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儒家文化
摘要: 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带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自己，本文认为摆脱宗法势力，与科学管理模式相结合，以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是儒家在新加坡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儒学之所以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
研究新加坡的经验，自然要考虑到儒家文化，重视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实际作用。继美国学者卡恩与佩珀合著《日本的挑战》、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发表《后儒家的挑战》之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战》。关于这部著作，诚如新加坡教学发展总署王孟林总监在序言中所说，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学学者对于儒家伦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现实意义的想法。”〔1〕统观“三挑战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腾飞的连带关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跃在东方的一种活的精神。这几位学者都是采用了马克斯·韦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却得出了同韦伯的观点相悖的结论：韦伯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伦理只能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发生起限制作用；而杜维明博士等人却认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种东方的企业精神。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要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除了了解儒家伦理怎样铸成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必须探讨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特征。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讨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
一
新加坡这个岛国有十来个民族，人数最多的是华族，占总人口的76.3％，次为马来族，占总人口15％，再次是印度族，占总人口6.4 ％。此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血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和缅甸人等。华族同其它民族一样，多属于移民的后裔，同本土文化自然维系着一条感情的纽带。儒家文化是成千上万的华族从移民船上带过来的，儒家伦理存在于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说和最初来到此地的华工一样早。
儒家文化是由华族移民带到南洋的，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它就同固守在本土的本源的儒家思想有了分别。同时，它也和通过其它国家，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移植到该国，结合那里的特点进行改造的儒家学说有所不同。
新加坡华人社会主要是由中国华南沿海闽粤两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离开自然灾害和兵燹频仍的家乡到海外谋生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间或有些小商人。考察一下新加坡社会发财致富的巨商，几乎都是苦力、小贩出身，或者是苦力、矿工和橡胶园工的后代。如：陈旭年，原籍潮州，早年渡黑水“过番”，到新加坡开始做码头工人，积攒一笔钱后做布贩，后来靠做港主和贩卖苦力致富。章三潮，即章芳琳的父亲，刚到新加坡时做苦力，克勤克俭，积累了资本，在顺源街开“长越号”店，专门经营烟酒和土产致富。被称为星洲首富的陈笃生，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开始做小贩，靠沿街叫卖蔬菜起家。这些贫苦农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不同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时中原大姓举宗迁徙，所以强宗大族的势力达不到海外。这一点对儒家伦理来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在贵族式家族所有制的人伦关系中生长起来的。其特点就是既对血缘关系所强调的族内“休戚与共”给予重视与肯定，从而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又特别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的关系，从而强调“名分”、“爱有等差”。中国传统文
化的奥秘正在宗法人伦本身的结构里。一般说来，宗法社会都是由强宗豪族操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他们竭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重农轻商。民间工商业或有萌发，最终要遭受权势家族的压抑、打击和扼杀。在封建社会后期，宗族豪绅代表着落后腐朽的反动势力，儒家文化中维护等级制和特权的思想就是这种封建势力加以提倡和强调的，从而起着禁锢人们思想、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兴起的作用。
新加坡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华族移民又非充满了封建统治意识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传播和发展的儒家思想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也不是作为一种学术的儒家思想，而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思想。杜维明教授说：
“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个人的努力。所有这些价值，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2 〕我们不妨将新加坡华族流行的儒家个人伦理，分解开来加以说明。
其一，孝悌观念增强了华人的凝聚力。新加坡华族特别重视孝道和手足之情，这大概同早期移民的途径和对象有关。一般说来他们是通过亲戚招募而来的，因为是同宗，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劳资双方有一种相互信任感，这种亲属的环链在驰往南洋的移民船上便被人们强烈的意识到了。这是新加坡建立宗亲组织的基础。广大华工来自华南的四面八方，那儿的高山流水把闽粤居民阻隔成许多方言不同、地方神祗信仰也不同的区域。一旦到了异乡异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一梓里，同一方言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聚居在一起，
这是方言组织即同乡会馆的形成原因。
孔子以仁作为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准则，仁的根据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悌是“友于兄弟”，兄友弟恭，孔子将仁爱精神扩充到全社会，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强调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孝的本义是敬爱父母，以此来树立上下之间的圭臬。孝，不仅要敬养父母，还要祭祀祖先，儒家主张设坛祭天、建祠祭祖，以示“慎终追远”。如果说这一孝的观念使华人重视宗族团结，渴望光宗耀祖，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悌的观念便令华族注意同胞携手、互助合作。前者是马来群岛华人社会划分为宗乡团体、信仰地方神祗的文化依据，后者是这个华人社会始终融为一体、信奉儒释道三位一体宗教的文化依
据。
其二，寻根意识。和祖先认同，是新加坡华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靠家庭影响，节日活动，宗亲组织或同乡组织的祭祖活动和私塾教育。中华传统节日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强调家庭欢聚一堂，一起追思先祖，强化民族意识。李光耀在1992年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中华总商会为他举办的新春晚宴上说道：“这些盛大的庆典能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些庆典节日使我们回忆过去，使我们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的创始时就开始。
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
。”所以说，海外华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所受的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分不开。新加坡华族的这种精神，在建国之后，就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一种忠于事业的热忱。
总而言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是在民间早已流行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念，由于它摆脱了宗法势力的操纵和封建文人的影响，封建性淡薄，仁爱精神、民族意识等积极方面得到发扬，这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儒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二
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在中国的农业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它建筑在重农轻商的经济型态之上。根据雷格斯（Fred Riggs）的理论分析，中国数千年来的古典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稳固及“不变的状态”。传统文化在这个农业基础社会中，相当圆满自足。以仁、善、孝、礼、诚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只是鼓励人去建立一种和谐、谦让和诚实的人际关系，以及维持着勤俭、顺从、忍耐的美德。其人本主义的特点使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都离不开家族制度。可见，浓厚的农业性造成了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的保守和封闭的特征。 儒家文化一旦落脚在海上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新加坡，它的不合时宜的一面就受到遏制，而先秦儒学中的某些进取精神便得到发扬。而且，它随着新加坡一百多年来的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济的两次转型，还创造出适应形势需要的新风范。在经济生活中，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既显示出某种原动力，又显现出某种亲和力。新加坡的经验表明，经由“儒家商人”阶段把传统观念融入现代管理之中，比起直接由农业社会生成的儒家伦理原型涉入管理容易得多。
新加坡的学者陈国贲、张齐娥曾经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1980年为新加坡政府区发展部（今新闻艺术部）的口述历史馆制定了新加坡商业先驱人物口述史计划，并根据计划对51位华人企业家作了采访记录，因而给人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新加坡经济史资料和商业文化史资料。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几乎都是儒商，他们是遵循儒家勤奋、节俭和好学的教导，奋斗不息，事业有成的。
这些华人企业家具有的第一个美德是自制和节俭。儒家强调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慎独”。这种自我克制、自我斗争的品格，对成就一个人非常重要。老一辈移民初到新加坡，远离父母，容易在赌博、鸦片、妓女等诱惑下堕落。如果他们能遵循儒家的教导抵制了这些诱惑，就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事业上。许多华侨巨商都能背诵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那段鼓舞志气的话，用以鞭策自己。节俭是儒家特别注意的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他赞美颜回“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这些教导培养了中国人朴素的民风。闽粤移民将这种浓厚的节俭风尚带到南洋，使许多人在干活挣钱、维持生计之时，希望积攒资本，干些实业，以便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们以节俭精神警戒自己，反对恣意挥霍，奢侈腐化。这种传统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传，至今犹然。新加坡的居民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收入逐年增多，国民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0％到40％的高度，1985年曾达到42％，除了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占世界之首。这些积累，使新加坡具有了雄厚的储备和经济实力。
新加坡老一辈华人企业家具有的第二个美德是勤奋。孔子的“发愤忘食”和孟子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先秦儒学重视经邦治国的实用观念所要求具备的素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华人飘洋过海，靠的就是这种刻苦耐劳、发奋图强的精神。新加坡老企业家方燕山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能够吃苦耐劳。他说：“我想在潮洲人中，我是第一个做这种生意（旧车买卖和修理）。在我之后有很多人想做但失败了。我只能说这些（失败的）人没有坚持和投入……，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努力工作，从不动摇，生意好时我们苦干，生意不好时我们也苦干，我们坚持着，从未停止过工作。”〔3 〕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过于强调对完美人格的培养，而忽视了一种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进取性的人格。也就是说，由于儒教伦理没有强调个人主义，而缺少高度竞争性和内在动力。其实，有着奋斗目标的勤俭何尝不是创业和竞争的动力。面对西方资本咄咄逼人的架式，许多儒商不就是靠着这种动力取得成功的吗？
新加坡老一辈华族企业家第三个美德是忠实。他们都认为事业的成功除了靠专业技术知识，还要以儒家伦理关于忠实的道德训诫作为人际交往的价值观。雇主与雇员之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人与银行家之间商业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忠实可靠，忠实的品格包括两层意识：一是有信，即讲信用、信誉，这是做生意应当强调的基本美德。二是忠诚，也就是忠于事业、忠于团体的敬业精神和知恩图报的良心。有了这种优秀品格，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新加坡的企业家进行管理时，一方面按照科学的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价值观和感情来获得工人的忠诚，这就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方式两个体系的优势结合起来了。
新加坡前驻日大使实业家黄望青先生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这样一个公式：“西方电脑式的计划＋东方勤俭的美德”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对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概括成一个公式：
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他们都把“东方的价值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重要一项加以肯定。
由此看来，新加坡儒家文化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
三
七十年代末的新加坡社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由于长期的政治稳定、政府的廉洁和效率以及20年来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年增长率，使新加坡已经达到“庶而富之”，挤身于“新兴工业国”之列。但是，急速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给这个岛国的安定和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其中包括都市化、工业化的冲击，青年人的西化倾向，腐朽生活方式侵蚀下的社会犯罪。因而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教育界人士的反省和关怀，乃有“道德危机”意识之产生。前总统黄金辉在施政演说中说道： “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4〕 还是在七十年代初，随着西方人在新加坡投资的增加，随机器设备而来的，还有工程师、经理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人的不良行为，像雪花一样飘落在新加坡人身上。还有，来自西方的大众传媒中离奇乖癖的内容愈来愈影响新加坡人。可是，那时候还没有严重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防范的程度。不过，几年以后这些问题就变得严重了。 新加坡的道德危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吸毒、色情、嘻皮、离婚、堕胎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吃苦，怕脏怕累，不赡养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郭振羽教授说：
“根据政治领导当局的看法，当前的道德危机，反映了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的失落，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没有文化的人。这道德危机是因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所造成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保留东方价值观，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败坏）文明的侵蚀。
另一问题，也是造成东方传统价值没落的一个因素，是大家庭的解组（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削弱了东方传统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消逝，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5〕
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从1979年6月开始，掀起了文化再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以及道德教育改革方案的提出。这年9月份，教育当局公布了在当时的部长王鼎昌主持下完成的《道德教育报告书》，开始准备为中三、中四学生开设宗教课程。1980年2月，春节前后，教育部又郑重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为
了建设这门课程，特地从美国和台湾请了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教授前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大众传媒也配合进行宣传，使推广儒家伦理的活动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维护传统价值观的运动说明了新加坡对儒家伦理的重视程度。因此，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是儒学在新加坡传播过程中的第三个特征。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了自身的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为适应这个海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不断地重塑自己，同时还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使其不仅在新加坡的工业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培养新一代新加坡人的道德风貌，维系多种族、多宗教国家的和谐与稳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见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同上，第116页。
〔3〕陈国贲，张齐娥：《儒学的价值观与新加坡华侨企业家精神》，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4〕新加坡《联合早报》1989年1月10日。
〔5〕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44页
新加坡儒家文化
摘要: 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带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自己，本文认为摆脱宗法势力，与科学管理模式相结合，以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是儒家在新加坡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儒学之所以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
研究新加坡的经验，自然要考虑到儒家文化，重视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实际作用。继美国学者卡恩与佩珀合著《日本的挑战》、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发表《后儒家的挑战》之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战》。关于这部著作，诚如新加坡教学发展总署王孟林总监在序言中所说，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学学者对于儒家伦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现实意义的想法。”〔1〕统观“三挑战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腾飞的连带关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跃在东方的一种活的精神。这几位学者都是采用了马克斯·韦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却得出了同韦伯的观点相悖的结论：韦伯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伦理只能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发生起限制作用；而杜维明博士等人却认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种东方的企业精神。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要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除了了解儒家伦理怎样铸成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必须探讨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特征。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讨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
一
新加坡这个岛国有十来个民族，人数最多的是华族，占总人口的76.3％，次为马来族，占总人口15％，再次是印度族，占总人口6.4 ％。此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血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和缅甸人等。华族同其它民族一样，多属于移民的后裔，同本土文化自然维系着一条感情的纽带。儒家文化是成千上万的华族从移民船上带过来的，儒家伦理存在于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说和最初来到此地的华工一样早。
儒家文化是由华族移民带到南洋的，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它就同固守在本土的本源的儒家思想有了分别。同时，它也和通过其它国家，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移植到该国，结合那里的特点进行改造的儒家学说有所不同。
新加坡华人社会主要是由中国华南沿海闽粤两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离开自然灾害和兵燹频仍的家乡到海外谋生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间或有些小商人。考察一下新加坡社会发财致富的巨商，几乎都是苦力、小贩出身，或者是苦力、矿工和橡胶园工的后代。如：陈旭年，原籍潮州，早年渡黑水“过番”，到新加坡开始做码头工人，积攒一笔钱后做布贩，后来靠做港主和贩卖苦力致富。章三潮，即章芳琳的父亲，刚到新加坡时做苦力，克勤克俭，积累了资本，在顺源街开“长越号”店，专门经营烟酒和土产致富。被称为星洲首富的陈笃生，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开始做小贩，靠沿街叫卖蔬菜起家。这些贫苦农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不同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时中原大姓举宗迁徙，所以强宗大族的势力达不到海外。这一点对儒家伦理来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在贵族式家族所有制的人伦关系中生长起来的。其特点就是既对血缘关系所强调的族内“休戚与共”给予重视与肯定，从而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又特别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的关系，从而强调“名分”、“爱有等差”。中国传统文
化的奥秘正在宗法人伦本身的结构里。一般说来，宗法社会都是由强宗豪族操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他们竭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重农轻商。民间工商业或有萌发，最终要遭受权势家族的压抑、打击和扼杀。在封建社会后期，宗族豪绅代表着落后腐朽的反动势力，儒家文化中维护等级制和特权的思想就是这种封建势力加以提倡和强调的，从而起着禁锢人们思想、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兴起的作用。
新加坡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华族移民又非充满了封建统治意识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传播和发展的儒家思想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也不是作为一种学术的儒家思想，而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思想。杜维明教授说：
“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个人的努力。所有这些价值，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2 〕我们不妨将新加坡华族流行的儒家个人伦理，分解开来加以说明。
其一，孝悌观念增强了华人的凝聚力。新加坡华族特别重视孝道和手足之情，这大概同早期移民的途径和对象有关。一般说来他们是通过亲戚招募而来的，因为是同宗，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劳资双方有一种相互信任感，这种亲属的环链在驰往南洋的移民船上便被人们强烈的意识到了。这是新加坡建立宗亲组织的基础。广大华工来自华南的四面八方，那儿的高山流水把闽粤居民阻隔成许多方言不同、地方神祗信仰也不同的区域。一旦到了异乡异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一梓里，同一方言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聚居在一起，
这是方言组织即同乡会馆的形成原因。
孔子以仁作为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准则，仁的根据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悌是“友于兄弟”，兄友弟恭，孔子将仁爱精神扩充到全社会，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强调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孝的本义是敬爱父母，以此来树立上下之间的圭臬。孝，不仅要敬养父母，还要祭祀祖先，儒家主张设坛祭天、建祠祭祖，以示“慎终追远”。如果说这一孝的观念使华人重视宗族团结，渴望光宗耀祖，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悌的观念便令华族注意同胞携手、互助合作。前者是马来群岛华人社会划分为宗乡团体、信仰地方神祗的文化依据，后者是这个华人社会始终融为一体、信奉儒释道三位一体宗教的文化依
据。
其二，寻根意识。和祖先认同，是新加坡华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靠家庭影响，节日活动，宗亲组织或同乡组织的祭祖活动和私塾教育。中华传统节日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强调家庭欢聚一堂，一起追思先祖，强化民族意识。李光耀在1992年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中华总商会为他举办的新春晚宴上说道：“这些盛大的庆典能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些庆典节日使我们回忆过去，使我们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的创始时就开始。
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
。”所以说，海外华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所受的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分不开。新加坡华族的这种精神，在建国之后，就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一种忠于事业的热忱。
总而言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是在民间早已流行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念，由于它摆脱了宗法势力的操纵和封建文人的影响，封建性淡薄，仁爱精神、民族意识等积极方面得到发扬，这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儒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二
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在中国的农业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它建筑在重农轻商的经济型态之上。根据雷格斯（Fred Riggs）的理论分析，中国数千年来的古典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稳固及“不变的状态”。传统文化在这个农业基础社会中，相当圆满自足。以仁、善、孝、礼、诚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只是鼓励人去建立一种和谐、谦让和诚实的人际关系，以及维持着勤俭、顺从、忍耐的美德。其人本主义的特点使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都离不开家族制度。可见，浓厚的农业性造成了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的保守和封闭的特征。 儒家文化一旦落脚在海上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新加坡，它的不合时宜的一面就受到遏制，而先秦儒学中的某些进取精神便得到发扬。而且，它随着新加坡一百多年来的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济的两次转型，还创造出适应形势需要的新风范。在经济生活中，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既显示出某种原动力，又显现出某种亲和力。新加坡的经验表明，经由“儒家商人”阶段把传统观念融入现代管理之中，比起直接由农业社会生成的儒家伦理原型涉入管理容易得多。
新加坡的学者陈国贲、张齐娥曾经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1980年为新加坡政府区发展部（今新闻艺术部）的口述历史馆制定了新加坡商业先驱人物口述史计划，并根据计划对51位华人企业家作了采访记录，因而给人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新加坡经济史资料和商业文化史资料。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几乎都是儒商，他们是遵循儒家勤奋、节俭和好学的教导，奋斗不息，事业有成的。
这些华人企业家具有的第一个美德是自制和节俭。儒家强调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慎独”。这种自我克制、自我斗争的品格，对成就一个人非常重要。老一辈移民初到新加坡，远离父母，容易在赌博、鸦片、妓女等诱惑下堕落。如果他们能遵循儒家的教导抵制了这些诱惑，就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事业上。许多华侨巨商都能背诵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那段鼓舞志气的话，用以鞭策自己。节俭是儒家特别注意的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他赞美颜回“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这些教导培养了中国人朴素的民风。闽粤移民将这种浓厚的节俭风尚带到南洋，使许多人在干活挣钱、维持生计之时，希望积攒资本，干些实业，以便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们以节俭精神警戒自己，反对恣意挥霍，奢侈腐化。这种传统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传，至今犹然。新加坡的居民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收入逐年增多，国民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0％到40％的高度，1985年曾达到42％，除了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占世界之首。这些积累，使新加坡具有了雄厚的储备和经济实力。
新加坡老一辈华人企业家具有的第二个美德是勤奋。孔子的“发愤忘食”和孟子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先秦儒学重视经邦治国的实用观念所要求具备的素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华人飘洋过海，靠的就是这种刻苦耐劳、发奋图强的精神。新加坡老企业家方燕山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能够吃苦耐劳。他说：“我想在潮洲人中，我是第一个做这种生意（旧车买卖和修理）。在我之后有很多人想做但失败了。我只能说这些（失败的）人没有坚持和投入……，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努力工作，从不动摇，生意好时我们苦干，生意不好时我们也苦干，我们坚持着，从未停止过工作。”〔3 〕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过于强调对完美人格的培养，而忽视了一种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进取性的人格。也就是说，由于儒教伦理没有强调个人主义，而缺少高度竞争性和内在动力。其实，有着奋斗目标的勤俭何尝不是创业和竞争的动力。面对西方资本咄咄逼人的架式，许多儒商不就是靠着这种动力取得成功的吗？
新加坡老一辈华族企业家第三个美德是忠实。他们都认为事业的成功除了靠专业技术知识，还要以儒家伦理关于忠实的道德训诫作为人际交往的价值观。雇主与雇员之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人与银行家之间商业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忠实可靠，忠实的品格包括两层意识：一是有信，即讲信用、信誉，这是做生意应当强调的基本美德。二是忠诚，也就是忠于事业、忠于团体的敬业精神和知恩图报的良心。有了这种优秀品格，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新加坡的企业家进行管理时，一方面按照科学的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价值观和感情来获得工人的忠诚，这就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方式两个体系的优势结合起来了。
新加坡前驻日大使实业家黄望青先生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这样一个公式：“西方电脑式的计划＋东方勤俭的美德”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对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概括成一个公式：
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他们都把“东方的价值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重要一项加以肯定。
由此看来，新加坡儒家文化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
三
七十年代末的新加坡社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由于长期的政治稳定、政府的廉洁和效率以及20年来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年增长率，使新加坡已经达到“庶而富之”，挤身于“新兴工业国”之列。但是，急速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给这个岛国的安定和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其中包括都市化、工业化的冲击，青年人的西化倾向，腐朽生活方式侵蚀下的社会犯罪。因而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教育界人士的反省和关怀，乃有“道德危机”意识之产生。前总统黄金辉在施政演说中说道： “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4〕 还是在七十年代初，随着西方人在新加坡投资的增加，随机器设备而来的，还有工程师、经理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人的不良行为，像雪花一样飘落在新加坡人身上。还有，来自西方的大众传媒中离奇乖癖的内容愈来愈影响新加坡人。可是，那时候还没有严重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防范的程度。不过，几年以后这些问题就变得严重了。 新加坡的道德危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吸毒、色情、嘻皮、离婚、堕胎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吃苦，怕脏怕累，不赡养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郭振羽教授说：
“根据政治领导当局的看法，当前的道德危机，反映了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的失落，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没有文化的人。这道德危机是因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所造成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保留东方价值观，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败坏）文明的侵蚀。
另一问题，也是造成东方传统价值没落的一个因素，是大家庭的解组（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削弱了东方传统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消逝，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5〕
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从1979年6月开始，掀起了文化再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以及道德教育改革方案的提出。这年9月份，教育当局公布了在当时的部长王鼎昌主持下完成的《道德教育报告书》，开始准备为中三、中四学生开设宗教课程。1980年2月，春节前后，教育部又郑重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为
了建设这门课程，特地从美国和台湾请了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教授前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大众传媒也配合进行宣传，使推广儒家伦理的活动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维护传统价值观的运动说明了新加坡对儒家伦理的重视程度。因此，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是儒学在新加坡传播过程中的第三个特征。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了自身的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为适应这个海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不断地重塑自己，同时还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使其不仅在新加坡的工业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培养新一代新加坡人的道德风貌，维系多种族、多宗教国家的和谐与稳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见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同上，第116页。
〔3〕陈国贲，张齐娥：《儒学的价值观与新加坡华侨企业家精神》，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4〕新加坡《联合早报》1989年1月10日。
〔5〕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