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封建社会形成、壮大到鼎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的血与泪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许多科技、文化、艺术成就在封建社会时期都位于世界前列。但在1840年后，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中国也走上了落后的道路。可是，近代的中国到底是为何而走向衰落呢?
一、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经济体系遭受了一定的冲击。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使商业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资本主义基本上被扼杀在摇篮中。中国近代社会虽然也有规模较大的官营工商业，但它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级消费无度享乐的需要，并为其聚敛钱财服务的。再加上中国封建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在近代中国后期，国民党建立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政府，虽使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最终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之下，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逐渐落后。这些都是由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经济制度造成的[2]。
二、政治
纵观我国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式。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五四运动之后，便是新民主制义制度。近代中国前期随着鸦片战争，外国列强入侵，利用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主权进行干涉，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这种主权侵略是建立在之前“君权神授”和人民无缘参与政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的。其结果是造成我国主权部分丧失官僚特权、人治与腐败，人民安危不仅受到威胁，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被扼杀。在第二阶段，孙中山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只是效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乡村等地也并不了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能使制度深入人心，且在后期使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也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3]。前两阶段中，由于政治制度缺乏创新体制，因此无法应对新时代来临的挑战而最终走向衰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带领工人阶级等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还是没有阻止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步伐[4]。
三、思想文化
可以说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次文化的觉醒，也是一次艰难曲折的历程，此段时期的文化变革也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国在进入近代社
会之后，随着国门的洞开，外国的文化业大量涌进，这是近代文化发展的滥觞时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第一回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步尝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救亡图存拓荒播种的时期，发动这场思想运动的仁人志士们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但都未能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把近代文化发展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文化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总体上看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是趋于上升的，但在当时文化发展并没有达到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主要是如下原因造成。这一阶段既有资本主义文化，又有封建主义文化；既有殖民主义文化，又有爱国主义文化；既有西方近代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新文化，又有旧文化；各种文化既有互相矛盾冲突， 也有互相制约、影响，甚至互相结合或融会，使此阶段的文化具有了复杂性，虽有各种思想竟相迸发，但也没有形成一种主流思想；另一方面，新文化传播具有区域性。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新文化运动，细数其中几次文化变革都主要发生在了东南沿海和沿江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社会风气也日渐开放。然而，在广大内地、农村，经济基础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受封建经济的支配。相应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文化是推动经济的巨大动力，而经济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由于封建地主经济成分的强大，并占据主体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十分微弱，造成了近代新文化缺乏坚实牢固的经济基础。新文化主力军为资产阶级，传统士大夫中的一些开明之士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西学，学习西学。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新与旧之间徘徊，造成了文化传播具有了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新文化运动我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觉醒，有少数学者对中国近代悲惨的命运进行了文化方面的反思，如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形势，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很快转变了方向，对封建文化的抨击并没有深入下去，影响也不深远，所以在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弊端尤其是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人们头脑中由于长期专制统治造成的奴性思想还很浓厚，唯上、从上意识还很强烈，权利意识、民主观念还很淡薄，文化上的落后也影响了中国当时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5]。
文化方面的落后还体现在科学思想上。人们思维方式上的弊端难以改变，使得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普通百姓的科学意识还很淡薄，迷信思想依然浓厚，这些也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
四、外交
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一方面造成，外交方面也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19世纪40到50年代，是中国外交开始发展的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由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奉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
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美国特使顾盛正是以进京为要挟，换取了清廷对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利权的让步。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吝惜巨额赔款，却斤斤计较认为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体现出了当是落后的外交思想。19世纪60到80年代，此时期的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规定今后“夷人”均称为“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变化。《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主要依靠传统的驭夷之术处理中外关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臸夷和均势外交，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必须以利益为诱饵，是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丧权辱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期间，大清帝国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清廷彻底放弃了对抗外强的决心，只是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勉强维持。而伴随国际法的传入和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反抗外强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变，即由以暴力驱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变为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权和抵制美货活动，开启了中国收复主权、利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1912年，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其表现出的对外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之后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在随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外交方面，他出卖盐税，承认外蒙“自治”，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参加西姆拉会议等；后期的段祺瑞政府，他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比前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总体来看，近代中国的外交思想虽有发展，但是是落后的；虽有成就，但是是短暂的。外交思想的落后，使得外国列强在签订条约时有机可乘，对我国主权、经济、政治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6]。
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国的近代社会是充满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的一段时期，一个政权因经济危机、文化专制、政治腐败等等原因走向灭亡，政权更换却依然不能很好的吸取之前的教训，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制度，中国社会自然不会有进步。然而，你没有进步不代表世界不会进步。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强大，中国却还停留在原先的阶段之中，并无力追赶，近代的中国便逐渐落后了。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它的存在是中华名族文明史的灾难,然而,它毕竟曾经存在过,我们无法淡忘。社会发展到今天,除了对过去的历史要了解,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学
到教训,要深刻认识到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要认准形势,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而不断奋斗,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E.A.罗斯.《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85-103页
[2] 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4-60页
[3] 王晓秋.《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4-28 页
[4] 陈铁健、李新、萧超然.《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23-1926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23-526页
[5]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1-86页
[6] 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42-46页
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封建社会形成、壮大到鼎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的血与泪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许多科技、文化、艺术成就在封建社会时期都位于世界前列。但在1840年后，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中国也走上了落后的道路。可是，近代的中国到底是为何而走向衰落呢?
一、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经济体系遭受了一定的冲击。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使商业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资本主义基本上被扼杀在摇篮中。中国近代社会虽然也有规模较大的官营工商业，但它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级消费无度享乐的需要，并为其聚敛钱财服务的。再加上中国封建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在近代中国后期，国民党建立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政府，虽使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最终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之下，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逐渐落后。这些都是由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经济制度造成的[2]。
二、政治
纵观我国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式。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五四运动之后，便是新民主制义制度。近代中国前期随着鸦片战争，外国列强入侵，利用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主权进行干涉，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这种主权侵略是建立在之前“君权神授”和人民无缘参与政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的。其结果是造成我国主权部分丧失官僚特权、人治与腐败，人民安危不仅受到威胁，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被扼杀。在第二阶段，孙中山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只是效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乡村等地也并不了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能使制度深入人心，且在后期使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也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3]。前两阶段中，由于政治制度缺乏创新体制，因此无法应对新时代来临的挑战而最终走向衰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带领工人阶级等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还是没有阻止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步伐[4]。
三、思想文化
可以说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次文化的觉醒，也是一次艰难曲折的历程，此段时期的文化变革也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国在进入近代社
会之后，随着国门的洞开，外国的文化业大量涌进，这是近代文化发展的滥觞时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第一回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步尝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救亡图存拓荒播种的时期，发动这场思想运动的仁人志士们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但都未能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把近代文化发展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文化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总体上看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是趋于上升的，但在当时文化发展并没有达到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主要是如下原因造成。这一阶段既有资本主义文化，又有封建主义文化；既有殖民主义文化，又有爱国主义文化；既有西方近代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新文化，又有旧文化；各种文化既有互相矛盾冲突， 也有互相制约、影响，甚至互相结合或融会，使此阶段的文化具有了复杂性，虽有各种思想竟相迸发，但也没有形成一种主流思想；另一方面，新文化传播具有区域性。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新文化运动，细数其中几次文化变革都主要发生在了东南沿海和沿江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社会风气也日渐开放。然而，在广大内地、农村，经济基础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受封建经济的支配。相应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文化是推动经济的巨大动力，而经济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由于封建地主经济成分的强大，并占据主体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十分微弱，造成了近代新文化缺乏坚实牢固的经济基础。新文化主力军为资产阶级，传统士大夫中的一些开明之士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西学，学习西学。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新与旧之间徘徊，造成了文化传播具有了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新文化运动我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觉醒，有少数学者对中国近代悲惨的命运进行了文化方面的反思，如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形势，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很快转变了方向，对封建文化的抨击并没有深入下去，影响也不深远，所以在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弊端尤其是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人们头脑中由于长期专制统治造成的奴性思想还很浓厚，唯上、从上意识还很强烈，权利意识、民主观念还很淡薄，文化上的落后也影响了中国当时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5]。
文化方面的落后还体现在科学思想上。人们思维方式上的弊端难以改变，使得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普通百姓的科学意识还很淡薄，迷信思想依然浓厚，这些也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
四、外交
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一方面造成，外交方面也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19世纪40到50年代，是中国外交开始发展的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由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奉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
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美国特使顾盛正是以进京为要挟，换取了清廷对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利权的让步。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吝惜巨额赔款，却斤斤计较认为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体现出了当是落后的外交思想。19世纪60到80年代，此时期的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规定今后“夷人”均称为“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变化。《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主要依靠传统的驭夷之术处理中外关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臸夷和均势外交，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必须以利益为诱饵，是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丧权辱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期间，大清帝国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清廷彻底放弃了对抗外强的决心，只是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勉强维持。而伴随国际法的传入和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反抗外强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变，即由以暴力驱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变为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权和抵制美货活动，开启了中国收复主权、利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1912年，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其表现出的对外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之后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在随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外交方面，他出卖盐税，承认外蒙“自治”，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参加西姆拉会议等；后期的段祺瑞政府，他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比前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总体来看，近代中国的外交思想虽有发展，但是是落后的；虽有成就，但是是短暂的。外交思想的落后，使得外国列强在签订条约时有机可乘，对我国主权、经济、政治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6]。
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国的近代社会是充满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的一段时期，一个政权因经济危机、文化专制、政治腐败等等原因走向灭亡，政权更换却依然不能很好的吸取之前的教训，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制度，中国社会自然不会有进步。然而，你没有进步不代表世界不会进步。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强大，中国却还停留在原先的阶段之中，并无力追赶，近代的中国便逐渐落后了。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它的存在是中华名族文明史的灾难,然而,它毕竟曾经存在过,我们无法淡忘。社会发展到今天,除了对过去的历史要了解,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学
到教训,要深刻认识到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要认准形势,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而不断奋斗,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E.A.罗斯.《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85-103页
[2] 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4-60页
[3] 王晓秋.《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4-28 页
[4] 陈铁健、李新、萧超然.《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23-1926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23-526页
[5]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1-86页
[6] 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4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