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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愚人船”
—— 福柯《疯癫与文明》解读
文／郭硕博
福柯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个性鲜明的思想与语言更使得福柯成为一位绽放在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奇葩。从福柯的创造性来说，他是将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一向封闭和边缘的领域予以打开。福柯一生所涉及的哲学方向宽广，并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向。他从人类的非理性与理性、疯癫与文明、禁闭与开放入手，依次进入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地带，打开了西方思想一个新的境界。本文通过对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作为标志出现的“愚人船”的浅析，试图探讨其作品背后的尚未言说的、对于理性与疯癫的历史关系。
－、愚人船
“愚人船”（Ｎａｒｒｅｎｓｃｈｉｆｆ）是在《疯癫与文明》第一章中出现的事物，福柯用非常文学化的语句描述出那些在文艺复兴时期巡游在“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之上的怪异舟船。Ｎａｒｒｅｎｓｃｈｉｆｆ本身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希腊的阿尔戈（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ｅ）神话传奇，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个主题又重新在布尔良（Ｂｏｕｒｇｏｇｎｅ）社会中获得了新的活力［１］。
在１５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和马戏团或吉普赛大蓬车相类似的以荒诞夸张为主题的“演出”——愚人船。这些团体长期游移于海上，偶尔停靠在某个码头增加补给，而这经常会招来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的竞相观看。这些愚人船与世相隔绝，也因为理性世界对他们的存在感到恶心和羞耻，因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和生存状况，所以“正史”从未记录过他们的存在。福柯是站在此岸世界，以常人的视角和同情写下了这段悲叹的话语：
“他们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们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们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们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们一旦下了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当中的不毛之地里，
［２］才有他们的真理和他们的故乡。”［ａ］
乎漫无目的；其四，它不在“酒色的大海”上航行，而只是“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来往巡游”。在这个意义上，“愚人船”大大地有别于伊阿宋的“阿戈尔”、奥德修斯的“空心船”，也不是后来的“五月花”，更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它甚至不是人类始祖诺亚用歌雯木打造的那艘“保全生命”的诺亚方舟了。
可以说，吸引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恐怕早已不再是愚人船本身，而是一种蕴籍的感情：在茫茫无垠的大海中漫无目的地航行，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一个未知到另一个未知，一任汹涌的波涛将混乱的思绪与情感翻腾出暗灰色的条条纹理；将无尽的漂泊当作自己的宿命，狂野的灵魂栖息在一叶孤舟之中，伸手所及的是阴冷潮湿的海风与令人窒息的晦暗。
事实上，愚人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实体的意义。但是愚人船做为福柯理论的一个论述起点，一个形象化的事物，是如何进入疯癫者的世界之中的呢？
二、由船引发的思考
“船”是一种与“大海”必然联系的事物，船本身是沉默的，它必须以一望无际的大海做为背景才能具有某种意义，也就是说船自身无法讲述自身的意义，与广袤的大海相比就是“沧海一粟，”但却又注定与大海紧密相连。它的沉默就是它的历史。
船本身给人的意象就是一种漂泊、动荡、始终在彼岸与此岸之间流浪的形象。它被大海所承载并赋予其所有意义，但却又时时面临被大海吞没的危险，可以这样说，它的可倾覆性是其价值的最高体现。没有大海的船，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船的悲哀就在于它必须承受这种无休止的矛盾：自身价值必须依附于大海，除了大海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语言，但又必须面临这无穷无尽的沉默。无声的大海作为一片阴暗冷寂的黑夜王国，
此后，愚人船频繁地出现在欧洲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德意志诗人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Ｂｒａｎｔ所创作的长诗《愚人船》和佛兰芒画家博斯（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 Ｂｏｓｃｈ）的《愚人船》（ｓｈｉｐｏｆ ｆｏｏｌｓ）（见图）。博斯在１４９０－１５００年间完成了这幅著名油画《愚人船》，画里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怪异的气息，令人费解，因此对这幅作品的阐释也莫衷一是。其一，它结构古怪而且摇摇欲坠；其二，船上乘客对自身以及周遭情势浑然不觉；其三，它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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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船载着非理性回归到其虚无状态。
“船”既然已经是以一种这样的意象出现的，福柯只不过再在它的上面安置了一群比这艘船更加怪异的人。对于这群人来说，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们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就成为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另一个世界，不是与此岸对应的彼岸世界，这里的另一个世界指的是一种漂浮不定、被放逐、处于边缘的、被忽视的生存状态。疯人登上船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属于疯人的世界，而是由于在被一个社会排斥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渡口就成为了疯人和理性的人的边界，疯子们则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面是里面，对于里面是外面。
愚人船出发了，它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在这里可以说船和疯人是一体的，所不同的是，疯人的地位甚至更低。当船的意义被大海所埋葬的时候，疯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声音。福柯后来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为知识考古学，也是因为疯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就像其所说的那样：“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
［３］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因此在必
物，不论是存在于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只要现在是被设想的，都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臆想。精神错乱者在臆想，正常的理性的人在臆想，每个人都在臆想，但事实是，我们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疯癫者，都是精神错乱者。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给出一个与“理性”相对立的概念：从ｌｉｒａ（犁沟）衍生出来的，因此ｄｅｌｉｒｅ实际上指的是偏离犁沟，偏
［５］
离正确的理性轨道。”在日常使用中，谵妄通常用来指嗜睡，定
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谵妄”（ｄｅｌｉｒｅ）。古典主义中对于ｄｅｌｉｒｅ一词的解释是：“ｄｅｌｉｒｅ是
向障碍和幻觉。在更广泛的医疗术语中，则被用作指“精神错乱”和幻觉，谵妄是医学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精神错乱的形式之一［６］。《百科全书》则提出了著名的疯癫定义：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
［７］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这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发疯了。”
因此，理性的正常人与非理性的疯癫者的臆想是不同的。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疯癫者的臆想往往导致其行为的实现，即他往往把这种关于未实现的东西上升为一种坚定的信仰，或是一种真实的活动。而理性思维在分辨主观想象中的形象时的“正确标准”，即是定义疯癫与否的标准。可以这样表达，我们把那些实际上丧失了理性或固执某种明显错误的人称为疯人。正是这种在想象、判断和欲望中表现出来的灵魂对错误的执迷不悟，构成了这类人的特征。因此，疯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臆想中真理意识在分辨心象时的迷失。
克里奇顿（Ｃｈｒｉｃｈｔｏｎ）列出的疯癫（ｖｅｓａｎｉａ精神病）序列：谵妄、幻觉和痴呆。谵妄改变了在感知中形成的与真理的关系（在精神器官的一般谵妄中，被歪曲的感知被当做现实来接受），幻觉则改变了再现功能（由于精神的谬误，想象的事物被当作
了现实，或者现实事物被歪曲地再现出来）。痴呆并不取消或改变接近真理的能力，而是削弱和缩小这些能力［８］。有这样一个病人的情况记录：他有严重的忧郁症，其思想完全进入一个自我固定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犯了罪，在极度内疚的情况下宣称，上帝为了惩罚他，派了一个魔鬼来诱惑他，而这个魔鬼就像曾经诱惑上主的那个魔鬼。他说他能够看到这个魔鬼，并与之对话，回答魔鬼的问话。这种内疚、自信、幻觉和言谈就构成了疯癫的表现。这个病人心理的体验无人能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他心里，坚定地相信着上帝和魔鬼是必定存在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那些已经处于疯癫状态的人很难会去思考他是如何疯癫的，甚至并不觉得他自己是疯癫的。但不幸的是，就如笛卡尔所希望的那样：这个世界（自然）有规律，人能认识规律（数学演绎法），即理性主义哲学。因此，我们必须赋
博斯 《愚人船》
须考察疯癫历史的时候，所选取的对象不是疯癫状态下的个体，而是愚人船，总医院，精神病院等一系列符号，只能通过这些符号去考察疯癫的历史。可以这么说，从“愚人船”诞生的开始，就已经为后来德里达所批评的那种矛盾（可说的与沉默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假设现在需要在头脑中设想一艘船，那么可能大部分人的头脑中船都是一个孤立的形象，可能会有大海，但作为背景的码头形象几乎是不会出现的。码头是什么？其实码头，或者港口就是被理性所驯服的一个世界的边界，即是被理性所规训的一个秩序化的存在。
诚然，这句话的本身、这种分析态度其实就属于疯癫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恰恰能最真实地勾勒出疯癫的形象，也能揭示出大海与愚人船之间的关系，原因就是下文所想要阐明的。
三、疯癫与理性的区分
——臆想（ｓｅｒｍｉｓｅ）与谵妄（ｄｅｌｉｒｅ）
“臆”是指主观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出自清代刘开的《问说》“妄以臆度”。“想”在这里是指想象，是“人对头脑中已有表象进行
［４］加工改造，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因
此，臆想意味着主观想象。
“臆想”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主体的想法和愿望与现实相脱节，甚至背离时出现的。每个人都会出现臆想，甚至无时无刻不在臆想着一切在心中被勾勒却未被实现的事
予每个事件以价值，每一件事情必须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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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序列中寻找自己的一个位置。由于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以理性为支配原则的社会，即使他确实没有疯，或者他就是认为“有魔鬼和他对话”这样一件事实存在，社会就会以理性作为规则宣判“他是疯的”，并且会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接受“我是疯的”这样一种评价。魔鬼出现或是不出现，这只是一个陈述事件或是一种个人体验，但显然社会对于这种反常规的体验并不认可。
现代疯癫体验的事实是将一切反常经验都看作是心理问题，所以所有不符合理性的臆想（即是谵妄）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道德评价的范畴。疯癫是人性中“不健康”的一部分，它属于心灵，并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能够被社会道德规范矫正的过错。但这要求疯子得具有自我意识：“从承认自己是惩罚的对象，并从了解他自己的过错出发，疯子就能作为一个自由和负有责任感
［９］的对象恢复自我意识，从而恢复理性。”
波（Ｖ．Ｍｉｒａｂｅａｕ）所坚持的，“必须将丧失理性的人藏在社会看
［１１］
不到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疯癫与文明》中，疯癫被理解成“理性的他者”，不断地被理性排斥、隔离，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机会。其核心在于：历史以解放和启蒙为名义，试图发现并消灭疯狂，然而启蒙的特点并非是使理性和自由增长，而是产生了复杂的“理性”控制和规训过程。“庇护之墙”在福柯看来是社会压制的贴切象征。福柯关注的并非重新定义正常、疯癫或者偏差，而在于考察其中排除异己的机制。福柯开启的理性批判为启蒙增添了新的推动力，其基础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人走出咎由自
［１２］取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具有“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
福柯对此评价道：“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
［１３］要的辩护。”可以说，从古典时期一路走到如今的疯癫，虽然逐
然而什么是“理性”？我们知道，西方的思想传统就是构建二元论，也就是把所有事物都按照是／非来划分。人对于西方来说是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是上帝造的，当然，上帝还造了动物和植物。但是，在伊甸园里，上帝明确指定了亚当，作为伊甸园的主人，享有对所有生物的主宰权。为什么人能高高在上地临驾万物？因为上帝赋予了人独特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理性”。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上帝，信仰上帝，才能死后入天堂。有了理性，就必然有和它相对应的“非理性”。因此当理性构建起来后，非理性也被构建起来了。一切不符合理性的，都属于非理性，都要被铲除。疯子就被归于了非理性一类。
只要稍加判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么一个矛盾的事实：一方面理性的世界里容不下疯子，但另一方面，把疯子创造出来的又恰恰是理性。这样一个以拯救和治疗的双重身份出现的理性社会，正是当初将疯子判定为疯癫的最主要原因。在福柯看来，非理性一方面损害了主体对真理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真理的认识。福柯是这样说的：“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简言之，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
［１０］
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疯癫并不仅仅做为理性的对立面，而
渐地在表面上取得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尊严，似乎越来越在被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但事实上它无可避免地被一种更加强化的理性模式所规训了。
四、疯癫与禁闭
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福柯这样写到：“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一个做为理性对立面的疯子，与理性自身最大的区别在于疯癫者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总是被一种原始的自然满足感充斥着，他完全不在乎他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勿宁说除了他自身之外，与周围无涉，他什么也不是，更不需要那种拯救与被拯救。他的世界总停留在“就是如此”，而不是“应该如此”的状态［１４］。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柯说：“我们必须试着返回到历史中
［１５］
的那个‘当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的临界点上。”但是［ｂ］
福柯这里并没有强调“未分化”（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ｅｄ）的具体所指。这是理性的未分化，还是疯癫的未分化？如果是理性的未分化，那么就意味着在之后疯癫就用不着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分化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而不合法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分化是对未分化状态的异化；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如果疯癫想要表达自身的历史，就必须先承认理性作为规则制定者的这一前提，因为理性的分化即意味着理性的觉醒，如果这种觉醒是必然的，那么疯癫根本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它是被理性分化出去的不合法存在。
而从“愚人船”到“总医院”再到“疯人院”、“精神病院”的发展，这个“未分化”明显地指向了后者，因此疯癫就不需要有所谓的历史，而它的命运就是从放逐，流浪，到禁闭，隐藏，再到在道德和科学等理性的手段矫正下彻底被清除的整个过程，其最高表现就是从心灵上对疯癫者的规训。
多少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自笛卡尔之后，理性的标准从一种混沌的初始状态开始形成了一整套与之有关的体系和
更像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疯癫使得真理或者理性更加自信，更加合法地拥有着自己的特权。
在《疯癫与文明》第八章“新的划分中”，福柯提到了穷人在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性，以论述疯癫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转变。那是因为这时候的穷人就像１６世纪的疯癫一样，虽然不是做为高尚的、引以为傲的东西出现，但至少还多少保留了一些表面的尊严（与他们在１７世纪中，被强行禁闭在“为了消除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而设立的巴黎总医院中所遭受的屈辱相比较）。而这一边，经过当时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疯人被从监狱中“与罪犯们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但事实上，在整个１８世纪里，人们关注的仅仅是“犯人应该享有比将他们同疯子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至于疯子，他们没有理性，不明事理，因此无法不让人厌恶。正如法国“人类之友”的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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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理性已经强大到它无须去证明任何东西来获得它的地位和特权，因此在中世纪那种以理性的说出者为目的的疯癫的形象被弃置一边，不再使用。更为重要的是，曾经笛卡尔的思想被赐予了一种不需要避开疯狂的力量，因为思想就是从疯狂本身获得的，并且也是由疯狂而得以确定的。但现在，在笛卡尔的“我思”中已经完全没有了疯癫的地位，因为我们不能在理性的支配下这样来设想：一个我思的主体是疯狂的。疯癫的话语权利被完全地剥夺了，理性没有为其保留一丝一毫的位置。
疯癫被放逐了，起初它只是一个浪人，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自由自在地过着其疯癫的生活。以文艺复兴及其之前的眼光来看，这几乎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意义。在愚人船的时代里，“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
［１６］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而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气质与这样［ｃ］
盯着“伴随着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
［２２］
外部（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ｙ）。所以，考古学的历史就是“现时的”历史，
“我要撰写的就是这种历史。我为什么会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
［２３］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然而即使是考古学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在理性的约束下形成的体系，它的语言，它的秩序都是理性自身的展开。如果理性确实如同福柯所说的那样内在于西方的语言之中，那么用这种语言来书写的疯狂史就等于是对疯狂再一次的监禁与排除。德里达问道：“对沉默的考古学难道就不是一种逻辑，即一种有
［２４］组织的语言、一个计划、一种秩序、一个句子、一部作品？”
的疯癫是紧密相连的。悲剧性的是，“不久以前，它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唐吉诃德》中踉跄挣扎。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的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
［１７］制于道德戒律，在那单调的漫漫黑夜中度日。”
而欧洲的语言本身就参与了西方理性“对疯狂的捕捉或客体化”，因此，用这样一种语言去说出疯癫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只能是理性再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疯癫，只有我才能书写你的历史。那些想帮疯人说话的人，试图传达疯人的沉默本身时，就站到了对立的一面，“如果我们是用它来指作者的某种绝
［２５］
对的独立性的话，那么这种写作的‘主体’并不存在。……”
“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既然是［ｄ］上帝使人得病，那么病人就应该非常荣幸地染上这种病。上帝让人得病，就说明这个病人是有罪的，他们是“罪恶的神圣证明”
（ｔ
ｒａｔｉｑｕｅｓ ｄｕ ｍａｌ），而这也意味着染病者需要被
救赎，于是便更加依赖上帝。 而结果就是，“他们在自己受到排
［１８］斥中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而正是这些将病人遗弃［ｅ］
因此，德里达认为，福柯书写疯狂史是个自我矛盾的计划：“谈疯狂本身是个自我矛盾的说法。要谈疯狂而又不会把它驱逐到客观性之中，就是要让疯狂自己谈自己。但疯狂在本质上就是
［２６］
不可说的：正如福柯的说法，它是：作品的不在’。”
在门外的人们却号称给病人们打开了通向天国的路。这只是在很早期社会对麻风病人们的放逐态度，但这种对异己的排斥不仅没有随着麻风病的消逝而消失，反而随着历史的前行渐渐加强，而这被放逐的悲剧最终发生在了疯癫的身上。
自从进入近代文明，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疯人们也被当作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
［１９］
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因为
更简单地说就是，当我们开始书写疯癫者的同时就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到与之不同的一个阵营中去了。因此，德里达指出：“写出一部反理性的历史，即其考古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这个概念，那怕是表面如此，从来就是个合理性的概念。历史和理性之价值的书写是不可能用一种考古学的形而上学封闭框
［２７］
架框住的。”
在福柯理解的疯癫以及对于理性主体来说，是与历史的非连续、与真理的建构性相关的。福柯相信，并不存在自主的、奠基性的主体，不存在一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普遍主体形式。对于这种普遍性的主体观念，福柯表示非常怀疑，并充满敌意。相反，福柯相信“主体是通过臣服（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的实践得以构成的。当然，这些解放和自由的实践的基础，是一系列可以在文化
［２８］环境中找到的规则、风格和习俗。”正是在这样的主体观的理解
自从科学和理性统治了人类文明，社会中就开始出现一种在理性支配下，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的倾向和背景，结果“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
［２０］
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
五、关于“疯癫历史”的问题
在德里达看来，福柯的疯狂史是一部想要摆脱理性来说疯狂自身的历史，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德里达从关于疯狂与理性之间具有内在、普遍性关系的论点出发，推断福柯书写疯狂的历史是个不可能的计划，因为福柯是要“写疯狂本身的历史，亦即让疯狂为它自己说话，而不是在理性的语言内部所描述的
［２１］疯狂的历史。”
之下，福柯所揭示的疯癫才具有了福柯所言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疯癫史的探寻者既可以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同时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建立者，这一问题在“主体化的过程”（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２９］中得到了解决。所以，也有人称福柯是一个人文主义者［３０］。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到底该由谁来书写疯癫沉默的历史？疯癫在理性历史中的缺席正是由于它自身，因为它不能为自己书写出一份“理性的疯癫史”。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目的也许并不在于想让疯狂说出自己的历史，或许他更希望把它作为一种非历史的，也就是所谓的“间断性的历史片段”展现在我
福柯也在努力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后期他写了《知识考古学》，希望能够以一种考古学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在福柯的眼中，考古学处理的就是“文献工作”和“羊皮纸文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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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当理性以一种统治者的地位赞美历史时，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甚至是被玷污、被掩盖的也应当显现出自身的存在。
然而，与其说这是一部疯癫的历史，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理性的疯癫史”。当理性不停地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架势，以一种近乎于疯癫的冲动，不论是把疯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还是以各种科学的、医学的方式去治疗它，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疯狂。理性的最大矛盾就在于它藐视并排斥一切没有自己理性的主体，而这恰是另一种疯狂。因此，理性自身的疯狂史不正是疯癫的历史吗？疯癫不曾也不需要书写自己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会抹杀疯癫对于理性对它的种种迫害的控诉（这就和理性曾经借着疯癫来捍卫自身的权利一样），并且这种由理性所呈现出的疯癫的历史也更真实、更有说服力。
所以，疯癫不需要语言来说出关于自己的真理和自己的存在，如果这么做了，那么就意味着它已经承认了理性的前置性。疯癫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做出辩护，而理性依然是作为一个审判者的形象出现。因此，疯癫的历史只能必然的成为沉默的历史，唯其沉默才是其所以真实的所在。疯癫的历史只能存在于疯癫本身，在于疯癫以其自身作为实际存在而展开。它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者为自己证明，它需要做的仅仅是默默地是其所是。
ｃ
ｅｓ ｄ’ｕｎ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ｓｕｒ ｓａ ｖｉｅ ｅｔ ｓｅｓ ｏｕｖｒａｇｅｓ．Ｐａｒｉｓ， Ｌｅｃｏｉｎｔｅ ｅｔ Ｐｏｕｇｉｎ，１８３４－３５．ｐ２６４
［１２］Ｉｎｇｅｂｏｒｇ Ｂｒｅｕｅｒ，Ｐｅｔｅｒ Ｌｅｕｓｃｈ，Ｄｉｅｔｅｒ Ｍｅｒｓｃｈ．叶隽等译．法意哲学家圆桌——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存在．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４页
［１４］［２０］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Ｐｒｅｆａｃｅ
［１７］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５页
［１９］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译．福柯的生死爱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３页
［２１］［２４］［２５］［２６］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ｂｙ ＡｌａｎＢ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８．Ｐ３４、Ｐ３５、Ｐ２５２－２５３、Ｐ４３
［２２］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ｍｏ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ｅｄ．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１３９－１６４
［２３］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Ａｌａｎ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７．Ｐ３３
［２７］陈晓明．“疯狂”中的思想交锋－德里达对福科的疯狂史的批判．学术月刊，２００６（０３）
［２８］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Ｌｉｖｅ—ｉｎｅ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１９６１－１９８４，ｅｄ．ｂｙ Ｓｙｌｖｅｒｅ Ｌｏｔｒｉｎｇ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１９９６
［２９］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ｌｆ 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ｅｄ．Ｂｙ Ｊｏｈｎ Ｂｅｒｎ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３０］Ｃｏｌｉｎ Ｇｏｒｄ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ｔｈｏｓ，Ｅｖｅｎｔ：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ｏｎ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Ｉｎ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 Ｎｅｗ 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ｄ．ｂｙ Ｍｉｋｅ Ｇａ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３
［ａ］：Ｅｎｆｅｒｍ
ｃｈａｐｐｅ ｐａｓ，ｌｅ ｆｏｕ ｅｓｔ ｃｏｎｆｉ
六、沉默的愚人世界
“愚人船”作为承载疯癫者的物体，当疯人们踏上它的时候，就已经冒着或者说承受着被取代、被掩盖的危险或事实。他们这样做也许并不出于情愿，但却是在这个理性社会的规则统治下所必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其实，这种生存方式不但默默地表达着疯人们的存在和意义，又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理性骚扰和伤害，唯一的代价只是沉默。
愚人的世界没有“船”，当他们踏上船的时候不仅把自己归于沉默，而且是将自己隐没于船，船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对愚人显示出来，愚人的眼中也没有船，只有沉默。沉默者的历史必然是沉默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沉默者，也不会有这种因为沉默显示出的震撼力量。
福柯在“愚人船”这一章的结尾处写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
［３１］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ｆ］
ｒｉｅｕｒｅ ａ ｔｏｕｔ．Ｉｌ ｅｓｔ ｐｒｉｓｏｎｎｉｅｒ ａｕ ｍｉｌｉｅｕ ｄｅ ｌａ ｐｌｕｓ ｌｉｂｒｅ，ｄｅ ｌａ ｐｌｕｓ ｏｕｖｅｒｔｅｄｅｓ ｒｏｕｔｅｓ：ｓｏｌｉｄｅｍｅｎｔ ｅｎｃｈａｉｎ
ｒｉｔ
ｉｎｆ
ｔｅｎｄｕｅ
ｑｕｉｐａｇｅ ｄｅ ｈ
ｏｕ ｄｅ ｔｙｐｅｓ ｓｏｃｉａｕｓ， ｓ’ｅｍｂａｒｑｕｅ ｐｏｕｒ ｕｎ ｇｒａｎｄ ｖｏｙａｇ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ｑｕｅ…
ｔｈｉｑｕｅｓ，
［ｄ］：Ｌ’ａｂａｎｄｏｎ ｌｕｉ ｅｓｔ ｕｎ ｓａｌｕｔ； ｓｏ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ｕｉ ｏｆｆｒｅ ｕｎｅ ａｎｔ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ｎ．
［ｅ］：Ｉｌｓ ｆｏｎｔ ｌｅｕｒ ｓａｌｕｔ ｄａｎｓ ｅｔ ｐａｒ ｃｅｔｔ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ｌｌｅ－ｍｅｍｅ．［ｆ］：Ｅｌｌｅ ｅｓｔ ｌａ，ａｕ ｃｏｅｕｒ 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ｓｉｇｎｅ ｉｒｏｎｉｑｕｅ ｑｕｉｂｒｏｕｉｌｌｅ ｌｅｓ ｒｅｐｅｒｅｓ ｄｕ ｖｒａｉ ｅｔ ｄｕ ｃｈｉｍ
ｔａｎｔｅ，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
ｔ参考文献：
［１］Ｍｉｃｈｅａ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ａ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ｗａｒｄ， ２００３
ｄｅ ｌａ ｒａｉｓｏｎ．
注释：
［１］［２］［９］［１５］［１８］［３１］Ｍｉｃｈｅａ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Ｆｏｌｉｅ à Ｌ’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ｑｕｅ，
作者简介：郭硕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美学２００９级博士生
编辑：豫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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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愚人船”
—— 福柯《疯癫与文明》解读
文／郭硕博
福柯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个性鲜明的思想与语言更使得福柯成为一位绽放在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奇葩。从福柯的创造性来说，他是将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一向封闭和边缘的领域予以打开。福柯一生所涉及的哲学方向宽广，并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向。他从人类的非理性与理性、疯癫与文明、禁闭与开放入手，依次进入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地带，打开了西方思想一个新的境界。本文通过对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作为标志出现的“愚人船”的浅析，试图探讨其作品背后的尚未言说的、对于理性与疯癫的历史关系。
－、愚人船
“愚人船”（Ｎａｒｒｅｎｓｃｈｉｆｆ）是在《疯癫与文明》第一章中出现的事物，福柯用非常文学化的语句描述出那些在文艺复兴时期巡游在“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之上的怪异舟船。Ｎａｒｒｅｎｓｃｈｉｆｆ本身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希腊的阿尔戈（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ｅ）神话传奇，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个主题又重新在布尔良（Ｂｏｕｒｇｏｇｎｅ）社会中获得了新的活力［１］。
在１５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和马戏团或吉普赛大蓬车相类似的以荒诞夸张为主题的“演出”——愚人船。这些团体长期游移于海上，偶尔停靠在某个码头增加补给，而这经常会招来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的竞相观看。这些愚人船与世相隔绝，也因为理性世界对他们的存在感到恶心和羞耻，因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和生存状况，所以“正史”从未记录过他们的存在。福柯是站在此岸世界，以常人的视角和同情写下了这段悲叹的话语：
“他们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们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们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们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们一旦下了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当中的不毛之地里，
［２］才有他们的真理和他们的故乡。”［ａ］
乎漫无目的；其四，它不在“酒色的大海”上航行，而只是“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来往巡游”。在这个意义上，“愚人船”大大地有别于伊阿宋的“阿戈尔”、奥德修斯的“空心船”，也不是后来的“五月花”，更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它甚至不是人类始祖诺亚用歌雯木打造的那艘“保全生命”的诺亚方舟了。
可以说，吸引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恐怕早已不再是愚人船本身，而是一种蕴籍的感情：在茫茫无垠的大海中漫无目的地航行，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一个未知到另一个未知，一任汹涌的波涛将混乱的思绪与情感翻腾出暗灰色的条条纹理；将无尽的漂泊当作自己的宿命，狂野的灵魂栖息在一叶孤舟之中，伸手所及的是阴冷潮湿的海风与令人窒息的晦暗。
事实上，愚人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实体的意义。但是愚人船做为福柯理论的一个论述起点，一个形象化的事物，是如何进入疯癫者的世界之中的呢？
二、由船引发的思考
“船”是一种与“大海”必然联系的事物，船本身是沉默的，它必须以一望无际的大海做为背景才能具有某种意义，也就是说船自身无法讲述自身的意义，与广袤的大海相比就是“沧海一粟，”但却又注定与大海紧密相连。它的沉默就是它的历史。
船本身给人的意象就是一种漂泊、动荡、始终在彼岸与此岸之间流浪的形象。它被大海所承载并赋予其所有意义，但却又时时面临被大海吞没的危险，可以这样说，它的可倾覆性是其价值的最高体现。没有大海的船，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船的悲哀就在于它必须承受这种无休止的矛盾：自身价值必须依附于大海，除了大海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语言，但又必须面临这无穷无尽的沉默。无声的大海作为一片阴暗冷寂的黑夜王国，
此后，愚人船频繁地出现在欧洲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德意志诗人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Ｂｒａｎｔ所创作的长诗《愚人船》和佛兰芒画家博斯（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 Ｂｏｓｃｈ）的《愚人船》（ｓｈｉｐｏｆ ｆｏｏｌｓ）（见图）。博斯在１４９０－１５００年间完成了这幅著名油画《愚人船》，画里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怪异的气息，令人费解，因此对这幅作品的阐释也莫衷一是。其一，它结构古怪而且摇摇欲坠；其二，船上乘客对自身以及周遭情势浑然不觉；其三，它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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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船载着非理性回归到其虚无状态。
“船”既然已经是以一种这样的意象出现的，福柯只不过再在它的上面安置了一群比这艘船更加怪异的人。对于这群人来说，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们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就成为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另一个世界，不是与此岸对应的彼岸世界，这里的另一个世界指的是一种漂浮不定、被放逐、处于边缘的、被忽视的生存状态。疯人登上船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属于疯人的世界，而是由于在被一个社会排斥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渡口就成为了疯人和理性的人的边界，疯子们则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面是里面，对于里面是外面。
愚人船出发了，它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在这里可以说船和疯人是一体的，所不同的是，疯人的地位甚至更低。当船的意义被大海所埋葬的时候，疯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声音。福柯后来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为知识考古学，也是因为疯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就像其所说的那样：“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
［３］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因此在必
物，不论是存在于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只要现在是被设想的，都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臆想。精神错乱者在臆想，正常的理性的人在臆想，每个人都在臆想，但事实是，我们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疯癫者，都是精神错乱者。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给出一个与“理性”相对立的概念：从ｌｉｒａ（犁沟）衍生出来的，因此ｄｅｌｉｒｅ实际上指的是偏离犁沟，偏
［５］
离正确的理性轨道。”在日常使用中，谵妄通常用来指嗜睡，定
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谵妄”（ｄｅｌｉｒｅ）。古典主义中对于ｄｅｌｉｒｅ一词的解释是：“ｄｅｌｉｒｅ是
向障碍和幻觉。在更广泛的医疗术语中，则被用作指“精神错乱”和幻觉，谵妄是医学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精神错乱的形式之一［６］。《百科全书》则提出了著名的疯癫定义：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
［７］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这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发疯了。”
因此，理性的正常人与非理性的疯癫者的臆想是不同的。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疯癫者的臆想往往导致其行为的实现，即他往往把这种关于未实现的东西上升为一种坚定的信仰，或是一种真实的活动。而理性思维在分辨主观想象中的形象时的“正确标准”，即是定义疯癫与否的标准。可以这样表达，我们把那些实际上丧失了理性或固执某种明显错误的人称为疯人。正是这种在想象、判断和欲望中表现出来的灵魂对错误的执迷不悟，构成了这类人的特征。因此，疯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臆想中真理意识在分辨心象时的迷失。
克里奇顿（Ｃｈｒｉｃｈｔｏｎ）列出的疯癫（ｖｅｓａｎｉａ精神病）序列：谵妄、幻觉和痴呆。谵妄改变了在感知中形成的与真理的关系（在精神器官的一般谵妄中，被歪曲的感知被当做现实来接受），幻觉则改变了再现功能（由于精神的谬误，想象的事物被当作
了现实，或者现实事物被歪曲地再现出来）。痴呆并不取消或改变接近真理的能力，而是削弱和缩小这些能力［８］。有这样一个病人的情况记录：他有严重的忧郁症，其思想完全进入一个自我固定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犯了罪，在极度内疚的情况下宣称，上帝为了惩罚他，派了一个魔鬼来诱惑他，而这个魔鬼就像曾经诱惑上主的那个魔鬼。他说他能够看到这个魔鬼，并与之对话，回答魔鬼的问话。这种内疚、自信、幻觉和言谈就构成了疯癫的表现。这个病人心理的体验无人能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他心里，坚定地相信着上帝和魔鬼是必定存在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那些已经处于疯癫状态的人很难会去思考他是如何疯癫的，甚至并不觉得他自己是疯癫的。但不幸的是，就如笛卡尔所希望的那样：这个世界（自然）有规律，人能认识规律（数学演绎法），即理性主义哲学。因此，我们必须赋
博斯 《愚人船》
须考察疯癫历史的时候，所选取的对象不是疯癫状态下的个体，而是愚人船，总医院，精神病院等一系列符号，只能通过这些符号去考察疯癫的历史。可以这么说，从“愚人船”诞生的开始，就已经为后来德里达所批评的那种矛盾（可说的与沉默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假设现在需要在头脑中设想一艘船，那么可能大部分人的头脑中船都是一个孤立的形象，可能会有大海，但作为背景的码头形象几乎是不会出现的。码头是什么？其实码头，或者港口就是被理性所驯服的一个世界的边界，即是被理性所规训的一个秩序化的存在。
诚然，这句话的本身、这种分析态度其实就属于疯癫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恰恰能最真实地勾勒出疯癫的形象，也能揭示出大海与愚人船之间的关系，原因就是下文所想要阐明的。
三、疯癫与理性的区分
——臆想（ｓｅｒｍｉｓｅ）与谵妄（ｄｅｌｉｒｅ）
“臆”是指主观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出自清代刘开的《问说》“妄以臆度”。“想”在这里是指想象，是“人对头脑中已有表象进行
［４］加工改造，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因
此，臆想意味着主观想象。
“臆想”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主体的想法和愿望与现实相脱节，甚至背离时出现的。每个人都会出现臆想，甚至无时无刻不在臆想着一切在心中被勾勒却未被实现的事
予每个事件以价值，每一件事情必须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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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序列中寻找自己的一个位置。由于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以理性为支配原则的社会，即使他确实没有疯，或者他就是认为“有魔鬼和他对话”这样一件事实存在，社会就会以理性作为规则宣判“他是疯的”，并且会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接受“我是疯的”这样一种评价。魔鬼出现或是不出现，这只是一个陈述事件或是一种个人体验，但显然社会对于这种反常规的体验并不认可。
现代疯癫体验的事实是将一切反常经验都看作是心理问题，所以所有不符合理性的臆想（即是谵妄）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道德评价的范畴。疯癫是人性中“不健康”的一部分，它属于心灵，并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能够被社会道德规范矫正的过错。但这要求疯子得具有自我意识：“从承认自己是惩罚的对象，并从了解他自己的过错出发，疯子就能作为一个自由和负有责任感
［９］的对象恢复自我意识，从而恢复理性。”
波（Ｖ．Ｍｉｒａｂｅａｕ）所坚持的，“必须将丧失理性的人藏在社会看
［１１］
不到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疯癫与文明》中，疯癫被理解成“理性的他者”，不断地被理性排斥、隔离，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机会。其核心在于：历史以解放和启蒙为名义，试图发现并消灭疯狂，然而启蒙的特点并非是使理性和自由增长，而是产生了复杂的“理性”控制和规训过程。“庇护之墙”在福柯看来是社会压制的贴切象征。福柯关注的并非重新定义正常、疯癫或者偏差，而在于考察其中排除异己的机制。福柯开启的理性批判为启蒙增添了新的推动力，其基础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人走出咎由自
［１２］取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具有“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
福柯对此评价道：“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
［１３］要的辩护。”可以说，从古典时期一路走到如今的疯癫，虽然逐
然而什么是“理性”？我们知道，西方的思想传统就是构建二元论，也就是把所有事物都按照是／非来划分。人对于西方来说是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是上帝造的，当然，上帝还造了动物和植物。但是，在伊甸园里，上帝明确指定了亚当，作为伊甸园的主人，享有对所有生物的主宰权。为什么人能高高在上地临驾万物？因为上帝赋予了人独特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理性”。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上帝，信仰上帝，才能死后入天堂。有了理性，就必然有和它相对应的“非理性”。因此当理性构建起来后，非理性也被构建起来了。一切不符合理性的，都属于非理性，都要被铲除。疯子就被归于了非理性一类。
只要稍加判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么一个矛盾的事实：一方面理性的世界里容不下疯子，但另一方面，把疯子创造出来的又恰恰是理性。这样一个以拯救和治疗的双重身份出现的理性社会，正是当初将疯子判定为疯癫的最主要原因。在福柯看来，非理性一方面损害了主体对真理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真理的认识。福柯是这样说的：“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简言之，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
［１０］
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疯癫并不仅仅做为理性的对立面，而
渐地在表面上取得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尊严，似乎越来越在被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但事实上它无可避免地被一种更加强化的理性模式所规训了。
四、疯癫与禁闭
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福柯这样写到：“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一个做为理性对立面的疯子，与理性自身最大的区别在于疯癫者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总是被一种原始的自然满足感充斥着，他完全不在乎他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勿宁说除了他自身之外，与周围无涉，他什么也不是，更不需要那种拯救与被拯救。他的世界总停留在“就是如此”，而不是“应该如此”的状态［１４］。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柯说：“我们必须试着返回到历史中
［１５］
的那个‘当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的临界点上。”但是［ｂ］
福柯这里并没有强调“未分化”（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ｅｄ）的具体所指。这是理性的未分化，还是疯癫的未分化？如果是理性的未分化，那么就意味着在之后疯癫就用不着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分化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而不合法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分化是对未分化状态的异化；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如果疯癫想要表达自身的历史，就必须先承认理性作为规则制定者的这一前提，因为理性的分化即意味着理性的觉醒，如果这种觉醒是必然的，那么疯癫根本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它是被理性分化出去的不合法存在。
而从“愚人船”到“总医院”再到“疯人院”、“精神病院”的发展，这个“未分化”明显地指向了后者，因此疯癫就不需要有所谓的历史，而它的命运就是从放逐，流浪，到禁闭，隐藏，再到在道德和科学等理性的手段矫正下彻底被清除的整个过程，其最高表现就是从心灵上对疯癫者的规训。
多少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自笛卡尔之后，理性的标准从一种混沌的初始状态开始形成了一整套与之有关的体系和
更像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疯癫使得真理或者理性更加自信，更加合法地拥有着自己的特权。
在《疯癫与文明》第八章“新的划分中”，福柯提到了穷人在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性，以论述疯癫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转变。那是因为这时候的穷人就像１６世纪的疯癫一样，虽然不是做为高尚的、引以为傲的东西出现，但至少还多少保留了一些表面的尊严（与他们在１７世纪中，被强行禁闭在“为了消除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而设立的巴黎总医院中所遭受的屈辱相比较）。而这一边，经过当时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疯人被从监狱中“与罪犯们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但事实上，在整个１８世纪里，人们关注的仅仅是“犯人应该享有比将他们同疯子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至于疯子，他们没有理性，不明事理，因此无法不让人厌恶。正如法国“人类之友”的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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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理性已经强大到它无须去证明任何东西来获得它的地位和特权，因此在中世纪那种以理性的说出者为目的的疯癫的形象被弃置一边，不再使用。更为重要的是，曾经笛卡尔的思想被赐予了一种不需要避开疯狂的力量，因为思想就是从疯狂本身获得的，并且也是由疯狂而得以确定的。但现在，在笛卡尔的“我思”中已经完全没有了疯癫的地位，因为我们不能在理性的支配下这样来设想：一个我思的主体是疯狂的。疯癫的话语权利被完全地剥夺了，理性没有为其保留一丝一毫的位置。
疯癫被放逐了，起初它只是一个浪人，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自由自在地过着其疯癫的生活。以文艺复兴及其之前的眼光来看，这几乎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意义。在愚人船的时代里，“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
［１６］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而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气质与这样［ｃ］
盯着“伴随着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
［２２］
外部（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ｙ）。所以，考古学的历史就是“现时的”历史，
“我要撰写的就是这种历史。我为什么会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
［２３］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然而即使是考古学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在理性的约束下形成的体系，它的语言，它的秩序都是理性自身的展开。如果理性确实如同福柯所说的那样内在于西方的语言之中，那么用这种语言来书写的疯狂史就等于是对疯狂再一次的监禁与排除。德里达问道：“对沉默的考古学难道就不是一种逻辑，即一种有
［２４］组织的语言、一个计划、一种秩序、一个句子、一部作品？”
的疯癫是紧密相连的。悲剧性的是，“不久以前，它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唐吉诃德》中踉跄挣扎。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的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
［１７］制于道德戒律，在那单调的漫漫黑夜中度日。”
而欧洲的语言本身就参与了西方理性“对疯狂的捕捉或客体化”，因此，用这样一种语言去说出疯癫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只能是理性再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疯癫，只有我才能书写你的历史。那些想帮疯人说话的人，试图传达疯人的沉默本身时，就站到了对立的一面，“如果我们是用它来指作者的某种绝
［２５］
对的独立性的话，那么这种写作的‘主体’并不存在。……”
“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既然是［ｄ］上帝使人得病，那么病人就应该非常荣幸地染上这种病。上帝让人得病，就说明这个病人是有罪的，他们是“罪恶的神圣证明”
（ｔ
ｒａｔｉｑｕｅｓ ｄｕ ｍａｌ），而这也意味着染病者需要被
救赎，于是便更加依赖上帝。 而结果就是，“他们在自己受到排
［１８］斥中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而正是这些将病人遗弃［ｅ］
因此，德里达认为，福柯书写疯狂史是个自我矛盾的计划：“谈疯狂本身是个自我矛盾的说法。要谈疯狂而又不会把它驱逐到客观性之中，就是要让疯狂自己谈自己。但疯狂在本质上就是
［２６］
不可说的：正如福柯的说法，它是：作品的不在’。”
在门外的人们却号称给病人们打开了通向天国的路。这只是在很早期社会对麻风病人们的放逐态度，但这种对异己的排斥不仅没有随着麻风病的消逝而消失，反而随着历史的前行渐渐加强，而这被放逐的悲剧最终发生在了疯癫的身上。
自从进入近代文明，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疯人们也被当作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
［１９］
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因为
更简单地说就是，当我们开始书写疯癫者的同时就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到与之不同的一个阵营中去了。因此，德里达指出：“写出一部反理性的历史，即其考古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这个概念，那怕是表面如此，从来就是个合理性的概念。历史和理性之价值的书写是不可能用一种考古学的形而上学封闭框
［２７］
架框住的。”
在福柯理解的疯癫以及对于理性主体来说，是与历史的非连续、与真理的建构性相关的。福柯相信，并不存在自主的、奠基性的主体，不存在一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普遍主体形式。对于这种普遍性的主体观念，福柯表示非常怀疑，并充满敌意。相反，福柯相信“主体是通过臣服（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的实践得以构成的。当然，这些解放和自由的实践的基础，是一系列可以在文化
［２８］环境中找到的规则、风格和习俗。”正是在这样的主体观的理解
自从科学和理性统治了人类文明，社会中就开始出现一种在理性支配下，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的倾向和背景，结果“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
［２０］
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
五、关于“疯癫历史”的问题
在德里达看来，福柯的疯狂史是一部想要摆脱理性来说疯狂自身的历史，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德里达从关于疯狂与理性之间具有内在、普遍性关系的论点出发，推断福柯书写疯狂的历史是个不可能的计划，因为福柯是要“写疯狂本身的历史，亦即让疯狂为它自己说话，而不是在理性的语言内部所描述的
［２１］疯狂的历史。”
之下，福柯所揭示的疯癫才具有了福柯所言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疯癫史的探寻者既可以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同时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建立者，这一问题在“主体化的过程”（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２９］中得到了解决。所以，也有人称福柯是一个人文主义者［３０］。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到底该由谁来书写疯癫沉默的历史？疯癫在理性历史中的缺席正是由于它自身，因为它不能为自己书写出一份“理性的疯癫史”。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目的也许并不在于想让疯狂说出自己的历史，或许他更希望把它作为一种非历史的，也就是所谓的“间断性的历史片段”展现在我
福柯也在努力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后期他写了《知识考古学》，希望能够以一种考古学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在福柯的眼中，考古学处理的就是“文献工作”和“羊皮纸文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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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当理性以一种统治者的地位赞美历史时，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甚至是被玷污、被掩盖的也应当显现出自身的存在。
然而，与其说这是一部疯癫的历史，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理性的疯癫史”。当理性不停地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架势，以一种近乎于疯癫的冲动，不论是把疯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还是以各种科学的、医学的方式去治疗它，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疯狂。理性的最大矛盾就在于它藐视并排斥一切没有自己理性的主体，而这恰是另一种疯狂。因此，理性自身的疯狂史不正是疯癫的历史吗？疯癫不曾也不需要书写自己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会抹杀疯癫对于理性对它的种种迫害的控诉（这就和理性曾经借着疯癫来捍卫自身的权利一样），并且这种由理性所呈现出的疯癫的历史也更真实、更有说服力。
所以，疯癫不需要语言来说出关于自己的真理和自己的存在，如果这么做了，那么就意味着它已经承认了理性的前置性。疯癫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做出辩护，而理性依然是作为一个审判者的形象出现。因此，疯癫的历史只能必然的成为沉默的历史，唯其沉默才是其所以真实的所在。疯癫的历史只能存在于疯癫本身，在于疯癫以其自身作为实际存在而展开。它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者为自己证明，它需要做的仅仅是默默地是其所是。
ｃ
ｅｓ ｄ’ｕｎ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ｓｕｒ ｓａ ｖｉｅ ｅｔ ｓｅｓ ｏｕｖｒａｇｅｓ．Ｐａｒｉｓ， Ｌｅｃｏｉｎｔｅ ｅｔ Ｐｏｕｇｉｎ，１８３４－３５．ｐ２６４
［１２］Ｉｎｇｅｂｏｒｇ Ｂｒｅｕｅｒ，Ｐｅｔｅｒ Ｌｅｕｓｃｈ，Ｄｉｅｔｅｒ Ｍｅｒｓｃｈ．叶隽等译．法意哲学家圆桌——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存在．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４页
［１４］［２０］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Ｐｒｅｆａｃｅ
［１７］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５页
［１９］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译．福柯的生死爱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３页
［２１］［２４］［２５］［２６］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ｂｙ ＡｌａｎＢ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８．Ｐ３４、Ｐ３５、Ｐ２５２－２５３、Ｐ４３
［２２］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ｍｏ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ｅｄ．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１３９－１６４
［２３］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Ａｌａｎ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７．Ｐ３３
［２７］陈晓明．“疯狂”中的思想交锋－德里达对福科的疯狂史的批判．学术月刊，２００６（０３）
［２８］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Ｌｉｖｅ—ｉｎｅ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１９６１－１９８４，ｅｄ．ｂｙ Ｓｙｌｖｅｒｅ Ｌｏｔｒｉｎｇ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１９９６
［２９］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ｌｆ 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ｅｄ．Ｂｙ Ｊｏｈｎ Ｂｅｒｎ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３０］Ｃｏｌｉｎ Ｇｏｒｄ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ｔｈｏｓ，Ｅｖｅｎｔ：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ｏｎ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Ｉｎ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 Ｎｅｗ 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ｄ．ｂｙ Ｍｉｋｅ Ｇａ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３
［ａ］：Ｅｎｆｅｒｍ
ｃｈａｐｐｅ ｐａｓ，ｌｅ ｆｏｕ ｅｓｔ ｃｏｎｆｉ
六、沉默的愚人世界
“愚人船”作为承载疯癫者的物体，当疯人们踏上它的时候，就已经冒着或者说承受着被取代、被掩盖的危险或事实。他们这样做也许并不出于情愿，但却是在这个理性社会的规则统治下所必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其实，这种生存方式不但默默地表达着疯人们的存在和意义，又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理性骚扰和伤害，唯一的代价只是沉默。
愚人的世界没有“船”，当他们踏上船的时候不仅把自己归于沉默，而且是将自己隐没于船，船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对愚人显示出来，愚人的眼中也没有船，只有沉默。沉默者的历史必然是沉默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沉默者，也不会有这种因为沉默显示出的震撼力量。
福柯在“愚人船”这一章的结尾处写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
［３１］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ｆ］
ｒｉｅｕｒｅ ａ ｔｏｕｔ．Ｉｌ ｅｓｔ ｐｒｉｓｏｎｎｉｅｒ ａｕ ｍｉｌｉｅｕ ｄｅ ｌａ ｐｌｕｓ ｌｉｂｒｅ，ｄｅ ｌａ ｐｌｕｓ ｏｕｖｅｒｔｅｄｅｓ ｒｏｕｔｅｓ：ｓｏｌｉｄｅｍｅｎｔ ｅｎｃｈａｉｎ
ｒｉｔ
ｉｎｆ
ｔｅｎｄｕｅ
ｑｕｉｐａｇｅ ｄｅ ｈ
ｏｕ ｄｅ ｔｙｐｅｓ ｓｏｃｉａｕｓ， ｓ’ｅｍｂａｒｑｕｅ ｐｏｕｒ ｕｎ ｇｒａｎｄ ｖｏｙａｇ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ｑｕｅ…
ｔｈｉｑｕｅｓ，
［ｄ］：Ｌ’ａｂａｎｄｏｎ ｌｕｉ ｅｓｔ ｕｎ ｓａｌｕｔ； ｓｏ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ｕｉ ｏｆｆｒｅ ｕｎｅ ａｎｔ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ｎ．
［ｅ］：Ｉｌｓ ｆｏｎｔ ｌｅｕｒ ｓａｌｕｔ ｄａｎｓ ｅｔ ｐａｒ ｃｅｔｔ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ｌｌｅ－ｍｅｍｅ．［ｆ］：Ｅｌｌｅ ｅｓｔ ｌａ，ａｕ ｃｏｅｕｒ 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ｓｉｇｎｅ ｉｒｏｎｉｑｕｅ ｑｕｉｂｒｏｕｉｌｌｅ ｌｅｓ ｒｅｐｅｒｅｓ ｄｕ ｖｒａｉ ｅｔ ｄｕ ｃｈｉｍ
ｔａｎｔｅ，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
ｔ参考文献：
［１］Ｍｉｃｈｅａ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ａ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ｗａｒｄ， ２００３
ｄｅ ｌａ ｒａｉｓｏｎ．
注释：
［１］［２］［９］［１５］［１８］［３１］Ｍｉｃｈｅａ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Ｆｏｌｉｅ à Ｌ’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ｑｕｅ，
作者简介：郭硕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美学２００９级博士生
编辑：豫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