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教学特点述评

 22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1998年第4期

中国古代书院教学特点述评

陈 媛Ξ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组织,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起过重大的作用。书院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它在传递中国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开创一代学风,丰富发展古代教育思想,积累和创造教学经验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根据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精神,就书院教学的主要特点作一些分析,旨在为当前教学改革寻求某些借鉴。

一、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书院有别于官学,义理,,,

为辞章,。”书院自形成以后,,又担负着研究和传播学术的任务。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从书院发展历史来看,书院之名虽始于唐玄宗开元间所设的“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但它们尚不是一种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产生于民间的私人读书的地方也多称为书院,但它们也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书院教育的性质。上述两种书院作为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前身,对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这一最重要的特点的形成,又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唐代宫廷设置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最初是作为校书、修书和藏书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供皇帝咨询和侍讲的多重任务机构。据《唐六典》载:“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

于世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讲,以质

Ξ中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长沙410083)

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而民间设置的书院首先是有学之士读书治学之地,一开始就具有学习和研究的性质。由于官学衰落,士人失学,一些好学之士乃另辟蹊径,建居藏书,读书求学。他们大多一面读书习业,一面研究学问,俟有所成,或亲自接受学者以问教,或聚徒以讲习,就其所居建馆收徒,延师授业。,原为唐代士人李渤、,,因地建白鹿洞,,初为唐士、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了。此后的书院,尤其是名儒学者主讲的书院,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术研究的胜地。总之,历代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既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又是有较高水平的主讲,在书院讲学的多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他们用学术研究促进了教学,又以教学带动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

,是书院教学的突出特点,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二、教学形式以自由讲学和讲会为主,体

现开放性

书院的教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升堂讲学、展礼、优游山水之间,有集中讲授,有分斋教学,有个别施教,有讲会制度等,但以自由讲学和讲会为主。书院以德操学问为重,开放讲学,著名学者、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自由讲学,听者也不限制地区和本院生徒,常有学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求学问道,“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源”,形成国内游学的繁荣局面,充分体现了书院教学开放性的特点。

自由讲学是书院主要的教学形式。所谓自由讲学,是指主讲教师面对不定量的学生进行不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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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时间、不拘地域的讲学活动。这种教学形式区别于个别教学,也不同于班级授课制,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教学制,有人称它为“小组教学制”或“班组教学制”。名师巨儒为了传播学术思想,探讨学术真谛,辩论学术是非,主持或创设书院作为自由讲学的基地;学习者为了求学,不远千里慕名求教,常是一人讲学,四方之士咸来听讲受教。如朱熹和他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讲学,庐山南北之士咸集;王守仁在濂溪、稽山书院讲学,前来学者多至讲堂无以容;顾宪成讲学东林,远近名贤,天下学者,咸集聆教受业,甚至倾动朝野。自由讲学是书院教授的重要形式,以院内学生为主,外院学生也可自由前来听讲,目的在讲授学术基本思想或重点阐发经义。自由讲学是书院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书院的兴盛又进一步推动了自由讲学的发展。

书院教学的另一主要形式是讲会。主要指的是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论辩会,主要目的在论证或阐发一个学派的义蕴,或辨析不同学派之异同,或论辩学派观点真伪,或交流学术研究之新意。这种讲会学术性质很强,争论也很激烈,它实际上成为社会上的学术盛会,展学术思想,。,种讲会制度,。历史上。朱、张虽,但由于一传再传,便呈现出学术上的不同特点。乾道元年(1167年)张木式主岳麓,朱熹携门人造访,与张木《岳麓志》卷式切磋学问于讲堂。

三载:“乾道丁亥,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来听讲学者众多,“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

涸”。而历史上最有名的讲会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等双方就教人之法开展了论辩。彼此争论激烈,各持己见,虽无结果,但这次讲会开创了不同学派讲会之先声,影响很大。此后书院讲会渐兴,相互讲学日盛。南宋的讲会虽然逐渐兴起,但尚未制度化、社会化。元代统治者对思想箝制较严,书院讲学及讲会之风也未得以发展。至明中叶以后,由于“王学”、“湛学”兴起,讲会之风大盛,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的“联讲会”,且有会规、会约。《明史》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扌晋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

相望于远近。”这些学术讲会把书院自由讲学之风推向一个极盛时期。至明后期,东林书院又把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宦官专权,朝政极端腐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用讲学活动评议朝政,使书院成为教育、学术、政治活动中

心。东林书院的这一做法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开启了书院讲学的新方向,树立了教学联系社会的新学风。清初著名学者主持的书院,继承了前代自由讲学的传统,讲会仍很盛行,以东林、紫阳、姚江、还古四大书院为最著名。中叶以后,一些学者主持的书院讲习经史词章,兼习西学与时务,仍保持自由讲学之风。

三、教学方法注重自学和讲习指导相结

合,强调主动性

书院的教学方法有讲习、自学、质疑问难等,形式多种多样,但最为强调学生自学与教师讲习指导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一个以自学为主、师生共同活动的统一教学过程,这是书院教学区别于官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非常重视,,帮助学生。大师讲授提倡少而精、启发式。或提取要领,统括全篇,然后由学生自己深钻细究;或选取重点,着重发挥,阐明精义,使学生领悟义理,掌握义蕴;或略作启示引导,指明思路,讲明方法,令学生习读深钻;或指定书目,令学生熟读精思,细心究索,教师从旁指点;或反复质疑诘难,解答问题,师生共同讲习、讨论或论辩等等。

这种自学为主与教师讲习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宋明理学大师主讲的书院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如朱熹在白鹿洞、岳麓书院和武夷、沧州精舍主讲,总是不断教育学生要自己读书。他说“书要你自己去读,道理要你自己去究索”,“只是听人言语,看人文字,总是无得于己”,“总得要自用力去做”。他认为,教师只是“引路人”、“证明人”,只能“示之于始而

正之于终”。朱熹还非常重视指导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

养成好学的习惯。他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其门人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居静持志、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等六项读书法,无不强调自学、善学和自求自得。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和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师在指导学生自学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问难论辩,善于提出问题,从而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庐山国学主讲时,就提倡学生质疑问难,然后再详加剖析。朱熹更是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是以研其微”,“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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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

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明代王守仁虽是主观唯心论者,但他在治学和教学上强调独立思考,审慎批判和反对偶象崇拜的思想仍是可贵的。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

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守仁这一独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读书和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都愿罄其所知以授后学,同时也很讲究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各展其所长。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一天不讲学就不舒服,甚至在病中还坚持讲经论道。他虽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不是消极的防范或生硬的抑制,而是积极引导,重在启发自觉遵守,所以学生对他很崇敬。其次,爱生表现在教师与学生接触密切,关系融洽,感情深厚,无微不至的关怀上。书院由于生徒不多,师生接触较频繁,师生共处一堂,无间风雨明晦,朝夕讲业请益,又提倡质疑问难,因此师生了解较深。此外,书院一向不定修业年限,有的生徒跟随大师很久,自然感情深厚。再次,爱生还表现在教师了解学生,尊重学生,激励学生进步,关心学生成长,鼓励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等方面。东林书院的事例最为典型,师生一起讲论学业,激励气节,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结下了诚挚的师生情谊。当书院遭到禁毁、师生受到迫害时,他们以道义为重,生死相依,表现了。,,四、师生以道相交,关系融洽,体现民主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中,总体说来是师道尊严。但在书院的师生关系中,却素有重道敬业、尊师爱生的传统。主讲书院的大师,一般都是德高识博,热心教习,诲人不倦,悉心教人;而学生自由择师,倾慕在先,虚心受教,道义为重。师生以道义相交,真诚相待,切磋学业,砥砺进步,一日为师,终生不忘。这一优良传统也是官学不曾有的特点。

,“程门立雪”,能,,道德文章堪称学生的典范,言行举止均为学生的楷模。所以书院教师的尊严绝不是靠严厉的惩罚、压制手段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仪容树立起来的,而主要是因为教师的德行、学问堪资表率而又辛勤教诲无限关心学生们的进德修业。大师的性格虽各不相同,但都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如朱熹严肃,对生徒要求严格,得到生徒的尊敬;陆九渊和易,温而不厉,他也受到生徒的爱戴,丝毫没有因他和易近人而有损他的威望。其次,尊师还表现在学生进业上。学生在书院时,虚心受教,执礼甚恭,立志成人;学生业成离院后,仍坚持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即使位高名显,对教师仍执弟子礼。如钱大昕“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而在紫阳至十六年之久,门下士积二千余人,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胜计,盖皆钦其学行,乐趋函丈(对老师或前辈长者的敬称),即当事亦均以师道尊礼

之”。而最善于尊师的还是指那些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说,对一个学派的学旨有所发扬和创新的学生。如朱熹是守程颐之说的,但就他能把程颐所创的理学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而言,这就是有新的成就。

爱生首先表现在教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教不厌”、“诲不倦”的教育精神上。大师们

、书院学风建设以“学规”为准绳,注

重严谨性

许多书院的学规是书院教育教学的指导方针,也有一些书院的学规是具体的管理细则。通过学规来管理教学、端正学风,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特点。书院的学规一般规定书院的培养目标、进德和为学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以及书院生活的一些基本守则。学规一般以引导、激励为主,但也不排除禁令,充分体现了学风建设的严谨性。

历史上有的学规制订得比较概括、抽象,如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有的学规则相当详细、具体,如吕祖谦制定的《丽泽书院规约》。吕祖谦非常重视制订学规,他认为“学者必以规矩,大抵小而技艺,大而学问,须有一个准的、规模。射匠皆然

。未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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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而能成就者”。“百工皆有规模,今之学者反无规模。始不知始,终不知终,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

λβ

此最为学者大病”。这里的“准的”是指一定的目标,“规模”即“规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日常行为规范。

这个学规内容比较具体而且内容丰富,既有治学之本,又有具体细目;既有上课、考试的纪律,又有课外言行的规范;既有如何对待院内事的规定,也有如何对待社会问题的规范;既有正面要求,又有教育处罚方法。这样的学规对于规范日常行为进而提高道德学问,无疑起着帮助和督促的作用。虽然吕祖谦制订的这个学规比不上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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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规影响大,内容也不如它更具概括性、更有条理,但这却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比较早的学规。从此以后,制订学规的做法几乎成了书院教育管理的一个定制,由宋到清历久不断。这些学规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也为今天我们研究书院的教学、管理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与吕祖谦的《丽泽书院规约》相比,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比较概括和抽象的。书院它不仅反映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也代表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南宋以后的书院甚至一般官学也大都遵循和采用朱熹制订的这一学规,成为各类学校和书院共同遵行的“指导方针”。如岳麓书院,其时也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明代胡居仁主白鹿洞书院,又参照此《揭示》,更立《丽泽堂学约》六条。明东林书院,顾宪成订“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的“东林会约”,也是以《揭示》为基础,加以增订和补充而成的,等等。

总之,书院由于深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发,由于教学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因此,,不得违犯,教育要求,一种为学之路途,、“希贤”奋斗目标。

以上所述书院在教学方面的特点,是在书院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其一,我国自先秦开始就有私人办学授教的优良传统,在私学的教学中,一般都体现了自由讲学、自由择师、自由探讨和争鸣的精神,书院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其二,我国是文化古国,从来就重视文化教育,形成了丰富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儒家的教育思想更为丰富。诸如:重立志笃学,重学问思辩,重践履躬行,重启发诱导,重自学、自求、自得,重伦理道德教育,以及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等,在书院教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挥。其三,书院是在官学衰落、科举腐败、士无所学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有学之士,为了“匡

救教育”,乃创设或主讲书院以收徒授学,而且他们以迥异于官学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教育,这是书院教学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其四,是学术思想的发展。自宋以后的理学家们为了传播、研究理学思想,培植和扩展理学势力,以书院作为讲学的基地,在讲学的过程中既反映了时代的学风,又推动了学风的发展。这是书院教学特点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最后,书院深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示。书院教学的组织管理形式、书院的学规、讲学方式,最初就是模仿佛教的形式。总之,书院的教学特点是其以前历代文化教育遗产的历史继承和合理发展,也是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形成了书院独有的特色,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然而书院的教学特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和不同书院中体现得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所表现出的特点基本一致。□

,见苗春德:《宋代教,1992年版,第158页,见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③《新唐书・百官志》,见同②,第56页④《岳麓志》卷三。见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⑤《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列传第一一九》。见同④,第397页

⑥《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见同①,第446页⑦《宋元学案・晦翁学案》1见同④,第259页⑧《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见同②,第496页⑨王昶:《钱君大昕墓志・铭》κββλ《东莱集》卷十八。见王炳照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三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第229页

主要参考文献

11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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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教学特点述评

陈 媛Ξ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组织,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起过重大的作用。书院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它在传递中国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开创一代学风,丰富发展古代教育思想,积累和创造教学经验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根据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精神,就书院教学的主要特点作一些分析,旨在为当前教学改革寻求某些借鉴。

一、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书院有别于官学,义理,,,

为辞章,。”书院自形成以后,,又担负着研究和传播学术的任务。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从书院发展历史来看,书院之名虽始于唐玄宗开元间所设的“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但它们尚不是一种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产生于民间的私人读书的地方也多称为书院,但它们也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书院教育的性质。上述两种书院作为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前身,对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这一最重要的特点的形成,又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唐代宫廷设置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最初是作为校书、修书和藏书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供皇帝咨询和侍讲的多重任务机构。据《唐六典》载:“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

于世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讲,以质

Ξ中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长沙410083)

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而民间设置的书院首先是有学之士读书治学之地,一开始就具有学习和研究的性质。由于官学衰落,士人失学,一些好学之士乃另辟蹊径,建居藏书,读书求学。他们大多一面读书习业,一面研究学问,俟有所成,或亲自接受学者以问教,或聚徒以讲习,就其所居建馆收徒,延师授业。,原为唐代士人李渤、,,因地建白鹿洞,,初为唐士、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了。此后的书院,尤其是名儒学者主讲的书院,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术研究的胜地。总之,历代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既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又是有较高水平的主讲,在书院讲学的多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他们用学术研究促进了教学,又以教学带动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

,是书院教学的突出特点,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二、教学形式以自由讲学和讲会为主,体

现开放性

书院的教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升堂讲学、展礼、优游山水之间,有集中讲授,有分斋教学,有个别施教,有讲会制度等,但以自由讲学和讲会为主。书院以德操学问为重,开放讲学,著名学者、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自由讲学,听者也不限制地区和本院生徒,常有学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求学问道,“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源”,形成国内游学的繁荣局面,充分体现了书院教学开放性的特点。

自由讲学是书院主要的教学形式。所谓自由讲学,是指主讲教师面对不定量的学生进行不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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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时间、不拘地域的讲学活动。这种教学形式区别于个别教学,也不同于班级授课制,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教学制,有人称它为“小组教学制”或“班组教学制”。名师巨儒为了传播学术思想,探讨学术真谛,辩论学术是非,主持或创设书院作为自由讲学的基地;学习者为了求学,不远千里慕名求教,常是一人讲学,四方之士咸来听讲受教。如朱熹和他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讲学,庐山南北之士咸集;王守仁在濂溪、稽山书院讲学,前来学者多至讲堂无以容;顾宪成讲学东林,远近名贤,天下学者,咸集聆教受业,甚至倾动朝野。自由讲学是书院教授的重要形式,以院内学生为主,外院学生也可自由前来听讲,目的在讲授学术基本思想或重点阐发经义。自由讲学是书院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书院的兴盛又进一步推动了自由讲学的发展。

书院教学的另一主要形式是讲会。主要指的是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论辩会,主要目的在论证或阐发一个学派的义蕴,或辨析不同学派之异同,或论辩学派观点真伪,或交流学术研究之新意。这种讲会学术性质很强,争论也很激烈,它实际上成为社会上的学术盛会,展学术思想,。,种讲会制度,。历史上。朱、张虽,但由于一传再传,便呈现出学术上的不同特点。乾道元年(1167年)张木式主岳麓,朱熹携门人造访,与张木《岳麓志》卷式切磋学问于讲堂。

三载:“乾道丁亥,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来听讲学者众多,“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

涸”。而历史上最有名的讲会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等双方就教人之法开展了论辩。彼此争论激烈,各持己见,虽无结果,但这次讲会开创了不同学派讲会之先声,影响很大。此后书院讲会渐兴,相互讲学日盛。南宋的讲会虽然逐渐兴起,但尚未制度化、社会化。元代统治者对思想箝制较严,书院讲学及讲会之风也未得以发展。至明中叶以后,由于“王学”、“湛学”兴起,讲会之风大盛,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的“联讲会”,且有会规、会约。《明史》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扌晋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

相望于远近。”这些学术讲会把书院自由讲学之风推向一个极盛时期。至明后期,东林书院又把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宦官专权,朝政极端腐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用讲学活动评议朝政,使书院成为教育、学术、政治活动中

心。东林书院的这一做法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开启了书院讲学的新方向,树立了教学联系社会的新学风。清初著名学者主持的书院,继承了前代自由讲学的传统,讲会仍很盛行,以东林、紫阳、姚江、还古四大书院为最著名。中叶以后,一些学者主持的书院讲习经史词章,兼习西学与时务,仍保持自由讲学之风。

三、教学方法注重自学和讲习指导相结

合,强调主动性

书院的教学方法有讲习、自学、质疑问难等,形式多种多样,但最为强调学生自学与教师讲习指导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一个以自学为主、师生共同活动的统一教学过程,这是书院教学区别于官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非常重视,,帮助学生。大师讲授提倡少而精、启发式。或提取要领,统括全篇,然后由学生自己深钻细究;或选取重点,着重发挥,阐明精义,使学生领悟义理,掌握义蕴;或略作启示引导,指明思路,讲明方法,令学生习读深钻;或指定书目,令学生熟读精思,细心究索,教师从旁指点;或反复质疑诘难,解答问题,师生共同讲习、讨论或论辩等等。

这种自学为主与教师讲习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宋明理学大师主讲的书院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如朱熹在白鹿洞、岳麓书院和武夷、沧州精舍主讲,总是不断教育学生要自己读书。他说“书要你自己去读,道理要你自己去究索”,“只是听人言语,看人文字,总是无得于己”,“总得要自用力去做”。他认为,教师只是“引路人”、“证明人”,只能“示之于始而

正之于终”。朱熹还非常重视指导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

养成好学的习惯。他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其门人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居静持志、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等六项读书法,无不强调自学、善学和自求自得。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和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师在指导学生自学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问难论辩,善于提出问题,从而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庐山国学主讲时,就提倡学生质疑问难,然后再详加剖析。朱熹更是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是以研其微”,“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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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

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明代王守仁虽是主观唯心论者,但他在治学和教学上强调独立思考,审慎批判和反对偶象崇拜的思想仍是可贵的。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

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守仁这一独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读书和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都愿罄其所知以授后学,同时也很讲究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各展其所长。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一天不讲学就不舒服,甚至在病中还坚持讲经论道。他虽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不是消极的防范或生硬的抑制,而是积极引导,重在启发自觉遵守,所以学生对他很崇敬。其次,爱生表现在教师与学生接触密切,关系融洽,感情深厚,无微不至的关怀上。书院由于生徒不多,师生接触较频繁,师生共处一堂,无间风雨明晦,朝夕讲业请益,又提倡质疑问难,因此师生了解较深。此外,书院一向不定修业年限,有的生徒跟随大师很久,自然感情深厚。再次,爱生还表现在教师了解学生,尊重学生,激励学生进步,关心学生成长,鼓励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等方面。东林书院的事例最为典型,师生一起讲论学业,激励气节,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结下了诚挚的师生情谊。当书院遭到禁毁、师生受到迫害时,他们以道义为重,生死相依,表现了。,,四、师生以道相交,关系融洽,体现民主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中,总体说来是师道尊严。但在书院的师生关系中,却素有重道敬业、尊师爱生的传统。主讲书院的大师,一般都是德高识博,热心教习,诲人不倦,悉心教人;而学生自由择师,倾慕在先,虚心受教,道义为重。师生以道义相交,真诚相待,切磋学业,砥砺进步,一日为师,终生不忘。这一优良传统也是官学不曾有的特点。

,“程门立雪”,能,,道德文章堪称学生的典范,言行举止均为学生的楷模。所以书院教师的尊严绝不是靠严厉的惩罚、压制手段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仪容树立起来的,而主要是因为教师的德行、学问堪资表率而又辛勤教诲无限关心学生们的进德修业。大师的性格虽各不相同,但都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如朱熹严肃,对生徒要求严格,得到生徒的尊敬;陆九渊和易,温而不厉,他也受到生徒的爱戴,丝毫没有因他和易近人而有损他的威望。其次,尊师还表现在学生进业上。学生在书院时,虚心受教,执礼甚恭,立志成人;学生业成离院后,仍坚持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即使位高名显,对教师仍执弟子礼。如钱大昕“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而在紫阳至十六年之久,门下士积二千余人,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胜计,盖皆钦其学行,乐趋函丈(对老师或前辈长者的敬称),即当事亦均以师道尊礼

之”。而最善于尊师的还是指那些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说,对一个学派的学旨有所发扬和创新的学生。如朱熹是守程颐之说的,但就他能把程颐所创的理学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而言,这就是有新的成就。

爱生首先表现在教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教不厌”、“诲不倦”的教育精神上。大师们

、书院学风建设以“学规”为准绳,注

重严谨性

许多书院的学规是书院教育教学的指导方针,也有一些书院的学规是具体的管理细则。通过学规来管理教学、端正学风,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特点。书院的学规一般规定书院的培养目标、进德和为学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以及书院生活的一些基本守则。学规一般以引导、激励为主,但也不排除禁令,充分体现了学风建设的严谨性。

历史上有的学规制订得比较概括、抽象,如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有的学规则相当详细、具体,如吕祖谦制定的《丽泽书院规约》。吕祖谦非常重视制订学规,他认为“学者必以规矩,大抵小而技艺,大而学问,须有一个准的、规模。射匠皆然

。未有无

κβ

准的而能成就者”。“百工皆有规模,今之学者反无规模。始不知始,终不知终,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

λβ

此最为学者大病”。这里的“准的”是指一定的目标,“规模”即“规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日常行为规范。

这个学规内容比较具体而且内容丰富,既有治学之本,又有具体细目;既有上课、考试的纪律,又有课外言行的规范;既有如何对待院内事的规定,也有如何对待社会问题的规范;既有正面要求,又有教育处罚方法。这样的学规对于规范日常行为进而提高道德学问,无疑起着帮助和督促的作用。虽然吕祖谦制订的这个学规比不上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制订

1998年第4期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25

的学规影响大,内容也不如它更具概括性、更有条理,但这却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比较早的学规。从此以后,制订学规的做法几乎成了书院教育管理的一个定制,由宋到清历久不断。这些学规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也为今天我们研究书院的教学、管理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与吕祖谦的《丽泽书院规约》相比,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比较概括和抽象的。书院它不仅反映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也代表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南宋以后的书院甚至一般官学也大都遵循和采用朱熹制订的这一学规,成为各类学校和书院共同遵行的“指导方针”。如岳麓书院,其时也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明代胡居仁主白鹿洞书院,又参照此《揭示》,更立《丽泽堂学约》六条。明东林书院,顾宪成订“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的“东林会约”,也是以《揭示》为基础,加以增订和补充而成的,等等。

总之,书院由于深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发,由于教学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因此,,不得违犯,教育要求,一种为学之路途,、“希贤”奋斗目标。

以上所述书院在教学方面的特点,是在书院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其一,我国自先秦开始就有私人办学授教的优良传统,在私学的教学中,一般都体现了自由讲学、自由择师、自由探讨和争鸣的精神,书院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其二,我国是文化古国,从来就重视文化教育,形成了丰富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儒家的教育思想更为丰富。诸如:重立志笃学,重学问思辩,重践履躬行,重启发诱导,重自学、自求、自得,重伦理道德教育,以及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等,在书院教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挥。其三,书院是在官学衰落、科举腐败、士无所学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有学之士,为了“匡

救教育”,乃创设或主讲书院以收徒授学,而且他们以迥异于官学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教育,这是书院教学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其四,是学术思想的发展。自宋以后的理学家们为了传播、研究理学思想,培植和扩展理学势力,以书院作为讲学的基地,在讲学的过程中既反映了时代的学风,又推动了学风的发展。这是书院教学特点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最后,书院深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示。书院教学的组织管理形式、书院的学规、讲学方式,最初就是模仿佛教的形式。总之,书院的教学特点是其以前历代文化教育遗产的历史继承和合理发展,也是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形成了书院独有的特色,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然而书院的教学特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和不同书院中体现得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所表现出的特点基本一致。□

,见苗春德:《宋代教,1992年版,第158页,见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③《新唐书・百官志》,见同②,第56页④《岳麓志》卷三。见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⑤《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列传第一一九》。见同④,第397页

⑥《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见同①,第446页⑦《宋元学案・晦翁学案》1见同④,第259页⑧《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见同②,第496页⑨王昶:《钱君大昕墓志・铭》κββλ《东莱集》卷十八。见王炳照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三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第229页

主要参考文献

11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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