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与“左”倾右倾表现的同异
戴茂林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党内“左”倾与右倾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而是如何对待旧形式。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与右倾的表现形式并不同。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源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立足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来研究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新特点。
[关键词]历史方位；“左”倾右倾；表现形式；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这是党的十六大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而战胜“左”右倾错误干扰的前提，是对“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左”倾、右倾，是在党的历史上和现时党内生活中都频繁出现的概念，似乎属于不需要辨析的常识。然而，何为“左”倾？何为右倾？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识去解释，还不能给人以心悦诚服的回答。
通常，人们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后客观发展阶段作为区别“左”倾与右倾的标准的。超越，就是“左”倾，；落后，即为右倾。以“左”倾为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虽然这三次“左”倾错误的程度不同，表现也有区别，但共同特征都是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革命发展阶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生活中爆发了在执政党内部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左”倾错误的基本特征，也都 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背离客观实际。
但是，进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则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前的“左”倾表现形式出现了较大的不同。而且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也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应当把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右倾，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左”倾。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应当承认，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右倾错误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同。“左”倾右倾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是本质特征的变化还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从“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谈起。
二、“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
“左”倾与右倾原出于“左”派与右派。“左”派与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派别或政党，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与保皇派。中国共产党是从俄国共产党那里引进“左”倾右倾概念的。1918年初，俄国共产党在是否签订对德合约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⑵1920年4—5月，列宁撰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时，对何谓“左”倾与右倾作了原则上的界定。提出：“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左”倾右倾的概念逐步引入党内。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认为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主要表现，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主要表现，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⑷
从上述考证中可知，无论从列宁对“左”倾右倾的界定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引入“左”倾右倾的原意来看，“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超越或者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而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也即如何对待与自身有重大区别的团体、政权和制度。右倾的本质特征是“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左”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只是这种本质特征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各次“左”右倾错误，对这种界定的科学性已经作出了证明。大革命时期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与“左”倾，就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前者“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后者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都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表现是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虽然“左”倾右倾主要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究其实质，都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和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右倾，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过分依赖于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向社会主义前进；“左”倾，则是看不到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虽然也都 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但其实质也是“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甚至连农民的小块自留地都要铲掉，幻想让“小生产在中国绝种。”
改革开放后的“左”倾错误虽然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在形式上与以往的“左”倾错误出现了差异，但这种差异仅是现象上的区别，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固守旧体制，反对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反对借鉴资本主义的旧形式来巩固和发展自己。而且“左”倾错误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急躁冒进的、超越客观发展阶段的“左”倾体制。所以，不管是主张在这个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冒进也好，还是僵化地固守这个超越客观发展实际的体制也好，“左”倾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三、“左”右倾表现形式的差异源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表现形式的“左”右倾错误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但改革开放前后“左”右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并进而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现实的意义。
“左”倾与右倾，虽然源于党外的“左”派与右派，但自引入党内后一般指党内偏离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目标是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只能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左”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使党的奋斗目标仅仅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右倾。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前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往往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党的政治目标已经由推翻旧政权转变为建设新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左”右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拒绝学习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以姓“社”姓“资”划线来判定先进与落后，就是“左”倾；主张全盘西化，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忘却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就是右倾。因此，党执政后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保守僵化还是全盘西化。
但是，既然党执政后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保守僵化还是全盘西化，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左”倾错误却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呢？
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表现形式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改变；从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是党的执政环境的改变。如果比较一下这两次变化就会发现，第一次变化与 第二次变化具有质的不同，是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第二次变化是在执政党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执政环境的改变。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本来应当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采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方法搞经济建设，所以，此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反倒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与改革开放后的“左”倾表现有了形式上的差异。
四、要立足于党的历史方位来研究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新特点
“左”倾与右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顽疾。由于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地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就必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左”倾与右倾认识。因此，不断地克服“左”倾右倾错误的干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在当前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程中，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前提下，认清不同环境下“左”右倾错误的不同特点。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的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是我们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新时期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必须紧紧把握住党的历史方位的这个变化来展开。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更要研究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既要认清“左”倾与右倾的本质特征，更要看到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左”倾右倾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有不同的表现特点。作到不为现象所迷惑，不犯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把“左”倾当作右倾来反对的错误。
第二，要根据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来确定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在正确区分“左”右倾错误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同异的基础上，还必须认识到，伴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反对“左”倾右倾错误的斗争也会有不同的重点。改革开放之前，党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没有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交流范围局限于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难以认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文明，党内的“左”倾错误易于成为主要倾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既要破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开国门后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倾向，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新情况。
然而，虽然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会交织出现，但是，由于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地扩大开放和深入地进行改革，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对“左”倾错误，仍然是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而且，伴随着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无论是初期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必须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左”倾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进程中，应当加以特殊警觉的。
[参考文献]
⑴毛泽东选集[M].（3）人民出版社.1991.972.
⑵⑶列宁选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
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76-277.
[作者简介]戴茂林(1957—)，男，吉林敦化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副教育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试析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与“左”倾右倾表现的同异
戴茂林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党内“左”倾与右倾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而是如何对待旧形式。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与右倾的表现形式并不同。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源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立足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来研究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新特点。
[关键词]历史方位；“左”倾右倾；表现形式；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这是党的十六大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而战胜“左”右倾错误干扰的前提，是对“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左”倾、右倾，是在党的历史上和现时党内生活中都频繁出现的概念，似乎属于不需要辨析的常识。然而，何为“左”倾？何为右倾？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识去解释，还不能给人以心悦诚服的回答。
通常，人们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后客观发展阶段作为区别“左”倾与右倾的标准的。超越，就是“左”倾，；落后，即为右倾。以“左”倾为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虽然这三次“左”倾错误的程度不同，表现也有区别，但共同特征都是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革命发展阶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生活中爆发了在执政党内部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左”倾错误的基本特征，也都 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背离客观实际。
但是，进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则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前的“左”倾表现形式出现了较大的不同。而且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也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应当把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右倾，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左”倾。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应当承认，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右倾错误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同。“左”倾右倾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是本质特征的变化还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从“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谈起。
二、“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
“左”倾与右倾原出于“左”派与右派。“左”派与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派别或政党，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与保皇派。中国共产党是从俄国共产党那里引进“左”倾右倾概念的。1918年初，俄国共产党在是否签订对德合约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⑵1920年4—5月，列宁撰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时，对何谓“左”倾与右倾作了原则上的界定。提出：“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左”倾右倾的概念逐步引入党内。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认为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主要表现，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主要表现，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⑷
从上述考证中可知，无论从列宁对“左”倾右倾的界定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引入“左”倾右倾的原意来看，“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超越或者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而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也即如何对待与自身有重大区别的团体、政权和制度。右倾的本质特征是“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左”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只是这种本质特征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各次“左”右倾错误，对这种界定的科学性已经作出了证明。大革命时期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与“左”倾，就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前者“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后者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都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表现是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虽然“左”倾右倾主要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究其实质，都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和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右倾，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过分依赖于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向社会主义前进；“左”倾，则是看不到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虽然也都 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但其实质也是“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甚至连农民的小块自留地都要铲掉，幻想让“小生产在中国绝种。”
改革开放后的“左”倾错误虽然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在形式上与以往的“左”倾错误出现了差异，但这种差异仅是现象上的区别，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固守旧体制，反对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反对借鉴资本主义的旧形式来巩固和发展自己。而且“左”倾错误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急躁冒进的、超越客观发展阶段的“左”倾体制。所以，不管是主张在这个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冒进也好，还是僵化地固守这个超越客观发展实际的体制也好，“左”倾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三、“左”右倾表现形式的差异源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表现形式的“左”右倾错误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但改革开放前后“左”右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并进而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现实的意义。
“左”倾与右倾，虽然源于党外的“左”派与右派，但自引入党内后一般指党内偏离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目标是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只能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左”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使党的奋斗目标仅仅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右倾。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前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往往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党的政治目标已经由推翻旧政权转变为建设新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左”右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拒绝学习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以姓“社”姓“资”划线来判定先进与落后，就是“左”倾；主张全盘西化，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忘却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就是右倾。因此，党执政后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保守僵化还是全盘西化。
但是，既然党执政后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保守僵化还是全盘西化，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左”倾错误却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呢？
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表现形式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改变；从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是党的执政环境的改变。如果比较一下这两次变化就会发现，第一次变化与 第二次变化具有质的不同，是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第二次变化是在执政党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执政环境的改变。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本来应当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采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方法搞经济建设，所以，此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反倒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与改革开放后的“左”倾表现有了形式上的差异。
四、要立足于党的历史方位来研究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新特点
“左”倾与右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顽疾。由于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地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就必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左”倾与右倾认识。因此，不断地克服“左”倾右倾错误的干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在当前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程中，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前提下，认清不同环境下“左”右倾错误的不同特点。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的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是我们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新时期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必须紧紧把握住党的历史方位的这个变化来展开。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更要研究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既要认清“左”倾与右倾的本质特征，更要看到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左”倾右倾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有不同的表现特点。作到不为现象所迷惑，不犯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把“左”倾当作右倾来反对的错误。
第二，要根据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来确定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在正确区分“左”右倾错误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同异的基础上，还必须认识到，伴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反对“左”倾右倾错误的斗争也会有不同的重点。改革开放之前，党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没有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交流范围局限于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难以认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文明，党内的“左”倾错误易于成为主要倾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既要破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开国门后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倾向，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新情况。
然而，虽然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会交织出现，但是，由于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地扩大开放和深入地进行改革，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对“左”倾错误，仍然是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而且，伴随着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无论是初期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必须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左”倾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进程中，应当加以特殊警觉的。
[参考文献]
⑴毛泽东选集[M].（3）人民出版社.1991.972.
⑵⑶列宁选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
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76-277.
[作者简介]戴茂林(1957—)，男，吉林敦化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副教育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