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是大陆仅有的两所招收人类学专业本科生的高校之一,而厦大每年不到20人的招生计划,又让这些本科生的学习享受了准研究生待遇,在各种田野调查中积累的实践能力,使得他们具有天然的就业优势,恰如张先清教授说:人类学系的同学从来不发愁就业,因为专业能让他们更好地贴近社会,毕业前在实践中锻炼的各种能力已具备。 刚到厦大学习人类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会接触很多黑猩猩、人猿之类的东西,来之前家人们还打趣说,以后家里要出一个研究猩猩的专家了。而随着最基础的课程的学习,我对人类学的认识开始逐渐改变。 原来,人类学传统上有四大分支(欧美的分法),分别是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有提出第五大分支为应用人类学的,其内容包含面非常广,比如法医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等。研究大猩猩的那部分,顶多算是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或者灵长类动物学的某些部分,要说人类学是研究大猩猩的,还真是误解了人类学了。 厦大的传统,比较偏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们有时候也会自称是研究文化的学科,覆盖领域经常让人联想到民俗学、文化学、旅游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而正因为人类学领域的宽广,所以有时候会被误以为是在做其他学科的事情,实际上,学科之间哪有那么明显的分界呢?)人类学的方法论中最关键的则是参与观察法,在田野工作中,与受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他者内部看世界。 进村看庙,逢人便笑 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显然不是那么的人类学。这次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入户访谈和座谈会,少了参与观察,所以说没有那么人类学。调查的主题是武夷山的民俗,是人文学院和武夷山管委会一起合作的双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一部分。 有一位研究生学姐总结那次调查是:“进山看村,进村看庙,遇人就问,逢人便笑。”因为我们一行人调查目的地基本都是些原生村落(原生村落并不代表其本身很贫困,只是说明存在时间较长,不是后来人为迁移的),一般都在山中,所以要进山看村;而民俗活动和民间信仰,特别是福建这边的民俗活动,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进村要看庙(中国文化传统上,村有村庙,家有家庙);而村民是民俗活动的主体,直接问村民,则是最主要的办法(当然我们也询问了几位当地文化精英);至于逢人便笑,则说是调查活动的态度要热情积极,笑容可以让人之间更好接触。 第一次和村人接触,那叫一个怯生!一队人马走到村口都不敢往里走,大家你推我搡,都比较害羞。幸运的是村民都非常热情好客,跑了几个村落进行入户访谈后,大家都渐渐放开了。到后来几位学姐甚至和老阿妈坐下一谈起来就停不下来,谈到太阳落山,就被热情邀请留下吃饭…… 要说第一次田野经历带给我什么的话,我觉得除去专业素质不说,关键是学会了用另一种视角去感受乡土。现在很多人有一种对乡村的厌恶,甚至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奋斗多年的目标就是离开乡土,走向城市,不愿回归乡土。偏见来自于不理睬,哪怕你是从乡土走出的。理解乡土应该从乡土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城市的角度,这就是人类学最基本的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要是真正理解了乡土,你会看到一个元宵节的庆祝,并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狂欢,对于整个村落的发展都是有直接影响的。以小浆村的马仔灯为例吧,每年元宵的马仔灯活动,不仅仅是做赐福,实际上也是让小孩子互相交流学习和锻炼身体,也是教育年轻人尽孝道,教育新婚夫妇如何和睦处理家庭问题。理解了这些,你会发现原来乡土是那么神奇且美丽。 樟坑大厝 2011年8月,我有幸得到了第二次进入田野的机会,这一次的目的地是闽东——福建宁德上金贝畲族村。这次田野起初目的是到一位民间畲族文物收藏家家中拍摄一大批(数以千计)福建闽东畲族文物,为后人的畲族研究采集资料。后来在多方讨论后,调查组决定因地制宜在当地建立一个畲族博物馆群。在初步设计方案中,系里研究博物馆学的葛荣玲老师提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提出建筑造型以传统畲族民居为基础来设计的想法,为实践该想法,我随老师们分别去往宁德和霞浦多处村落中探访畲族古建筑。 其中,樟坑大厝让人记忆深刻。樟坑大厝建成于1850年,已经是160多年的老房子了。由于年代久远、高山多雨多雾空气潮湿、木柱木板腐烂,樟坑大厝已经成为了一座危房,却仍然住着一些老人和小孩。我们一行人才进入大厝,就遇到了一个老阿妈把我们当作县里面派来了解情况的人员,不停地和我们诉说大厝危房的状况。 一个大厝一个村的樟坑大厝,一个曾经最多住过上百人的群体建筑,现在却因为种种因素成了危房,而且面临着维修资金不足的情况,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它不仅代表了过去的辉煌的时代,当下的衰败也折射了这个时代农村的特点:青壮年走向城市,远离乡土文化,剩下的唯有老人和老房子。 另外一件文物也是值得一提的,它是几幅清代嘉庆年间民间画师所画的畲族祖图(族源图、祖先像和神仙像),几幅图历经磨难,被埋藏在山中幸存至今,理应得到良好的保存。奈何村中条件有限,我们看到图的时候,正值三伏天气,图在展开的时候甚至能听到纸张脆弱的断裂声……从单纯文物保护的角度,应该把它带离乡村,放到城市的博物馆里将它保护起来,然而人类学认识论中还有个原则,就是整体论(对于单个事物的认识要考虑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内容),我们的保护要充分考虑这张祖图在现在的村民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张祖图村里每年祭祀都要用,因为畲族每个村落一般都有长老,在每年祭祀的时候会用祖图等工具,向族群讲述族群源来,这是增进族群凝聚力特别重要的仪式。所以这张图应该继续留在村中,但是我们要努力提高它的保存条件,这正是生态博物馆最大的意义。 我们自身的文化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外在表现也许只是民俗节庆或者平日见到的小庙,甚至只是几个吉祥数字,其实其背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人类学田野调查会关注到这些表现背后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感慨于传统手工艺的失落,但是如果支撑这个手工艺的民俗消失了,拯救手工艺本身是无源之水。举例说,一次仪式所需要的供品不仅仅是生活物资,还有很多是一些民间手工艺品,比如马仔灯的花灯,比如舞龙时的竹龙,我们如果只看到单一民俗活动的产品有价值,而不看到这些仪式,不将整个社会文化与之联系的话,显然是很片面的。如果不将根植于鲜活的老百姓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好好保护,只希望通过商业化手段来拯救传统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很有可能会变成干巴巴的标本。 跑过了那么多地方,看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学习了各种各样看起来人类学或者不那么人类学的东西,我想由衷地说,人类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行走的过程,在实践中学到的一切。 责任编辑:方丹敏
厦门大学是大陆仅有的两所招收人类学专业本科生的高校之一,而厦大每年不到20人的招生计划,又让这些本科生的学习享受了准研究生待遇,在各种田野调查中积累的实践能力,使得他们具有天然的就业优势,恰如张先清教授说:人类学系的同学从来不发愁就业,因为专业能让他们更好地贴近社会,毕业前在实践中锻炼的各种能力已具备。 刚到厦大学习人类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会接触很多黑猩猩、人猿之类的东西,来之前家人们还打趣说,以后家里要出一个研究猩猩的专家了。而随着最基础的课程的学习,我对人类学的认识开始逐渐改变。 原来,人类学传统上有四大分支(欧美的分法),分别是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有提出第五大分支为应用人类学的,其内容包含面非常广,比如法医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等。研究大猩猩的那部分,顶多算是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或者灵长类动物学的某些部分,要说人类学是研究大猩猩的,还真是误解了人类学了。 厦大的传统,比较偏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们有时候也会自称是研究文化的学科,覆盖领域经常让人联想到民俗学、文化学、旅游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而正因为人类学领域的宽广,所以有时候会被误以为是在做其他学科的事情,实际上,学科之间哪有那么明显的分界呢?)人类学的方法论中最关键的则是参与观察法,在田野工作中,与受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他者内部看世界。 进村看庙,逢人便笑 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显然不是那么的人类学。这次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入户访谈和座谈会,少了参与观察,所以说没有那么人类学。调查的主题是武夷山的民俗,是人文学院和武夷山管委会一起合作的双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一部分。 有一位研究生学姐总结那次调查是:“进山看村,进村看庙,遇人就问,逢人便笑。”因为我们一行人调查目的地基本都是些原生村落(原生村落并不代表其本身很贫困,只是说明存在时间较长,不是后来人为迁移的),一般都在山中,所以要进山看村;而民俗活动和民间信仰,特别是福建这边的民俗活动,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进村要看庙(中国文化传统上,村有村庙,家有家庙);而村民是民俗活动的主体,直接问村民,则是最主要的办法(当然我们也询问了几位当地文化精英);至于逢人便笑,则说是调查活动的态度要热情积极,笑容可以让人之间更好接触。 第一次和村人接触,那叫一个怯生!一队人马走到村口都不敢往里走,大家你推我搡,都比较害羞。幸运的是村民都非常热情好客,跑了几个村落进行入户访谈后,大家都渐渐放开了。到后来几位学姐甚至和老阿妈坐下一谈起来就停不下来,谈到太阳落山,就被热情邀请留下吃饭…… 要说第一次田野经历带给我什么的话,我觉得除去专业素质不说,关键是学会了用另一种视角去感受乡土。现在很多人有一种对乡村的厌恶,甚至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奋斗多年的目标就是离开乡土,走向城市,不愿回归乡土。偏见来自于不理睬,哪怕你是从乡土走出的。理解乡土应该从乡土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城市的角度,这就是人类学最基本的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要是真正理解了乡土,你会看到一个元宵节的庆祝,并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狂欢,对于整个村落的发展都是有直接影响的。以小浆村的马仔灯为例吧,每年元宵的马仔灯活动,不仅仅是做赐福,实际上也是让小孩子互相交流学习和锻炼身体,也是教育年轻人尽孝道,教育新婚夫妇如何和睦处理家庭问题。理解了这些,你会发现原来乡土是那么神奇且美丽。 樟坑大厝 2011年8月,我有幸得到了第二次进入田野的机会,这一次的目的地是闽东——福建宁德上金贝畲族村。这次田野起初目的是到一位民间畲族文物收藏家家中拍摄一大批(数以千计)福建闽东畲族文物,为后人的畲族研究采集资料。后来在多方讨论后,调查组决定因地制宜在当地建立一个畲族博物馆群。在初步设计方案中,系里研究博物馆学的葛荣玲老师提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提出建筑造型以传统畲族民居为基础来设计的想法,为实践该想法,我随老师们分别去往宁德和霞浦多处村落中探访畲族古建筑。 其中,樟坑大厝让人记忆深刻。樟坑大厝建成于1850年,已经是160多年的老房子了。由于年代久远、高山多雨多雾空气潮湿、木柱木板腐烂,樟坑大厝已经成为了一座危房,却仍然住着一些老人和小孩。我们一行人才进入大厝,就遇到了一个老阿妈把我们当作县里面派来了解情况的人员,不停地和我们诉说大厝危房的状况。 一个大厝一个村的樟坑大厝,一个曾经最多住过上百人的群体建筑,现在却因为种种因素成了危房,而且面临着维修资金不足的情况,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它不仅代表了过去的辉煌的时代,当下的衰败也折射了这个时代农村的特点:青壮年走向城市,远离乡土文化,剩下的唯有老人和老房子。 另外一件文物也是值得一提的,它是几幅清代嘉庆年间民间画师所画的畲族祖图(族源图、祖先像和神仙像),几幅图历经磨难,被埋藏在山中幸存至今,理应得到良好的保存。奈何村中条件有限,我们看到图的时候,正值三伏天气,图在展开的时候甚至能听到纸张脆弱的断裂声……从单纯文物保护的角度,应该把它带离乡村,放到城市的博物馆里将它保护起来,然而人类学认识论中还有个原则,就是整体论(对于单个事物的认识要考虑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内容),我们的保护要充分考虑这张祖图在现在的村民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张祖图村里每年祭祀都要用,因为畲族每个村落一般都有长老,在每年祭祀的时候会用祖图等工具,向族群讲述族群源来,这是增进族群凝聚力特别重要的仪式。所以这张图应该继续留在村中,但是我们要努力提高它的保存条件,这正是生态博物馆最大的意义。 我们自身的文化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外在表现也许只是民俗节庆或者平日见到的小庙,甚至只是几个吉祥数字,其实其背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人类学田野调查会关注到这些表现背后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感慨于传统手工艺的失落,但是如果支撑这个手工艺的民俗消失了,拯救手工艺本身是无源之水。举例说,一次仪式所需要的供品不仅仅是生活物资,还有很多是一些民间手工艺品,比如马仔灯的花灯,比如舞龙时的竹龙,我们如果只看到单一民俗活动的产品有价值,而不看到这些仪式,不将整个社会文化与之联系的话,显然是很片面的。如果不将根植于鲜活的老百姓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好好保护,只希望通过商业化手段来拯救传统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很有可能会变成干巴巴的标本。 跑过了那么多地方,看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学习了各种各样看起来人类学或者不那么人类学的东西,我想由衷地说,人类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行走的过程,在实践中学到的一切。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