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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鸡起舞，对酒当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27日21:35 李晶
写这样的文章，难免要回想80年代深受文学蛊惑的逸事，感觉最强烈的依旧是那些无法闪避的来自于群体的激情，好像那时候，只要几个人一坐下来，围绕着文学说上点什么，就会有一种单纯的信念让我们发痴，有一种发奋的劲头引领我们飞升。那时候，像肖克凡这样一个人，在圈子里面是显得特别突出的。他不仅非常好说，而且热衷于争辩，他那口舌尖锐、言辞锋利，特别擅长针砭和批判，关于社会的不良现象，关于生活的种种真相，关于文学应该怎样思索、表达等等。他给人的印象常是忧心忡忡眉头紧琐的，因此也让人觉得他所把握的文学其质地是特别的冷峻和沉重。
记得最初是87年，在暮春的时节，上海《萌芽》来了几位编辑，召集天津的几个年轻作者开改稿会。由曹阳主编亲自带队，一行人相挟着上蓟县盘山去改小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那却是真正的改稿会，你的稿子先由人家编辑在上海选定了，然后再带到会上由专门的责任编辑面对面跟你谈意见，一间小屋子里，像医生挂号诊病似的，一个谈完了，下一个再进去谈——稿子中哪些地方还有待深入完善，哪些地方最好换个角度重写。我就是在这次改稿会上认识了后来一直是朋友的周佩红。当时发觉肖克凡的那一篇小说名字十分特殊，是叫《我那亲爱的玻璃》，因为这个有趣别致的名字跟他有了交谈，知道他写的是原先任职的市委机关，而我原先也正是从那样的机关调出来的，一种十足的过客之感其实同他非常相近。然而我就奇怪，自己竟然一点没有他那样独到而且犀利的观察和体验，显然那时候他已经在反思关于机关体制，机关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严肃命题了。而我此时因为呆在《文学自由谈》杂志社里，整日地老缠绊着组稿编稿和写评论的事情，写小说时更多的用心还仅止于情感层面的抒发上，而不能像他那样对存在的环境展开深入的思索。
也许正是因为惯于深入思索的缘故，以后肖克凡的小说在涵盖面上才会日益宽广宏大，机关啊，工厂啊，市井啊，及至于传奇逸史，他一一地都能铺开来写，而且越写越生动、丰富，并且具有足够的穿透力，应该说他写作的智慧和技能是由于思索之剑的艰苦磨砺而进入到完备的境地中。
可是，我想，作为一种已经变得很本能了的习惯，思索绝不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兴趣主义的选择，而一定是和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孩子寒假回来告诉我，他们的计算机教授在结束自己的学期授课时，送给班上的莘莘学子们两句诗以作赠言，一曰“闻鸡起舞”，一曰“对酒当歌”。我听了觉得好，觉得这位教授组合得巧妙，我想到，在人生当中也许顶要紧的就是要具备这么两套功夫，一是不甘沉沦的超拔之态，再一是怅然忍从的静定之力。不知为何，现在就发现把这两句诗送给肖克凡也是十分合适的，或者说它们早就属于他了，早就是他人生面貌的一种写照。
肖克凡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人，当一伙人处在一起时，他总爱将闲聊的种种话头抻远，一律浸泡到历史里面去。这时他会十分惊人地显出记忆力的极高禀赋。好像长到现在这个年纪，并没有什么经历过来的东西能够遭他遗忘，仿佛他家门前栽有一株大树，那树每年曾经结过多少果子，那果子一只只的模样，一只只的去向，作为主人的他，统统的心中有数，铭记在心。那心中的记忆之瓶实在太满太满了，一不小心便要漫溢出来，这又使得朋友中间不少人都比较知道他，知道他的身世是有些特殊。他深入骨髓地记得许多的画面，许多的细处，当它们被数说出来时，你会感到这些东西那阴灰的色泽，凄寒的况味，联想到一个寂寞少年曾经何等可怕地体验过丧失的缺憾，愁怀无限。
他没有一个顺畅的童年，很小的时候，快乐时光突遭破毁，父母离异的厄运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过于残酷的灵魂上的灾难。他被带到奶奶家，生活环境陡然间完全变换，不再是租界区前亭后院的洋楼，不再有任何清雅的相对封闭的宁静与有序，奶奶家的大杂院以全方位的嘈杂与袒露接纳着他。他至今记得院子里那些过于粗俗、艰窘的细节，比方说这边一个妇女端着碗筷吃炸酱面，那边也许就有一个大爷在当院的水龙头底下冲便盆。那实在没什么可新鲜的，当一个人习惯了在特别内急时，先要一路小跑着拐出500米的窄胡同去公厕排队，同时又看到，当某人离世时，限于院子的门口挤缩得尤如嗓子眼儿那么细，竟无可能平躺着被亲友抬出去，又只能是充分的适应与忍耐，因为在逼仄的拥挤之中，提及尊严显得多么奢侈可笑。
可是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这种伤痛太提前了，不论是否自觉，环境上的整体移换肯定等同着精神上的彻底倾覆，一个世界被莫名地锁起来，另一个世界却被粗暴地打开，童稚的心灵所能感到的击刺无所不在，无所阻挡，根根植入神经，却是无以述说。每天清早，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独自一人快快地走，从奶奶家的大杂院出发，横跨这个城市最嘈杂又最贫瘠的地带，回到他本来隶属于的有着母亲体温的秩序井然的学校。这是一条相当长远的路，空间上说，是从今日的南市食品街一直走到南京路上的吉利大厦，打车的话，也得十几块钱，他当时整日的步行，每每要走半个多钟头。在这半个多钟头里，少年的他心怀之中涌满何等憋屈的哀伤，他迎着马路上扑面的寒风，朝着不相干的人流车流，以疑惑的目光望着眼前反差强烈的街景，找不见更听不见日夜渴想的熟悉图景和声音。
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变得孤独幽闭了吧。所谓的自我幽闭，总是弱者对于他所抵触的环境采取的默然隔绝式的抵挡手段，当他还是一个无助的孩子时，情形也只有如此。他说，那时候，他没有欢乐，没有朋友，自己是自己的玩具——这话说得真是凄凉。就在这异常凄凉的孤苦中，早先的情感和盼望逐渐疏离、淡漠，以至于当父亲忽然出现时，做儿子的他会大惊失色嗵地站起，拦截般地上去问道：同志，你找谁？！那一天父亲自远方而来，肩上挑着一副扁担，捆扎了许多的糖果，父亲想给离别太久的儿子送来一份惊喜。他以突然的开怀大笑来回答呆怔着的儿子，可他是否知道，儿子心中那块巨大的亏空，他将永远都不可能补偿。
一种最为珍贵的补偿来自于肖克凡自己。当生活被命运之手设置得了无生趣时，他本来的聪颖和好学的天性开始汪洋恣肆，并且显出引领作用。他沉迷于书籍，别管什么书，只要见到，悉数细读，包括《岳飞全传》、《白洋淀》、《李有才板话》等等，最记得父亲回来时，他得到了一块钱，径直地去了开明书店一一当时一个收购性质的大集体的书店，买那种“准新书”一一已经被人翻过的“大书”’，一本是《红旗谱》，一本是《灵泉洞》，这是他第一次为着阅读而采取的个人购买行为，其时年仅十岁。他遍览群书，醉心阅读，荒漠时代里，能够见到的书种类有限，然而他的学习并不荒漠，甚至像八个样板戏的各个唱段他也可以背得如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那么详熟。在多年之后，在各样的场合里，我曾轻易听到过他如泼水一般的背书表演——当然算不得表演，只是不经意的随吟，如苏东坡的《赤壁赋》，艾青的《大堰河》，郭小川的《秋歌》，甚至雁翼、张志民等人的代表作他竟也张口就来。我听着便想，像这样的才能假如适时地去修—门外语，想必也会非常出色的。
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常例，当一个人无法摆脱被设置的命运时，若能超前地陷入书籍，并且深思好学，这时候文学这个天使总会神奇地君临。虽然肖克凡说，关于少年时代的写作动机，他以为是由于口吃。可是，又为什么口吃呢？他说，在小学三年级之前，他的口吃比较严重，因而曾经多次的引起同学间的哄笑。于是他想以记日记的形式来自我诉说，以期克服那一顽疾。他写下很多的日记，那种诉说“宁静而温馨”，“时时令人感到心灵颤动”，“你在发现自己的同时也发现世界。世界很大，你也很大。”这样的日记写作，自然是最初始最纯粹的文学创作，它们会训练他，更会启迪他，所以，就是在这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写过一则长长的文章，他虽然已经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那奇特的长度连及微妙的想象力仍使他至今难忘。不管怎么说，日记的写作给他打开了泊泊诉说的天地，他竟不再幽闭了，常常跑到无人处练习诗歌朗诵，甚至于学习打快板，他居然将少年报上整整一版的快板书《看汽车》全篇背熟下来，然后站到人前打着竹板演唱——想象那番阵势，一定令人惊叹，台上那个苍白少年眉头紧琐，眼神专注，一串串词句炒豆一般在他嘴巴里翻滚，又连珠炮似的跑跳比来，底下的师生们不断报以掌声，他浑然不觉，完全沉醉在词句飞溅的奇乐中。再然后，“走进中学校门的时候，已经没人认为那棵身高一米八三的‘豆芽菜’是一个口吃症患者了。”而到了现在，他那一副早已变得太过出众的伶牙俐齿，特别喜好在与人交谈时唇枪舌剑话不饶人，要么是泼水似的全无接头，我看究其原因，大约仅限于纸上的说话，在他是受不了的，像一种资源的浪费，才华的闲置。
光阴荏苒，三十几年后，当肖克凡人近中年时，已然是资深作家，在2002年春天，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首次设立了天津首届青年创作奖，他得了这个大奖，报纸上连篇累牍介绍他的“事迹”，他鹤立鸡群地站在台上，手捧鲜花，同时也捧着鲜花一样粲然的10万奖金的显示牌，那样子煞是令人瞩目并且陡生敬意，但他几乎没有笑容，尽管他跟记者表示一一“文学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礼待，而且是在自己身上体现的，我深深地以此为荣”……
他很正色地跟媒体说，写作不是为了获奖。那么，是为了什么呢？现在我又想要问了。尽管除了对着自己，我并不知道还能去问谁。到今天，再涉及为了什么而写作这样的问题，为此而费神，似乎是显得很无谓了，总耍忍不住说起来这个，你肯定会显得非常的初级班，或者像故作深沉。可是，怎么有时依旧是回也不改其乐地再要深究穷想？我常常要想，你为什么非得坐在那里不停地写？除了要去换钱，这其中所蕴涵的孔颜之乐还剩下多少？当大家都说，时代不同了，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在受嘲弄，你进到书店，选择再三，终至袖手而去，还不是因为老也找不到你所需要的乐和意义吗？可是，既然仍做着这一行，总是不可以空无依傍的啊，若抹掉了那个“初级班问题”，不论什么样的写作都好比是釜底抽薪……但是，如此这般地说下去，顶多也只说明了你对于所思所想之问题的一种态度，而于答案那深湛的悬疑性却是丝毫未减，所以只有收住。
但是，我确实惊羡肖克凡的伟绩。他写了太多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四部，《鼠年》、《原址》、《尴尬英雄》、《认识你真好》；中篇小说50部，短篇小说一百多个，其中《黑砂》、《最后一个工人》曾先后被天津人艺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搬上话剧舞台，还有几部分别获过地方或者全国的期刊奖、文艺奖。评奖委员会给他的一番评语看起来非常严谨，在这里干脆转抄过来以表示我的认同，那评语是这样说一一“肖克凡生活积淀丰富，文学功底扎实，勤奋创作，善于思考，既有捕捉现实生活的敏锐目光，又有认知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和准确精到的艺术表达。他的工业题材作品直面尖锐的社会矛盾，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对传统经济体制及思维观念的巨大冲击，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国企改革的艰难历程和人们心灵的急剧变化。他的津味小说擅长表现天津独特的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传统，具有独到的审美观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创作弘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点。”
当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他刚刚发在《十月》上的新作，短篇小说《哈尔哈拉河的刀子》，忽然觉得评委会的那番评语虽然极为准确，却是过于笼统了，他们忽略了他一直以来对于语言的热爱与追求——这一点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的。
是牛伯成还是桂雨清，以前一直喜欢说，小说有真老虎也有假老虎，作家有真作家也有假作家，我看这其中分辨的标准其实正在于一个人的语言。因为我相信，语言是一种能力，是吸引自己往下写、也吸引人家往下读的重要因素；我还相信，语言是一种还原，你心中有千万种幻想与诗感，智慧上更有源源不绝的发现与领悟，这都只有凭靠语言来还原显现，来活络动人。当肖克凡一天天陷入文学的罗网中时，他意志上的持续的耐力首先是用在语言的锻炼上——是从口舌间的流利渐次跳跃到键盘上的流畅。读《哈尔哈拉河的刀子》，会惊异于他在叙述上完全清洗掉一切芜杂——时下热衷的种种妆饰性的或者是感觉的泡沫，在他这里绝无痕迹。小说语言的洗练达到如此透明、舒朗的境地，使我又想起了“那亲爱的玻璃”，还想起，好多年前，在干砖瓦小工时，在新砌的方砖红墙上一条一道地勾完墙缝，师傅递来一把干笤帚，嘱你将那新墙细细地扫上一扫，然后，尽可以做自我满足的欣赏了。一个人的语言功力能否达到高的段位，是不是也在于，你手里有没有一把干笤帚？能不能很耐烦地使用它？
从热爱语言，有意识地追求语言这一角度，再来回索写作的目的，忽然觉得有些顺道了一一说来说去，其实就该删繁就简，仅谈语言的好处便就足够了。当你面对生命中无法改变的路向，默然地关上窗子，隔绝了外面的喧嚣与嘈杂，而习惯于打坐一般久久地待在那里，以手指跟你的键盘以及显示屏来说话，这时，在对词语的敏锐择取和汇合中，你会逐渐懂得，只有真实的语言才能流动，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同时也才因此而不断领略到语言的神奇之美。这样的神奇之美一定是对心魂的安慰，是一种拯救，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所以，到今天我还是特别乐意相信艺术创作的所谓救赎性，我也特别乐意承认，写作，首先它是自私的。
那天，肖克凡说，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一个文学从业者，现在他不想再说其他的什么大话，只想要强调一种敬业的精神。他要这样子说，我觉得也挺像是一个号召。当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平庸得已经到了可怕地步的所谓临摹，或者无耻得已经到了溃烂地步的所谓白描，正在成为一种争先恐后的时尚，我常感到写作的末日已经来临，感到自己那本来就显得薄弱的一份动力更加的不堪一击。可当此时，写下这一篇文章，我想也许是应该响应肖克凡的号召，并且学习他那一向不动声色的坚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还是好好地去写，好好地去想吧，这样，你才对得起自己的时间，也才对得起自己的命运。
2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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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鸡起舞，对酒当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27日21:35 李晶
写这样的文章，难免要回想80年代深受文学蛊惑的逸事，感觉最强烈的依旧是那些无法闪避的来自于群体的激情，好像那时候，只要几个人一坐下来，围绕着文学说上点什么，就会有一种单纯的信念让我们发痴，有一种发奋的劲头引领我们飞升。那时候，像肖克凡这样一个人，在圈子里面是显得特别突出的。他不仅非常好说，而且热衷于争辩，他那口舌尖锐、言辞锋利，特别擅长针砭和批判，关于社会的不良现象，关于生活的种种真相，关于文学应该怎样思索、表达等等。他给人的印象常是忧心忡忡眉头紧琐的，因此也让人觉得他所把握的文学其质地是特别的冷峻和沉重。
记得最初是87年，在暮春的时节，上海《萌芽》来了几位编辑，召集天津的几个年轻作者开改稿会。由曹阳主编亲自带队，一行人相挟着上蓟县盘山去改小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那却是真正的改稿会，你的稿子先由人家编辑在上海选定了，然后再带到会上由专门的责任编辑面对面跟你谈意见，一间小屋子里，像医生挂号诊病似的，一个谈完了，下一个再进去谈——稿子中哪些地方还有待深入完善，哪些地方最好换个角度重写。我就是在这次改稿会上认识了后来一直是朋友的周佩红。当时发觉肖克凡的那一篇小说名字十分特殊，是叫《我那亲爱的玻璃》，因为这个有趣别致的名字跟他有了交谈，知道他写的是原先任职的市委机关，而我原先也正是从那样的机关调出来的，一种十足的过客之感其实同他非常相近。然而我就奇怪，自己竟然一点没有他那样独到而且犀利的观察和体验，显然那时候他已经在反思关于机关体制，机关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严肃命题了。而我此时因为呆在《文学自由谈》杂志社里，整日地老缠绊着组稿编稿和写评论的事情，写小说时更多的用心还仅止于情感层面的抒发上，而不能像他那样对存在的环境展开深入的思索。
也许正是因为惯于深入思索的缘故，以后肖克凡的小说在涵盖面上才会日益宽广宏大，机关啊，工厂啊，市井啊，及至于传奇逸史，他一一地都能铺开来写，而且越写越生动、丰富，并且具有足够的穿透力，应该说他写作的智慧和技能是由于思索之剑的艰苦磨砺而进入到完备的境地中。
可是，我想，作为一种已经变得很本能了的习惯，思索绝不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兴趣主义的选择，而一定是和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孩子寒假回来告诉我，他们的计算机教授在结束自己的学期授课时，送给班上的莘莘学子们两句诗以作赠言，一曰“闻鸡起舞”，一曰“对酒当歌”。我听了觉得好，觉得这位教授组合得巧妙，我想到，在人生当中也许顶要紧的就是要具备这么两套功夫，一是不甘沉沦的超拔之态，再一是怅然忍从的静定之力。不知为何，现在就发现把这两句诗送给肖克凡也是十分合适的，或者说它们早就属于他了，早就是他人生面貌的一种写照。
肖克凡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人，当一伙人处在一起时，他总爱将闲聊的种种话头抻远，一律浸泡到历史里面去。这时他会十分惊人地显出记忆力的极高禀赋。好像长到现在这个年纪，并没有什么经历过来的东西能够遭他遗忘，仿佛他家门前栽有一株大树，那树每年曾经结过多少果子，那果子一只只的模样，一只只的去向，作为主人的他，统统的心中有数，铭记在心。那心中的记忆之瓶实在太满太满了，一不小心便要漫溢出来，这又使得朋友中间不少人都比较知道他，知道他的身世是有些特殊。他深入骨髓地记得许多的画面，许多的细处，当它们被数说出来时，你会感到这些东西那阴灰的色泽，凄寒的况味，联想到一个寂寞少年曾经何等可怕地体验过丧失的缺憾，愁怀无限。
他没有一个顺畅的童年，很小的时候，快乐时光突遭破毁，父母离异的厄运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过于残酷的灵魂上的灾难。他被带到奶奶家，生活环境陡然间完全变换，不再是租界区前亭后院的洋楼，不再有任何清雅的相对封闭的宁静与有序，奶奶家的大杂院以全方位的嘈杂与袒露接纳着他。他至今记得院子里那些过于粗俗、艰窘的细节，比方说这边一个妇女端着碗筷吃炸酱面，那边也许就有一个大爷在当院的水龙头底下冲便盆。那实在没什么可新鲜的，当一个人习惯了在特别内急时，先要一路小跑着拐出500米的窄胡同去公厕排队，同时又看到，当某人离世时，限于院子的门口挤缩得尤如嗓子眼儿那么细，竟无可能平躺着被亲友抬出去，又只能是充分的适应与忍耐，因为在逼仄的拥挤之中，提及尊严显得多么奢侈可笑。
可是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这种伤痛太提前了，不论是否自觉，环境上的整体移换肯定等同着精神上的彻底倾覆，一个世界被莫名地锁起来，另一个世界却被粗暴地打开，童稚的心灵所能感到的击刺无所不在，无所阻挡，根根植入神经，却是无以述说。每天清早，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独自一人快快地走，从奶奶家的大杂院出发，横跨这个城市最嘈杂又最贫瘠的地带，回到他本来隶属于的有着母亲体温的秩序井然的学校。这是一条相当长远的路，空间上说，是从今日的南市食品街一直走到南京路上的吉利大厦，打车的话，也得十几块钱，他当时整日的步行，每每要走半个多钟头。在这半个多钟头里，少年的他心怀之中涌满何等憋屈的哀伤，他迎着马路上扑面的寒风，朝着不相干的人流车流，以疑惑的目光望着眼前反差强烈的街景，找不见更听不见日夜渴想的熟悉图景和声音。
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变得孤独幽闭了吧。所谓的自我幽闭，总是弱者对于他所抵触的环境采取的默然隔绝式的抵挡手段，当他还是一个无助的孩子时，情形也只有如此。他说，那时候，他没有欢乐，没有朋友，自己是自己的玩具——这话说得真是凄凉。就在这异常凄凉的孤苦中，早先的情感和盼望逐渐疏离、淡漠，以至于当父亲忽然出现时，做儿子的他会大惊失色嗵地站起，拦截般地上去问道：同志，你找谁？！那一天父亲自远方而来，肩上挑着一副扁担，捆扎了许多的糖果，父亲想给离别太久的儿子送来一份惊喜。他以突然的开怀大笑来回答呆怔着的儿子，可他是否知道，儿子心中那块巨大的亏空，他将永远都不可能补偿。
一种最为珍贵的补偿来自于肖克凡自己。当生活被命运之手设置得了无生趣时，他本来的聪颖和好学的天性开始汪洋恣肆，并且显出引领作用。他沉迷于书籍，别管什么书，只要见到，悉数细读，包括《岳飞全传》、《白洋淀》、《李有才板话》等等，最记得父亲回来时，他得到了一块钱，径直地去了开明书店一一当时一个收购性质的大集体的书店，买那种“准新书”一一已经被人翻过的“大书”’，一本是《红旗谱》，一本是《灵泉洞》，这是他第一次为着阅读而采取的个人购买行为，其时年仅十岁。他遍览群书，醉心阅读，荒漠时代里，能够见到的书种类有限，然而他的学习并不荒漠，甚至像八个样板戏的各个唱段他也可以背得如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那么详熟。在多年之后，在各样的场合里，我曾轻易听到过他如泼水一般的背书表演——当然算不得表演，只是不经意的随吟，如苏东坡的《赤壁赋》，艾青的《大堰河》，郭小川的《秋歌》，甚至雁翼、张志民等人的代表作他竟也张口就来。我听着便想，像这样的才能假如适时地去修—门外语，想必也会非常出色的。
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常例，当一个人无法摆脱被设置的命运时，若能超前地陷入书籍，并且深思好学，这时候文学这个天使总会神奇地君临。虽然肖克凡说，关于少年时代的写作动机，他以为是由于口吃。可是，又为什么口吃呢？他说，在小学三年级之前，他的口吃比较严重，因而曾经多次的引起同学间的哄笑。于是他想以记日记的形式来自我诉说，以期克服那一顽疾。他写下很多的日记，那种诉说“宁静而温馨”，“时时令人感到心灵颤动”，“你在发现自己的同时也发现世界。世界很大，你也很大。”这样的日记写作，自然是最初始最纯粹的文学创作，它们会训练他，更会启迪他，所以，就是在这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写过一则长长的文章，他虽然已经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那奇特的长度连及微妙的想象力仍使他至今难忘。不管怎么说，日记的写作给他打开了泊泊诉说的天地，他竟不再幽闭了，常常跑到无人处练习诗歌朗诵，甚至于学习打快板，他居然将少年报上整整一版的快板书《看汽车》全篇背熟下来，然后站到人前打着竹板演唱——想象那番阵势，一定令人惊叹，台上那个苍白少年眉头紧琐，眼神专注，一串串词句炒豆一般在他嘴巴里翻滚，又连珠炮似的跑跳比来，底下的师生们不断报以掌声，他浑然不觉，完全沉醉在词句飞溅的奇乐中。再然后，“走进中学校门的时候，已经没人认为那棵身高一米八三的‘豆芽菜’是一个口吃症患者了。”而到了现在，他那一副早已变得太过出众的伶牙俐齿，特别喜好在与人交谈时唇枪舌剑话不饶人，要么是泼水似的全无接头，我看究其原因，大约仅限于纸上的说话，在他是受不了的，像一种资源的浪费，才华的闲置。
光阴荏苒，三十几年后，当肖克凡人近中年时，已然是资深作家，在2002年春天，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首次设立了天津首届青年创作奖，他得了这个大奖，报纸上连篇累牍介绍他的“事迹”，他鹤立鸡群地站在台上，手捧鲜花，同时也捧着鲜花一样粲然的10万奖金的显示牌，那样子煞是令人瞩目并且陡生敬意，但他几乎没有笑容，尽管他跟记者表示一一“文学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礼待，而且是在自己身上体现的，我深深地以此为荣”……
他很正色地跟媒体说，写作不是为了获奖。那么，是为了什么呢？现在我又想要问了。尽管除了对着自己，我并不知道还能去问谁。到今天，再涉及为了什么而写作这样的问题，为此而费神，似乎是显得很无谓了，总耍忍不住说起来这个，你肯定会显得非常的初级班，或者像故作深沉。可是，怎么有时依旧是回也不改其乐地再要深究穷想？我常常要想，你为什么非得坐在那里不停地写？除了要去换钱，这其中所蕴涵的孔颜之乐还剩下多少？当大家都说，时代不同了，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在受嘲弄，你进到书店，选择再三，终至袖手而去，还不是因为老也找不到你所需要的乐和意义吗？可是，既然仍做着这一行，总是不可以空无依傍的啊，若抹掉了那个“初级班问题”，不论什么样的写作都好比是釜底抽薪……但是，如此这般地说下去，顶多也只说明了你对于所思所想之问题的一种态度，而于答案那深湛的悬疑性却是丝毫未减，所以只有收住。
但是，我确实惊羡肖克凡的伟绩。他写了太多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四部，《鼠年》、《原址》、《尴尬英雄》、《认识你真好》；中篇小说50部，短篇小说一百多个，其中《黑砂》、《最后一个工人》曾先后被天津人艺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搬上话剧舞台，还有几部分别获过地方或者全国的期刊奖、文艺奖。评奖委员会给他的一番评语看起来非常严谨，在这里干脆转抄过来以表示我的认同，那评语是这样说一一“肖克凡生活积淀丰富，文学功底扎实，勤奋创作，善于思考，既有捕捉现实生活的敏锐目光，又有认知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和准确精到的艺术表达。他的工业题材作品直面尖锐的社会矛盾，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对传统经济体制及思维观念的巨大冲击，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国企改革的艰难历程和人们心灵的急剧变化。他的津味小说擅长表现天津独特的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传统，具有独到的审美观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创作弘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点。”
当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他刚刚发在《十月》上的新作，短篇小说《哈尔哈拉河的刀子》，忽然觉得评委会的那番评语虽然极为准确，却是过于笼统了，他们忽略了他一直以来对于语言的热爱与追求——这一点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的。
是牛伯成还是桂雨清，以前一直喜欢说，小说有真老虎也有假老虎，作家有真作家也有假作家，我看这其中分辨的标准其实正在于一个人的语言。因为我相信，语言是一种能力，是吸引自己往下写、也吸引人家往下读的重要因素；我还相信，语言是一种还原，你心中有千万种幻想与诗感，智慧上更有源源不绝的发现与领悟，这都只有凭靠语言来还原显现，来活络动人。当肖克凡一天天陷入文学的罗网中时，他意志上的持续的耐力首先是用在语言的锻炼上——是从口舌间的流利渐次跳跃到键盘上的流畅。读《哈尔哈拉河的刀子》，会惊异于他在叙述上完全清洗掉一切芜杂——时下热衷的种种妆饰性的或者是感觉的泡沫，在他这里绝无痕迹。小说语言的洗练达到如此透明、舒朗的境地，使我又想起了“那亲爱的玻璃”，还想起，好多年前，在干砖瓦小工时，在新砌的方砖红墙上一条一道地勾完墙缝，师傅递来一把干笤帚，嘱你将那新墙细细地扫上一扫，然后，尽可以做自我满足的欣赏了。一个人的语言功力能否达到高的段位，是不是也在于，你手里有没有一把干笤帚？能不能很耐烦地使用它？
从热爱语言，有意识地追求语言这一角度，再来回索写作的目的，忽然觉得有些顺道了一一说来说去，其实就该删繁就简，仅谈语言的好处便就足够了。当你面对生命中无法改变的路向，默然地关上窗子，隔绝了外面的喧嚣与嘈杂，而习惯于打坐一般久久地待在那里，以手指跟你的键盘以及显示屏来说话，这时，在对词语的敏锐择取和汇合中，你会逐渐懂得，只有真实的语言才能流动，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同时也才因此而不断领略到语言的神奇之美。这样的神奇之美一定是对心魂的安慰，是一种拯救，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所以，到今天我还是特别乐意相信艺术创作的所谓救赎性，我也特别乐意承认，写作，首先它是自私的。
那天，肖克凡说，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一个文学从业者，现在他不想再说其他的什么大话，只想要强调一种敬业的精神。他要这样子说，我觉得也挺像是一个号召。当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平庸得已经到了可怕地步的所谓临摹，或者无耻得已经到了溃烂地步的所谓白描，正在成为一种争先恐后的时尚，我常感到写作的末日已经来临，感到自己那本来就显得薄弱的一份动力更加的不堪一击。可当此时，写下这一篇文章，我想也许是应该响应肖克凡的号召，并且学习他那一向不动声色的坚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还是好好地去写，好好地去想吧，这样，你才对得起自己的时间，也才对得起自己的命运。
20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