、萧何及陈平等这些文臣相比并,即使同是武人的樊哙,也胜他一筹。不说其攻城略地每每“先登陷阵”,单是“鸿门宴”上的保驾之举,也足以用来骄人。缘此,司马迁尽管对韩信的谋反以飘忽变化、皮里阳秋的手法出之,但是,对于韩信的矜功自傲,则直言不讳:“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
P2630)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1](司马迁深
[1](P2628)
是中肯的。韩信归汉之后,为刘邦战胜项羽,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然而,在他的功劳簿上,功名与利禄紧密相连:平赵,先为张耳请赵王;定齐,直接要假王。而齐国的平定,是在郦食其说降之后,他为邀功背信袭之而得。其行为之残忍,与项羽诈坑秦降卒20万并无区别。难怪李贽斥责他“无人气,宜被戮。”[7]《武臣传·大将·韩信》他在刘、项固陵之战中的讨价还价,更是俗如市井。对此,司马光曾精辟地分析道:“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夫乘时以邀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
P390～391)
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8](至于为了
切同情韩信的不幸,痛惜他因为伐己功,矜其能,狂
傲自大,致使本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的功勋,付之刀光血影之中。更为他有震主之威,无擎天之志;怀鸿鹄之才,恋燕雀之居深表遗憾。
三、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
韩信悲剧首先是人格悲剧。以“三杰”而论,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张良“运筹
[1](《高祖本纪》P381)
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谋一画,无不系汉安危得失”(《黄氏日钞》),都是汉的功高者。但与韩信所不同的是:萧何性格沉稳,处世练达,深谋远虑,善于委曲求全;张良则才思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权变自保。当面对爵禄封赏和刘邦的“疑”时,萧何巧妙应对:或令子孙昆弟充军,或以私财佐军,或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都使刘邦“大悦”。张良则在刘邦得天下后,先是“称疾”,深居简出,继而作态要“顾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淡出功名场。清末林伯桐说:“汉高祖一生狎侮,又多猜忌,……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
乞求楚王位的苟安,不惜献出朋友钟离目未的头颅,更暴露出其人格的贪婪与鄙俗。因此,南宋叶适说他
“市井之度不改”,明代李贽批评他“识见如此,至自
P794)
谋全不济,何也?利令智昏,贪令人愚也。”[7](清
代吴敏树也认为:“患生于多欲。信之败,诚以此
《淮阴侯论》)
尔。”[3](都从理性的高度昭示出其悲剧结局之必然。
(三)居功自傲,恃才轻人。
韩信悲剧性人格的另一特征表现为恃才傲物,
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
《史记蠡测》尽管此评绰有余于功名爵禄之外者矣。”(
望及其张扬的个性,刘邦都曾领教过,靠玩弄政治起
家的刘邦,此时最难容忍的便是这些。因此,他日功臣已然成为今日之心腹之患,韩信也就被刘邦视为掘墓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除之自然难以心安。其次,封建统治者“高鸟尽,良弓藏”的严酷政治制度,也决定了功臣宿将“功狗”使命一旦完成,被烹便成为必然,不惟“触逆鳞、犯龙颜”者,彭越、英布、韩信等如此,萧何、张良、陈平等亦如此。虽然后者得以“全身”,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生价值的层面来考察,不难发现,张良的功成身隐,萧何的买田、贱贳贷自污,陈平的颓废自戕,都付出了人性倍受压抑、人格严重扭曲以至人生价值失落的沉重代价,原本鲜活的生命,已然抽象为几个生命符号,其结局之悲惨与韩信无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3]吴敏树.木半湖文钅录[M].同治八年刻本.
[4]徐兴海等.司马迁与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
社,1995.
[5]徐经.雅歌堂文集卷四·再书淮阴侯传后[M].清光绪丙
子镌本.
[6]王夫之.读通鉴论·汉高帝[M].北京:中华书局,1975.[7]李贽.藏书卷四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7.[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高帝十一年[M].[9]老子.老子·道德经(第九章、第二十四章)[M].杭州:浙
江文艺出版社,1978.
[10]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语有过誉之嫌,然而,张良能审时度势,适时以黄老
之道跳出名利场,的确为韩信所不及。相比之下,韩信之悲,不在于智匮,而在于他的价值取向出现重大偏差,过分看中爵禄之得。我国历史哲学中,老子认为“功遂身退,天之道”,“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P15)
矜,故长”[9](;庄子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P7)人无名”[10](,其核心所张扬的正是一种高举远慕
[9](P7)
的人格本体,凝聚着思辩的智慧,更是深刻的人生体悟,而这些正是韩信所不具备的。他没有鲁仲连“荡然肆志”的飘逸,也缺乏范蠡张良的政治触角,更不具备萧何、曹参的谨言慎行:难成“避人”之士,又不想“避世”。因此,上不能取悦于君言,下不能和睦于同僚,最终以自己的不健全人格导致了不完美的人生。
韩信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人格缺陷是韩信悲剧形成的直接原因,但并非全部。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太平不用旧将军”的严酷政治制度,对这一悲剧的构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表明,政权一旦成为“家”的私有物,排除异己便成为必然。楚汉相争之际,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1](P2622)
的才干与实力,成为刘项之争的重
要筹码,此时,他人格中贪欲、自傲等种种缺陷,同他的作用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作为政治家的刘邦对此
心知肚明,故而能够尽量容忍。而一旦江山定,战场拚杀转为以控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角逐,昔日宿将夺取天下的才智也就转而被统治者视为治理天下的祸患。韩信虽无擎天之志,但他的才能、对功名的欲
〔责任编辑 刘丹沁〕
OntheTragicMeaningofHanXin'sPersonality:
InterpretationofRecordofHistorianBiographyofHuaiyinMarquis
LIULing-di
(DepartmentofChinese,BaodingTeachersCollege;Baoding071000)
Abstract:HanXin'sdeathmadepeoplesignwithregretthroughtheages.ThosewhoresearchthecauseofHan
Xin'sdeathemergedgenerationaftergeneration,buttheirdemonstrationseitherfocusedoncondemningthefeudalrulersandtheautocracyinwritingorondisputingHanXin'srebelling,whichdidn'tbringHanXin'stragedyinsubstance.Infact,itwasHanXinhimself,orratherhispersonalitydefectthatcausedhistragedy,althoughthecruelofthefeudalrulersdominatedbyLiuBangwasanotherside,whichwastheexternalcause.Keywords:HanXin;tragicmeaning;personalitydefect
DOI:10.13388/j.cnki.ysaj.2004.04.015
2004年7月第17卷 第4期
阴山学刊
YINSHANACADEMICJOURNALJuly.2004Vol.17 No.4
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玲娣
(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在其自身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韩信;悲剧意蕴;人格缺陷;《史记·淮有候列传》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4)04-0085-04
P2609)
韩信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1](中的
兵出关,北破魏、代,东出井陉,智取赵、协燕、定齐,南击楚军20万,杀楚名将龙且,最后麾军垓下,戬除
项羽,成为汉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与萧何、张良同被刘邦誉为“三杰”。然而,立国后,韩信不但未能享受到作为“人杰”的荣耀,反而境况日下,汉六年(前201年)十二月降王为侯,十一年(前196年)春被夷三族。对此,后代学者多归咎于刘邦的忌刻功臣,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杰”中唯有韩信罹难,其他“二杰”不仅善终,而且恩及子孙。其他文臣武将诸如陈平、曹参等一百三十余人,也同样得以全身。因此,所谓刘邦忌刻功臣说,值得商榷。
萧何是刘邦灭项后,论功行封名列第一者。自刘邦起事之日,就“腹心既委”、“独膺内寄”,曾被刘邦喻为“发踪指示”的“功人”,而那些攻城野战之将不过是追杀兽兔的“功狗”。如果刘邦唯功臣是忌,萧何当是第一个被诛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或曰,萧何亦曾在汉十一年韩信反、汉十二年英布反时,遭刘邦猜疑。刘邦的确曾以慰问为名,派人探查萧何行迹。但“疑”并非“忌刻”,否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萧何手中并无兵卒之患,刘邦欲除之可以说易如反掌。有的论者以张良后来的“欲从赤松子游”为依据,用以说明刘邦忌刻之深。细作推究,似也有可
悲剧主人公。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创立汉家天下效尽犬马之劳,而最终却被吕后骗斩于长乐钟室,这一悲惨结局,为历代学术界所普遍关注。所论大致集中在:封建统治者忌刻功臣;刘邦“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故而除异立同,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更多的则是对韩信谋反与否的辩驳。对此,本人在深受启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和新的看法。因为,纵观中国古代的帝王史,并非杀戮功臣的血腥史,“狡兔死,良狗烹”也不是封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唯一举措,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都不曾以功臣的血染红江山。因此,韩信悲剧当有其更深层的成因,把一切皆归罪于刘邦及其封建社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公允。为此,本文拟通过对韩信悲剧成因及其人格特点的探究,来揭示其人格的悲剧意蕴。
一、韩信悲剧缘由
韩信于群雄逐鹿中原的历史背景中登上政治舞台。他先是杖剑从项氏,因“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
而背楚向汉,经萧何力荐,除大将军职。遂为刘邦纵论天下大势,运筹定三秦以定天下的奇谋。继而举
[2](P104)
收稿日期:2003-09-17
作者简介:刘玲娣(195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探讨之处。张良的“欲从赤松子游”云者,不过是“辟”了几天谷,吕后一招,就又出来做谋士了。如果他是因为害怕忌刻而欲游仙,吕后忌刻功臣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曾明确指出:“佐高祖定天
[1](《吕太后本纪》P396)
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些张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为吕后效力一直到死。笔者认为,《史记》如此安排,不过是“好奇”的司马迁有意增加人物的神奇色彩,“成其虚诞飘忽之文而已”,以便与开头的黄石公授《太公兵法》相照应,并非基于刘邦的忌刻。由此看来,具“一旦之功”的曹参和具“万世之功”的萧何以及同为人杰的张良皆因功全身,忌刻功臣恐怕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是缘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杀异立同,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此说恐怕也需要分析。
刘邦立汉初有异姓王七人,其中两韩信、英布、臧荼、张耳等为楚汉战争期间所立。观七王行迹,除张耳至子失国、吴芮传国五世,无反叛记录;梁王彭越反迹不明外,余者或主动或被动,都有反叛行迹,所谓“汉虽取天下,天下不得安”。先是原项羽所立的临江王共首发难叛汉,同年七月,燕王臧荼叛,秋天,楚降将,已接受刘邦封侯的利几叛,第二年,又闻楚王信叛……刘邦对此惊惧不已。尽管学界一直谴责刘邦诛除异姓王的恶行,事实上,刘邦比谁都更了解这些异姓王,他们大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甚至唯利是图,无所顾忌,刘邦得天下正是利用了他们这一特点,但守天下这却成为他最大的心患。就韩信而言,刘邦一直是既欣赏又不放心:欣赏其“连百
《高祖本纪》P381)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1](的才干,不
后与萧何所为,不能记在刘邦的账上。对此,司马迁
曾语含讥讽地指出:“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至于英布被杀,纯属贲赫的诬陷所致,而韩王信、卢绾的落职丢命,则是由于各自行为的不慎见疑在先,而后又惧怕刘邦责备从而风声鹤唳,终于反叛被诛,属于心理素质太差,不能一味归之于刘邦的除异迫害。此外,如果说刘邦早怀诛异立同之心,那末,汉五年八月臧荼反叛平息后,刘邦已江山大定,完全可以封刘姓子弟为燕王,何必封卢绾而多此封废之举?至于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笔者认为,叛与不叛,都只是其命运变化的外在条件,不是他悲剧形成的根据。其悲剧的直接成因,首先应取决于其自身的人格特点,及其人格深处所潜在的悲剧意蕴。
二、韩信人格的悲剧性特点
人格心理学理论认为:“人格(Personality)是对人的总的描述、本质的描述,它既能代表这个人,又解释和说明这个人的行为。”韩信的人格特
点,即由司马迁对其生平事迹的描述呈现出来。在司马迁笔下,韩信的人格结构呈现多面而复杂的特点:他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如千金谢漂母、感戴汉王恩等;也有睚眦必报的狭仄,如羞辱下乡南昌亭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也有居功自傲、甚而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这种英雄才与市井志的二律背反,是他人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构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一)裂土分藩,政治理想落后。
人的政治理想与志向不是一个概念,但不同的政治理想却制约着人的志向。试以刘邦、项羽、韩信三人比较:项羽勇武居首;韩信智勇双全为冠;都胜刘邦一筹。而最终结果却迥异。何哉?刘邦政治理想的进步至关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黎民、国家都饱受战乱创伤,结束战乱归于一统,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刘邦顺应了这一要求。他志在“欲有天下”,因而不重一爵一地的得失。项羽则以“裂地封侯”为理想,他统六国之师,以万夫不当之勇推翻暴秦后,“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自封个“霸王”足矣。因此,在刘邦已成劲敌的生死抉择之际,鸿门释敌,自掘坟墓。这个军事上的巨人,由于政治观念落后,在政治角逐中却渺如侏儒,一任刘邦集团耍弄,终至乌江自刎。韩信亦然。他东挡西杀,攻城略地的终极目的,就是求得爵禄封赏:“必欲称王,以异于列侯,……不过欲自尊
[4](P67)
放心他唯爵禄是得的贪欲。而考察韩信的所为,也
的确有让刘邦不放心处:楚汉相争中,平赵,他为张耳请赵王,中井曰:“信之请立赵王,是自为封王之地也。”定齐后,又自请假王,刘邦迫于当时形势勉强答应。前203年秋天,刘、项划鸿沟为界,刘邦趁项羽引军东归的懈怠之机,追杀项羽至阳夏,约韩信、彭越共击之,但二人皆未至,致使刘邦固陵失利,延误了灭项的时机。刘邦只得封赏二人,才得以会兵垓下。凡此种种,如何让刘邦对韩信放心?清吴敏树云:“汉高艹俎醢韩彭,千古痛恨。平情论之,高帝非天资刻毒人也。当刘项急争时,二子不免隐情观望。此其取死之由。”文中有:“高祖已从
[3](《书萧相国世家》
论者往往根据司马迁
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
之”,便认定杀韩信是刘邦与吕后的“预谋”,这是有违史传本意的。如果说彭越被杀吕后曾告知刘邦,属夫妇共为(至少刘邦是知情者),韩信被诛却是吕
耳”。身居强齐,广有甲兵,威慑天下,实力足与楚汉分庭抗礼之际,是他人生的巅峰,但此时他所关注的,不过是保住侯王之位而已。正所谓“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或曰,这种以爵禄之得为快的思想,在当时士人中普遍存在,非但前代的苏秦、张仪、李斯等如此,张良就曾对刘邦说:“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然而,扬弃分裂、要求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韩信裂土封王的政治观念不为时代所容。
(二)贪欲自私,利令智昏。
“爵禄功名”是韩信的奋斗目标,也是动力。早在投汉之初,他便向刘邦坦言背楚的原因,在于项羽“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元刂敝,忍不能与。”并向刘邦
P2612)
变相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1](的要求。对此,王夫之曾批评说:“韩信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元刂敝,忍不能与。'由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
P10～11)
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6](这个分析
[1](《留侯世家》)
[5](P26)
目中无人。与前面展示韩信英雄才的汪洋恣肆不
同,司马迁以幽晦、凝重的笔调,集中描写了韩信被削王为侯之后的心态与表现:“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心理严重失衡。绛侯周勃、灌婴等他羞与之为伍;名将樊哙的谦卑礼让,他不屑一顾;甚至连刘邦本人也照样不放在眼里。对此,司马迁有一段精彩的叙述:韩信降职后,刘邦曾与之闲聊诸将的才能,当刘邦问及:“如我能将几何?”时,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问及韩信本人,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狂傲之情溢于言表。司马迁以极其俭省的笔墨,准确揭示出特定环境下人物的特定心态。人生的巨大变故,没有唤起韩信的自省,昔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辉煌,即使在逆境下,仍成为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怀若谷,律己和人是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素养,也是中国历代士人达于心,蕴于行的立世准则。以此衡量,韩信不仅不能与张良、萧何及陈平等这些文臣相比并,即使同是武人的樊哙,也胜他一筹。不说其攻城略地每每“先登陷阵”,单是“鸿门宴”上的保驾之举,也足以用来骄人。缘此,司马迁尽管对韩信的谋反以飘忽变化、皮里阳秋的手法出之,但是,对于韩信的矜功自傲,则直言不讳:“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
P2630)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1](司马迁深
[1](P2628)
是中肯的。韩信归汉之后,为刘邦战胜项羽,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然而,在他的功劳簿上,功名与利禄紧密相连:平赵,先为张耳请赵王;定齐,直接要假王。而齐国的平定,是在郦食其说降之后,他为邀功背信袭之而得。其行为之残忍,与项羽诈坑秦降卒20万并无区别。难怪李贽斥责他“无人气,宜被戮。”[7]《武臣传·大将·韩信》他在刘、项固陵之战中的讨价还价,更是俗如市井。对此,司马光曾精辟地分析道:“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夫乘时以邀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
P390～391)
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8](至于为了
切同情韩信的不幸,痛惜他因为伐己功,矜其能,狂
傲自大,致使本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的功勋,付之刀光血影之中。更为他有震主之威,无擎天之志;怀鸿鹄之才,恋燕雀之居深表遗憾。
三、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
韩信悲剧首先是人格悲剧。以“三杰”而论,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张良“运筹
[1](《高祖本纪》P381)
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谋一画,无不系汉安危得失”(《黄氏日钞》),都是汉的功高者。但与韩信所不同的是:萧何性格沉稳,处世练达,深谋远虑,善于委曲求全;张良则才思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权变自保。当面对爵禄封赏和刘邦的“疑”时,萧何巧妙应对:或令子孙昆弟充军,或以私财佐军,或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都使刘邦“大悦”。张良则在刘邦得天下后,先是“称疾”,深居简出,继而作态要“顾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淡出功名场。清末林伯桐说:“汉高祖一生狎侮,又多猜忌,……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
乞求楚王位的苟安,不惜献出朋友钟离目未的头颅,更暴露出其人格的贪婪与鄙俗。因此,南宋叶适说他
“市井之度不改”,明代李贽批评他“识见如此,至自
P794)
谋全不济,何也?利令智昏,贪令人愚也。”[7](清
代吴敏树也认为:“患生于多欲。信之败,诚以此
《淮阴侯论》)
尔。”[3](都从理性的高度昭示出其悲剧结局之必然。
(三)居功自傲,恃才轻人。
韩信悲剧性人格的另一特征表现为恃才傲物,
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
《史记蠡测》尽管此评绰有余于功名爵禄之外者矣。”(
望及其张扬的个性,刘邦都曾领教过,靠玩弄政治起
家的刘邦,此时最难容忍的便是这些。因此,他日功臣已然成为今日之心腹之患,韩信也就被刘邦视为掘墓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除之自然难以心安。其次,封建统治者“高鸟尽,良弓藏”的严酷政治制度,也决定了功臣宿将“功狗”使命一旦完成,被烹便成为必然,不惟“触逆鳞、犯龙颜”者,彭越、英布、韩信等如此,萧何、张良、陈平等亦如此。虽然后者得以“全身”,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生价值的层面来考察,不难发现,张良的功成身隐,萧何的买田、贱贳贷自污,陈平的颓废自戕,都付出了人性倍受压抑、人格严重扭曲以至人生价值失落的沉重代价,原本鲜活的生命,已然抽象为几个生命符号,其结局之悲惨与韩信无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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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语有过誉之嫌,然而,张良能审时度势,适时以黄老
之道跳出名利场,的确为韩信所不及。相比之下,韩信之悲,不在于智匮,而在于他的价值取向出现重大偏差,过分看中爵禄之得。我国历史哲学中,老子认为“功遂身退,天之道”,“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P15)
矜,故长”[9](;庄子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P7)人无名”[10](,其核心所张扬的正是一种高举远慕
[9](P7)
的人格本体,凝聚着思辩的智慧,更是深刻的人生体悟,而这些正是韩信所不具备的。他没有鲁仲连“荡然肆志”的飘逸,也缺乏范蠡张良的政治触角,更不具备萧何、曹参的谨言慎行:难成“避人”之士,又不想“避世”。因此,上不能取悦于君言,下不能和睦于同僚,最终以自己的不健全人格导致了不完美的人生。
韩信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人格缺陷是韩信悲剧形成的直接原因,但并非全部。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太平不用旧将军”的严酷政治制度,对这一悲剧的构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表明,政权一旦成为“家”的私有物,排除异己便成为必然。楚汉相争之际,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1](P2622)
的才干与实力,成为刘项之争的重
要筹码,此时,他人格中贪欲、自傲等种种缺陷,同他的作用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作为政治家的刘邦对此
心知肚明,故而能够尽量容忍。而一旦江山定,战场拚杀转为以控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角逐,昔日宿将夺取天下的才智也就转而被统治者视为治理天下的祸患。韩信虽无擎天之志,但他的才能、对功名的欲
〔责任编辑 刘丹沁〕
OntheTragicMeaningofHanXin'sPersonality:
InterpretationofRecordofHistorianBiographyofHuaiyinMarquis
LIULing-di
(DepartmentofChinese,BaodingTeachersCollege;Baoding071000)
Abstract:HanXin'sdeathmadepeoplesignwithregretthroughtheages.ThosewhoresearchthecauseofHan
Xin'sdeathemergedgenerationaftergeneration,buttheirdemonstrationseitherfocusedoncondemningthefeudalrulersandtheautocracyinwritingorondisputingHanXin'srebelling,whichdidn'tbringHanXin'stragedyinsubstance.Infact,itwasHanXinhimself,orratherhispersonalitydefectthatcausedhistragedy,althoughthecruelofthefeudalrulersdominatedbyLiuBangwasanotherside,whichwastheexternalcause.Keywords:HanXin;tragicmeaning;personalityde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