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每人每天节约2度电计,显然数字可观,几乎相当于三峡大坝年发电量(846.8亿度电)的3.61倍,是葛洲坝年发电量(141亿度)的21.7倍｡
夏时制,又称“节约日光时间”(Dayli�ht-Savin� Time,简称DST),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调整作息时间的制度,在此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通常被称为“夏令时”｡即在天亮早的夏季将时间提前一小时,促使人们早睡早起,减少照明时间,充分利用夏季充足的自然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目前全世界有约110个国家每年实施夏时制,但采纳夏时制的在实施的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许多差异｡
据称,最早有夏时制雏形构思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由于习惯早睡早起,清早散步时看到法国人夜生活时间过长,次日大多到上午10点才起床,于是在1784年给《巴黎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认为法国人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阳光,建议法国人早睡早起,每年可因此节约6400万磅蜡烛｡但他当时并没有建议实行夏时制,而是建议人们早睡早起｡直到1907年,一位英国建筑师威廉・维莱特(William Willett)才正式向英国议会提出夏时制的构思｡
1916年,德国首先实行夏时制,英国紧跟着采纳夏时制,夏时制节约了约15%的煤气和电力,但为了弥补损失,电力和煤气公司也将价格提高了15%｡法国不久也效仿实施｡1917年,俄罗斯首次实行了夏令时,但直到1981年才成为一项较为固定的制度｡1918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也实行了夏时制,但战后立即取消了｡1942年,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又实行了夏时制,1945年战争结束后取消｡1966年,美国重新实行夏时制｡欧洲大部分国家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首次石油危机3年后的1976年开始实行夏时制｡
我国的上海和天津早在1919年就实施过夏时制｡由于种种原因只实行了一年,却开了我国实行夏时制的先河｡1949年后,在我国实行夏时制的建议最早由原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窦星元提出｡198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通知》,动员全国人民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并要求全国各部门做好宣传和安排｡具体做法是:每年从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夏令时开始;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夏令时结束｡
1992年4月5日,国务院决定暂停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理由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采用的是统一的北京时间,实行夏时制在我国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夏时制给人民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长江流域以南日照时间更长,本可以提前3小时以上以便节约更多照明电力｡但由于全国地域跨度较大,而中国迄今为止没有把全国分为几个时区,而是把北京时间作为全国统一标准时间,因此如果把夏时制时间统一向前拨3个小时以上可能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工作与生活｡这种说法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前1小时所能节约的电力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不值得实施夏时制｡但是20年之后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电力消费水平方面也比20年前高出不少｡尤其最近15年来,虽然中国的能源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能源紧缺､电力不足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重要内容,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重新研究夏时制问题,是否应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当年恢复实施夏时制?
我建议: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实施夏时制,最好从每年5月1日0时始,到9月30日24时结束｡合计153天时间｡因为这两个起始点分别处于“五一”和“国庆”长假开始时段,人们可以有几天的适应调整期,不至于对工作生活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粗略算一下,如果每一个人每天因实施夏时制而节约1度电(千瓦/小时),那么每人每年因此可节约153度电,全国13亿人口中如果有10亿人能够因实际参与实施夏时制而做出贡献,那么每天全国可节约10亿度电,每年全国可节约1530亿度电｡如果按每人每天节约2度电计,显然数字更加可观,几乎相当于三峡大坝年发电量(846.8亿度电)的3.61倍,是葛洲坝年发电量(141亿度)的21.7倍,是美国胡佛大坝年发电量(40亿度)的76.5倍｡能节约如此多能源,难道我们还需要犹豫?
如果按每人每天节约2度电计,显然数字可观,几乎相当于三峡大坝年发电量(846.8亿度电)的3.61倍,是葛洲坝年发电量(141亿度)的21.7倍｡
夏时制,又称“节约日光时间”(Dayli�ht-Savin� Time,简称DST),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调整作息时间的制度,在此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通常被称为“夏令时”｡即在天亮早的夏季将时间提前一小时,促使人们早睡早起,减少照明时间,充分利用夏季充足的自然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目前全世界有约110个国家每年实施夏时制,但采纳夏时制的在实施的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许多差异｡
据称,最早有夏时制雏形构思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由于习惯早睡早起,清早散步时看到法国人夜生活时间过长,次日大多到上午10点才起床,于是在1784年给《巴黎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认为法国人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阳光,建议法国人早睡早起,每年可因此节约6400万磅蜡烛｡但他当时并没有建议实行夏时制,而是建议人们早睡早起｡直到1907年,一位英国建筑师威廉・维莱特(William Willett)才正式向英国议会提出夏时制的构思｡
1916年,德国首先实行夏时制,英国紧跟着采纳夏时制,夏时制节约了约15%的煤气和电力,但为了弥补损失,电力和煤气公司也将价格提高了15%｡法国不久也效仿实施｡1917年,俄罗斯首次实行了夏令时,但直到1981年才成为一项较为固定的制度｡1918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也实行了夏时制,但战后立即取消了｡1942年,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又实行了夏时制,1945年战争结束后取消｡1966年,美国重新实行夏时制｡欧洲大部分国家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首次石油危机3年后的1976年开始实行夏时制｡
我国的上海和天津早在1919年就实施过夏时制｡由于种种原因只实行了一年,却开了我国实行夏时制的先河｡1949年后,在我国实行夏时制的建议最早由原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窦星元提出｡198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通知》,动员全国人民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并要求全国各部门做好宣传和安排｡具体做法是:每年从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夏令时开始;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夏令时结束｡
1992年4月5日,国务院决定暂停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理由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采用的是统一的北京时间,实行夏时制在我国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夏时制给人民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长江流域以南日照时间更长,本可以提前3小时以上以便节约更多照明电力｡但由于全国地域跨度较大,而中国迄今为止没有把全国分为几个时区,而是把北京时间作为全国统一标准时间,因此如果把夏时制时间统一向前拨3个小时以上可能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工作与生活｡这种说法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前1小时所能节约的电力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不值得实施夏时制｡但是20年之后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电力消费水平方面也比20年前高出不少｡尤其最近15年来,虽然中国的能源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能源紧缺､电力不足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重要内容,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重新研究夏时制问题,是否应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当年恢复实施夏时制?
我建议: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实施夏时制,最好从每年5月1日0时始,到9月30日24时结束｡合计153天时间｡因为这两个起始点分别处于“五一”和“国庆”长假开始时段,人们可以有几天的适应调整期,不至于对工作生活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粗略算一下,如果每一个人每天因实施夏时制而节约1度电(千瓦/小时),那么每人每年因此可节约153度电,全国13亿人口中如果有10亿人能够因实际参与实施夏时制而做出贡献,那么每天全国可节约10亿度电,每年全国可节约1530亿度电｡如果按每人每天节约2度电计,显然数字更加可观,几乎相当于三峡大坝年发电量(846.8亿度电)的3.61倍,是葛洲坝年发电量(141亿度)的21.7倍,是美国胡佛大坝年发电量(40亿度)的76.5倍｡能节约如此多能源,难道我们还需要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