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疾风和骤雨交替拍打着窗棂，整个世界似乎都淹没在了水里。我紧紧地闭上房门，躲在一个小小的台灯下，借着茫茫的灯光把一打花花绿绿的澳洲纸币缝在儿子的一条蓝色牛仔裤兜里，同时缝进去的还有一个母亲对尚未成年的游子越洋求学的牵挂、思虑以及说不清的五味杂陈……儿子明晨才会启程，而我的思念却已提前来临。
“关着房门干嘛？”一脸阳光的儿子推门而入。
“窗外下雨了。”我掩饰着离愁望向窗外，顺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我看是你在‘下雨’吧？”儿子笑着啪地一声打开房灯，看着仍然装作聚精会神埋头做“女红”的我不解地发问：“你缝这个干嘛？”一幅“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轻松。
“我把你的学费缝在你的裤兜里，明天上飞机你就穿着它，到了再用剪子拆开交到学校就行了，生活费我给你缝在……”
“噢，非要缝在衣服上吗？这样穿起来会很难受的。”儿子很认真地看着我问。
“对，你还小，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只有缝在身上才安全。”我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耐心地解释着。缝完最后一针轻轻地用牙齿咬断细线，我随即补充道：“我小的时候出远门上学你姥姥也是这么给我缝的。”
“那，好吧，就这样好了。”儿子半信半疑地接过了“沉甸甸”的牛仔裤，乖乖地走了。
一扇门关上，两行泪下来。
次年秋天，同样的台灯下，我依然给儿子做“缝别”。同样的，儿子推门进来；同样的，问我在做什么。不同的是，儿子出乎意料地强烈排斥：“行了，妈妈，你就别再缝了。你缝这缝那的到了我还得拆，你不用麻烦，我直接拿着就行！”儿子一脸决绝。
“这样会很安全，你就丢不了了，你还这么小……”我也急了。
“不行就不行，缝在身上鼓鼓囊囊的太难受了。再说我也不小了，这些小事我能处理得了，连自己的学费都看不住还出去留学有什么用？”儿子毫不妥协。
“你说不行也不行！”我也生气了，“你大大咧咧的性格自己又不是不知道，万一……”
“万一要是丢了我就不留学了。”儿子抢过我的话一口噎住了我，也噎出了我的两行眼泪。我不再像去年那样刻意掩饰，任其肆意纵横在我的脸上，手上继续飞针走线直至把中指扎出血来，红红的印在裤兜上，像极了一颗心。
儿子见状心软了，口气也柔和起来，很心痛地拉过我的手：“我不是有意伤你的，妈妈。在国外这一年我长大了很多，不长大也不行啊，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做。澳洲同学都很独立，很有担当，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同学要向他们学习。”
“你担当你的，我缝我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责任心啊！妈妈。父母交给的学费怎么会不认真看护？你要放手，也要放心。”
一年之别，儿子说起话来像个大人了。这次轮到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放下“女红”兴高采烈地和他聊天。兴奋过后，我又拿起了牛仔裤继续缝起来。
“唉，妈妈。你还是要坚持缝下去吗？”儿子大叫。
“对，我想了想，还是这样安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头也不抬地回答。
“好，你缝吧。明天我绝对不穿这条裤子了！每次都为这事儿唠唠叨叨，真让人不开心！”儿子真的生气了，还是孩子般任性地转身离去。
当晚，因为儿子的无理冲撞伤心了许久。这缝进去的哪是钱呢？分明是母亲的一颗心。
当然，第二天儿子还是穿着那条鼓鼓囊囊的牛仔裤登上了飞机，只是嘴巴也是“鼓囊囊”地撅着的。我们俩都心有忌惮，谁也没再提那个“缝”字。
第三年秋天，临别前一晚，还是在同一盏台灯下，我开始犹豫是否继续给儿子在裤兜里面缝钱，儿子已是澳洲大一的学生。
“给你！请你老人家再把‘子弹’给我缝进去。”已如成人般健壮的儿子笑嘻嘻地进门把他最钟爱的一条黄色牛仔裤放在了我的手上。他又顺手压上了针线盒：“过几年我再给你配个老花镜，呵呵。”
“这次还缝上？”我不解地问。
“是啊，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缝，继续缝。只要你高兴，你愿意怎么缝就怎么缝！”儿子的口气一如去年，绝决，笃定，只是内容大相径庭。
“不然，这次不缝了吧？你长大了，对国外也熟悉了，父母也就放心了……”我突然变得犹豫、怯懦起来。
“还是缝吧，妈妈，我来帮你。”儿子说着开始动手，夸张地对着灯光纫起针来。看到儿子这么积极的配合，我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高兴地从枕头下拿起一打澳洲钞票：“这些‘子弹’都缝进去？缝在哪儿你方便些？”儿子哈哈一笑：“你爱缝哪儿就缝哪儿，缝在帽子上我顶着，缝在手套上我攥着，缝在屁股兜上我坐着，缝在腰上……”他故意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想了想：“缝在腰上你儿子我就只能捂着了！重要的是你高兴就行了。”临出门，儿子又回过头来叮嘱我：“这次千万别缝太密了，免得再找澳洲房东大妈拿剪子拆半天，人家还以为你是做裁缝的呢！记住啊，妈妈，别缝密了啊……缝完看看你的枕头底下有我留给你们的东西。”话音未落，闭门，走人。
我哪里还等得及！
一张信纸静静地躺在枕头下放澳元的位置，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
“爸爸、妈妈：
我昨晚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游子吟》谱成了吉他曲，明天早上弹给你们听。”
（摘自《山东青年》）
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疾风和骤雨交替拍打着窗棂，整个世界似乎都淹没在了水里。我紧紧地闭上房门，躲在一个小小的台灯下，借着茫茫的灯光把一打花花绿绿的澳洲纸币缝在儿子的一条蓝色牛仔裤兜里，同时缝进去的还有一个母亲对尚未成年的游子越洋求学的牵挂、思虑以及说不清的五味杂陈……儿子明晨才会启程，而我的思念却已提前来临。
“关着房门干嘛？”一脸阳光的儿子推门而入。
“窗外下雨了。”我掩饰着离愁望向窗外，顺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我看是你在‘下雨’吧？”儿子笑着啪地一声打开房灯，看着仍然装作聚精会神埋头做“女红”的我不解地发问：“你缝这个干嘛？”一幅“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轻松。
“我把你的学费缝在你的裤兜里，明天上飞机你就穿着它，到了再用剪子拆开交到学校就行了，生活费我给你缝在……”
“噢，非要缝在衣服上吗？这样穿起来会很难受的。”儿子很认真地看着我问。
“对，你还小，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只有缝在身上才安全。”我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耐心地解释着。缝完最后一针轻轻地用牙齿咬断细线，我随即补充道：“我小的时候出远门上学你姥姥也是这么给我缝的。”
“那，好吧，就这样好了。”儿子半信半疑地接过了“沉甸甸”的牛仔裤，乖乖地走了。
一扇门关上，两行泪下来。
次年秋天，同样的台灯下，我依然给儿子做“缝别”。同样的，儿子推门进来；同样的，问我在做什么。不同的是，儿子出乎意料地强烈排斥：“行了，妈妈，你就别再缝了。你缝这缝那的到了我还得拆，你不用麻烦，我直接拿着就行！”儿子一脸决绝。
“这样会很安全，你就丢不了了，你还这么小……”我也急了。
“不行就不行，缝在身上鼓鼓囊囊的太难受了。再说我也不小了，这些小事我能处理得了，连自己的学费都看不住还出去留学有什么用？”儿子毫不妥协。
“你说不行也不行！”我也生气了，“你大大咧咧的性格自己又不是不知道，万一……”
“万一要是丢了我就不留学了。”儿子抢过我的话一口噎住了我，也噎出了我的两行眼泪。我不再像去年那样刻意掩饰，任其肆意纵横在我的脸上，手上继续飞针走线直至把中指扎出血来，红红的印在裤兜上，像极了一颗心。
儿子见状心软了，口气也柔和起来，很心痛地拉过我的手：“我不是有意伤你的，妈妈。在国外这一年我长大了很多，不长大也不行啊，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做。澳洲同学都很独立，很有担当，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同学要向他们学习。”
“你担当你的，我缝我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责任心啊！妈妈。父母交给的学费怎么会不认真看护？你要放手，也要放心。”
一年之别，儿子说起话来像个大人了。这次轮到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放下“女红”兴高采烈地和他聊天。兴奋过后，我又拿起了牛仔裤继续缝起来。
“唉，妈妈。你还是要坚持缝下去吗？”儿子大叫。
“对，我想了想，还是这样安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头也不抬地回答。
“好，你缝吧。明天我绝对不穿这条裤子了！每次都为这事儿唠唠叨叨，真让人不开心！”儿子真的生气了，还是孩子般任性地转身离去。
当晚，因为儿子的无理冲撞伤心了许久。这缝进去的哪是钱呢？分明是母亲的一颗心。
当然，第二天儿子还是穿着那条鼓鼓囊囊的牛仔裤登上了飞机，只是嘴巴也是“鼓囊囊”地撅着的。我们俩都心有忌惮，谁也没再提那个“缝”字。
第三年秋天，临别前一晚，还是在同一盏台灯下，我开始犹豫是否继续给儿子在裤兜里面缝钱，儿子已是澳洲大一的学生。
“给你！请你老人家再把‘子弹’给我缝进去。”已如成人般健壮的儿子笑嘻嘻地进门把他最钟爱的一条黄色牛仔裤放在了我的手上。他又顺手压上了针线盒：“过几年我再给你配个老花镜，呵呵。”
“这次还缝上？”我不解地问。
“是啊，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缝，继续缝。只要你高兴，你愿意怎么缝就怎么缝！”儿子的口气一如去年，绝决，笃定，只是内容大相径庭。
“不然，这次不缝了吧？你长大了，对国外也熟悉了，父母也就放心了……”我突然变得犹豫、怯懦起来。
“还是缝吧，妈妈，我来帮你。”儿子说着开始动手，夸张地对着灯光纫起针来。看到儿子这么积极的配合，我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高兴地从枕头下拿起一打澳洲钞票：“这些‘子弹’都缝进去？缝在哪儿你方便些？”儿子哈哈一笑：“你爱缝哪儿就缝哪儿，缝在帽子上我顶着，缝在手套上我攥着，缝在屁股兜上我坐着，缝在腰上……”他故意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想了想：“缝在腰上你儿子我就只能捂着了！重要的是你高兴就行了。”临出门，儿子又回过头来叮嘱我：“这次千万别缝太密了，免得再找澳洲房东大妈拿剪子拆半天，人家还以为你是做裁缝的呢！记住啊，妈妈，别缝密了啊……缝完看看你的枕头底下有我留给你们的东西。”话音未落，闭门，走人。
我哪里还等得及！
一张信纸静静地躺在枕头下放澳元的位置，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
“爸爸、妈妈：
我昨晚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游子吟》谱成了吉他曲，明天早上弹给你们听。”
（摘自《山东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