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心上的记忆 梁树林
这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梁树林（1895—1983），别名吕梁氏，中共党员。曾任珠河抗日游击区妇救会会长、区长，从事根据地抗日群众领导工作。她的两个儿子和大儿媳参加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梁树林被赵尚志等抗日将士亲切的称为“吕老妈妈”。在本文中，梁树林深情地回顾了在珠河抗日根据地与赵尚志的最后一别，记述了她被捕后，敌人让他供出赵尚志的去向，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誓死保卫赵尚志和严守党的秘密。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可以从中深切的感受到珠河老区人民对抗日将领赵尚志的衷心爱戴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之情。
与李兆麟、赵尚志最后一别
1934 年冬，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到延寿、方正、宾县、五常百双城，共六县十二区。在珠河根据地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在珠河县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农民，既不向地主纳重税，也不上缴苛捐杂税。各种“塔子”队纷纷归顺于抗日军。根据地的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人人喜气洋洋，出现了人人积极参军参战，家家户户支援抗联的局面。
日伪对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红地盘”恨之入骨，1935年夏天以后，调动了六县（珠、方、延、宾、五、双）联防军，进行“大讨伐”，所到之处实行了“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反复扫荡、“推大沟”、“并大屯”，党所领导的珠河根据地和抗日军处于危难之中。许多抗日军的将士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及革命群众被送进监狱，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对珠河根据地的抗日军民采取了用枪挑死、用马拖死、用火烧死、用刀砍死、用锯拉死等屠杀手段。还有的抗日军民、被日军当“浮浪”抓走，送到五常县背荫河细菌杀人场做试验。敌人还将抗日军民的头颅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自卫队员李长林哥俩、小郝以及王家大院老王家哥俩的头被日本鬼子砍下来之后，竟被用两个铁锅扣在一起给烀吃了。
为了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中共珠河县委决定赵尚志军长等人率主力东征，实行战略大转移。根据地由二团长王惠同、政委赵一曼留守、李兆麟等人赴苏联学习。
1936 年春，李兆麟赴苏学习前，来到了我家，要把我们全家也带走（只剩下了老头、两个姑娘和我；我大儿子牺牲在三股流，二儿子牺牲在秋皮囤，大儿媳牺牲在大猪圈）。我说：“地方党的事情我还没有安排完，我还是留下吧。再说，赵一曼还有病，我还得照顾她；老头还得给二团拉给养，儿童团的事儿，我的两个姑娘还得帮李长林做些工作。"
当时，我老姑娘摸黑儿到山坡上采回了山韭菜，包饺子为李兆麟送行。我和面时，李兆麟躺在炕上，边哭边唱红军歌等抗联歌曲。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掉到了面里 … …
当我们正吃饺子时，赵一曼也来到了我家，让李兆麟快走。共同吃完了饺子后，我和赵一曼在山坡的一块大石板旁与李兆麟洒泪分别，这是我与李兆麟最后的一面。赵尚志军长即将率部东征时，也来到我家告别。我见他胳膊伤很重，家中啥也没有，只把我老头的一个皮套袖送给了他。这也是我与赵尚志军长最后的一面。
冒险下山
1936 年春，敌人的大“围剿”越来越猖狂，各个村屯几乎人无影，鸟无声，死静一片。二团也不得不把队伍隐蔽于深山密林之中。让人担心的是，三军的被服厂和野战医院还没有转移。转移之前，我领几名自卫队员迅速地将三军被服厂余下的六尺灰布、不少棉线埋在大猪圈山沟旁的一个大萝卜窖里。为了避免灰布受潮毒烂，我把家里的一张吃饭用的桌子拿到窖内，把灰布和棉线放在上面。闭好窖口，伪装完毕，我们便各自分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和我的姑娘们，把三军和哈东游击区的党‘员名册及一些重要文件，装在我家的铁水壶里，埋在离我家不远的山坡上。我告诉姑娘们：“妈藏的东西，在敌人面前就是死也不准讲出埋的地点。你们都是儿童团的干部，万一有一天三军主力回来，你们再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交给党组织。”
姑娘们回家了。我向山顶走丢。望着山下三军的野战医院和被服厂，心里格外难受… … 。那里是一个大窝棚，一间破房子，里面还有二十名重伤员和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想着想着，我顺手拾起一个大树枝便拽着下了山坡，边走边盖上了我的脚印。我来到了野战医院院长李富山家。李富山见我使焦急地说：“吕妈，伤员们急用的黄碘和紫酒又快没有了。是不是再派人进珠河去弄点。”我说：“二团在大沟里，村中与珠河的联系人死的死、上队的上队（“上队”：指参加抗日军），到哪儿去派人呢？还是我去吧。"
李院长吸着嘴说：“派别人去就不行啊？这个游击区就你这么个主心骨了！你实在愿意去，那你就去吧。”我说：“不要这样说。咱们县委已转入地下。虽然目前联系不上，我想，党组织会派人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今天再到一而坡去调人来。后天，我和范老二从珠河回来，然后，咱们一块儿转移。这两天，你先照料一下被服厂和全体伤员。”说着，我就走出了李院长的家门，奔小九站去了。
在路上，我遇见了少年队的朱玉忠。我们正谈论野战医院转移的问题时，张会雄同他的岳父童世清从山那边向这儿走来，也说是进珠河。我约童世清明天一早在老陶家会齐，一同回大猪圈。
我到了一面坡就到我弟弟梁焕章家，叫他马上找几名失散的同志回大猪圈帮李富山转移野战医院和波服厂。当天下午，我急忙乘车返回珠河，直奔陶方荣家。‘
陶方荣家住在珠河乌珠河东岸。连通东西两岸的，是由几根木头文撑着的“富贵桥”。河西岸边立有青砖垒起的伪警察所。警察所屋顶上的探照灯，把“富贵桥”及乌珠河两岸照得雪亮。
替察时而在桥西头盘查来往行人· 这时已到掌灯时节，我通过富贵桥，穿过荒草甸，来到了陶方荣家。陶方荣家房东面南北路西侧是一个炮台，炮台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护城壕。城壕宽右之四米、深二米，齐腰深的水援援东去，在月光下，虽然巳近夏斧季却显得格外寒冷。若不是从各家纸窗中透出的一丝丝微弱的灯光，整个河东岸尤如坟丘一样。
我有节奏地敲了几下陶家门。屋里传出了“谁呀？”的问＿声。听这声音便知道是陶方荣的父亲陶继春，我又敲了几下。只听里面说：“噢！是亲戚来啦。快进屋！”好一会儿，陶继春把门吱呀一声给打开了。我进到屋里，借着灯光，望着左眼失明的陶继春，说明我的来意。陶继春表示给予方便。然后，我就到范老二家去了。
范老二家离老陶家约有一百多米。我进屋时，范老二正在掌鞋呢。见了我，吃惊地说：“哎呀！四婶，你怎么自己进城了呢？！今天警察、特务还抓走好几个人呢！”我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伤员们急需黄碘和紫酒，山上的战士们缺子弹。你说，不来行吗？”范老二说：“子弹我是弄来了。但是不多，只买了一千发。都让我装在胶鞋里啦。”我说：“明早咱们一起回大猪圈。不过，小北门是不能走啦。”范老二说：“我今晚就把这些子弹运过护城壕。我明早在乌珠河西岸的大杨树底下等你。" 范老二说完，让我休息，他买药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范老二来到陶家，说：“一会儿王家药店的小三儿给送药来。”说完，便匆忙地走了。童世清也来到了陶家，催我快走。我说：“再等一会儿。东西还没有捎来。不走卡子也能进沟。”于是，我们共同吃了早饭。 [1] [2] [3] [4] [5] [6] [7] [8] [9]
镌刻在心上的记忆 梁树林
这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梁树林（1895—1983），别名吕梁氏，中共党员。曾任珠河抗日游击区妇救会会长、区长，从事根据地抗日群众领导工作。她的两个儿子和大儿媳参加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梁树林被赵尚志等抗日将士亲切的称为“吕老妈妈”。在本文中，梁树林深情地回顾了在珠河抗日根据地与赵尚志的最后一别，记述了她被捕后，敌人让他供出赵尚志的去向，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誓死保卫赵尚志和严守党的秘密。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可以从中深切的感受到珠河老区人民对抗日将领赵尚志的衷心爱戴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之情。
与李兆麟、赵尚志最后一别
1934 年冬，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到延寿、方正、宾县、五常百双城，共六县十二区。在珠河根据地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在珠河县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农民，既不向地主纳重税，也不上缴苛捐杂税。各种“塔子”队纷纷归顺于抗日军。根据地的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人人喜气洋洋，出现了人人积极参军参战，家家户户支援抗联的局面。
日伪对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红地盘”恨之入骨，1935年夏天以后，调动了六县（珠、方、延、宾、五、双）联防军，进行“大讨伐”，所到之处实行了“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反复扫荡、“推大沟”、“并大屯”，党所领导的珠河根据地和抗日军处于危难之中。许多抗日军的将士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及革命群众被送进监狱，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对珠河根据地的抗日军民采取了用枪挑死、用马拖死、用火烧死、用刀砍死、用锯拉死等屠杀手段。还有的抗日军民、被日军当“浮浪”抓走，送到五常县背荫河细菌杀人场做试验。敌人还将抗日军民的头颅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自卫队员李长林哥俩、小郝以及王家大院老王家哥俩的头被日本鬼子砍下来之后，竟被用两个铁锅扣在一起给烀吃了。
为了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中共珠河县委决定赵尚志军长等人率主力东征，实行战略大转移。根据地由二团长王惠同、政委赵一曼留守、李兆麟等人赴苏联学习。
1936 年春，李兆麟赴苏学习前，来到了我家，要把我们全家也带走（只剩下了老头、两个姑娘和我；我大儿子牺牲在三股流，二儿子牺牲在秋皮囤，大儿媳牺牲在大猪圈）。我说：“地方党的事情我还没有安排完，我还是留下吧。再说，赵一曼还有病，我还得照顾她；老头还得给二团拉给养，儿童团的事儿，我的两个姑娘还得帮李长林做些工作。"
当时，我老姑娘摸黑儿到山坡上采回了山韭菜，包饺子为李兆麟送行。我和面时，李兆麟躺在炕上，边哭边唱红军歌等抗联歌曲。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掉到了面里 … …
当我们正吃饺子时，赵一曼也来到了我家，让李兆麟快走。共同吃完了饺子后，我和赵一曼在山坡的一块大石板旁与李兆麟洒泪分别，这是我与李兆麟最后的一面。赵尚志军长即将率部东征时，也来到我家告别。我见他胳膊伤很重，家中啥也没有，只把我老头的一个皮套袖送给了他。这也是我与赵尚志军长最后的一面。
冒险下山
1936 年春，敌人的大“围剿”越来越猖狂，各个村屯几乎人无影，鸟无声，死静一片。二团也不得不把队伍隐蔽于深山密林之中。让人担心的是，三军的被服厂和野战医院还没有转移。转移之前，我领几名自卫队员迅速地将三军被服厂余下的六尺灰布、不少棉线埋在大猪圈山沟旁的一个大萝卜窖里。为了避免灰布受潮毒烂，我把家里的一张吃饭用的桌子拿到窖内，把灰布和棉线放在上面。闭好窖口，伪装完毕，我们便各自分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和我的姑娘们，把三军和哈东游击区的党‘员名册及一些重要文件，装在我家的铁水壶里，埋在离我家不远的山坡上。我告诉姑娘们：“妈藏的东西，在敌人面前就是死也不准讲出埋的地点。你们都是儿童团的干部，万一有一天三军主力回来，你们再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交给党组织。”
姑娘们回家了。我向山顶走丢。望着山下三军的野战医院和被服厂，心里格外难受… … 。那里是一个大窝棚，一间破房子，里面还有二十名重伤员和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想着想着，我顺手拾起一个大树枝便拽着下了山坡，边走边盖上了我的脚印。我来到了野战医院院长李富山家。李富山见我使焦急地说：“吕妈，伤员们急用的黄碘和紫酒又快没有了。是不是再派人进珠河去弄点。”我说：“二团在大沟里，村中与珠河的联系人死的死、上队的上队（“上队”：指参加抗日军），到哪儿去派人呢？还是我去吧。"
李院长吸着嘴说：“派别人去就不行啊？这个游击区就你这么个主心骨了！你实在愿意去，那你就去吧。”我说：“不要这样说。咱们县委已转入地下。虽然目前联系不上，我想，党组织会派人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今天再到一而坡去调人来。后天，我和范老二从珠河回来，然后，咱们一块儿转移。这两天，你先照料一下被服厂和全体伤员。”说着，我就走出了李院长的家门，奔小九站去了。
在路上，我遇见了少年队的朱玉忠。我们正谈论野战医院转移的问题时，张会雄同他的岳父童世清从山那边向这儿走来，也说是进珠河。我约童世清明天一早在老陶家会齐，一同回大猪圈。
我到了一面坡就到我弟弟梁焕章家，叫他马上找几名失散的同志回大猪圈帮李富山转移野战医院和波服厂。当天下午，我急忙乘车返回珠河，直奔陶方荣家。‘
陶方荣家住在珠河乌珠河东岸。连通东西两岸的，是由几根木头文撑着的“富贵桥”。河西岸边立有青砖垒起的伪警察所。警察所屋顶上的探照灯，把“富贵桥”及乌珠河两岸照得雪亮。
替察时而在桥西头盘查来往行人· 这时已到掌灯时节，我通过富贵桥，穿过荒草甸，来到了陶方荣家。陶方荣家房东面南北路西侧是一个炮台，炮台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护城壕。城壕宽右之四米、深二米，齐腰深的水援援东去，在月光下，虽然巳近夏斧季却显得格外寒冷。若不是从各家纸窗中透出的一丝丝微弱的灯光，整个河东岸尤如坟丘一样。
我有节奏地敲了几下陶家门。屋里传出了“谁呀？”的问＿声。听这声音便知道是陶方荣的父亲陶继春，我又敲了几下。只听里面说：“噢！是亲戚来啦。快进屋！”好一会儿，陶继春把门吱呀一声给打开了。我进到屋里，借着灯光，望着左眼失明的陶继春，说明我的来意。陶继春表示给予方便。然后，我就到范老二家去了。
范老二家离老陶家约有一百多米。我进屋时，范老二正在掌鞋呢。见了我，吃惊地说：“哎呀！四婶，你怎么自己进城了呢？！今天警察、特务还抓走好几个人呢！”我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伤员们急需黄碘和紫酒，山上的战士们缺子弹。你说，不来行吗？”范老二说：“子弹我是弄来了。但是不多，只买了一千发。都让我装在胶鞋里啦。”我说：“明早咱们一起回大猪圈。不过，小北门是不能走啦。”范老二说：“我今晚就把这些子弹运过护城壕。我明早在乌珠河西岸的大杨树底下等你。" 范老二说完，让我休息，他买药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范老二来到陶家，说：“一会儿王家药店的小三儿给送药来。”说完，便匆忙地走了。童世清也来到了陶家，催我快走。我说：“再等一会儿。东西还没有捎来。不走卡子也能进沟。”于是，我们共同吃了早饭。 [1] [2] [3] [4] [5] [6] [7] [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