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1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的区别在哪里
在新古典体系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纪人是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前提而存在的，并未展开具体分析。虽然简化前提的自利性假设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但现实情况要远远比这复杂的多。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中活动 ”（科斯1990 255页）新制度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道格拉斯·C·诺思1991 2页）不难看出，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张用“现实的人”“实际的人”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的人”。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假定更接近现实。按威廉姆森的概括，“现实的人”可用两点来描述：（1）人的有限理性。即人在知识、预见力、技能和时间上是有限的。就如西蒙所说的那样，现实中的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承认人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就会促使人们转而研究制度问题，通过制度规则的设定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建立良好的秩序。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定。（2）机会主义倾向（投机）。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欺诈性的追求自我利益（self-seeking with guile）”的行为倾向。用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取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 （威廉姆森 1987 50页）也就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这与亚当斯密不同，斯密只看到人的利己心，认为利用人们的利己心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把人们增加自己利益的行动引导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上来， 而忽略了利己中损人的方面。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产生了根源。
此外，新制度学派还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不仅具有利己性的一面，也有着利他性的一面 。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而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有三个假设，即非财富最大化动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的这三个假设是对传统经济学思想的补充和完善，使经济学理论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特征。
首先从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假设来看。传统经济学假设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里所说的利益就指财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指的就是财富的最大化。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复杂的，有的是出于自己良好的素质，有的则出于社会道德规则或者法律规则的约束，因此单纯的理性人假设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假设所表达的，人的行为可能还有一些非财富的动机的需求，如名利，地位，荣誉等，有的仅仅是满足自己心理需求，比如有些人帮助了别人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舒服，满足自己乐于助人的心理需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最终还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里所说的利益不同于之前所说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包括财富和非财富，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实就是在财富和非财富之间寻求一个最优组合比例，即寻求两者之间的一个均衡，而这个均衡就使的其所得的满足程度最大。
其次，有限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是什么？人的有限性概念由K·阿罗提出,他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西蒙认为,完全理性不符
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决策目标等方面全面否定了完全理性假设,论证了有限理性理论。科斯、威廉姆森和德姆塞茨等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深刻分析了人类有限理性的原因: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经济交易中,人们面临一个复杂、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三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这使得人们在交易中掌握的信息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这些情况限制了行为人的理性选择。正是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每个人在对环境的反映上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不一样,这些都使得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样更加符合现实中人的行为的特点。
最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从前两个假设中得来的，由于环境的复杂性、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导致人的有限理性，同时又由于财富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使得“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为现实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人就会通过投机取巧等一些机会主义手段来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新古典主义假设人可以掌握完全信息，所以否定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然而现实生活中像信誉的缺失，承诺的不可信等这些失信的行为普遍存在，显然新古典主义的假设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就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所以很多人现在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失信问题，我想用完全信息假设是无法解释的。
积极面：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的修订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其次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更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人的行为与组织、契约及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才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
消极面：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或者说前进了一大步，但他们所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不是现实社会中真正的人，仍然是从人的一般性来进行分析的，仍然分析的是抽象的个体，舍弃掉了许多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征。它虽然改良了经济人非现实性特征，又不能不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此其一。其二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益，然而研究和事实均表明，制度本身也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它的成本很可能降低甚至抵消制度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应有清醒认识，不可绝对化理解。
2说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因素被忽略的原因
经济增长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该模型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储蓄、净投资)。因此,在20世纪40和50年代,经济学家主要强调调集资本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的过程并提出了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着如资本、劳动、技术一类投入与预期产量之间的一种关系。人们必须重新认识技术,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有可能使即有的资本流和劳动流被转换成更多的产出。从20世纪60年代起,技术创新成了探索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资本积累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报酬递减趋势。为了实现报酬递增,人们需要改变生产过程和技术水平,这都有赖于知识的进步与积累。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资本中分离出来,人力资本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和人力资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和范围改变现有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知识和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因素。从以上可以看出,增长理论家主要提出了:资本决定论、基础创新决定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等。
新古典增长理论暗含的假设前提是“世界是和谐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除了市场外并不存在任何组织和制度。”
（1） 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传统经济学都是在当时制度约束下寻求经济理论的简化和
完美无缺，这样在经济研究中有意的剔除了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以期在较为简单较为理想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经济分析理论，虽然传统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制度的影响，但是为了经济分析的需要而有意选择了忽略。
（2）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有完全理性、完备信息、完全经济人等基本假定，因而传统经济
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以上主要假设基础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和交易费用为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定。新古典传统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其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他们忽略了现实中正交易费用的存在对于交换的约束或限制作用，在其理想化的经济分析中已经默认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为0，即抛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样来说，新古典经济学从其基本假定上已经决定了它不会考虑制度因素，因而具有必然性。
（3）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劳动、资本等是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的考虑因
素，认为经济运行中可变的内部因素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同时却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 ，从而忽略了制度方面的因素。
论述题
1运用囚徒困境模型原理论述经济活动中合作的重要性
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相关术语称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模型分析：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以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参与者都合作保持沉默，两人都只会被判刑1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对方、判刑8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总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
博弈，讲的是多人决策的策略问题。囚徒困境的故事提示我们，参与决策的多方最好保持合作的状态，各方所得利益的总和方可最大化。
故事中参与决策的两个囚徒，被警察隔离开了，无法沟通。现实生活中，被隔离而无法沟通的现象的确也有，但更多的是因时间或地域问题决策各方不具备沟通的条件，或者虽有沟通的条件，但决策各方没有彼此的信任，即便沟通也是一个没有信任的沟通，我们姑且叫它为“假沟通”吧。决策各方在不具备沟通条件或者难以建立具备信任的沟通时，各方就会在决策中追求个人或者单方面利益的最大化。就像上面的分析，没有互信，即便具备沟通的条件，也是没有意义的。如何建立互信？在合作过程中，各方有猜疑心里也不为怪，至于彼此是否有诚意合作而不是尔虞我诈，各方都希望是用事实说话。
现实社会中，很多这种多方决策的问题不是一次性的，参与决策的如同行业的友商，公司各方投资者，项目组同事等。在第一轮的决策时，如果一方看到另一方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那么它在下一轮的决策通常会选择竞争性的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如果这样一轮一轮往复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要想建立有诚意有信任的合作关系，其中一方必须连续以合作的判定方式作决策，让其他方看到你的真诚，同时也免去对你的设防，真正的合作决策才可能到来。
在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之间，合作依然可以产生并不断繁荣，那么，应该如何促进合作呢？对于参与者和改革者来说，本人提了几点建议：（1）不要首先背叛，首先背叛只会给
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和道德的压力；（2）对方无论是合作还是背叛，都要给以回应；（3）不要耍小聪明，以试图获得更大的收益；（4）不要嫉妒，嫉妒是自我毁灭，要求自己比对方做得好不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一报还一报”在任何一场对决中都不会得到比对方更高的分数，然而它却表现得如此精彩；（5）为促进合作，可以改变对策者的可能结果的收益值；（6）使得未来相对于现在更重要，也就是对策双方有足够高的概率再次相遇；（7）教给对策者促进合作的准则、事实和技能，让有预见能力的参与者了解合作理论的真谛，如：教育人们相互关心、学会回报等等，以加快合作的进化。
2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推动我国国有产权制度改革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中国改革实践的总结，不容怀疑和动摇。
借助产权改革，通过一连串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能否把产权制度融入到国企改制中，直接关系着国企改制的成败，只有投资到位、权利到位，责任才能到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迫切需要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来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国有产权制度的具体改革思路如下：
（一）合理分离所有权，充分发挥产权的各项功能
从财产所有权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应该说是清晰的，但是从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即经营权上看,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够清晰的,需要明晰化。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应该拥有的财产使用权和支配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通过国家的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清晰界定,增强国有产权代表的职责,强化产权约束,并在此基础上,划清国家与企业在利益分配和决策上的权益,从而充分发挥产权的各项功能,促进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二）利用多种渠道资金改组国有独资企业，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要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产权主体单一等问题,必须通过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实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可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外国公司、本国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企业改组时,在核实资产的基础上,可采用经理层持股、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置换身份等方式置换部分净资产,；亦可吸收增量,协议出售置换股权等方式吸纳民营、社会法人、自然人等资本。
（三）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结构，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在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经营者的选取和激励问题。企业经营者选取应与国有资产结构调整的大趋势相对应,分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第一种是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该在竞争性的行业中收缩到只占较小的份额,国有资产在这一类企业的运行中处在“搭便车”的地位。相应的,政府将这种行业企业的经营权选取让渡给企业内部的其他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主要由企业中其他的资产所有者做出。第二种是基础性行业和特殊性行业,在我国主要包括能源、矿山、飞机制造、汽车、通讯、运输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其经营者的选取要逐步实行公开招聘的方式。同时,对经营者实施年薪制与股票期权相结合的激励措施,这其中要以股票期权为主。
（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现产权流转顺畅
只有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为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改组提供低成本的市场安排，才能为产权流动性的实现提供市场途径。因此，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真正实现产权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为建立真正的现代产权制度提供市场环境。
简答题
1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的区别在哪里
在新古典体系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纪人是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前提而存在的，并未展开具体分析。虽然简化前提的自利性假设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但现实情况要远远比这复杂的多。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中活动 ”（科斯1990 255页）新制度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道格拉斯·C·诺思1991 2页）不难看出，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张用“现实的人”“实际的人”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的人”。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假定更接近现实。按威廉姆森的概括，“现实的人”可用两点来描述：（1）人的有限理性。即人在知识、预见力、技能和时间上是有限的。就如西蒙所说的那样，现实中的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承认人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就会促使人们转而研究制度问题，通过制度规则的设定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建立良好的秩序。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定。（2）机会主义倾向（投机）。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欺诈性的追求自我利益（self-seeking with guile）”的行为倾向。用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取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 （威廉姆森 1987 50页）也就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这与亚当斯密不同，斯密只看到人的利己心，认为利用人们的利己心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把人们增加自己利益的行动引导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上来， 而忽略了利己中损人的方面。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产生了根源。
此外，新制度学派还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不仅具有利己性的一面，也有着利他性的一面 。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而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有三个假设，即非财富最大化动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的这三个假设是对传统经济学思想的补充和完善，使经济学理论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特征。
首先从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假设来看。传统经济学假设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里所说的利益就指财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指的就是财富的最大化。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复杂的，有的是出于自己良好的素质，有的则出于社会道德规则或者法律规则的约束，因此单纯的理性人假设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假设所表达的，人的行为可能还有一些非财富的动机的需求，如名利，地位，荣誉等，有的仅仅是满足自己心理需求，比如有些人帮助了别人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舒服，满足自己乐于助人的心理需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最终还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里所说的利益不同于之前所说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包括财富和非财富，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实就是在财富和非财富之间寻求一个最优组合比例，即寻求两者之间的一个均衡，而这个均衡就使的其所得的满足程度最大。
其次，有限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是什么？人的有限性概念由K·阿罗提出,他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西蒙认为,完全理性不符
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决策目标等方面全面否定了完全理性假设,论证了有限理性理论。科斯、威廉姆森和德姆塞茨等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深刻分析了人类有限理性的原因: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经济交易中,人们面临一个复杂、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三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这使得人们在交易中掌握的信息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这些情况限制了行为人的理性选择。正是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每个人在对环境的反映上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不一样,这些都使得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样更加符合现实中人的行为的特点。
最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从前两个假设中得来的，由于环境的复杂性、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导致人的有限理性，同时又由于财富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使得“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为现实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人就会通过投机取巧等一些机会主义手段来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新古典主义假设人可以掌握完全信息，所以否定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然而现实生活中像信誉的缺失，承诺的不可信等这些失信的行为普遍存在，显然新古典主义的假设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就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所以很多人现在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失信问题，我想用完全信息假设是无法解释的。
积极面：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的修订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其次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更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人的行为与组织、契约及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才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
消极面：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或者说前进了一大步，但他们所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不是现实社会中真正的人，仍然是从人的一般性来进行分析的，仍然分析的是抽象的个体，舍弃掉了许多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征。它虽然改良了经济人非现实性特征，又不能不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此其一。其二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益，然而研究和事实均表明，制度本身也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它的成本很可能降低甚至抵消制度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应有清醒认识，不可绝对化理解。
2说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因素被忽略的原因
经济增长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该模型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储蓄、净投资)。因此,在20世纪40和50年代,经济学家主要强调调集资本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的过程并提出了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着如资本、劳动、技术一类投入与预期产量之间的一种关系。人们必须重新认识技术,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有可能使即有的资本流和劳动流被转换成更多的产出。从20世纪60年代起,技术创新成了探索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资本积累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报酬递减趋势。为了实现报酬递增,人们需要改变生产过程和技术水平,这都有赖于知识的进步与积累。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资本中分离出来,人力资本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和人力资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和范围改变现有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知识和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因素。从以上可以看出,增长理论家主要提出了:资本决定论、基础创新决定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等。
新古典增长理论暗含的假设前提是“世界是和谐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除了市场外并不存在任何组织和制度。”
（1） 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传统经济学都是在当时制度约束下寻求经济理论的简化和
完美无缺，这样在经济研究中有意的剔除了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以期在较为简单较为理想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经济分析理论，虽然传统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制度的影响，但是为了经济分析的需要而有意选择了忽略。
（2）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有完全理性、完备信息、完全经济人等基本假定，因而传统经济
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以上主要假设基础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和交易费用为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定。新古典传统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其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他们忽略了现实中正交易费用的存在对于交换的约束或限制作用，在其理想化的经济分析中已经默认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为0，即抛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样来说，新古典经济学从其基本假定上已经决定了它不会考虑制度因素，因而具有必然性。
（3）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劳动、资本等是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的考虑因
素，认为经济运行中可变的内部因素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同时却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 ，从而忽略了制度方面的因素。
论述题
1运用囚徒困境模型原理论述经济活动中合作的重要性
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相关术语称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模型分析：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以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参与者都合作保持沉默，两人都只会被判刑1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对方、判刑8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总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
博弈，讲的是多人决策的策略问题。囚徒困境的故事提示我们，参与决策的多方最好保持合作的状态，各方所得利益的总和方可最大化。
故事中参与决策的两个囚徒，被警察隔离开了，无法沟通。现实生活中，被隔离而无法沟通的现象的确也有，但更多的是因时间或地域问题决策各方不具备沟通的条件，或者虽有沟通的条件，但决策各方没有彼此的信任，即便沟通也是一个没有信任的沟通，我们姑且叫它为“假沟通”吧。决策各方在不具备沟通条件或者难以建立具备信任的沟通时，各方就会在决策中追求个人或者单方面利益的最大化。就像上面的分析，没有互信，即便具备沟通的条件，也是没有意义的。如何建立互信？在合作过程中，各方有猜疑心里也不为怪，至于彼此是否有诚意合作而不是尔虞我诈，各方都希望是用事实说话。
现实社会中，很多这种多方决策的问题不是一次性的，参与决策的如同行业的友商，公司各方投资者，项目组同事等。在第一轮的决策时，如果一方看到另一方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那么它在下一轮的决策通常会选择竞争性的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如果这样一轮一轮往复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要想建立有诚意有信任的合作关系，其中一方必须连续以合作的判定方式作决策，让其他方看到你的真诚，同时也免去对你的设防，真正的合作决策才可能到来。
在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之间，合作依然可以产生并不断繁荣，那么，应该如何促进合作呢？对于参与者和改革者来说，本人提了几点建议：（1）不要首先背叛，首先背叛只会给
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和道德的压力；（2）对方无论是合作还是背叛，都要给以回应；（3）不要耍小聪明，以试图获得更大的收益；（4）不要嫉妒，嫉妒是自我毁灭，要求自己比对方做得好不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一报还一报”在任何一场对决中都不会得到比对方更高的分数，然而它却表现得如此精彩；（5）为促进合作，可以改变对策者的可能结果的收益值；（6）使得未来相对于现在更重要，也就是对策双方有足够高的概率再次相遇；（7）教给对策者促进合作的准则、事实和技能，让有预见能力的参与者了解合作理论的真谛，如：教育人们相互关心、学会回报等等，以加快合作的进化。
2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推动我国国有产权制度改革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中国改革实践的总结，不容怀疑和动摇。
借助产权改革，通过一连串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能否把产权制度融入到国企改制中，直接关系着国企改制的成败，只有投资到位、权利到位，责任才能到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迫切需要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来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国有产权制度的具体改革思路如下：
（一）合理分离所有权，充分发挥产权的各项功能
从财产所有权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应该说是清晰的，但是从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即经营权上看,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够清晰的,需要明晰化。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应该拥有的财产使用权和支配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通过国家的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清晰界定,增强国有产权代表的职责,强化产权约束,并在此基础上,划清国家与企业在利益分配和决策上的权益,从而充分发挥产权的各项功能,促进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二）利用多种渠道资金改组国有独资企业，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要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产权主体单一等问题,必须通过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实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可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外国公司、本国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企业改组时,在核实资产的基础上,可采用经理层持股、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置换身份等方式置换部分净资产,；亦可吸收增量,协议出售置换股权等方式吸纳民营、社会法人、自然人等资本。
（三）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结构，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在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经营者的选取和激励问题。企业经营者选取应与国有资产结构调整的大趋势相对应,分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第一种是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该在竞争性的行业中收缩到只占较小的份额,国有资产在这一类企业的运行中处在“搭便车”的地位。相应的,政府将这种行业企业的经营权选取让渡给企业内部的其他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主要由企业中其他的资产所有者做出。第二种是基础性行业和特殊性行业,在我国主要包括能源、矿山、飞机制造、汽车、通讯、运输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其经营者的选取要逐步实行公开招聘的方式。同时,对经营者实施年薪制与股票期权相结合的激励措施,这其中要以股票期权为主。
（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现产权流转顺畅
只有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为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改组提供低成本的市场安排，才能为产权流动性的实现提供市场途径。因此，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真正实现产权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为建立真正的现代产权制度提供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