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把红楼梦看做中华民族的骄傲，可见对红楼梦评价之高。但是，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鲁迅先生这样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排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对于蔡元培的排满说，刘梦溪这样论述道：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
但是，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狭隘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人们认为，如果把红楼梦理解为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将降低其思想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研究红楼梦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主义作一简单的了解和评价。
列宁指出：“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清代，满洲是压迫民族，而汉族及其他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完全正义的、进步的。
毛泽东在致何干之的信中就说道：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这充分肯定了反清斗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张玉兴在《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也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何龄修在《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一书序言中也说道：
“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 “则邻国耳”；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江泽民撰写《序言》、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抗清英雄夏完淳：“明亡后所作的诗文，饱含爱国激情和英雄豪情，慷慨悲壮。”
对顾炎武的评价是：“顾炎武则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反清斗争，坚决不仕清廷。……心存恢复故国之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
该书还歌颂了岳飞、张元幹、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这说明岳飞、陆游、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代表，他们反抗异族压迫的行为和思想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如果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那么她就是一部延续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而是使之与岳飞、陆游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刘梦溪也这样说道：
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干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
刘梦溪还指出：“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本书是探讨红楼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尝试。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很多问题也还在探索当中，认识很肤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盼方家、读者指正。
作者：朱光东 来源《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把红楼梦看做中华民族的骄傲，可见对红楼梦评价之高。但是，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鲁迅先生这样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排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对于蔡元培的排满说，刘梦溪这样论述道：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
但是，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狭隘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人们认为，如果把红楼梦理解为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将降低其思想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研究红楼梦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主义作一简单的了解和评价。
列宁指出：“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清代，满洲是压迫民族，而汉族及其他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完全正义的、进步的。
毛泽东在致何干之的信中就说道：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这充分肯定了反清斗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张玉兴在《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也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何龄修在《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一书序言中也说道：
“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 “则邻国耳”；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江泽民撰写《序言》、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抗清英雄夏完淳：“明亡后所作的诗文，饱含爱国激情和英雄豪情，慷慨悲壮。”
对顾炎武的评价是：“顾炎武则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反清斗争，坚决不仕清廷。……心存恢复故国之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
该书还歌颂了岳飞、张元幹、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这说明岳飞、陆游、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代表，他们反抗异族压迫的行为和思想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如果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那么她就是一部延续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而是使之与岳飞、陆游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刘梦溪也这样说道：
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干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
刘梦溪还指出：“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本书是探讨红楼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尝试。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很多问题也还在探索当中，认识很肤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盼方家、读者指正。
作者：朱光东 来源《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