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由京城被贬到安徽，当了滁州太守，写下著名的《醉翁亭记》。其主要内容就是带着一帮人，跑到附近的山里吃吃喝喝，与民同乐，喝多了酒就趴在石头上发呆、傻乐。
欧阳修当时尚未到40岁。他生来体弱多病，青年时代便有了白头发。这些年政坛上劳心劳力，生活中两次丧偶，加上这次贬谪，不知不觉中自己竟已满头霜雪、满面沧桑了。揽镜心惊而自称“醉翁”，是写实也是自嘲。
在宋朝，京官最害怕的事是外放到地方上任职。当时流传一个笑话，有人去拜访某京官，看门的说大人今天不在。那人批评道：“人死了才叫不在呢，你这下人真没规矩，应该说我家大人出外办事了。”看门的愁眉苦脸地回答：“我家主人宁死，也忌讳‘出外’这两个字呀！”
当地方官就远离了权力中枢，仕途黯淡，人也辛苦。按宋朝规矩，所有地方官员，隔个两三年，就要调动，带着家小跋涉到另一地去。古代交通不便，少数倒霉鬼不幸在任上或途中病死，连累得一家老小都没办法还乡。更不走运的，被派去岭南等荒蛮区域，消息一至，举家号啕。这就叫“宦游”，只是听起来很美而已。
“宦游”是宋代文学的重要题材，每个人写起来，都倾吐一堆苦水，尤以晚年进入官场的柳永为甚，他是走到哪儿就抱怨到哪儿，又想家又想情人―果然皇帝就不该给他官做，且去填词罢。
士大夫们公事之余寻山访水，在山水间把一腔思乡情兼难以言说的官场郁闷排遣掉。为了出行方便，他们修路建桥盖亭堂，同时也开发了旅游业。
欧阳修把滁州治理得很不错，行政宽简，劝农劝商修水利，百姓颇为安居乐业。闲下来时，他便令下属在官衙四周种满花木，还写了一首诗：“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这位老官儿，爱酒爱山水之外，还爱鲜花。严肃的政府机关，被他弄得花团锦簇，蜂来蝶往，他坐在里面，乐陶陶地端着酒杯。在琅琊山醉翁亭边，至今存有他亲手种下的老梅树一棵，已经活了一千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老寿星梅。
三年后，欧阳修调到扬州做太守。这是著名的佳丽之地呀，他来了好快活，选地势最高处，建了座壮丽的平山堂，号称淮南第一堂，将江南群山尽收眼底。
每到夏天，半夜里凉气上来了，欧阳修就带一大群人来堂上玩。他事先让人到湖里采来千朵荷花，分插在百余只花盆里，安置在座位之间。陪侍的歌姬们摘一朵下来，于客人之间传送，每人摘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的客人就要饮酒赋诗。众人一直喝到月沉星落，露水浸湿衣裳才散。
坐花载月，玩得豪气满怀，又文艺又高雅，比较一下，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果然好生粗鄙。直到八年后，欧阳修已经重返京城，有友人前往扬州赴任，他写词送行，尤在怀念当年时光。
欧阳修在堂前手种一棵杨柳，被当地人称为“欧公柳”，自他走后百姓一直殷勤照拂着。后来有姓薛的太守来，在对面也种了一棵，自号为“薛公柳”，结果很受鄙视。他刚刚离任，树就被当地人砍掉了。可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欧阳修现在怀念那棵柳树，其实心里也是欣慰的，回想当年政绩，觉得自己这个地方官当得，嗯，还行。
感怀词里的自己，形象与《醉翁亭记》中的差不多，苍颜白发，颓然大醉一老翁。欧阳修其实酒量很浅，文章太守，挥毫万字是真的，一饮千钟绝对是吹牛，实情也就是几杯就歪之乎了。宴席之上，大部分时间，他都两眼发�地看着别人在喝在闹。模糊的视野里，书生们的青衫，歌姬的红裙，花朵的五色，织成一片迷离绚烂。
欧阳修在席上，总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喜欢带着后生们特别是有才华的，出来游乐，听他们朗诵新写的诗文，击节赞赏，还自己掏钱资助他们读书、赶考。他极其爱惜人才，一生为北宋挖掘输送了大批青年俊彦：苏轼、苏辙兄弟，曾巩、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章�、程颢、张载……北宋史上星光灿烂的文学、政治和思想精英，几乎都出自于他的门下或经过他的举荐。
欧阳修成名极早，在当世被尊为文坛领袖，“天下翕然师尊之”。
然而，当他读到毛头小子苏轼的文章后，竟自愧不如地说：“有这小子在，30年后，天下大概没人还记得我欧阳修了！”换了一般人，苏轼难免要被警惕打压了，欧阳修却兴高采烈：“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之地，可喜，可喜！”
这才是宗师风范。欧阳修是“海内文宗”，不仅在于其学识，更在于其人品与胸襟。苏轼也曾随他悠游玩乐过，在此后的岁月里，每当回想起来，都追慕不已，既敬且爱。苏轼曾三过扬州，一任太守，在平山堂下写纪念恩师的诗词：“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此时欧阳修已经去世10年了。苏轼也步入人生的成熟期，于生命之无常，亲朋爱侣之聚散，有了更浑厚达观的认知。但那位风流的文章太守，其美好的诗文和超卓的人品胸怀，其老仙翁一样的形象，仍在山水间流连，在他心里醉笑着。每走一步，对恩师当年的心志，苏轼似乎就了解得更多一点。
欧阳修一生过得极其绚烂，文学成就卓越就不说了，经学、金石学、史学都是大家，精通琴棋书画，兴致来时还能跳舞给大家看……天赋奇高人又刻苦，一辈子胜过别人加起来活好多辈子。他的书法也好，朱熹曾评价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外优游而内刚劲，正是欧阳修的个性特色。
和生活上载花载酒的散漫形成鲜明对比，正经事上，欧阳修是个极严谨执拗的人，认定一个道理，就有偏执狂的奋不顾身。幼年时家穷，靠母亲拿竹棍在地上画着学识字，到亲友家借书来苦读，竟然能学成大家，他已够坚忍了；当官以后，他更是“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连他老妈都感慨地说：“我儿子脾气太直，肯定得罪好多人，老身可是做好跟他一起倒霉的准备了！”
他当主考官，选拔苏轼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怀着伯乐找到好多匹千里马的高兴心情，把险怪空洞的“太学体”全刷了下去，不料一出家门就被气不顺的落榜生围殴，差点送掉性命。他觉得范仲淹他们搞的“新政”好，就半步不退地支持，哪管得罪权贵。学生王安石搞变法，他觉得哪里不好，就顽固反对，在自己管辖的地区，硬是把轰轰烈烈的“青苗法”给废除了，气得王安石跟皇帝直抱怨：“噫！这老爷子走到哪儿败事到哪儿啊！”可王安石也拿他没办法。
最可怕的是跟人讨论政务，欧阳修不论政治观念如何，往往都有着不恤己身、不图私利，只为天下大计而玩命的架势。再好的朋友，此刻都翻脸不认，能够吵得面红耳赤，跟乌眼鸡一样恶狠狠相对，但过后还照样拉人家去家里赏花喝酒。
欧阳修谥号“文忠”，反映了朝廷对他的看法：忠直可靠。在宋朝，人们容忍性格偏执古怪而内心清明正直的人，而对那些八面玲珑和气生财之辈，保持着警惕心。官场上做“琉璃蛋儿”，很容易就被当成小人痛骂。不像现在，人际关系竟然被当成了不起的生产力。但人性终是复杂而软弱的，在任何时代，都是做小人虽常戚戚但简便易，做君子虽坦荡荡却行路难。
欧阳修曾官高权重，但伴随而来的是一直被人用各种奇怪的理由攻击，什么亲戚中有人犯罪啦，于是他被连坐了―在讲究宗族理念的古代，一个人当官了出人头地了，就必须负担起以身作则并教导族内子弟的任务，别说妻妾、下人，就是远房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犯了事，首先也要追究你管教无方的责任，不能齐家焉能治国嘛！被政敌顺利地踢到滁州，靠的就是这条罪状。
最常见的是说他作风不好，跟妇女通奸。有一次御史竟然告他霸占了自己的侄媳妇。宋朝于官员的规矩是，管他离不离谱，但凡御史开口了，必要查得你焦头烂额不可。后来被证实纯属诬告，但欧阳修还是惹了一身骚。
这可能跟他写的某些“淫词艳曲”有关系。《六一词》中许多关于男女情事大胆直白之作。“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这是后人为他辩白时说的。其实呢，人们真是白操心了，那就是他老人家亲手写的，亲口唱的。他倒不忌讳写，说起来这也不算大事，略不合体统而已。只是写得多了，有心人看看，哟，经验蛮丰富的嘛，就从这里下手好了。
其实呢，欧阳修的爱情词，接五代“花间派”遗风，又有自己的发展，婉丽而深沉―不要理那些道学先生的胡缠―他写得太好了，随便拈出哪一阙，都看得人百转千回，心如春水，生出许多的爱与愁。
晚年辞官后的欧阳修，把家移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他曾在此地当过太守，一上任，就治理“西湖”，除杂草而遍植荷花与杨柳。经年之后，接天莲叶无穷碧，游船笙歌往来，成为美景。
颍州“西湖”在当时水域广阔，风景佳美，和杭州的西湖、扬州的瘦西湖相比，并不逊色，这全托欧阳修开发之力。他爱这亲手护养起来的湖山，老了就把这里当成家乡。依旧是花酒相伴，年轻好看的有才华的男女簇拥，时时畅游湖上，写下许多歌唱“西湖”风光的诗词。
欧阳修第一次来颍州“西湖”，是四十多岁时。阔别近20年后，将富贵如浮云一般放了，他再来安居，却发出物是人非的叹息，说没人认识我这当年的太守了。这与看着苏轼的文章，说“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知道我欧阳修”是同一思路：尽管有如许成就与功业，始终觉得自己渺小、速朽。窥宇宙之无穷，观人生之短促，欧阳修一生都怀抱这样的谦卑。
很多年后，也已经满头白发的苏轼来西湖，写词怀念。不愧是师生，对于身后留名这件事，苏轼也怀着谦虚到不自信的态度。比起愚蠢狂妄却总标榜着功业千秋的某类人，他们真是太可爱可敬了。千秋不千秋，由时间说了算。这两位的名字，和留下的诗文，千年之后，还闪闪照耀于文明的星空。
春来又春去，白了人头。醉翁之意何在？不在酒里，在山水间，在花丛中，在歌姬美妙的声音里，在有情人的笑与泪中……而这一切，组成了他热爱的大宋河山，“外优游而内刚劲”，原来，刚劲是一种发自于爱意的捍卫。
编 辑/汪微微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由京城被贬到安徽，当了滁州太守，写下著名的《醉翁亭记》。其主要内容就是带着一帮人，跑到附近的山里吃吃喝喝，与民同乐，喝多了酒就趴在石头上发呆、傻乐。
欧阳修当时尚未到40岁。他生来体弱多病，青年时代便有了白头发。这些年政坛上劳心劳力，生活中两次丧偶，加上这次贬谪，不知不觉中自己竟已满头霜雪、满面沧桑了。揽镜心惊而自称“醉翁”，是写实也是自嘲。
在宋朝，京官最害怕的事是外放到地方上任职。当时流传一个笑话，有人去拜访某京官，看门的说大人今天不在。那人批评道：“人死了才叫不在呢，你这下人真没规矩，应该说我家大人出外办事了。”看门的愁眉苦脸地回答：“我家主人宁死，也忌讳‘出外’这两个字呀！”
当地方官就远离了权力中枢，仕途黯淡，人也辛苦。按宋朝规矩，所有地方官员，隔个两三年，就要调动，带着家小跋涉到另一地去。古代交通不便，少数倒霉鬼不幸在任上或途中病死，连累得一家老小都没办法还乡。更不走运的，被派去岭南等荒蛮区域，消息一至，举家号啕。这就叫“宦游”，只是听起来很美而已。
“宦游”是宋代文学的重要题材，每个人写起来，都倾吐一堆苦水，尤以晚年进入官场的柳永为甚，他是走到哪儿就抱怨到哪儿，又想家又想情人―果然皇帝就不该给他官做，且去填词罢。
士大夫们公事之余寻山访水，在山水间把一腔思乡情兼难以言说的官场郁闷排遣掉。为了出行方便，他们修路建桥盖亭堂，同时也开发了旅游业。
欧阳修把滁州治理得很不错，行政宽简，劝农劝商修水利，百姓颇为安居乐业。闲下来时，他便令下属在官衙四周种满花木，还写了一首诗：“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这位老官儿，爱酒爱山水之外，还爱鲜花。严肃的政府机关，被他弄得花团锦簇，蜂来蝶往，他坐在里面，乐陶陶地端着酒杯。在琅琊山醉翁亭边，至今存有他亲手种下的老梅树一棵，已经活了一千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老寿星梅。
三年后，欧阳修调到扬州做太守。这是著名的佳丽之地呀，他来了好快活，选地势最高处，建了座壮丽的平山堂，号称淮南第一堂，将江南群山尽收眼底。
每到夏天，半夜里凉气上来了，欧阳修就带一大群人来堂上玩。他事先让人到湖里采来千朵荷花，分插在百余只花盆里，安置在座位之间。陪侍的歌姬们摘一朵下来，于客人之间传送，每人摘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的客人就要饮酒赋诗。众人一直喝到月沉星落，露水浸湿衣裳才散。
坐花载月，玩得豪气满怀，又文艺又高雅，比较一下，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果然好生粗鄙。直到八年后，欧阳修已经重返京城，有友人前往扬州赴任，他写词送行，尤在怀念当年时光。
欧阳修在堂前手种一棵杨柳，被当地人称为“欧公柳”，自他走后百姓一直殷勤照拂着。后来有姓薛的太守来，在对面也种了一棵，自号为“薛公柳”，结果很受鄙视。他刚刚离任，树就被当地人砍掉了。可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欧阳修现在怀念那棵柳树，其实心里也是欣慰的，回想当年政绩，觉得自己这个地方官当得，嗯，还行。
感怀词里的自己，形象与《醉翁亭记》中的差不多，苍颜白发，颓然大醉一老翁。欧阳修其实酒量很浅，文章太守，挥毫万字是真的，一饮千钟绝对是吹牛，实情也就是几杯就歪之乎了。宴席之上，大部分时间，他都两眼发�地看着别人在喝在闹。模糊的视野里，书生们的青衫，歌姬的红裙，花朵的五色，织成一片迷离绚烂。
欧阳修在席上，总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喜欢带着后生们特别是有才华的，出来游乐，听他们朗诵新写的诗文，击节赞赏，还自己掏钱资助他们读书、赶考。他极其爱惜人才，一生为北宋挖掘输送了大批青年俊彦：苏轼、苏辙兄弟，曾巩、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章�、程颢、张载……北宋史上星光灿烂的文学、政治和思想精英，几乎都出自于他的门下或经过他的举荐。
欧阳修成名极早，在当世被尊为文坛领袖，“天下翕然师尊之”。
然而，当他读到毛头小子苏轼的文章后，竟自愧不如地说：“有这小子在，30年后，天下大概没人还记得我欧阳修了！”换了一般人，苏轼难免要被警惕打压了，欧阳修却兴高采烈：“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之地，可喜，可喜！”
这才是宗师风范。欧阳修是“海内文宗”，不仅在于其学识，更在于其人品与胸襟。苏轼也曾随他悠游玩乐过，在此后的岁月里，每当回想起来，都追慕不已，既敬且爱。苏轼曾三过扬州，一任太守，在平山堂下写纪念恩师的诗词：“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此时欧阳修已经去世10年了。苏轼也步入人生的成熟期，于生命之无常，亲朋爱侣之聚散，有了更浑厚达观的认知。但那位风流的文章太守，其美好的诗文和超卓的人品胸怀，其老仙翁一样的形象，仍在山水间流连，在他心里醉笑着。每走一步，对恩师当年的心志，苏轼似乎就了解得更多一点。
欧阳修一生过得极其绚烂，文学成就卓越就不说了，经学、金石学、史学都是大家，精通琴棋书画，兴致来时还能跳舞给大家看……天赋奇高人又刻苦，一辈子胜过别人加起来活好多辈子。他的书法也好，朱熹曾评价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外优游而内刚劲，正是欧阳修的个性特色。
和生活上载花载酒的散漫形成鲜明对比，正经事上，欧阳修是个极严谨执拗的人，认定一个道理，就有偏执狂的奋不顾身。幼年时家穷，靠母亲拿竹棍在地上画着学识字，到亲友家借书来苦读，竟然能学成大家，他已够坚忍了；当官以后，他更是“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连他老妈都感慨地说：“我儿子脾气太直，肯定得罪好多人，老身可是做好跟他一起倒霉的准备了！”
他当主考官，选拔苏轼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怀着伯乐找到好多匹千里马的高兴心情，把险怪空洞的“太学体”全刷了下去，不料一出家门就被气不顺的落榜生围殴，差点送掉性命。他觉得范仲淹他们搞的“新政”好，就半步不退地支持，哪管得罪权贵。学生王安石搞变法，他觉得哪里不好，就顽固反对，在自己管辖的地区，硬是把轰轰烈烈的“青苗法”给废除了，气得王安石跟皇帝直抱怨：“噫！这老爷子走到哪儿败事到哪儿啊！”可王安石也拿他没办法。
最可怕的是跟人讨论政务，欧阳修不论政治观念如何，往往都有着不恤己身、不图私利，只为天下大计而玩命的架势。再好的朋友，此刻都翻脸不认，能够吵得面红耳赤，跟乌眼鸡一样恶狠狠相对，但过后还照样拉人家去家里赏花喝酒。
欧阳修谥号“文忠”，反映了朝廷对他的看法：忠直可靠。在宋朝，人们容忍性格偏执古怪而内心清明正直的人，而对那些八面玲珑和气生财之辈，保持着警惕心。官场上做“琉璃蛋儿”，很容易就被当成小人痛骂。不像现在，人际关系竟然被当成了不起的生产力。但人性终是复杂而软弱的，在任何时代，都是做小人虽常戚戚但简便易，做君子虽坦荡荡却行路难。
欧阳修曾官高权重，但伴随而来的是一直被人用各种奇怪的理由攻击，什么亲戚中有人犯罪啦，于是他被连坐了―在讲究宗族理念的古代，一个人当官了出人头地了，就必须负担起以身作则并教导族内子弟的任务，别说妻妾、下人，就是远房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犯了事，首先也要追究你管教无方的责任，不能齐家焉能治国嘛！被政敌顺利地踢到滁州，靠的就是这条罪状。
最常见的是说他作风不好，跟妇女通奸。有一次御史竟然告他霸占了自己的侄媳妇。宋朝于官员的规矩是，管他离不离谱，但凡御史开口了，必要查得你焦头烂额不可。后来被证实纯属诬告，但欧阳修还是惹了一身骚。
这可能跟他写的某些“淫词艳曲”有关系。《六一词》中许多关于男女情事大胆直白之作。“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这是后人为他辩白时说的。其实呢，人们真是白操心了，那就是他老人家亲手写的，亲口唱的。他倒不忌讳写，说起来这也不算大事，略不合体统而已。只是写得多了，有心人看看，哟，经验蛮丰富的嘛，就从这里下手好了。
其实呢，欧阳修的爱情词，接五代“花间派”遗风，又有自己的发展，婉丽而深沉―不要理那些道学先生的胡缠―他写得太好了，随便拈出哪一阙，都看得人百转千回，心如春水，生出许多的爱与愁。
晚年辞官后的欧阳修，把家移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他曾在此地当过太守，一上任，就治理“西湖”，除杂草而遍植荷花与杨柳。经年之后，接天莲叶无穷碧，游船笙歌往来，成为美景。
颍州“西湖”在当时水域广阔，风景佳美，和杭州的西湖、扬州的瘦西湖相比，并不逊色，这全托欧阳修开发之力。他爱这亲手护养起来的湖山，老了就把这里当成家乡。依旧是花酒相伴，年轻好看的有才华的男女簇拥，时时畅游湖上，写下许多歌唱“西湖”风光的诗词。
欧阳修第一次来颍州“西湖”，是四十多岁时。阔别近20年后，将富贵如浮云一般放了，他再来安居，却发出物是人非的叹息，说没人认识我这当年的太守了。这与看着苏轼的文章，说“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知道我欧阳修”是同一思路：尽管有如许成就与功业，始终觉得自己渺小、速朽。窥宇宙之无穷，观人生之短促，欧阳修一生都怀抱这样的谦卑。
很多年后，也已经满头白发的苏轼来西湖，写词怀念。不愧是师生，对于身后留名这件事，苏轼也怀着谦虚到不自信的态度。比起愚蠢狂妄却总标榜着功业千秋的某类人，他们真是太可爱可敬了。千秋不千秋，由时间说了算。这两位的名字，和留下的诗文，千年之后，还闪闪照耀于文明的星空。
春来又春去，白了人头。醉翁之意何在？不在酒里，在山水间，在花丛中，在歌姬美妙的声音里，在有情人的笑与泪中……而这一切，组成了他热爱的大宋河山，“外优游而内刚劲”，原来，刚劲是一种发自于爱意的捍卫。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