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恐怖主义
“文明冲突”概念最早是伯纳德·刘易斯使用的,但“文明冲突论”则最早出现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199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做的一次演讲。1993年, 为了回应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发表了《文明间的冲突》一文。1996年,他又将这篇文章拓展成一本使其在政治学界以外获得很高知名度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将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但这一理论到底是提示了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的根源, 还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魔咒? 这些都让学者们争论不已。
一、文明冲突论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论述
文明冲突论的重心本来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是其关注重点。但就是在一片论战之中,“9·11”事件爆发了。“9·11”事件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方面,很多反对者停止了攻击文明冲突论的声音, 认为这起事件可以部分地证明文明冲突论的有效性。但令人意外的是,亨廷顿本人却在“9·11”事件后不久就宣称, “9·11”事件的根源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但无论如何, “9·11”事件都使文明冲突论成为考察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角度。
在诸多论述中,亨廷顿都将恐怖主义视为文明冲突的一种形式。在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中,文明冲突论将恐怖主义视为非西方弱者的一种武器。特别是论述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时,认为尽管所有宗教都涉及到不同形式的暴力活动与恐怖主义之中, 但是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穆斯林比其他宗教信徒更多地涉及到这些活动之中。亨廷顿特别强调在伊斯兰与西方的非对称性冲突中,出现了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在这场准战争中,一方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而另外一方则使用空中力量、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
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本身。国际社会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恐怖活动,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对抗。在他看来,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穆斯林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对伊斯兰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腐败、颓废和不道德的,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在西方并不少。美国学者罗宾·赖特就认为: “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鼓励了一个新的伊斯兰集团的形成。伊斯兰文化正日益填补着意识形态真空和帮助恢复这些伊斯兰国家间历史上的联系。”而在另外一方,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也与其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同行一样, 倾向于使用简便的反帝口号和把西方恶魔化。当被问及对文明冲突的态度时, 本·拉丹就回答道:“这(文明冲突) 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
如果仅仅从上述这些事实和立场出发,文明间的冲突似乎是必然的,不仅仅会导致大规模恐怖活动,还有可能导致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样的文明群体间的大规模战争。也可能是想到了这些,一些西方政要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才会很自然地从“9 ·11”事件及其随后的国际反恐怖活动,联想到十字军东征。这种状况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本·拉丹专案分析人员米切尔·休尔的忧虑:“目前,本·拉丹领导的力量与美国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对抗,正在迅速地向文明间冲突的方向发展”,“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暴力冲突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
特征”。
二、“9·11”后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9·11”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疑问是:这一规模空前的恐怖事件,是否源于基督教与穆斯林、美国人与阿拉伯人, 或其他文明要素之间的冲突? 或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潮流,是根源于文明差异还是根源于利益冲突?事实上,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经常被双方的很多人描绘为文明间的冲突,称其将会日益恶化。但是,过去8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恐怖活动和反恐怖活动等方面, 都与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不一致。
首先,伊斯兰国家不仅没有形成反西方的统一战线,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反而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怖志愿者同盟之中。从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从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到乌兹别克斯坦, 穆斯林国家积极参与到国际反恐活动之中。在其他文明群体之中,中国等东亚国家、拉美国家、很多非洲国家都与美国建立起密切的反恐合作关系。反而是西方阵营中的法国与德国, 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分歧很大。
其次,与很多人的预计不同,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并没有因为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活动而恶化,所谓美国反恐“越反越恐”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是经不起认真的结构分析。从表1可见,虽然从总量上看,“9·11”后世界恐怖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但安全局势真正急剧恶化的只有伊拉克等少数国家。而伊拉克问题主要源于战争后遗症,不能反映世界恐怖活动的整体状况。另外,南亚的恐怖主义局势看起来也有恶化趋势,但这一方面是由于主要的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之中,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反恐怖时代,很多国家更乐于将本国发生的暴力事件定义为恐怖事件,从而影响了统计标准和最终的统计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冲突论全无意义,也不意味着文明不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范式。如前所述,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除了公开宣示的宗教等文化因素以外,还包括着种族和民族等要素。在这种定义之下,文明对恐怖主义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比同一文明间的冲突更加频繁、持久和暴力”;这一论断也是部分正确的。从总体上看,文明曾经作为旗号或粘合剂,在集团性冲突中发挥过减缓或加剧的功能,但是文明很少(如果不能说从来没有) 是冲突的真正根源。
表1 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三、恐怖主义的本质与文明冲突
文化差异并不必然会产生冲突,但是文化差异又与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仅仅从文明范式出发,并不能认识恐怖主义问题的全貌；而完全排斥文明范式,也不符合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部事实,特别是不符合当今以基地网络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对整个非穆斯林世界的事实。19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而在目前正在盛行的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中,伊斯兰教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虽然学术界和有关国际组织迄今不能达成一致有效的定义,但是对恐怖主义还是形成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从目标上看,恐怖主义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个人和组织) 用来迫使政府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战略或战术。像伊斯兰极端分子,就想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来迫使本国政府接受其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解释,并根据自己的极端解释来重组政府甚至是国际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并不是宗教极端分子的专利工具。长期以来,一些极左、极右和民族主义组织也经常视恐怖主义为重要手段。并且,恐怖主义既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现最终政治目标的战略,又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现短期目标的战术工具。恐怖组织可以通过恐怖活动来破坏政治稳定,通过恶化支持群体的生存环境来扩大自己的支持群体,也可以吸引媒体的更广泛关注。
当然, 上述战略和战术目标, 也可能通过非恐怖主义手段来实现。一些组织之所以选择恐怖主义,是因为受到了以下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 这些组织或群体被排斥在政党的政治过程之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要求；第二,缺少足够广大的群体支持基础,没有办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运动；第三,与政府或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严重不对称,处于弱势状态。因此,任何一个组织或运动,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制约之下仍然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有可能走上恐怖主义道路。在很多情况下,恐怖主义这种非对称性手段,可以给予弱势组织在时间、空间和手段选择上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组织选择目标,主要与其战略价值而不是身份有关。在
相同条件下,一名官员的被袭击的概率要高于平民,因为这更能引起媒体的关注；西方人的战略价值也有可能高于非西方人,因为这将更能引起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的关注,有利于传播恐怖组织的声音。另外,一个国家的对外干涉活动越多, 就越有可能与恐怖主义的直接目标相关联,就更有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西方国家是对外干涉活动最多的国家,而伊斯兰世界中很多国家受到西方的干涉。结果,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针对西方目标的恐怖活动就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部分。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这一问题中,文化差异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非问题的根源。
但事实是, “9·11”事件一发生, 很多美国人心中马上就想到了1500年前的另外一幕: 罗马城的陷落,立刻感觉到所谓“野蛮文明”的威胁,感觉到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正面临着空前的危险。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这些人将世界分成好与坏、黑与白,而那些坏人总是属于另外一个陌生的文化、说着其他的语言、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的“他们”。正是在这种情绪下,美国政府才会让广大阿富汗民众来偿还一小撮人犯下的罪恶,才会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和更多的地方。因此,文化差异不仅会对恐怖主义等暴力活动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反恐活动和其他“正义活动”施加类似的负面效应。
四﹑结 语
要想准确认识文明、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方面进行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当西方世界在反思“9·11”事件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穆斯林国家反西方的政治立场,何为问题的根源? 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可考的。具体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虽然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特征,但是宗教或文明并非是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换句话说, 恐怖主义并非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世界与思想蛮族之间的一种冲突。
0 9 公 管
0901070
张 婷
文明冲突与恐怖主义
“文明冲突”概念最早是伯纳德·刘易斯使用的,但“文明冲突论”则最早出现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199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做的一次演讲。1993年, 为了回应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发表了《文明间的冲突》一文。1996年,他又将这篇文章拓展成一本使其在政治学界以外获得很高知名度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将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但这一理论到底是提示了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的根源, 还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魔咒? 这些都让学者们争论不已。
一、文明冲突论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论述
文明冲突论的重心本来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是其关注重点。但就是在一片论战之中,“9·11”事件爆发了。“9·11”事件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方面,很多反对者停止了攻击文明冲突论的声音, 认为这起事件可以部分地证明文明冲突论的有效性。但令人意外的是,亨廷顿本人却在“9·11”事件后不久就宣称, “9·11”事件的根源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但无论如何, “9·11”事件都使文明冲突论成为考察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角度。
在诸多论述中,亨廷顿都将恐怖主义视为文明冲突的一种形式。在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中,文明冲突论将恐怖主义视为非西方弱者的一种武器。特别是论述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时,认为尽管所有宗教都涉及到不同形式的暴力活动与恐怖主义之中, 但是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穆斯林比其他宗教信徒更多地涉及到这些活动之中。亨廷顿特别强调在伊斯兰与西方的非对称性冲突中,出现了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在这场准战争中,一方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而另外一方则使用空中力量、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
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本身。国际社会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恐怖活动,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对抗。在他看来,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穆斯林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对伊斯兰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腐败、颓废和不道德的,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在西方并不少。美国学者罗宾·赖特就认为: “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鼓励了一个新的伊斯兰集团的形成。伊斯兰文化正日益填补着意识形态真空和帮助恢复这些伊斯兰国家间历史上的联系。”而在另外一方,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也与其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同行一样, 倾向于使用简便的反帝口号和把西方恶魔化。当被问及对文明冲突的态度时, 本·拉丹就回答道:“这(文明冲突) 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
如果仅仅从上述这些事实和立场出发,文明间的冲突似乎是必然的,不仅仅会导致大规模恐怖活动,还有可能导致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样的文明群体间的大规模战争。也可能是想到了这些,一些西方政要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才会很自然地从“9 ·11”事件及其随后的国际反恐怖活动,联想到十字军东征。这种状况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本·拉丹专案分析人员米切尔·休尔的忧虑:“目前,本·拉丹领导的力量与美国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对抗,正在迅速地向文明间冲突的方向发展”,“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暴力冲突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
特征”。
二、“9·11”后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9·11”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疑问是:这一规模空前的恐怖事件,是否源于基督教与穆斯林、美国人与阿拉伯人, 或其他文明要素之间的冲突? 或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潮流,是根源于文明差异还是根源于利益冲突?事实上,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经常被双方的很多人描绘为文明间的冲突,称其将会日益恶化。但是,过去8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恐怖活动和反恐怖活动等方面, 都与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不一致。
首先,伊斯兰国家不仅没有形成反西方的统一战线,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反而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怖志愿者同盟之中。从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从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到乌兹别克斯坦, 穆斯林国家积极参与到国际反恐活动之中。在其他文明群体之中,中国等东亚国家、拉美国家、很多非洲国家都与美国建立起密切的反恐合作关系。反而是西方阵营中的法国与德国, 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分歧很大。
其次,与很多人的预计不同,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并没有因为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活动而恶化,所谓美国反恐“越反越恐”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是经不起认真的结构分析。从表1可见,虽然从总量上看,“9·11”后世界恐怖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但安全局势真正急剧恶化的只有伊拉克等少数国家。而伊拉克问题主要源于战争后遗症,不能反映世界恐怖活动的整体状况。另外,南亚的恐怖主义局势看起来也有恶化趋势,但这一方面是由于主要的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之中,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反恐怖时代,很多国家更乐于将本国发生的暴力事件定义为恐怖事件,从而影响了统计标准和最终的统计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冲突论全无意义,也不意味着文明不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范式。如前所述,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除了公开宣示的宗教等文化因素以外,还包括着种族和民族等要素。在这种定义之下,文明对恐怖主义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比同一文明间的冲突更加频繁、持久和暴力”;这一论断也是部分正确的。从总体上看,文明曾经作为旗号或粘合剂,在集团性冲突中发挥过减缓或加剧的功能,但是文明很少(如果不能说从来没有) 是冲突的真正根源。
表1 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三、恐怖主义的本质与文明冲突
文化差异并不必然会产生冲突,但是文化差异又与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仅仅从文明范式出发,并不能认识恐怖主义问题的全貌；而完全排斥文明范式,也不符合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部事实,特别是不符合当今以基地网络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对整个非穆斯林世界的事实。19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而在目前正在盛行的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中,伊斯兰教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虽然学术界和有关国际组织迄今不能达成一致有效的定义,但是对恐怖主义还是形成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从目标上看,恐怖主义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个人和组织) 用来迫使政府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战略或战术。像伊斯兰极端分子,就想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来迫使本国政府接受其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解释,并根据自己的极端解释来重组政府甚至是国际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并不是宗教极端分子的专利工具。长期以来,一些极左、极右和民族主义组织也经常视恐怖主义为重要手段。并且,恐怖主义既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现最终政治目标的战略,又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现短期目标的战术工具。恐怖组织可以通过恐怖活动来破坏政治稳定,通过恶化支持群体的生存环境来扩大自己的支持群体,也可以吸引媒体的更广泛关注。
当然, 上述战略和战术目标, 也可能通过非恐怖主义手段来实现。一些组织之所以选择恐怖主义,是因为受到了以下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 这些组织或群体被排斥在政党的政治过程之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要求；第二,缺少足够广大的群体支持基础,没有办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运动；第三,与政府或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严重不对称,处于弱势状态。因此,任何一个组织或运动,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制约之下仍然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有可能走上恐怖主义道路。在很多情况下,恐怖主义这种非对称性手段,可以给予弱势组织在时间、空间和手段选择上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组织选择目标,主要与其战略价值而不是身份有关。在
相同条件下,一名官员的被袭击的概率要高于平民,因为这更能引起媒体的关注；西方人的战略价值也有可能高于非西方人,因为这将更能引起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的关注,有利于传播恐怖组织的声音。另外,一个国家的对外干涉活动越多, 就越有可能与恐怖主义的直接目标相关联,就更有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西方国家是对外干涉活动最多的国家,而伊斯兰世界中很多国家受到西方的干涉。结果,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针对西方目标的恐怖活动就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部分。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这一问题中,文化差异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非问题的根源。
但事实是, “9·11”事件一发生, 很多美国人心中马上就想到了1500年前的另外一幕: 罗马城的陷落,立刻感觉到所谓“野蛮文明”的威胁,感觉到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正面临着空前的危险。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这些人将世界分成好与坏、黑与白,而那些坏人总是属于另外一个陌生的文化、说着其他的语言、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的“他们”。正是在这种情绪下,美国政府才会让广大阿富汗民众来偿还一小撮人犯下的罪恶,才会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和更多的地方。因此,文化差异不仅会对恐怖主义等暴力活动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反恐活动和其他“正义活动”施加类似的负面效应。
四﹑结 语
要想准确认识文明、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方面进行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当西方世界在反思“9·11”事件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穆斯林国家反西方的政治立场,何为问题的根源? 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可考的。具体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虽然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特征,但是宗教或文明并非是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换句话说, 恐怖主义并非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世界与思想蛮族之间的一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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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