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乐府在我国诗歌史中占有重要位置，魏晋乐府，更是无法忽略的一环。魏晋时期变乐府采诗为全盛的文人乐府创作，精英文人们充分利用这一题材，使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形成了一代文学的思潮：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三曹”“七子”均大力创作乐府诗。本文旨在探讨在文体几乎全备的魏晋时期为何乐府题材独受青睐，从文人乐府创作概况、文化内涵、及曹植在其发展中作出的贡献三方面阐释。 关键词：乐府、建安风骨、曹操、曹植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 西汉时朝廷设置乐府机构，采收民诗民歌，自此，除诗经、楚辞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又多了一个发展源头。早期乐府诗大致可分为十二类：有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相和歌辞贺舞曲歌辞等，论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其中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俗歌曲。它们基本来自民间，数量仅40余首却最恰当地体现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特征，也是后人竞相模拟的主要类型。两汉覆灭，魏晋统一后，文人拟乐府诗的出现蔚为大观，“魏三祖陈王，大变汉辞，以旧曲翻新调，变两汉质朴之风，开私家模拟之渐，所论皆洞悉源流。” 一、建安有风骨、乐府翻新声 从数量上看，魏晋乐府诗（不计杂歌谣辞）的创作总量是391首，在各朝代的分布情况是：曹魏时期154首，西晋219首，蜀1首，吴12首。魏晋的创作基本是主流，而这一时期的创作又集中在建安时期，《文心雕龙·明诗》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三曹的文学盛况可见一斑，三人又都对乐府题材独有偏爱。 乐府题材兴起并不是偶然，东汉末年儒学衰微，文学逐渐迈入自觉性的时期，思想解放，文体开拓，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底层文人墨客，均踊跃创作乐府诗。在曹氏父子的引领下，这种文人模拟风的出现接过了民间来源的接力棒，从俗曲开始向高雅格调迈进，内在则沿袭了乐府的精髓，建安风骨便是其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一个表现。 曹操是第一个以写作乐府诗为主要文学活动的作家，他“依前曲改新歌”，诗歌以四言为主，格调慷慨悲凉，善于描写社会生活重大题材，抒发个人胸怀抱负，可谓是开启建安风骨的第一人。他的创作题材和“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赞誉也与乐府文化密不可分。 中平六年，外戚何进谋诛宦臣，密诏凉州军阀董卓提兵入京，引发了历史上董卓叛乱一事。董卓焚毁京城洛阳，逼迫朝廷贺百姓上百万人西迁长安，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见此情形，曹操写下两首乐府旧题诗：《薤露行》和《蒿里行》，节选如下： “荡覆帝基业，宗庙从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阳城，微子为哀伤。”——《薤露行》 “铠甲生蚁虮，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这两首诗在汉乐府中本是长短句式，而曹操将其变为五言，形式上有创新；内容上，原题为挽歌，相传最早出自李延年，他将田横门人所唱的挽歌曲，进行了艺术加工，一曲分为两曲，《薤露行》送王公贵人，《蒿里行》送士大夫庶人，“为歌寄哀音”。曹操虽然褪去了“薤上露，何易晞”这样简单口语化的民歌外衣，但仍不变挽歌内涵，也可以说是“为歌寄哀音”。 再者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抒发招揽人才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内容，首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命感叹令人深思。西晋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可见曹操进行创作时，并不完全脱离旧题，对汉乐府仍有继承。而他对乐府的认同除了在制乐上可彰显其贵族身份外，还有精神上的契合，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帝王的胸怀气魄都更好的为乐府注入新鲜活力。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人乐府的创作等同制题诗歌创作呢？胡应麟有语：“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为题左，前辈历有辩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调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如建安七子中的阮隅作《驾出北郭门行》，因意命题，自出新题，它并未沿用旧曲，但依然表现出了乐府内涵。 二，乐府内涵 建安风骨的文学不约而同聚焦在乐府题材上是什么原因呢？说到继承汉风，汉大赋洋洋洒洒更显辉煌，《古诗十九首》也开了前任诗歌创作的典范，但历史却选择了乐府，这源于乐府创作除了民歌质朴、反映现实这一原因外，还有它特定的政治内涵。 例如，魏文帝曹丕为太子时，虽然经常在邺下举行集会游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但他们所创作的却多是游宴诗和咏物赋等，几乎没有乐府，原因在于乐府题材其实有其严格的政治界定的。明帝时，曹操、曹丕的乐府旧题诗皆可以入乐演唱的，那是贵族帝王特有的权利。《晋书·乐志》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氏平荆州，活汉雅乐郎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删定雅乐。”可见曹操十分重视雅乐的建设，虽不向民间采诗，但仍将乐府视为重要部分。汉朝作为礼乐之邦，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像缪袭就曾奉命创建《魏鼓吹》十二曲。再像曹植创作的大部分乐府却未曾入乐演唱，一来是因为他自创的新曲，并未沿袭旧题，无旧曲可依，再者也证明了并不是所有诗歌都可入乐。国家帝王的制乐传统可见对文人的乐府创作也有一定影响，乐府创作不仅是题材模仿，也是文人们心目中向国家政治现实靠近的一种心理展现，“观风俗，知薄厚”的观念表达着他们对国家发展命途的关切之情，建安风骨的内涵便也在此表露无遗了。 三、曹植对乐府诗歌的变革 明代的徐祯卿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诗歌长于抒情，可见乐府与传统诗歌的表述方式并不一致，自魏晋以来乐府与汉朝已经大不相同，它的诗歌言志功能变得越来越强烈，这要更多地归功于一个人——曹植。萧涤非说：“汉乐府变于魏，而子建实为之枢纽”，建安风骨的乐府诗不同于以往，它之所以能呈现出文人独有的风骨和雅致，关键在于“建安之杰”之称的曹植对它的变革。 前面说到曹植的诗歌大部分并未入乐，魏以前的乐府除了杂歌谣辞一类外皆要以乐相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的乐府诗凡入乐的都有明显标志，或注明分“解”，或指明该诗歌曾为魏乐、晋乐所奏，但曹植的四十多篇乐府诗中只有四首注明为晋乐所奏，其他基本是脱离音乐的，完全成为案头文学。这也就让乐府诗歌有了更多独立发展的空间。 不仅如此，《乐府诗集》引《乐府题解》指出：“曹植拟《长歌行》为《虾蛆》，拟《苦寒行》为《吁嗟》，拟《豫章行》为《穷达》，拟《善哉行》为《日苦短》，拟《梁甫吟》为《八方》。”他在题目、内容上均有创新，为乐府诗的发展开辟了一套新的路子，以其自身的创作成果，引领了乐府精神的时代光辉，因而乐府诗的生命力也被更好的挖掘出来了，成为开启一代建安风骨的重要题材。 曹植也创作过《薤露行》，诗云：“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他继承了父亲曹操在这一题材上的生命感叹，内容又更见文人气质。乐府诗歌是民间创作的集大成，建安风骨却是文人集团的创作成果，两者来源不同，途径不同，在入乐情况上也不相同，却体现了中华文化极强的内在传承关系，所谓“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乐府精神与建安风骨一样，都是感召着后人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年 [2]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1980年
摘要：乐府在我国诗歌史中占有重要位置，魏晋乐府，更是无法忽略的一环。魏晋时期变乐府采诗为全盛的文人乐府创作，精英文人们充分利用这一题材，使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形成了一代文学的思潮：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三曹”“七子”均大力创作乐府诗。本文旨在探讨在文体几乎全备的魏晋时期为何乐府题材独受青睐，从文人乐府创作概况、文化内涵、及曹植在其发展中作出的贡献三方面阐释。 关键词：乐府、建安风骨、曹操、曹植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 西汉时朝廷设置乐府机构，采收民诗民歌，自此，除诗经、楚辞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又多了一个发展源头。早期乐府诗大致可分为十二类：有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相和歌辞贺舞曲歌辞等，论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其中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俗歌曲。它们基本来自民间，数量仅40余首却最恰当地体现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特征，也是后人竞相模拟的主要类型。两汉覆灭，魏晋统一后，文人拟乐府诗的出现蔚为大观，“魏三祖陈王，大变汉辞，以旧曲翻新调，变两汉质朴之风，开私家模拟之渐，所论皆洞悉源流。” 一、建安有风骨、乐府翻新声 从数量上看，魏晋乐府诗（不计杂歌谣辞）的创作总量是391首，在各朝代的分布情况是：曹魏时期154首，西晋219首，蜀1首，吴12首。魏晋的创作基本是主流，而这一时期的创作又集中在建安时期，《文心雕龙·明诗》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三曹的文学盛况可见一斑，三人又都对乐府题材独有偏爱。 乐府题材兴起并不是偶然，东汉末年儒学衰微，文学逐渐迈入自觉性的时期，思想解放，文体开拓，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底层文人墨客，均踊跃创作乐府诗。在曹氏父子的引领下，这种文人模拟风的出现接过了民间来源的接力棒，从俗曲开始向高雅格调迈进，内在则沿袭了乐府的精髓，建安风骨便是其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一个表现。 曹操是第一个以写作乐府诗为主要文学活动的作家，他“依前曲改新歌”，诗歌以四言为主，格调慷慨悲凉，善于描写社会生活重大题材，抒发个人胸怀抱负，可谓是开启建安风骨的第一人。他的创作题材和“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赞誉也与乐府文化密不可分。 中平六年，外戚何进谋诛宦臣，密诏凉州军阀董卓提兵入京，引发了历史上董卓叛乱一事。董卓焚毁京城洛阳，逼迫朝廷贺百姓上百万人西迁长安，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见此情形，曹操写下两首乐府旧题诗：《薤露行》和《蒿里行》，节选如下： “荡覆帝基业，宗庙从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阳城，微子为哀伤。”——《薤露行》 “铠甲生蚁虮，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这两首诗在汉乐府中本是长短句式，而曹操将其变为五言，形式上有创新；内容上，原题为挽歌，相传最早出自李延年，他将田横门人所唱的挽歌曲，进行了艺术加工，一曲分为两曲，《薤露行》送王公贵人，《蒿里行》送士大夫庶人，“为歌寄哀音”。曹操虽然褪去了“薤上露，何易晞”这样简单口语化的民歌外衣，但仍不变挽歌内涵，也可以说是“为歌寄哀音”。 再者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抒发招揽人才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内容，首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命感叹令人深思。西晋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可见曹操进行创作时，并不完全脱离旧题，对汉乐府仍有继承。而他对乐府的认同除了在制乐上可彰显其贵族身份外，还有精神上的契合，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帝王的胸怀气魄都更好的为乐府注入新鲜活力。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人乐府的创作等同制题诗歌创作呢？胡应麟有语：“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为题左，前辈历有辩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调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如建安七子中的阮隅作《驾出北郭门行》，因意命题，自出新题，它并未沿用旧曲，但依然表现出了乐府内涵。 二，乐府内涵 建安风骨的文学不约而同聚焦在乐府题材上是什么原因呢？说到继承汉风，汉大赋洋洋洒洒更显辉煌，《古诗十九首》也开了前任诗歌创作的典范，但历史却选择了乐府，这源于乐府创作除了民歌质朴、反映现实这一原因外，还有它特定的政治内涵。 例如，魏文帝曹丕为太子时，虽然经常在邺下举行集会游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但他们所创作的却多是游宴诗和咏物赋等，几乎没有乐府，原因在于乐府题材其实有其严格的政治界定的。明帝时，曹操、曹丕的乐府旧题诗皆可以入乐演唱的，那是贵族帝王特有的权利。《晋书·乐志》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氏平荆州，活汉雅乐郎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删定雅乐。”可见曹操十分重视雅乐的建设，虽不向民间采诗，但仍将乐府视为重要部分。汉朝作为礼乐之邦，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像缪袭就曾奉命创建《魏鼓吹》十二曲。再像曹植创作的大部分乐府却未曾入乐演唱，一来是因为他自创的新曲，并未沿袭旧题，无旧曲可依，再者也证明了并不是所有诗歌都可入乐。国家帝王的制乐传统可见对文人的乐府创作也有一定影响，乐府创作不仅是题材模仿，也是文人们心目中向国家政治现实靠近的一种心理展现，“观风俗，知薄厚”的观念表达着他们对国家发展命途的关切之情，建安风骨的内涵便也在此表露无遗了。 三、曹植对乐府诗歌的变革 明代的徐祯卿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诗歌长于抒情，可见乐府与传统诗歌的表述方式并不一致，自魏晋以来乐府与汉朝已经大不相同，它的诗歌言志功能变得越来越强烈，这要更多地归功于一个人——曹植。萧涤非说：“汉乐府变于魏，而子建实为之枢纽”，建安风骨的乐府诗不同于以往，它之所以能呈现出文人独有的风骨和雅致，关键在于“建安之杰”之称的曹植对它的变革。 前面说到曹植的诗歌大部分并未入乐，魏以前的乐府除了杂歌谣辞一类外皆要以乐相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的乐府诗凡入乐的都有明显标志，或注明分“解”，或指明该诗歌曾为魏乐、晋乐所奏，但曹植的四十多篇乐府诗中只有四首注明为晋乐所奏，其他基本是脱离音乐的，完全成为案头文学。这也就让乐府诗歌有了更多独立发展的空间。 不仅如此，《乐府诗集》引《乐府题解》指出：“曹植拟《长歌行》为《虾蛆》，拟《苦寒行》为《吁嗟》，拟《豫章行》为《穷达》，拟《善哉行》为《日苦短》，拟《梁甫吟》为《八方》。”他在题目、内容上均有创新，为乐府诗的发展开辟了一套新的路子，以其自身的创作成果，引领了乐府精神的时代光辉，因而乐府诗的生命力也被更好的挖掘出来了，成为开启一代建安风骨的重要题材。 曹植也创作过《薤露行》，诗云：“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他继承了父亲曹操在这一题材上的生命感叹，内容又更见文人气质。乐府诗歌是民间创作的集大成，建安风骨却是文人集团的创作成果，两者来源不同，途径不同，在入乐情况上也不相同，却体现了中华文化极强的内在传承关系，所谓“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乐府精神与建安风骨一样，都是感召着后人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年 [2]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