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最近因研究梁漱溟及其在后五四时代引发的文化争论，重读了《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这是罗荣渠师主编的一册大书，密密排印，也达九百九十七页（后来黄山书社出过一个新版，就有一千一百多页）。
这是一本资料集，选编了1919-1949年间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问题共四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资料。据荣渠师写于1988年的“代序”说，这本书所涵盖的四次大论战，“除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过去被人们谈论得较多外，其他几次论战却很少人研究，甚至不为人所知”。因此，书中大多数文章，是第一次按专题汇编出版。
不过几十年，过去思想界的“大论战”竟已不为研究者所知，思想的断裂和史学界此前因所谓“问题意识”而导致的萧索，不呼亦出。而荣渠师则以温故知新的方式，把这些论战“连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以探索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书的编排也有深意，即文章按专题分编，依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但也选录一些论战过后发表的重要文章，附于各专题之后。这是从事研究人的内行处理，因为盖棺未必论定，具体论战或有“终结”，而相关议论仍会延续。那样的“后之视今”，对认识和理解论战本身，甚有助益。
现在获取资料的条件远胜于过去，所以荣渠师作为“代序”的那篇大文《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或更需要读者的关注。文章关于后五四时代的发展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是伴随的，“在这些新思潮的激荡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则从西欧文明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前者引起东西文化论战的新波澜，后者引起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
如此简明的总结，以对仗的笔法写出，真让人担心读者会因文字的优美而忽略了意旨的深邃。
罗教授在家中（图片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网）
我曾说荣渠师是近于“学贯中西”取向的，他学术眼光之广远，有时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领会。
如胡适在讨论全盘西化时曾提出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即在多文化竞争的语境中，各文化自有一种“惰性”，使外来的冲击无论怎样全面，都无法形成根本的改变。故为了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荣渠师指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承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
涵化理论提出虽较早，但在西方也是近一二十年才走出文化人类学领域而得到较大的发扬，国内有些人可能还是借“新清史”的争论而有所了解，荣渠师在三十年前就用之以诠释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不经意间的信手拈出，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平时眼界有多宽。而我最佩服的，还是荣渠师眼光的宏通，虽不避其细，却总见其大。他总结说：
“从几次思想论战来看，各种折衷派观点，中体西用论也好，中西调和论也好，中国本位论也好，都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但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的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
我们为什么总是责难和批判现实中所走的道路？是不能不继续思考的。
或许这就是一本好书的功用——让读者掩卷仍思。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最近因研究梁漱溟及其在后五四时代引发的文化争论，重读了《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这是罗荣渠师主编的一册大书，密密排印，也达九百九十七页（后来黄山书社出过一个新版，就有一千一百多页）。
这是一本资料集，选编了1919-1949年间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问题共四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资料。据荣渠师写于1988年的“代序”说，这本书所涵盖的四次大论战，“除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过去被人们谈论得较多外，其他几次论战却很少人研究，甚至不为人所知”。因此，书中大多数文章，是第一次按专题汇编出版。
不过几十年，过去思想界的“大论战”竟已不为研究者所知，思想的断裂和史学界此前因所谓“问题意识”而导致的萧索，不呼亦出。而荣渠师则以温故知新的方式，把这些论战“连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以探索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书的编排也有深意，即文章按专题分编，依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但也选录一些论战过后发表的重要文章，附于各专题之后。这是从事研究人的内行处理，因为盖棺未必论定，具体论战或有“终结”，而相关议论仍会延续。那样的“后之视今”，对认识和理解论战本身，甚有助益。
现在获取资料的条件远胜于过去，所以荣渠师作为“代序”的那篇大文《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或更需要读者的关注。文章关于后五四时代的发展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是伴随的，“在这些新思潮的激荡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则从西欧文明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前者引起东西文化论战的新波澜，后者引起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
如此简明的总结，以对仗的笔法写出，真让人担心读者会因文字的优美而忽略了意旨的深邃。
罗教授在家中（图片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网）
我曾说荣渠师是近于“学贯中西”取向的，他学术眼光之广远，有时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领会。
如胡适在讨论全盘西化时曾提出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即在多文化竞争的语境中，各文化自有一种“惰性”，使外来的冲击无论怎样全面，都无法形成根本的改变。故为了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荣渠师指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承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
涵化理论提出虽较早，但在西方也是近一二十年才走出文化人类学领域而得到较大的发扬，国内有些人可能还是借“新清史”的争论而有所了解，荣渠师在三十年前就用之以诠释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不经意间的信手拈出，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平时眼界有多宽。而我最佩服的，还是荣渠师眼光的宏通，虽不避其细，却总见其大。他总结说：
“从几次思想论战来看，各种折衷派观点，中体西用论也好，中西调和论也好，中国本位论也好，都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但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的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
我们为什么总是责难和批判现实中所走的道路？是不能不继续思考的。
或许这就是一本好书的功用——让读者掩卷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