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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报告是要讲一点哲学理论，但不是一般地讲哲学理论，而是把落脚点放在领导能力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干部学习是着眼于应用，那么领导能力提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领导能力提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哲学只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哲学学习。对于领导干部，虽然各个方面技能培训和训练都很重要，这些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是不是还应该层次更高一点儿呢？哲学恐怕就是属于这个层次的东西，所以学一点哲学非常有必要。
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
大家都学过哲学，这个题目应该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偏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认识、运用不一致。而且这个问题如果梳理不清楚的话，就谈不上如何通过研究哲学来提高领导能力了。
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学问，这个问题要是较真起来，还真不太好回答。但是可以明确一点——都是哲学，但是哲学和哲学很不一样，不好一概而论。
从古到今这么多的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仔细看一下，至少在两个方面很不一样。一方面，它的研究定位不一样，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偏偏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上看很不确定。众所周知，哲学被叫做智慧之学，从它的词义来讲，是爱智慧，苏格拉底的时候就是这样解释哲学的。既然是智慧之学，那么人类社会的成果都应该算是哲学。这个概念本身挺好的，但是它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边界很不确定。因此，从历史来看，哲学定位不确定跟它有关系。那么多人都在讲哲学，各讲各的，五花八门，所以包罗万象成为哲学的历史形态，一直到近代，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这个问题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黑格尔哲学，它的体系庞大，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他不讲的。另一方面，从体系内容来讲，也可以看到都是哲学但差别很大。哲学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流派、思潮，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诸如此类。这些流派在历史发展中间都有自己的成果，有积极成果，也有历史局限。
值得关注是，19世纪中叶以后，哲学发展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这两大变化是哲学发展上的一个分界线，现代西方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个是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转向，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超越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原来哲学研究的很多抽象探讨世界本源的问题不应该再搞了，所以转向实证领域，经验领域，研究科学方法、语言和逻辑，关注人的存在和本能，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生态主义思潮等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上最重要的成果，它的哲学性质和功能跟别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它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即它使哲学第一次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这个进步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再向前说，把它描述成“把哲学变成一门科学”，这是不可以的，它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科学，所以它只是说具有科学性质，和别的科学不一样，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定位的问题，实现哲学和科学分离。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不能再包罗所有智慧成果，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提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他们不会再在这条路上研究下去，而是将各个领域的学问都交给科学，而哲学有一个特殊的领域，是科学所无法解决的，它是最高层次的研究领域，即世界观领域，哲学就专门研究世界根本性的问题，研究世界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第二，仅仅是将哲学定位到世界观领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个层次上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宗教，它是非理性的事物，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领域上对哲学内容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改造，使他从整体上具有科学性质。以前哲学里面，科学的东西是逐渐生长和积累的，不是突然之间就诞生的，因此，虽不能说它完全科学，但也不能认为它是非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它们是分离的，并没有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统一。
在创造性地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历史性突破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以前讲唯物主义为什么局限性大？主要是因为哲学过去只是讲自然界，很难涉及到社会领域，这就造成了它不能说自己是研究世界观，充其量只能算是自然观。然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得唯物主义整体上具有世界观的高度，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对世界的看法一以贯之。不仅如此，它还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了人同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一系列的改造，就把哲学变成了新唯物主义，它的“新”至少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三个方面，它是从定位开始，然后进行内容体系的改造，最后整体上完成对哲学性质的变化，使之成为科学观。
马克思研究哲学，并不是满足对器物的需要，而是为了解释社会，把理论转化为一种对实践的指导。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探索。
当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特别关注它的价值维度，包括真理观和价值观。它是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来讲价值观，把人的关怀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因此，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必须统一起来，少一个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领导能力如何有赖于哲学思维
对于哲学的功能，马克思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哲学的功能就是用来改变世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领导能力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
从领导工作本身来讲，它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它要求领导者应该具备相应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跟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第一，尊重客观，把握实际的能力。担任领导第一个能力就应该是尊重客观，把握实际。要想把千头万绪的工作做好，首先就要把这条解决好。从实际出发，把局势判断清楚，而不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这一条如果把握不了，就谈不上其他的领导能力建设了，所以把握实际的能力是最根本的。要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必须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问题，即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是对事物本源的回答。
不同的哲学提供不同的方法论来解决这一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在社会历史领域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恩格斯说：“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理解世界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世界本来面貌去理解它，千万不要弄出很多怪想，不要先入为主，当发现不符合事实的时候，要毫不吝惜把它抛弃，坚决把它丢掉，千万不要舍不得。这段话的最后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真正的严肃的态度，意思是辩证唯物主义把世界观彻底运用到了所研究的一切事实领域中去，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以前没有做到的，现在都做到了。主观服从客观，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是从这段话中得出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它的哲学方法也是来源于此。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做支持，就不能真真正正地提高把握实际的能力，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从哲学上来认识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仅仅是一个开头，要想真正达到能力提升，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即进一步的方法论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上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强调它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强调对它哲学原理的综合掌握。
如果说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讲了这么多年唯物主义，我们在实践中间经常会遇到很多困惑，其中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看上去，它有一点抽象，但实际上，它非常现实，很多人遇到的困惑就同它有关。因为一般道理我们也都了解，往往实践起来却很有难度。真理针对的是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而价值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它关注的是事物对主体的利害关系。怎么做才更有利？怎么做才更合适？这些需要主体做出选择。现在我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联系，党性管的就是价值基本取向的问题。真理和价值会发生矛盾，正确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明明正确的，但是做起来为什么有难度，就是遇到这个矛盾。
在遇到巨大风险的时候，要坚持真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的解决不是简单从个人修养出发就可以解决的，更主要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应该建立一种机制来引导大家，激励大家，推动大家朝好的方向去努力，防止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化。
第二，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这里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首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它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接下来就是能不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好，统筹起来。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属于领导者思维成熟的标志之一，即全面性思维。
从哲学上来看，提高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其中辩证法关于联系的观点就是其直接的方法论依据。众所周知，辩证法有两大原则，其中一个就是普遍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也就是说，我们处理问题，做工作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联系是无穷无尽交织在一起的，怎么把握联系呢？辩证法进一步提供了方法论——系统和矛盾的观点，来帮助我们来把握复杂的联系。
首先是系统的观点。系统是事物联系的基本形式，不研究系统，就无法把握联系，要想把握联系，就要研究系统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把这些都搞清楚了，也就能够抓住联系的基本形式。其次是矛盾的观点，矛盾和系统各有各的侧重，矛盾讲的是事物存在的特殊方式。事物总是矛盾存在的，要想把握联系，必须了解矛盾统一性、斗争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在工作当中统筹兼顾，处理好复杂关系，矛盾和系统的方法是最基本的。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方法，即社会结构体系的联系。系统的观点也好，矛盾的观点也罢，它都是一般地讲辩证法，而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联系，唯物史观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讲的就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有机联系，我们要想把握工作中的联系，这一条方法论非常重要。
在这些方法中，需要关注的就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为什么要强调它？就是因为在实践中存在把联系简单化的现象，比如说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把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就算是满足这一要求了呢？我看不一定。整体的概念在系统论中，不是简单的面面俱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不是部分的简单堆积，它强调的是整体应该是各个部分之间有机联系的统一，是一种有机联系，不是简单拼加，是按照一定规律联系起来，其最后的落脚点是功能。
当前，我们方方面面的事情很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我们的改革也是全方位的推进，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应当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整体观点，要把握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关系，包括找准联系中间哪些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与此同时，要注意不要滥用相互协调一词，在有些层次、个别领域、某些方面使用“相互协调”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只能是生产关系跟生产力协调，不能让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只能是上层建筑协调经济基础，而不能相反。
第三，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能力。把握联系最终是为了发展，发展是动态存在，而不是静止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间必须具有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能力。
从哲学上来讲，它的方法论支持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发展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的绝对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辩证法面前没有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但这并不是说发展就要改变一切，辩证法承认在社会的一定阶段，事物有存在的理由，发展变化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一个是事物产生在特定的阶段、时代和环境中，符合客观规律和必然性，就有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因此，如果发现现实中有不同的事物，它符合必然性，那么不能随意加以改变，反之，我们必须加以改变。恩格斯在这段话的最后用了“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就是要提醒我们条件是相对的，是会随着变化而变化。随着条件的改变，原本存在的理由是会丧失的，原来符合，现在不符合了，同样要加以改变。因此，事物最终还是要改变的。
讲发展观，就必须要掌握辩证否定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否定作为结果来说，至少同时也可以说肯定的。”也就是说它是扬弃否定，否定中包含肯定。扬弃，就是否定旧事物的时候，不是完全不要，而是吸收已有成果基础上，克服以往事物的局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获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意思是说，否定不是为了让发展中断，因为发展是需要衔接的，它需要特殊的否定形式。因此，对于继承和发展、开拓、创新的关系，这一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引用所谓的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其实黑格尔并没有说过，只是说了另外一句相类似的，传来传去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黑格尔说的是“凡是现实都是合乎理性，凡是合乎理性都是现实的”。黑格尔在另外一本书里面还专门做了解释。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一些概念都是有特定含义的，他所说的“现实”不等于现存的东西，而是指符合必然性的东西，换句话说，现存的事物里面符合必然性的一部分才叫现实。黑格尔进一步提出现实性和必然性不是永恒的。后来，恩格斯就专门举了这个例子来分析黑格尔哲学，认为他的哲学背后隐藏着革命。“凡是现实都是合理的”，听起来很保守的一种说法，但是结尾是凡是现存都是要灭亡的。
第四，灵活机动，促进转化的能力。联系和发展中间有一个关节，即转化。在解决矛盾的时候，不是简单机械的处理，而是非常灵活机动地促使事物发生有利转化，这是处理矛盾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它的方法论支持中，有一个原理是过去我们的哲学教育重视不足的，那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条件观。所谓条件观，就是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真理，离开了这个条件就不再是了。任何事物都是这样，事物之所以呈现某一状态，不是它从来就这样，而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这样，如果条件不是这样，它就发生改变。那么，用到培养灵活机动，促进转化的能力上来说，就是转化如何发生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转化的发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什么变化也发生不了。
进一步方法论支持就是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列宁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由此可见，矛盾向相反条件转化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的《矛盾论》是我们党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非常有历史厚度。在革命时期，我们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这个方法论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灵活的转化，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这种转化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要有条件性，过去敌强我弱，按照矛盾论的思路，要敌进我退，缩回来是为了更好的打出去，对哲学来说，这样做无非是在改变条件，因为矛盾如果不进入条件，矛盾转化是不成立，而运动战无非就是在运动中分散敌人力量，再集中我的力量攻击敌人的某一部分，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敌人的整体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再比如金融危机来了，我们要转化危机，这就需要改变条件，中央一些列措施的出台就是为了解决条件转化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我们也有类似的辩证思想。比如老子的思想，他在《道德经》中说：“反者道之动。”意思是道理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他还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赢若绌。”都是在讲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意思。所以，老子的思想里头充满了这种变化思想，怎么评价他呢？首先应当肯定，老子的思想同辩证法的矛盾观有相同的地方，有其一致性，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要把握适度原则，过犹不及。但是他的思想也是有局限的，即他没有对转化的条件加以论述，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十分强调条件，离开了条件，什么转化都不可能发生。
《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果从哲学上解读它，就同今天讲的矛盾论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人们平常认为马谡这个人教条主义不懂实际，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此人没有什么能力，诸葛亮也就不会让他做高层参谋，也恰恰是他突出的能力，使得他急切希望通过实战来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军事谋略和理论家。如果按照副将王平的建议作战，无法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他就去尝试新的战术，王平力劝，可马谡认为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更何况有项羽破釜沉舟和韩信背水一战的成功案例，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定。为什么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和项羽、韩信的结果不同呢？关键就在于矛盾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不是随便都可以完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基本要求是激励，在极端条件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激励手段，能够使一支军队发挥出超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爆发，是以需要军队的潜能作为前提条件的，假如军队的潜能就这么多，再危险的“死地”也无法让你“后生”。举这个例子无非是想向大家说明辩证法一定要条件化。
第五，循序渐进，适时突破的能力。矛盾转化之后，接着往前发展，就需要我们把握过程的具体展开，它要求我们循序渐进，适时突破。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讲就是质量互变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论述道：“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质量互变规律讲得就是质、量、度的关系，它把整个过程展开分为量变到质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就对这一过程做了具体分析。毛主席指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就是说要想解决矛盾关系，必须研究敌我双方的相互关系和所有因素。他强调：“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这讲得就是把握过程的能力，它对于领导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出把握过程的重要性。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进程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社会振荡，这是成功的经验。纵观改革进程，我们先从农村入手，再到城市，进一步涉及到增量、存量、体制外、体制内等等一大套内容，体现着我们对整个过程的辩证把握。
但是，还需要防止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渐进式就是好的，激进式就是坏的。我们不能如此片面的下结论，应当认识到不同条件下选择改革的战略也是不同的。再者，不要简单地把渐进归于量变，激进归于质变，应当认识到渐进式和激进式作为两种不同方式都包含量变到质变，无非是过程长短不一。渐进式把整个过程拉长，把复杂任务分解到不同阶段完成，激进式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变革，但是两者本身都包含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另外，不能把渐进式改革混同与徘徊不前，好像渐进式只能是慢步走，要认识到循序渐进的后面，还要求适时突破。到质变这个关口一定要敢于突破，不能说永远都是慢慢腾腾，坐失良机延误我们改革的发展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渐进式也要两面的看，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把复杂矛盾分解开来，使的改革进程比较平稳，坏处在于把转变过程拉的很长，过渡阶段不同于常规阶段，它是一种序间状态，这个时候，社会运行处于两种秩序之间，原来的结构被打破，新的尚在逐步形成过程中，因而出现了很多模糊地带，此时，社会问题很容易发生畸变，出现社会失范。失范问题的发生跟渐进式改革战略是有关系的，如果控制不好，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因此，在序间阶段，有时需要采用一些超常规的手段，把它用好了，社会失范就能得到有效解决，用不好了，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第六，远见卓识，审时度势的能力。从逻辑上讲，它属于把握方向的能力。如果在方向上出现了差错，前面所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它的哲学方法论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尤其是社会意识领域里面，尤其强调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远见卓识，把握方向的能力，而事物发展的趋势就是由内在必然性所支配的，要从各种偶然性里面找出必然性。必然性是同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的，符合规律的东西迟早是会成长起来的，不符合规律的东西即便是热闹一时，最终也是不能完全成长。
除了要在总体上把握必然性之外，还需要注意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列宁对此的解释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通俗地讲就是螺旋式的上升。比如说现代化，现代化在工业社会阶段是对以前的否定，过去的农业社会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分散，工业社会再往前就是信息社会，它又重新回到分散，而不是工业社会的集中。《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就认为工业化的特点是好大，大企业、大市场、大规模，下一步的发展会不会还是这样呢？不是，它会分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此时的分散化看起来像是回到原来分散生产的方式，但是它是在高度社会化条件下实现分散，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发展是看不见线索在起作用，比方说网络，它使每一个社会角落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向社会各个地方渗透，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而在空间上不需要集中一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即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化的终结。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多个性化的生产，点对点的供应也越来越多，产销之间直接联系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七，掌握主动，自觉实践的能力。遵循客观实际，把握发展趋势并不意为着我们必须消极地等待它起作用，作为领导者应该具有这样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即创造性的工作。它的方法论支持是关于主体性观念和它的实践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光讲规律，否定人的主体性，恰恰相反，它在讲客观规律的同时，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不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纯粹客体，而和主体联结在一起、和实践联结在一起，打着人的印记，被人认识和改造过的人化自然，要想了解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必须研究人怎么进行实践，所以，马克思要求把主客体统一起来去把握。
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客体制约主体，主体作用客体，连接两者的桥梁就是实践。对于实践的观点，毛主席就专门写过一篇《实践论》，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论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方法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得我们解放思想，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才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新路。在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环节要处理好，就是客观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关系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客观性与主观能动相统一，就是要通过研究客观规律，来为更好的人的活动服务。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的，只有认识规律，才能更自觉进行活动，才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认识到规律，那么活动就是盲目的，在实践中间会碰壁，会付出代价。那么，如何做到两者统一呢？毛主席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虽然讲得是军事理论，但是具有普遍性。
在这一方法论中，也存在着一些争论，比如意识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讲决定论，并不是将历史简单地看成一条直线，它的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为主体选择留下广阔的余地。历史不是死板单一的进程，而是复杂多样的。如果说社会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性趋势是一条带指示方向的直线的话，那么缠绕在它周围上下波动的曲线，就是具体的历史进程，它虽然上下波动，运行轨迹复杂，但是不可能离开这根直线，离开直线越远，违背规律程度越严重。这些曲线的运动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体现出主体选择的巨大作用，因为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在人的活动中间体现，所以主体选择使得历史过程丰富多样。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必然性和人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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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
大家都学过哲学，这个题目应该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偏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认识、运用不一致。而且这个问题如果梳理不清楚的话，就谈不上如何通过研究哲学来提高领导能力了。
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学问，这个问题要是较真起来，还真不太好回答。但是可以明确一点——都是哲学，但是哲学和哲学很不一样，不好一概而论。
从古到今这么多的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仔细看一下，至少在两个方面很不一样。一方面，它的研究定位不一样，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偏偏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上看很不确定。众所周知，哲学被叫做智慧之学，从它的词义来讲，是爱智慧，苏格拉底的时候就是这样解释哲学的。既然是智慧之学，那么人类社会的成果都应该算是哲学。这个概念本身挺好的，但是它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边界很不确定。因此，从历史来看，哲学定位不确定跟它有关系。那么多人都在讲哲学，各讲各的，五花八门，所以包罗万象成为哲学的历史形态，一直到近代，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这个问题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黑格尔哲学，它的体系庞大，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他不讲的。另一方面，从体系内容来讲，也可以看到都是哲学但差别很大。哲学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流派、思潮，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诸如此类。这些流派在历史发展中间都有自己的成果，有积极成果，也有历史局限。
值得关注是，19世纪中叶以后，哲学发展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这两大变化是哲学发展上的一个分界线，现代西方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个是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转向，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超越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原来哲学研究的很多抽象探讨世界本源的问题不应该再搞了，所以转向实证领域，经验领域，研究科学方法、语言和逻辑，关注人的存在和本能，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生态主义思潮等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上最重要的成果，它的哲学性质和功能跟别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它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即它使哲学第一次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这个进步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再向前说，把它描述成“把哲学变成一门科学”，这是不可以的，它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科学，所以它只是说具有科学性质，和别的科学不一样，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定位的问题，实现哲学和科学分离。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不能再包罗所有智慧成果，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提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他们不会再在这条路上研究下去，而是将各个领域的学问都交给科学，而哲学有一个特殊的领域，是科学所无法解决的，它是最高层次的研究领域，即世界观领域，哲学就专门研究世界根本性的问题，研究世界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第二，仅仅是将哲学定位到世界观领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个层次上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宗教，它是非理性的事物，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领域上对哲学内容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改造，使他从整体上具有科学性质。以前哲学里面，科学的东西是逐渐生长和积累的，不是突然之间就诞生的，因此，虽不能说它完全科学，但也不能认为它是非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它们是分离的，并没有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统一。
在创造性地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历史性突破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以前讲唯物主义为什么局限性大？主要是因为哲学过去只是讲自然界，很难涉及到社会领域，这就造成了它不能说自己是研究世界观，充其量只能算是自然观。然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得唯物主义整体上具有世界观的高度，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对世界的看法一以贯之。不仅如此，它还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了人同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一系列的改造，就把哲学变成了新唯物主义，它的“新”至少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三个方面，它是从定位开始，然后进行内容体系的改造，最后整体上完成对哲学性质的变化，使之成为科学观。
马克思研究哲学，并不是满足对器物的需要，而是为了解释社会，把理论转化为一种对实践的指导。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探索。
当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特别关注它的价值维度，包括真理观和价值观。它是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来讲价值观，把人的关怀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因此，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必须统一起来，少一个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领导能力如何有赖于哲学思维
对于哲学的功能，马克思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哲学的功能就是用来改变世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领导能力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
从领导工作本身来讲，它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它要求领导者应该具备相应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跟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第一，尊重客观，把握实际的能力。担任领导第一个能力就应该是尊重客观，把握实际。要想把千头万绪的工作做好，首先就要把这条解决好。从实际出发，把局势判断清楚，而不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这一条如果把握不了，就谈不上其他的领导能力建设了，所以把握实际的能力是最根本的。要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必须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问题，即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是对事物本源的回答。
不同的哲学提供不同的方法论来解决这一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在社会历史领域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恩格斯说：“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理解世界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世界本来面貌去理解它，千万不要弄出很多怪想，不要先入为主，当发现不符合事实的时候，要毫不吝惜把它抛弃，坚决把它丢掉，千万不要舍不得。这段话的最后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真正的严肃的态度，意思是辩证唯物主义把世界观彻底运用到了所研究的一切事实领域中去，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以前没有做到的，现在都做到了。主观服从客观，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是从这段话中得出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它的哲学方法也是来源于此。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做支持，就不能真真正正地提高把握实际的能力，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从哲学上来认识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仅仅是一个开头，要想真正达到能力提升，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即进一步的方法论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上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强调它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强调对它哲学原理的综合掌握。
如果说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讲了这么多年唯物主义，我们在实践中间经常会遇到很多困惑，其中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看上去，它有一点抽象，但实际上，它非常现实，很多人遇到的困惑就同它有关。因为一般道理我们也都了解，往往实践起来却很有难度。真理针对的是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而价值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它关注的是事物对主体的利害关系。怎么做才更有利？怎么做才更合适？这些需要主体做出选择。现在我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联系，党性管的就是价值基本取向的问题。真理和价值会发生矛盾，正确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明明正确的，但是做起来为什么有难度，就是遇到这个矛盾。
在遇到巨大风险的时候，要坚持真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的解决不是简单从个人修养出发就可以解决的，更主要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应该建立一种机制来引导大家，激励大家，推动大家朝好的方向去努力，防止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化。
第二，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这里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首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它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接下来就是能不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好，统筹起来。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属于领导者思维成熟的标志之一，即全面性思维。
从哲学上来看，提高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能力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其中辩证法关于联系的观点就是其直接的方法论依据。众所周知，辩证法有两大原则，其中一个就是普遍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也就是说，我们处理问题，做工作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联系是无穷无尽交织在一起的，怎么把握联系呢？辩证法进一步提供了方法论——系统和矛盾的观点，来帮助我们来把握复杂的联系。
首先是系统的观点。系统是事物联系的基本形式，不研究系统，就无法把握联系，要想把握联系，就要研究系统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把这些都搞清楚了，也就能够抓住联系的基本形式。其次是矛盾的观点，矛盾和系统各有各的侧重，矛盾讲的是事物存在的特殊方式。事物总是矛盾存在的，要想把握联系，必须了解矛盾统一性、斗争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在工作当中统筹兼顾，处理好复杂关系，矛盾和系统的方法是最基本的。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方法，即社会结构体系的联系。系统的观点也好，矛盾的观点也罢，它都是一般地讲辩证法，而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联系，唯物史观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讲的就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有机联系，我们要想把握工作中的联系，这一条方法论非常重要。
在这些方法中，需要关注的就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为什么要强调它？就是因为在实践中存在把联系简单化的现象，比如说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把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就算是满足这一要求了呢？我看不一定。整体的概念在系统论中，不是简单的面面俱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不是部分的简单堆积，它强调的是整体应该是各个部分之间有机联系的统一，是一种有机联系，不是简单拼加，是按照一定规律联系起来，其最后的落脚点是功能。
当前，我们方方面面的事情很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我们的改革也是全方位的推进，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应当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整体观点，要把握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关系，包括找准联系中间哪些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与此同时，要注意不要滥用相互协调一词，在有些层次、个别领域、某些方面使用“相互协调”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只能是生产关系跟生产力协调，不能让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只能是上层建筑协调经济基础，而不能相反。
第三，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能力。把握联系最终是为了发展，发展是动态存在，而不是静止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间必须具有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能力。
从哲学上来讲，它的方法论支持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发展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的绝对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辩证法面前没有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但这并不是说发展就要改变一切，辩证法承认在社会的一定阶段，事物有存在的理由，发展变化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一个是事物产生在特定的阶段、时代和环境中，符合客观规律和必然性，就有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因此，如果发现现实中有不同的事物，它符合必然性，那么不能随意加以改变，反之，我们必须加以改变。恩格斯在这段话的最后用了“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就是要提醒我们条件是相对的，是会随着变化而变化。随着条件的改变，原本存在的理由是会丧失的，原来符合，现在不符合了，同样要加以改变。因此，事物最终还是要改变的。
讲发展观，就必须要掌握辩证否定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否定作为结果来说，至少同时也可以说肯定的。”也就是说它是扬弃否定，否定中包含肯定。扬弃，就是否定旧事物的时候，不是完全不要，而是吸收已有成果基础上，克服以往事物的局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获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意思是说，否定不是为了让发展中断，因为发展是需要衔接的，它需要特殊的否定形式。因此，对于继承和发展、开拓、创新的关系，这一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引用所谓的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其实黑格尔并没有说过，只是说了另外一句相类似的，传来传去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黑格尔说的是“凡是现实都是合乎理性，凡是合乎理性都是现实的”。黑格尔在另外一本书里面还专门做了解释。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一些概念都是有特定含义的，他所说的“现实”不等于现存的东西，而是指符合必然性的东西，换句话说，现存的事物里面符合必然性的一部分才叫现实。黑格尔进一步提出现实性和必然性不是永恒的。后来，恩格斯就专门举了这个例子来分析黑格尔哲学，认为他的哲学背后隐藏着革命。“凡是现实都是合理的”，听起来很保守的一种说法，但是结尾是凡是现存都是要灭亡的。
第四，灵活机动，促进转化的能力。联系和发展中间有一个关节，即转化。在解决矛盾的时候，不是简单机械的处理，而是非常灵活机动地促使事物发生有利转化，这是处理矛盾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它的方法论支持中，有一个原理是过去我们的哲学教育重视不足的，那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条件观。所谓条件观，就是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真理，离开了这个条件就不再是了。任何事物都是这样，事物之所以呈现某一状态，不是它从来就这样，而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这样，如果条件不是这样，它就发生改变。那么，用到培养灵活机动，促进转化的能力上来说，就是转化如何发生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转化的发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什么变化也发生不了。
进一步方法论支持就是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列宁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由此可见，矛盾向相反条件转化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的《矛盾论》是我们党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非常有历史厚度。在革命时期，我们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这个方法论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灵活的转化，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这种转化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要有条件性，过去敌强我弱，按照矛盾论的思路，要敌进我退，缩回来是为了更好的打出去，对哲学来说，这样做无非是在改变条件，因为矛盾如果不进入条件，矛盾转化是不成立，而运动战无非就是在运动中分散敌人力量，再集中我的力量攻击敌人的某一部分，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敌人的整体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再比如金融危机来了，我们要转化危机，这就需要改变条件，中央一些列措施的出台就是为了解决条件转化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我们也有类似的辩证思想。比如老子的思想，他在《道德经》中说：“反者道之动。”意思是道理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他还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赢若绌。”都是在讲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意思。所以，老子的思想里头充满了这种变化思想，怎么评价他呢？首先应当肯定，老子的思想同辩证法的矛盾观有相同的地方，有其一致性，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要把握适度原则，过犹不及。但是他的思想也是有局限的，即他没有对转化的条件加以论述，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十分强调条件，离开了条件，什么转化都不可能发生。
《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果从哲学上解读它，就同今天讲的矛盾论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人们平常认为马谡这个人教条主义不懂实际，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此人没有什么能力，诸葛亮也就不会让他做高层参谋，也恰恰是他突出的能力，使得他急切希望通过实战来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军事谋略和理论家。如果按照副将王平的建议作战，无法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他就去尝试新的战术，王平力劝，可马谡认为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更何况有项羽破釜沉舟和韩信背水一战的成功案例，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定。为什么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和项羽、韩信的结果不同呢？关键就在于矛盾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不是随便都可以完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基本要求是激励，在极端条件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激励手段，能够使一支军队发挥出超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爆发，是以需要军队的潜能作为前提条件的，假如军队的潜能就这么多，再危险的“死地”也无法让你“后生”。举这个例子无非是想向大家说明辩证法一定要条件化。
第五，循序渐进，适时突破的能力。矛盾转化之后，接着往前发展，就需要我们把握过程的具体展开，它要求我们循序渐进，适时突破。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讲就是质量互变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论述道：“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质量互变规律讲得就是质、量、度的关系，它把整个过程展开分为量变到质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就对这一过程做了具体分析。毛主席指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就是说要想解决矛盾关系，必须研究敌我双方的相互关系和所有因素。他强调：“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这讲得就是把握过程的能力，它对于领导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出把握过程的重要性。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进程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社会振荡，这是成功的经验。纵观改革进程，我们先从农村入手，再到城市，进一步涉及到增量、存量、体制外、体制内等等一大套内容，体现着我们对整个过程的辩证把握。
但是，还需要防止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渐进式就是好的，激进式就是坏的。我们不能如此片面的下结论，应当认识到不同条件下选择改革的战略也是不同的。再者，不要简单地把渐进归于量变，激进归于质变，应当认识到渐进式和激进式作为两种不同方式都包含量变到质变，无非是过程长短不一。渐进式把整个过程拉长，把复杂任务分解到不同阶段完成，激进式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变革，但是两者本身都包含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另外，不能把渐进式改革混同与徘徊不前，好像渐进式只能是慢步走，要认识到循序渐进的后面，还要求适时突破。到质变这个关口一定要敢于突破，不能说永远都是慢慢腾腾，坐失良机延误我们改革的发展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渐进式也要两面的看，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把复杂矛盾分解开来，使的改革进程比较平稳，坏处在于把转变过程拉的很长，过渡阶段不同于常规阶段，它是一种序间状态，这个时候，社会运行处于两种秩序之间，原来的结构被打破，新的尚在逐步形成过程中，因而出现了很多模糊地带，此时，社会问题很容易发生畸变，出现社会失范。失范问题的发生跟渐进式改革战略是有关系的，如果控制不好，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因此，在序间阶段，有时需要采用一些超常规的手段，把它用好了，社会失范就能得到有效解决，用不好了，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第六，远见卓识，审时度势的能力。从逻辑上讲，它属于把握方向的能力。如果在方向上出现了差错，前面所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它的哲学方法论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尤其是社会意识领域里面，尤其强调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远见卓识，把握方向的能力，而事物发展的趋势就是由内在必然性所支配的，要从各种偶然性里面找出必然性。必然性是同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的，符合规律的东西迟早是会成长起来的，不符合规律的东西即便是热闹一时，最终也是不能完全成长。
除了要在总体上把握必然性之外，还需要注意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列宁对此的解释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通俗地讲就是螺旋式的上升。比如说现代化，现代化在工业社会阶段是对以前的否定，过去的农业社会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分散，工业社会再往前就是信息社会，它又重新回到分散，而不是工业社会的集中。《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就认为工业化的特点是好大，大企业、大市场、大规模，下一步的发展会不会还是这样呢？不是，它会分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此时的分散化看起来像是回到原来分散生产的方式，但是它是在高度社会化条件下实现分散，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发展是看不见线索在起作用，比方说网络，它使每一个社会角落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向社会各个地方渗透，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而在空间上不需要集中一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即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化的终结。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多个性化的生产，点对点的供应也越来越多，产销之间直接联系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七，掌握主动，自觉实践的能力。遵循客观实际，把握发展趋势并不意为着我们必须消极地等待它起作用，作为领导者应该具有这样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即创造性的工作。它的方法论支持是关于主体性观念和它的实践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光讲规律，否定人的主体性，恰恰相反，它在讲客观规律的同时，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不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纯粹客体，而和主体联结在一起、和实践联结在一起，打着人的印记，被人认识和改造过的人化自然，要想了解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必须研究人怎么进行实践，所以，马克思要求把主客体统一起来去把握。
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客体制约主体，主体作用客体，连接两者的桥梁就是实践。对于实践的观点，毛主席就专门写过一篇《实践论》，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论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方法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得我们解放思想，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才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新路。在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环节要处理好，就是客观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关系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客观性与主观能动相统一，就是要通过研究客观规律，来为更好的人的活动服务。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的，只有认识规律，才能更自觉进行活动，才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认识到规律，那么活动就是盲目的，在实践中间会碰壁，会付出代价。那么，如何做到两者统一呢？毛主席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虽然讲得是军事理论，但是具有普遍性。
在这一方法论中，也存在着一些争论，比如意识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讲决定论，并不是将历史简单地看成一条直线，它的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为主体选择留下广阔的余地。历史不是死板单一的进程，而是复杂多样的。如果说社会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性趋势是一条带指示方向的直线的话，那么缠绕在它周围上下波动的曲线，就是具体的历史进程，它虽然上下波动，运行轨迹复杂，但是不可能离开这根直线，离开直线越远，违背规律程度越严重。这些曲线的运动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体现出主体选择的巨大作用，因为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在人的活动中间体现，所以主体选择使得历史过程丰富多样。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必然性和人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