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邵道生
2010年06月08日13:41 来源：《学习时报》
“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中国共产党新闻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在我们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这样一批“理论家”，他们并不是钻到火热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去研究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是用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的概念去审视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把任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放到“歌德”的立场去评价，用“粉饰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新情况、新特点。表面上看起来，“理论家”们玩这种“概念游戏”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党性崇高”的表现，而实际上呢？它阻止了人们进一步去研究、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低于 50%、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时，有哪些人是富得特别快？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他们的“富”对整个社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劫富济贫”的措施和方法不让这些“为富不仁者”富起来……对这些问题多想一想、多提高一点警惕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财政部最近给出的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1.4%。另据中国民盟桂林市委刘桂萍先生指出：“这些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不同渠道给出的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 50%至 60%的财富。由此可见，中国比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更严重。”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为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难度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些数据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它至少说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贫富差别”是在扩大之中，它至少说明在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些地区已经出现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在谈及中国的“两极分化”时我始终不忘的是以下三种“问题改革”：一是经过“国企改制”的“改革”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下子“改”出了5500万失业工人；二是“农村圈地运动”的“圈地”一下子“圈”出了4000余万的“三无农民”；三是“城市拆迁运动”的“野蛮拆迁”一下子“拆”出了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数量惊人的无房城市居民……就这三种“问题改革”的结果来说，若是三口人为一家，一二亿挣扎在“贫困线”、“温饱线”的“弱势群体”就出来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形成了“稳定的洋葱头”（或曰“金字塔型”）形态。谁之“功”？当然是腐败之“功”，不少“有权人”和“有钱人”靠了这三种“问题改革”变成了“两极分化”中的“富豪一极”。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如果1980年代农村开始的改革还可以说是双赢的话，现在的改革，已经是到了一部分人的获利，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地步了。
目前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都认为工人、农民、农民工的获益很少，评价都排在最后三位。现在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普遍偏低。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 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27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依然维持在美国的人均工资水平的4%，如此低的工资怎能去“对付”难以承受的物价飞速上涨？怎能去“对付”越来越涨得离谱的高学费、高房价、高药费？
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想，在思考“两极分化”问题上，也应该是这种思想方法去认识，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不能只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那种粉饰太平、会导致社会“安乐死”的错误思想。
（2010年 1月《民主与法治》邵道生）
“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邵道生
2010年06月08日13:41 来源：《学习时报》
“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中国共产党新闻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在我们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这样一批“理论家”，他们并不是钻到火热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去研究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是用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的概念去审视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把任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放到“歌德”的立场去评价，用“粉饰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新情况、新特点。表面上看起来，“理论家”们玩这种“概念游戏”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党性崇高”的表现，而实际上呢？它阻止了人们进一步去研究、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低于 50%、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时，有哪些人是富得特别快？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他们的“富”对整个社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劫富济贫”的措施和方法不让这些“为富不仁者”富起来……对这些问题多想一想、多提高一点警惕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财政部最近给出的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1.4%。另据中国民盟桂林市委刘桂萍先生指出：“这些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不同渠道给出的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 50%至 60%的财富。由此可见，中国比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更严重。”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为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难度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些数据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它至少说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贫富差别”是在扩大之中，它至少说明在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些地区已经出现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在谈及中国的“两极分化”时我始终不忘的是以下三种“问题改革”：一是经过“国企改制”的“改革”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下子“改”出了5500万失业工人；二是“农村圈地运动”的“圈地”一下子“圈”出了4000余万的“三无农民”；三是“城市拆迁运动”的“野蛮拆迁”一下子“拆”出了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数量惊人的无房城市居民……就这三种“问题改革”的结果来说，若是三口人为一家，一二亿挣扎在“贫困线”、“温饱线”的“弱势群体”就出来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形成了“稳定的洋葱头”（或曰“金字塔型”）形态。谁之“功”？当然是腐败之“功”，不少“有权人”和“有钱人”靠了这三种“问题改革”变成了“两极分化”中的“富豪一极”。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如果1980年代农村开始的改革还可以说是双赢的话，现在的改革，已经是到了一部分人的获利，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地步了。
目前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都认为工人、农民、农民工的获益很少，评价都排在最后三位。现在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普遍偏低。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 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27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依然维持在美国的人均工资水平的4%，如此低的工资怎能去“对付”难以承受的物价飞速上涨？怎能去“对付”越来越涨得离谱的高学费、高房价、高药费？
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想，在思考“两极分化”问题上，也应该是这种思想方法去认识，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不能只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那种粉饰太平、会导致社会“安乐死”的错误思想。
（2010年 1月《民主与法治》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