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召开的十八大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作出了非常正确的抉择，把重启改革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符合大众的期望。关键的第一步已经迈出，2013年，我认为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
长期以来，中国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和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等严峻挑战。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挑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向之争”：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向前进，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另一种意见是从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倒退，“开倒车”，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强化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权力。
对于这场完全对立的关乎中国未来的“顶层设计”争论，十八大作出了抉择——把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个正确的选择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
当然，光是口头上讲改革是不行的，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推进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发展模式的转型和过渡。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产泡沫化、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权力寻租现象普遍滋生、贫富差距加大、腐败问题严重等等问题。在当前，只有重启改革议程，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些年中国面对着两大问题：一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也就是通常说的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继续了。从最简单的资源衰竭、环境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出现了收入差别拉大等一系列的问题。二是，腐败蔓延深入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份，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样不但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我的结论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一些缺陷，经济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部份，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到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份。改革停顿以后，这两个问题就愈演愈烈，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愈演愈烈。
在这个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顶层设计该如何搞？中国的改革应该走什么方向呢？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大对中国的走向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政治改革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提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十八大宣布的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接下去的问题还在于“改什么”和“如何改”。根据1984~1988和1991~2001两轮改革的经验，全面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确定改革目标（“顶层设计”）；第二，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为什么改革需要进行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既复杂又精致的巨大系统”，要构筑这样的系统，不能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施工和设计，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个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协调运作的。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基层创新的支持之下，由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改革领导机构牵头，进行重点改革项目方案设计和改革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改革方案设计。当前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都存在一些反应强烈的突出矛盾，“对症治疗”只能取得短期疗效。必须找出产生问题的体制性原因，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铲除问题的制度基础，从分析现实矛盾入手，确定改革的重点和进行重点改革的方案设计，最后汇成总体方案。
具体到如何遏制腐败，我认为腐败猖獗而制止乏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存在庞大的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是对介入经济的行政权力缺乏监督。针对该问题，必须在涉及政府职能、国有部门活动范围、市场监督、行政审批等多个领域进行改革。
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和执行改革的总体方案，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而且必然遇到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者的强力阻挠和反对。只有官产学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才能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坚定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大众支持，把改革推
年召开的十八大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作出了非常正确的抉择，把重启改革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符合大众的期望。关键的第一步已经迈出，2013年，我认为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
长期以来，中国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和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等严峻挑战。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挑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向之争”：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向前进，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另一种意见是从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倒退，“开倒车”，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强化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权力。
对于这场完全对立的关乎中国未来的“顶层设计”争论，十八大作出了抉择——把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个正确的选择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
当然，光是口头上讲改革是不行的，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推进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发展模式的转型和过渡。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产泡沫化、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权力寻租现象普遍滋生、贫富差距加大、腐败问题严重等等问题。在当前，只有重启改革议程，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些年中国面对着两大问题：一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也就是通常说的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继续了。从最简单的资源衰竭、环境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出现了收入差别拉大等一系列的问题。二是，腐败蔓延深入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份，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样不但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我的结论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一些缺陷，经济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部份，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到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份。改革停顿以后，这两个问题就愈演愈烈，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愈演愈烈。
在这个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顶层设计该如何搞？中国的改革应该走什么方向呢？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大对中国的走向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政治改革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提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十八大宣布的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接下去的问题还在于“改什么”和“如何改”。根据1984~1988和1991~2001两轮改革的经验，全面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确定改革目标（“顶层设计”）；第二，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为什么改革需要进行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既复杂又精致的巨大系统”，要构筑这样的系统，不能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施工和设计，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个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协调运作的。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基层创新的支持之下，由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改革领导机构牵头，进行重点改革项目方案设计和改革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改革方案设计。当前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都存在一些反应强烈的突出矛盾，“对症治疗”只能取得短期疗效。必须找出产生问题的体制性原因，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铲除问题的制度基础，从分析现实矛盾入手，确定改革的重点和进行重点改革的方案设计，最后汇成总体方案。
具体到如何遏制腐败，我认为腐败猖獗而制止乏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存在庞大的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是对介入经济的行政权力缺乏监督。针对该问题，必须在涉及政府职能、国有部门活动范围、市场监督、行政审批等多个领域进行改革。
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和执行改革的总体方案，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而且必然遇到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者的强力阻挠和反对。只有官产学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才能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坚定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大众支持，把改革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