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地理人文环境、实践主体及其表现形式无不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有着深厚中原文化背景的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在井冈山斗争的烈焰中烧去了其保守落后的文化锈斑,闪耀出其珍贵而夺目的文化品质。这种优秀文化品质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客家文化井冈山精神 1927年8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从三河坝到天心圩,再到湘南直至井冈山,经历的地区大都是客家人聚居地。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浏平岳到文家市经萍乡到永新再到宁冈、井冈山这一路也是客家人聚居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这里与当地革命武装力量汇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又与南昌起义部队汇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血与火的井冈山斗争中培育了井冈山精神。应该说,毛泽东、朱德这两支起义部队沿途给客家人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客家人、客家文化也必然对井冈山精神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下的《井冈山斗争》一文中这样写道:“……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依毛泽东的调查分析,“客籍人占领山地”,“素无政治权利”是客家人对革命有一种天生的热情的根本原因。 分析客家文化的形成历史便知,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当北方部族的铁骑呼啸着闯入中原大地时,失去故园的客家先民便陆续向南方逃迁。这样,客家先民们便进入到了闽赣、闽粤赣、湘赣交界广袤的山区之中。客家人聚居贫瘠的山区,耕地十分有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他们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有限的土地和资源在过度开垦的情况下仍突显出它的拮据。客家人“朝夕裹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饮,习以为常”。这是客家人向往革命的经济原因。 此外,由于客家人移民到陌生环境,受到土著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客家人“素无政治权利”,在不堪重负的危难关头,客家人难免为生存而与当地及周边土著“械斗”。袁文才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袁文才,一个客家籍农民,祖辈从北方南迁到这个深山穷沟中的小村落户,深受当地土豪劣绅的欺侮盘剥。为了改变现状,袁文才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几年私塾,最终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返乡种地。更加令人伤心的是,他新娶的妻子被土籍豪绅霸占!此后,袁父猝然去世,袁家遭反动军队洗劫一空,房子被烧,袁母被杀。怀着夺妻杀母之恨,袁文才毅然投奔“马刀队”,落草井冈山。后经毛泽东教育和改造,袁文才及其“马刀队”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武装。 正是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层原因,所以客家人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一种渴望革命的愿望。考察太平天国史,我们发现,太平天国主要首领大多为客家人。天王洪秀全是客家人。东王杨秀清,原籍广东嘉应州,和洪氏家族一样也是地地道道客家人,西王萧朝贵是广西紫荆山一带的客家人,南王冯云山是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的同窗,祖居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也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据考证,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也属客家人。 考察辛亥革命史,我们发现孙中山、廖仲恺均属客家人。 再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客家将帅可谓群星闪烁,他们有中共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朱德、叶剑英、朱云卿、郭沫若、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王佐等。 我们再分析一下客家文化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井冈山精神所起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客家人先后聚居在贫瘠的南方山地之中,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只有发扬大干苦干、朴实无华、执着追求、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才能解决温饱,维持这个民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即使是那些漂洋过海闯荡南洋的客家人,他们的“发迹”也不像欧美殖民者那样采取强占和掠夺等野蛮方式,而是通过自己平实的作风和打满血泡的双手以及勤俭朴素的传统,兢兢业业地干了出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朱德,祖先原为广东韶关县客家人,在清代初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朱德的先祖跟随客家移民潮进入四川,几经巅沛流离,最后迁居到四川仪陇县马鞍场落户。在朱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客家籍共产党人朴实无华、执着追求、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例如,1927年10月下旬,八一南昌起义余部进入安远天心圩时,部队人员从2000余人锐减到1000余人,部队军心不稳,这时朱德及时召集军人大会。他提出:“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同时,他又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朱德的扁担》和朱德军长挑粮过黄洋坳的故事,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了。这既是井冈山艰苦奋斗的精神写照,也是客家优秀文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客家人的后代,朱德在他青少年时期或背着包袱或挑着担子,翻山越岭已是家常便饭。1909年为到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他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赶到成都与敬容结伴同赴云南,先后历时70多天,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翻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里才到达昆明。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战士经常要翻山越岭打游击,没有一双铁脚板是不行的,有的人就是受不了穿山洞,翻山岭,一天上百里,一夜宿几处的游击生活,而偷偷地离开了革命队伍,而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朴实,百折不挠的性格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成了红军部队最难能可贵的精神,这无疑给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注入了纯朴、浓厚而历史久远的客家民风。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客家人是一支最能吃苦耐劳,最为朴实无华的民系,此外,客家人也是一支最具内聚力的民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客家人庞大而井然有序的土楼和围屋中解读客家人的内聚文化。例如,关西新围,位于江西省龙南县关西乡下九村。该新围为内外三层土围子,规模宏大,四角设炮楼,内院有三组单层大院排成一体。该楼人丁旺盛时,共居10多户200余人,往往出现“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的局面。这么多人共居一个围屋,对外可以团结一致,共同防御外敌的攻击,对内可便于邻里之间相互照应,加强沟通,形成磁铁般的向心力。考察众多的客家土楼和围屋,从楼内建筑的房屋安排可以看出,它有一整套长幼和从属关系,保持了一种社会结构的严谨连接、前仆后继和生生不息。在客家人的大围屋里,既有“大家”,又有“小家”,公私分明,组织纪律严密。屋内厅堂天井,花圃、禾坪属于公用地带,凡是私人的物品都不得在此随意堆放,以便战事发生或紧急事务时,能够保持路道的畅通无阻。客家人独特的建筑风格,折射出客家人团结、内聚、有序的文化品质。 当然这种文化的确也有其落后保守的负面作用。例如,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党的组织中存在大量的封建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独立王国”等现象。毛泽东曾感叹井冈山地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山地环境,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党在农村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对于客家文化这种落后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当时,井冈山的土籍革命者同样有着这个问题,只不过客籍人这种观念更加明显而已),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加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克服了其文化中的劣根性,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指导,客家文化那些优秀的文化品质才能创造性地表现出来,而那些文化劣根性的一面却能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克服。例如,1928年底黄洋界保卫战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红三十二团和朱云卿、何挺颖率领的红三十一团一部共同完成的。当时,他们发动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进行坚壁清野,连夜筑起了五道防线,第一道是“竹钉阵”,第二道是竹篱笆障碍,第三道是滚木擂石,第四道是四五尺深的壕沟,第五道是石头筑就的射击掩体。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筑起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破了湘赣两省四个团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 正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井冈山精神也是中国化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山沟里锤炼出来的革命精神”,它有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共同的本质特点,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其表现形式、实践主体等无不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有着深厚中原文化背景的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在井冈山斗争的烈焰中烧去了保守落后的文化锈斑,闪耀出其珍贵而夺目的文化品质。毫无疑问这种优秀文化品质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注释: [1]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2]四川与客家世界--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 [3]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4]丘权政:客家与近代[M].北京:华侨出版社,1999. [5]肖平:客家人[M].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 [6]余伯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下)[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摘要]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地理人文环境、实践主体及其表现形式无不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有着深厚中原文化背景的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在井冈山斗争的烈焰中烧去了其保守落后的文化锈斑,闪耀出其珍贵而夺目的文化品质。这种优秀文化品质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客家文化井冈山精神 1927年8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从三河坝到天心圩,再到湘南直至井冈山,经历的地区大都是客家人聚居地。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浏平岳到文家市经萍乡到永新再到宁冈、井冈山这一路也是客家人聚居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这里与当地革命武装力量汇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又与南昌起义部队汇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血与火的井冈山斗争中培育了井冈山精神。应该说,毛泽东、朱德这两支起义部队沿途给客家人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客家人、客家文化也必然对井冈山精神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下的《井冈山斗争》一文中这样写道:“……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依毛泽东的调查分析,“客籍人占领山地”,“素无政治权利”是客家人对革命有一种天生的热情的根本原因。 分析客家文化的形成历史便知,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当北方部族的铁骑呼啸着闯入中原大地时,失去故园的客家先民便陆续向南方逃迁。这样,客家先民们便进入到了闽赣、闽粤赣、湘赣交界广袤的山区之中。客家人聚居贫瘠的山区,耕地十分有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他们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有限的土地和资源在过度开垦的情况下仍突显出它的拮据。客家人“朝夕裹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饮,习以为常”。这是客家人向往革命的经济原因。 此外,由于客家人移民到陌生环境,受到土著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客家人“素无政治权利”,在不堪重负的危难关头,客家人难免为生存而与当地及周边土著“械斗”。袁文才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袁文才,一个客家籍农民,祖辈从北方南迁到这个深山穷沟中的小村落户,深受当地土豪劣绅的欺侮盘剥。为了改变现状,袁文才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几年私塾,最终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返乡种地。更加令人伤心的是,他新娶的妻子被土籍豪绅霸占!此后,袁父猝然去世,袁家遭反动军队洗劫一空,房子被烧,袁母被杀。怀着夺妻杀母之恨,袁文才毅然投奔“马刀队”,落草井冈山。后经毛泽东教育和改造,袁文才及其“马刀队”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武装。 正是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层原因,所以客家人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一种渴望革命的愿望。考察太平天国史,我们发现,太平天国主要首领大多为客家人。天王洪秀全是客家人。东王杨秀清,原籍广东嘉应州,和洪氏家族一样也是地地道道客家人,西王萧朝贵是广西紫荆山一带的客家人,南王冯云山是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的同窗,祖居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也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据考证,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也属客家人。 考察辛亥革命史,我们发现孙中山、廖仲恺均属客家人。 再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客家将帅可谓群星闪烁,他们有中共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朱德、叶剑英、朱云卿、郭沫若、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王佐等。 我们再分析一下客家文化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井冈山精神所起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客家人先后聚居在贫瘠的南方山地之中,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只有发扬大干苦干、朴实无华、执着追求、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才能解决温饱,维持这个民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即使是那些漂洋过海闯荡南洋的客家人,他们的“发迹”也不像欧美殖民者那样采取强占和掠夺等野蛮方式,而是通过自己平实的作风和打满血泡的双手以及勤俭朴素的传统,兢兢业业地干了出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朱德,祖先原为广东韶关县客家人,在清代初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朱德的先祖跟随客家移民潮进入四川,几经巅沛流离,最后迁居到四川仪陇县马鞍场落户。在朱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客家籍共产党人朴实无华、执着追求、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例如,1927年10月下旬,八一南昌起义余部进入安远天心圩时,部队人员从2000余人锐减到1000余人,部队军心不稳,这时朱德及时召集军人大会。他提出:“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同时,他又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朱德的扁担》和朱德军长挑粮过黄洋坳的故事,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了。这既是井冈山艰苦奋斗的精神写照,也是客家优秀文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客家人的后代,朱德在他青少年时期或背着包袱或挑着担子,翻山越岭已是家常便饭。1909年为到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他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赶到成都与敬容结伴同赴云南,先后历时70多天,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翻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里才到达昆明。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战士经常要翻山越岭打游击,没有一双铁脚板是不行的,有的人就是受不了穿山洞,翻山岭,一天上百里,一夜宿几处的游击生活,而偷偷地离开了革命队伍,而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朴实,百折不挠的性格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成了红军部队最难能可贵的精神,这无疑给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注入了纯朴、浓厚而历史久远的客家民风。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客家人是一支最能吃苦耐劳,最为朴实无华的民系,此外,客家人也是一支最具内聚力的民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客家人庞大而井然有序的土楼和围屋中解读客家人的内聚文化。例如,关西新围,位于江西省龙南县关西乡下九村。该新围为内外三层土围子,规模宏大,四角设炮楼,内院有三组单层大院排成一体。该楼人丁旺盛时,共居10多户200余人,往往出现“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的局面。这么多人共居一个围屋,对外可以团结一致,共同防御外敌的攻击,对内可便于邻里之间相互照应,加强沟通,形成磁铁般的向心力。考察众多的客家土楼和围屋,从楼内建筑的房屋安排可以看出,它有一整套长幼和从属关系,保持了一种社会结构的严谨连接、前仆后继和生生不息。在客家人的大围屋里,既有“大家”,又有“小家”,公私分明,组织纪律严密。屋内厅堂天井,花圃、禾坪属于公用地带,凡是私人的物品都不得在此随意堆放,以便战事发生或紧急事务时,能够保持路道的畅通无阻。客家人独特的建筑风格,折射出客家人团结、内聚、有序的文化品质。 当然这种文化的确也有其落后保守的负面作用。例如,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党的组织中存在大量的封建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独立王国”等现象。毛泽东曾感叹井冈山地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山地环境,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党在农村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对于客家文化这种落后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当时,井冈山的土籍革命者同样有着这个问题,只不过客籍人这种观念更加明显而已),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加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克服了其文化中的劣根性,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指导,客家文化那些优秀的文化品质才能创造性地表现出来,而那些文化劣根性的一面却能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克服。例如,1928年底黄洋界保卫战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红三十二团和朱云卿、何挺颖率领的红三十一团一部共同完成的。当时,他们发动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进行坚壁清野,连夜筑起了五道防线,第一道是“竹钉阵”,第二道是竹篱笆障碍,第三道是滚木擂石,第四道是四五尺深的壕沟,第五道是石头筑就的射击掩体。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筑起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破了湘赣两省四个团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 正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井冈山精神也是中国化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山沟里锤炼出来的革命精神”,它有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共同的本质特点,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其表现形式、实践主体等无不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有着深厚中原文化背景的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在井冈山斗争的烈焰中烧去了保守落后的文化锈斑,闪耀出其珍贵而夺目的文化品质。毫无疑问这种优秀文化品质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注释: [1]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2]四川与客家世界--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 [3]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4]丘权政:客家与近代[M].北京:华侨出版社,1999. [5]肖平:客家人[M].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 [6]余伯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下)[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