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督商办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摘 要:“官督商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全面启动资本主义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模式。它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促使更多的民族资本生成。由于它是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运而生, 本身也包含了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 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推进, 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日益明显。
关键词：
官督商办制度出现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发展民用企业以“求富”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 即“商为承办, 官为维持”。采用这种方式, 对清政府而言, 可以解决资金困难, 实现“求富”之愿, 对拥有资本的商人而言, 可使他们的资本托庇于封建政权, 减少风险和障碍。
洋务派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创办的军事工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原材料、燃料供应紧张等困难。晚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国封建经济的逐渐解体的压力之下，财政出现危机，政府和洋务派急需资金来缓解资金上的困难。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缙绅官僚和买办商人却在外国资本和晚清政府的扶持下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这些人在与外国资本的接触中认识到近代工业的强大活力，他们向往近代工业，民间商业资本在外资和本国封建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壮大，也向往近代工业。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的打击之下，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化，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加快，为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官督商办制度的产生。
官督商办的方式，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的兴办是为了“求富”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其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缙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第二，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第三，在官督商办制度下，诞生了一批近代意义的大中型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即“官督”，就不可能产生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大型民用企业。
官督商办, 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突破保守落后的观念和杜会氛围, 得以脱颖而出的最有效方式。这类企业的率先产生, 对民族近代企业的广泛创设作了实践惫义上的倡导。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加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当时的形势下, 迅速、大规模地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企业, 是十分必要。然而要广泛地建立这种全新的近代企业, 却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 重本抑末的政策始终贯穿未绝。鄙视工商, 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另一方面, 近代中国社会的畸型转化又并非内部政治变革的结果, 此前没有过真正反封建思想运动的内部大酝酿和大爆发。封建政权尽管受到了沉重震撼, 但还是连同其相当完备的意识形态保留了下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有了一定的输入和传播, 但无论程度还是影响面都还相当有限。兼以明清以降长期实行的闭关政策, 又逐渐酿成了人们某种程度的自大保守心态。在这种状态下, 人们往往本能地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采取抵拒态度。其次, 同样由于重本抑末传统意识, 人们视土地为恒产, 为财富与地位的代表, 把投资土地当作最可靠的事业, 而在近代早期, 办新式企业还是无人做过的事情, 远比投资土地更具冒险性。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 要转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非“官”出面引导和采取政府行为不能奏效上述背最, 就使官督商办方式的出现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 对于突破前述几个阻止人们向近代企业投资的观念与社会障碍, 提供了全面的可能。它以“官督”的旗号, 换取了在封建政权仍然存在这一既定条件下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兴办的合法性, 同时, 对于消除人们的陈旧意识也有重要作用，洋务派以权势作保证的鼓励、庇护和扶持, 也促使一些普通商人、地主减少了犹疑, 使货币资金的这些主要持有者卷入投资近代企业的浪潮中。
官督商办方式,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始资本积累极不充分的困难, 对解决民族近代企业
产生之初的资金需要, 起了突出作用。近代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极为困难和不充分的, 其突出的后果和表现, 就是创立民族近代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金严重匿乏, 且相当分散而难以集中。采用官督商办方式, 就能部分地化解这方面的困难。官督商办企业, 一般在开办时就能吸收相当数量的官款, 且能在较大范围内集中社会游资, 从而可以举办规模较大、普通商民无力或不愿投资的企业。
官督商办方式, 有助千克服最初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所面临的客观困难, 是中国近代大型企业得以较快产生的, 要原因。在近代早期, 尽管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已很严重, 但中西方之间民间的直接交往却是不多的。不熟悉外部世界, 又同西方缺乏联系渠道, 很难与机器工业发生联系。在官督名义下同这类企业发生关系的洋务派大官僚, 正是对外事务的主要从事者和决策人。他们与西方有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渠道, 较易解决这方面的困难。
官督商办方式, 使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从一开始就在某些领域具备了与外资竞争的一定能力, 在遏制外国经济侵略势头的斗争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早期,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力量, 一般民族资本企业又分散弱小, 缺乏一致对外的协调力和凝聚力, 自然无法抵挡外资势力的压力与打击。面对这种现实, 官督商办方式有其出现的必要性。官督商办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实力, 可以在阻挡西方经济侵略锋芒的斗争中发挥一定作用。原因就是它能以国家力量为支援。合官民之力以“分洋商之利”,
综上所述, 在甲午战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产生是合理、必要、符合经济发展客观历史要求的。它本身是民族近代企业发生的一种重要形式, 又以自己的出现, 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交业在更大范围内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洋务派官僚集团把“官督商办”企业视作扩充自己和本派系政治、经济势力的重要基地, 督办为了在企业中扩展自己的势力, 利用封建宗法裙带关系, 挟私用人, 培植党羽, 拉帮结派, 垄断企业的大权。企业中的“商股”代理人, 主要是当时一些著名的买力、商人，洋务派官僚对这些买办商人的头面人物是既要倚重他们, 又要排斥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与洋行有密切联系, 又有经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业务知识和经验, 而且还因为他们有调动巨额社会资金的能量。这些买办商人则意图利用洋务派掌握的政权作庇护, 以“商董”身份, 控制企业大权, 把这些企业作为攫取利润、扩充财源以及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这样“官”与“商”, 势必矛盾重重, 最后往往以“商”被排斥而告终。洋务派官僚还利用“官督”地位, 安插党羽为爪牙, 扩展自己的经济势力, 侵吞“商股”。 官权不断膨胀而商办成分日益减弱，从而使之逐渐变为官僚私产。 洋务派还为了“独擅其利”, 利用封建政权的政治权力, 实行封建性垄断, 以排他性的封建专利特权, 借政治力排斥自由竞争，限制和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务派在维护封建政权的目的下, 仿效西方, “师夷之长技”, 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制造、生产技术、机器设备, 当作自己的强壮剂, 维护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从技术、管理、设备、原料到资金, 无不仰赖外国, 完全丧失国家民族和企业的独立自主。这些企业中存在着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 充斥着先进的技术装备与腐败的经营管理, 局部先进的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等重重矛盾。这类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铺筑一条平坦大道, 相反只能越来越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更大范围内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但是, 随着企业的不断兴办, 这些官僚、买办和官绅商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并逐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迫切要求冲破“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束缚, 独立自主地发展近代工业, 这样, “官督商办”逐步被“商办”所取代。
论官督商办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摘 要:“官督商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全面启动资本主义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模式。它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促使更多的民族资本生成。由于它是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运而生, 本身也包含了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 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推进, 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日益明显。
关键词：
官督商办制度出现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发展民用企业以“求富”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 即“商为承办, 官为维持”。采用这种方式, 对清政府而言, 可以解决资金困难, 实现“求富”之愿, 对拥有资本的商人而言, 可使他们的资本托庇于封建政权, 减少风险和障碍。
洋务派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创办的军事工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原材料、燃料供应紧张等困难。晚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国封建经济的逐渐解体的压力之下，财政出现危机，政府和洋务派急需资金来缓解资金上的困难。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缙绅官僚和买办商人却在外国资本和晚清政府的扶持下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这些人在与外国资本的接触中认识到近代工业的强大活力，他们向往近代工业，民间商业资本在外资和本国封建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壮大，也向往近代工业。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的打击之下，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化，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加快，为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官督商办制度的产生。
官督商办的方式，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的兴办是为了“求富”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其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缙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第二，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第三，在官督商办制度下，诞生了一批近代意义的大中型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即“官督”，就不可能产生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大型民用企业。
官督商办, 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突破保守落后的观念和杜会氛围, 得以脱颖而出的最有效方式。这类企业的率先产生, 对民族近代企业的广泛创设作了实践惫义上的倡导。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加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当时的形势下, 迅速、大规模地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企业, 是十分必要。然而要广泛地建立这种全新的近代企业, 却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 重本抑末的政策始终贯穿未绝。鄙视工商, 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另一方面, 近代中国社会的畸型转化又并非内部政治变革的结果, 此前没有过真正反封建思想运动的内部大酝酿和大爆发。封建政权尽管受到了沉重震撼, 但还是连同其相当完备的意识形态保留了下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有了一定的输入和传播, 但无论程度还是影响面都还相当有限。兼以明清以降长期实行的闭关政策, 又逐渐酿成了人们某种程度的自大保守心态。在这种状态下, 人们往往本能地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采取抵拒态度。其次, 同样由于重本抑末传统意识, 人们视土地为恒产, 为财富与地位的代表, 把投资土地当作最可靠的事业, 而在近代早期, 办新式企业还是无人做过的事情, 远比投资土地更具冒险性。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 要转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非“官”出面引导和采取政府行为不能奏效上述背最, 就使官督商办方式的出现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 对于突破前述几个阻止人们向近代企业投资的观念与社会障碍, 提供了全面的可能。它以“官督”的旗号, 换取了在封建政权仍然存在这一既定条件下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兴办的合法性, 同时, 对于消除人们的陈旧意识也有重要作用，洋务派以权势作保证的鼓励、庇护和扶持, 也促使一些普通商人、地主减少了犹疑, 使货币资金的这些主要持有者卷入投资近代企业的浪潮中。
官督商办方式,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始资本积累极不充分的困难, 对解决民族近代企业
产生之初的资金需要, 起了突出作用。近代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极为困难和不充分的, 其突出的后果和表现, 就是创立民族近代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金严重匿乏, 且相当分散而难以集中。采用官督商办方式, 就能部分地化解这方面的困难。官督商办企业, 一般在开办时就能吸收相当数量的官款, 且能在较大范围内集中社会游资, 从而可以举办规模较大、普通商民无力或不愿投资的企业。
官督商办方式, 有助千克服最初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所面临的客观困难, 是中国近代大型企业得以较快产生的, 要原因。在近代早期, 尽管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已很严重, 但中西方之间民间的直接交往却是不多的。不熟悉外部世界, 又同西方缺乏联系渠道, 很难与机器工业发生联系。在官督名义下同这类企业发生关系的洋务派大官僚, 正是对外事务的主要从事者和决策人。他们与西方有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渠道, 较易解决这方面的困难。
官督商办方式, 使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从一开始就在某些领域具备了与外资竞争的一定能力, 在遏制外国经济侵略势头的斗争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早期,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力量, 一般民族资本企业又分散弱小, 缺乏一致对外的协调力和凝聚力, 自然无法抵挡外资势力的压力与打击。面对这种现实, 官督商办方式有其出现的必要性。官督商办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实力, 可以在阻挡西方经济侵略锋芒的斗争中发挥一定作用。原因就是它能以国家力量为支援。合官民之力以“分洋商之利”,
综上所述, 在甲午战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产生是合理、必要、符合经济发展客观历史要求的。它本身是民族近代企业发生的一种重要形式, 又以自己的出现, 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交业在更大范围内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洋务派官僚集团把“官督商办”企业视作扩充自己和本派系政治、经济势力的重要基地, 督办为了在企业中扩展自己的势力, 利用封建宗法裙带关系, 挟私用人, 培植党羽, 拉帮结派, 垄断企业的大权。企业中的“商股”代理人, 主要是当时一些著名的买力、商人，洋务派官僚对这些买办商人的头面人物是既要倚重他们, 又要排斥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与洋行有密切联系, 又有经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业务知识和经验, 而且还因为他们有调动巨额社会资金的能量。这些买办商人则意图利用洋务派掌握的政权作庇护, 以“商董”身份, 控制企业大权, 把这些企业作为攫取利润、扩充财源以及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这样“官”与“商”, 势必矛盾重重, 最后往往以“商”被排斥而告终。洋务派官僚还利用“官督”地位, 安插党羽为爪牙, 扩展自己的经济势力, 侵吞“商股”。 官权不断膨胀而商办成分日益减弱，从而使之逐渐变为官僚私产。 洋务派还为了“独擅其利”, 利用封建政权的政治权力, 实行封建性垄断, 以排他性的封建专利特权, 借政治力排斥自由竞争，限制和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务派在维护封建政权的目的下, 仿效西方, “师夷之长技”, 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制造、生产技术、机器设备, 当作自己的强壮剂, 维护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从技术、管理、设备、原料到资金, 无不仰赖外国, 完全丧失国家民族和企业的独立自主。这些企业中存在着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 充斥着先进的技术装备与腐败的经营管理, 局部先进的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等重重矛盾。这类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铺筑一条平坦大道, 相反只能越来越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更大范围内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但是, 随着企业的不断兴办, 这些官僚、买办和官绅商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并逐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迫切要求冲破“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束缚, 独立自主地发展近代工业, 这样, “官督商办”逐步被“商办”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