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高一教学论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中的江南学者
叶衍兰，叶恭绰祖孙二人，历时半个世纪，编者成此书。《合集》分两集，共收清代学者像三百七十一幅，第一集为叶兰台（衍兰）编者，每幅学者像都是叶衍兰根据所收辑的学着像“手自钩摹，凡废三十余年之力”而成，学者像背面手写精楷的传记，叶衍兰“参稽定稿所縻时日精力，不可胜数”（叶恭绰序），叶恭绰续编的第二集缺传记，称不上严格的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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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统计《合集》第一集所收一百六十九人中，清代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湖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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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府、杭州府的学者共七十四人，占总数的十之四五。《合集》因为格于学者像搜集的限制，在有清一代的学者选取上，未必没有可议的地方（详后）。
笔者详稽《合集》第一集所收的江南学者传记，分析这十之四五的学者像传揭示了，清代江南文人与朝廷之间的近距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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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陈林案：《合集》分别有谭延闿、于右任、蔡元培、罗振玉、郭沫若、顾廷龙的书名题字，均作“象传”，铅印的出版说明亦作“象传”，惟版权页作“像传”。“像”、“象”两字虽可相通，但同一书中，宜规划如一。 2
关于明清江南的界定为上述六个州府。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44页）：“明清以来，江南专指今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即苏、松、杭、嘉、湖五府的行政范围。”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16——17页）清代苏南的行政范围尚包括“太仓州”（今上海嘉定、宝山、崇明及苏州东部的一些地区），亦即太仓州亦在李著所定义的“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的范围内；而且清代设有驻上海县的苏松太道，亦是将太仓州与苏州府、松江府并为一道管理的。因此本文在李著定义基础上增补了太仓州入清代的江南，可能更为合理。这样清代的江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苏州、上海、湖州、嘉兴和杭州五个行政区的范围。
一
自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南移，学术人文亦以南方为盛。理学和心学都肇端于南方，寖假至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文人所承担的文化负担至重。这样的后果，便是目击国变后的遗民情结。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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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这是对鼎革之际的文人生苦闷心绪原因的很好揭示。
昆山顾亭林（炎武）是明代遗民中最著名的一位（前人议论已多，此处从略）。长洲徐昭法（枋）相比顾亭林而言，就不那么有名了，但在当日，徐亦是“海内三遗民”之一。徐氏之父，在明未亡之时即殉难，徐氏原本是“泣欲从死”的，后严遵父亲遗言，一辈子“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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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转引自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先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5页。 4
另外两人是沈寿民和巢鸣盛，（见《合集》，30页），后者虽为嘉兴人，但并未收录在《合集》中，从略。又，《合集》学者肖像背面即是叶氏参稽诸书而定的传记，每人只占一页。一检目录，即可索得，以故本文所引《合集》文字，出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外，一律不再画蛇添足地注明出处。
农夫”。国变之后，徐氏便在家乡的天平山麓自筑“涧上草堂”，隐居余生。隐居生活极为贫困，到了寒冬还着盛夏的衣装，不能增添“一丝半缕”。愿意帮他的人很多，但徐氏极为倔强，只接受僧友的“世外清净食”。汤斌知苏州时，两次“徒步造门”，都不得见。传说徐氏隐居时，养有一驴，最通人性。先生每当短缺日需用品时，便将所作书画放到竹簏系于驴背，驴就会“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出一步”（城闉，城外的护门小城，即瓮城），城里的百姓都知道这是徐先生的驴，争相把日用品换竹簏中的书画。这个传说还被《清史稿》采纳。从传说中可以看出，徐氏虽是清苦，但仍不失高士的名节。
徐枋是明朝的举人，太仓州的吴梅村（伟业）则是明末的会元和榜眼。国变之前，吴梅村的仕途一路坎坷，差点下狱。国变之后，吴氏“号恸欲自缢”，被年迈的母亲劝阻。福王建立小朝廷后，他亦被封官，抱着归复故土的愿望去了南京，但不久即灰心，知道“天下事不可为”，又回家“杜门不通请谒”。清朝定鼎初期，有一阵子时严旨打击江南的绅权的离心力，朝廷在江南大兴刑狱时，吴梅村一直忧心忡忡“每东南狱起，常戄收者在门”，这样过了十年。后来为了保全双亲，不得已而“扶病入都”出仕清廷，非但晚节不保，而且被牵连进有名的江南奏销案中，“几至毁家”。吴氏临终自述，一生遭际，无时无刻不在忧难之中，尝尽辛苦，历尽忧危，“实为天下大苦人”。与徐、吴命运相似的还有常州的恽氏父子（见七二页）。
在新朝，也有江南文人仍是“苦人”。清初的丁酉科场案，牵连江南文人，《合集》亦收录两人：吴江吴汉槎（兆骞）和常熟孙赤崖（旸）。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起于江南士子对当年乡试发榜结果的不满，将贡院的匾额改为“卖完”，“京师内外哗然”。吴汉槎在“皇帝亲临，再行考试”中，“交白卷而出”。虽经多方托请，最后吴氏还是被遣戍宁古塔二十余年，后来还乡三年便死掉了。孙赤崖亦被遣戍塞外近三十年。清初吃官司的江南文人尚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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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晚清的神士与神权》，转引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23日，B02版。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4页。《合集》传记与之相同而约略。
2014高一教学论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中的江南学者
叶衍兰，叶恭绰祖孙二人，历时半个世纪，编者成此书。《合集》分两集，共收清代学者像三百七十一幅，第一集为叶兰台（衍兰）编者，每幅学者像都是叶衍兰根据所收辑的学着像“手自钩摹，凡废三十余年之力”而成，学者像背面手写精楷的传记，叶衍兰“参稽定稿所縻时日精力，不可胜数”（叶恭绰序），叶恭绰续编的第二集缺传记，称不上严格的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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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统计《合集》第一集所收一百六十九人中，清代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湖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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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府、杭州府的学者共七十四人，占总数的十之四五。《合集》因为格于学者像搜集的限制，在有清一代的学者选取上，未必没有可议的地方（详后）。
笔者详稽《合集》第一集所收的江南学者传记，分析这十之四五的学者像传揭示了，清代江南文人与朝廷之间的近距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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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陈林案：《合集》分别有谭延闿、于右任、蔡元培、罗振玉、郭沫若、顾廷龙的书名题字，均作“象传”，铅印的出版说明亦作“象传”，惟版权页作“像传”。“像”、“象”两字虽可相通，但同一书中，宜规划如一。 2
关于明清江南的界定为上述六个州府。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44页）：“明清以来，江南专指今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即苏、松、杭、嘉、湖五府的行政范围。”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16——17页）清代苏南的行政范围尚包括“太仓州”（今上海嘉定、宝山、崇明及苏州东部的一些地区），亦即太仓州亦在李著所定义的“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的范围内；而且清代设有驻上海县的苏松太道，亦是将太仓州与苏州府、松江府并为一道管理的。因此本文在李著定义基础上增补了太仓州入清代的江南，可能更为合理。这样清代的江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苏州、上海、湖州、嘉兴和杭州五个行政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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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南移，学术人文亦以南方为盛。理学和心学都肇端于南方，寖假至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文人所承担的文化负担至重。这样的后果，便是目击国变后的遗民情结。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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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这是对鼎革之际的文人生苦闷心绪原因的很好揭示。
昆山顾亭林（炎武）是明代遗民中最著名的一位（前人议论已多，此处从略）。长洲徐昭法（枋）相比顾亭林而言，就不那么有名了，但在当日，徐亦是“海内三遗民”之一。徐氏之父，在明未亡之时即殉难，徐氏原本是“泣欲从死”的，后严遵父亲遗言，一辈子“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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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转引自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先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5页。 4
另外两人是沈寿民和巢鸣盛，（见《合集》，30页），后者虽为嘉兴人，但并未收录在《合集》中，从略。又，《合集》学者肖像背面即是叶氏参稽诸书而定的传记，每人只占一页。一检目录，即可索得，以故本文所引《合集》文字，出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外，一律不再画蛇添足地注明出处。
农夫”。国变之后，徐氏便在家乡的天平山麓自筑“涧上草堂”，隐居余生。隐居生活极为贫困，到了寒冬还着盛夏的衣装，不能增添“一丝半缕”。愿意帮他的人很多，但徐氏极为倔强，只接受僧友的“世外清净食”。汤斌知苏州时，两次“徒步造门”，都不得见。传说徐氏隐居时，养有一驴，最通人性。先生每当短缺日需用品时，便将所作书画放到竹簏系于驴背，驴就会“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出一步”（城闉，城外的护门小城，即瓮城），城里的百姓都知道这是徐先生的驴，争相把日用品换竹簏中的书画。这个传说还被《清史稿》采纳。从传说中可以看出，徐氏虽是清苦，但仍不失高士的名节。
徐枋是明朝的举人，太仓州的吴梅村（伟业）则是明末的会元和榜眼。国变之前，吴梅村的仕途一路坎坷，差点下狱。国变之后，吴氏“号恸欲自缢”，被年迈的母亲劝阻。福王建立小朝廷后，他亦被封官，抱着归复故土的愿望去了南京，但不久即灰心，知道“天下事不可为”，又回家“杜门不通请谒”。清朝定鼎初期，有一阵子时严旨打击江南的绅权的离心力，朝廷在江南大兴刑狱时，吴梅村一直忧心忡忡“每东南狱起，常戄收者在门”，这样过了十年。后来为了保全双亲，不得已而“扶病入都”出仕清廷，非但晚节不保，而且被牵连进有名的江南奏销案中，“几至毁家”。吴氏临终自述，一生遭际，无时无刻不在忧难之中，尝尽辛苦，历尽忧危，“实为天下大苦人”。与徐、吴命运相似的还有常州的恽氏父子（见七二页）。
在新朝，也有江南文人仍是“苦人”。清初的丁酉科场案，牵连江南文人，《合集》亦收录两人：吴江吴汉槎（兆骞）和常熟孙赤崖（旸）。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起于江南士子对当年乡试发榜结果的不满，将贡院的匾额改为“卖完”，“京师内外哗然”。吴汉槎在“皇帝亲临，再行考试”中，“交白卷而出”。虽经多方托请，最后吴氏还是被遣戍宁古塔二十余年，后来还乡三年便死掉了。孙赤崖亦被遣戍塞外近三十年。清初吃官司的江南文人尚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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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晚清的神士与神权》，转引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23日，B02版。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4页。《合集》传记与之相同而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