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星星照耀着中华文明这片大地。除此之外，他的思想也在各个方面给了后人非常深远而正面的影响。
孟子对中华文明最大的影响就是建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人性善。诚然，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古今中外至今还辩论不清的一个哲学问题。其实，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不同的时期对善与恶都有不同的定义，所以很难给人性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人们却相信人性是善，对社会是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的。非常难以想象，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相信人性是恶，那么我们的国家现在会是个怎么样的一个阴暗恐怖社会。孟子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相信人性是善的，并在此基础上，对“大丈夫”、“义”进行了阐述，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相对西方用宗教来约束人们的道德思想，孟子通过确认人性本善，为我们这个没有宗教基础的民族确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道德基石，从人性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和尊严，一样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虽说孟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却有一股宗教精神。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就是对仁义的注解。其实“善”在社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善”能让社会处在安宁的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善行能改变一个人对人性的看法。在现今动荡的社会，有些人都在防备别人为的是要保护自我。这样的心态让很多人都无法愿意给予非常需要帮助的人行动。但是有些人却愿意给予适当的援助。这些小小的援助都能让那些渴望得到帮助的人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此外，孟子也提出了仁政也就是“以德行仁”的民本政治。孟子的仁政继承于孔子，孔子对仁政立下了若干道德原则。孟子向统治者提出了民心的重要，也强调为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孟子·离娄上》篇里，孟子说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之所慕；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他认为只要统治者能掌握好民心所向，不违背贤明的卿大夫的意愿而行事，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孟子在《孟子·尽心上》篇则强调了善于教育人民的重要性：“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
心。”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是徒然。对于民生的重要，《孟子·公孙丑下》进一步阐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兴盛除了倚靠天时、地理环境，最重要的还是“人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施行“德政”。
孟子还提出了财富均分的概念，即避免贫富悬殊或国富民穷的糟糕局面出现，那么民心自然就会依附于明君的统治之下。《孟子·梁惠王上》篇建议的划分法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国君要达到“推己及人”，就必须以身作则，做到《孟子·梁惠王上》篇所提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小恩惠从自身出发，然后扩展出去，很快就会惠及老百姓。在政治方面，孟子反传统，打破阶级的隔阂，强调人人平等的概念。《孟子·告子下》中提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将道德落实在日常生活，努力使自己走在正义之大道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孟子虽然提出“法先王”，但并不是将他们摆在遥不可及的高度去崇拜，而是要人们与他们为榜样来学习。
孟子最引人瞩目的民本思想，在于他曾在《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首度将君的位置拉低，反而以民为贵。在孟子心目中，唯有以德行政的国君才配得上其称号，获得人们的尊重。失去德性后，君的地位则可以被推翻或受到挑战。例如，孟子在《孟子·万章下》直接告诉齐宣王：“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到孟子对推翻暴君的看法，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孟子不按照世袭的皇权来看待皇位，失德者将自动失去由天赐的皇权，因此暴君被杀并不算弑君。
总的来说，孟子对于儒家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抬高了仁义的价值，强调了以德行政的重要性。其中，最让人瞩目的转变在于将君权与德行紧密联系，不仅推翻了君主至上性，也否定了旧传统中有权力即有道德的合二而一论。自古以来，无论是阶级观念或尊卑秩序，都是“君尊民卑”。孟子拥护民本思想而提出“君轻民
贵”，反映了历史巨变。孟子之所以轻君，相信与当时天下社会动乱及周朝体制崩塌而天下大乱有关。值得留意的是，孟子否定的是僵化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主张否定君主制度。孟子是古代明确提出德教概念的第一人，强调了“以德论政”的重要性，并且大胆地批评暴君的恶行。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星星照耀着中华文明这片大地。除此之外，他的思想也在各个方面给了后人非常深远而正面的影响。
孟子对中华文明最大的影响就是建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人性善。诚然，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古今中外至今还辩论不清的一个哲学问题。其实，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不同的时期对善与恶都有不同的定义，所以很难给人性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人们却相信人性是善，对社会是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的。非常难以想象，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相信人性是恶，那么我们的国家现在会是个怎么样的一个阴暗恐怖社会。孟子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相信人性是善的，并在此基础上，对“大丈夫”、“义”进行了阐述，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相对西方用宗教来约束人们的道德思想，孟子通过确认人性本善，为我们这个没有宗教基础的民族确立了我们自己独特的道德基石，从人性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和尊严，一样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虽说孟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却有一股宗教精神。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就是对仁义的注解。其实“善”在社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善”能让社会处在安宁的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善行能改变一个人对人性的看法。在现今动荡的社会，有些人都在防备别人为的是要保护自我。这样的心态让很多人都无法愿意给予非常需要帮助的人行动。但是有些人却愿意给予适当的援助。这些小小的援助都能让那些渴望得到帮助的人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此外，孟子也提出了仁政也就是“以德行仁”的民本政治。孟子的仁政继承于孔子，孔子对仁政立下了若干道德原则。孟子向统治者提出了民心的重要，也强调为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孟子·离娄上》篇里，孟子说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之所慕；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他认为只要统治者能掌握好民心所向，不违背贤明的卿大夫的意愿而行事，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孟子在《孟子·尽心上》篇则强调了善于教育人民的重要性：“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
心。”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是徒然。对于民生的重要，《孟子·公孙丑下》进一步阐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兴盛除了倚靠天时、地理环境，最重要的还是“人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施行“德政”。
孟子还提出了财富均分的概念，即避免贫富悬殊或国富民穷的糟糕局面出现，那么民心自然就会依附于明君的统治之下。《孟子·梁惠王上》篇建议的划分法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国君要达到“推己及人”，就必须以身作则，做到《孟子·梁惠王上》篇所提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小恩惠从自身出发，然后扩展出去，很快就会惠及老百姓。在政治方面，孟子反传统，打破阶级的隔阂，强调人人平等的概念。《孟子·告子下》中提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将道德落实在日常生活，努力使自己走在正义之大道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孟子虽然提出“法先王”，但并不是将他们摆在遥不可及的高度去崇拜，而是要人们与他们为榜样来学习。
孟子最引人瞩目的民本思想，在于他曾在《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首度将君的位置拉低，反而以民为贵。在孟子心目中，唯有以德行政的国君才配得上其称号，获得人们的尊重。失去德性后，君的地位则可以被推翻或受到挑战。例如，孟子在《孟子·万章下》直接告诉齐宣王：“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到孟子对推翻暴君的看法，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孟子不按照世袭的皇权来看待皇位，失德者将自动失去由天赐的皇权，因此暴君被杀并不算弑君。
总的来说，孟子对于儒家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抬高了仁义的价值，强调了以德行政的重要性。其中，最让人瞩目的转变在于将君权与德行紧密联系，不仅推翻了君主至上性，也否定了旧传统中有权力即有道德的合二而一论。自古以来，无论是阶级观念或尊卑秩序，都是“君尊民卑”。孟子拥护民本思想而提出“君轻民
贵”，反映了历史巨变。孟子之所以轻君，相信与当时天下社会动乱及周朝体制崩塌而天下大乱有关。值得留意的是，孟子否定的是僵化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主张否定君主制度。孟子是古代明确提出德教概念的第一人，强调了“以德论政”的重要性，并且大胆地批评暴君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