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黄土与粟 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最后一次冰期走向尾声，地球的气候开始波动性变暖，人类诞生300万年之后，在生物学上也进化到了繁殖高峰，人口迅速增加。以往单纯依靠狩猎和采集的取食方式受到了挑战，大型动物不够吃，只能捕食小动物，野果不够吃，只能采摘植物的叶子和根茎，人们的食谱开始出现广谱化，营养摄入变得丰富起来，大脑发育加速了。 黄河流域成为人类良好的栖息之地。当时的汾河谷地宽阔平坦，青草茵茵，森林连绵，河滩草甸上奔驰着鸵鸟、野马、原始牛、大象和鹿群；湍急的河流中鱼群在游荡，有青鱼，也有长达1米多的鲶鱼，湖边和水中是清晰可见的厚壳丽蚌和平卷螺等巨大的软体动物。在采集过程中，人们开始观察那些年复一年生长出来的植物，它们再生能力强、便于贮藏，果实和籽粒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总会长出新的植株。根据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最佳觅食模式原理”，集中采集这些植物的果实便成为人类的当然选择。 当时，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两种一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成为最早被中国先民选中的目标。这就是狗尾草和野糜子，它们耐干旱、贫瘠，又不怕盐碱，适应性强，在黄河两岸的高台、沙地、山坡上仍随处可见。更关键的是，黄土均匀、细小、松散、易碎，有机质含量高，并有良好的保水性，具备“自我加肥”的性能，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人类最早的耕作方式一般是砍烧制或游耕制，土地耕作一年以后，要休养几年，肥力才能恢复，关键问题是肥力递减，而华北黄土地区基本上不存在肥力递减的问题，其关键问题是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幸运的是，当时黄河流域的温度比现在要高出2～3℃，降雨不多但却集中在夏季，长此以往，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狗尾草进化成了粟，俗称谷子，野糜子进化成了黍，也称作糜子。粟和黍被统称为“小米”，这两种谷物同样耐旱、耐贫瘠，适应性强，尤其是黍，生命力顽强，生长期短，对土壤的肥力要求很低，尤其适合在处女地上播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赵志军自上世纪末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便着手利用世界考古通行的“浮选法”，对考古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进行提取和研究，借此来判断史前中国农业的发展脉络。他告诉本刊记者，大约1万年前，粟和黍在黄河流域已经开始被人为栽培，至距今8000年前后，发展出了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北方旱作农业。在早期主要是种植黍，但后来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黍则退为辅助作物。 刚刚起源的农业还比较脆弱。当时，人们用传统的石斧砍伐树木，用石铲松土，收割则使用石镰，加工谷物用石磨盘、石磨棒。但是，由于农业受气候影响很大，人们的种植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最早的农业聚落文化层堆积一般比较薄，多数不足1米，说明他们每次定居的时间还不太长，定居规模也不大，通常一个小聚落不过二三十人。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可以看得出农业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面积达几万、十几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遗址，文化堆积层也比之前厚了许多，一般都能达到1～3米，最厚的地方甚至达7米，说明农业种植已经可以为更大的人群提供更长久的食物来源。 到距今6000至5000年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了新的挖土工具——木耒。耒耜由采集时代挖掘植物根茎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类似铲子的模样，是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直到殷周时期仍在被使用。除了木制耒耜，这一时期的石器农具一般磨制精细，出现了椭圆形的斧以及穿孔斧、穿孔铲等复合式农具，说明人们耕种土地的水平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这一时期的三里河遗址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有1立方米的粟粒，粮食已经有了大量剩余。 与之相对应，长江流域地区则发展出了以水稻种植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现在已知最早的水稻栽培，发生在1万年以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它们的始祖就是遍布于河湖滩涂和沼泽地的野生稻。在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种植水稻。例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稻根、稻秆堆积物等遗存。根据赵志军团队的研究，虽然栽培稻早已出现，但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数千年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水稻一直没有成为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食物来源，采集渔猎仍然是当地先民们的第一选择。 小米和水稻养育了中国先民。尤其是小米，耐旱，耐贫瘠，不需要人工灌溉，便于长时间储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崛起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定居，家猪 有了固定的粮食种植，人们不用随时准备着为了觅食而长途迁徙，为定居生活提供了稳定的食物基础。当定居生活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的狩猎和捕捞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这样，居住地周围有什么动物，当时的人就狩猎或捕捞什么动物。后来，当家畜饲养开始出现，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变成把狩猎、捕捞野生动物和初步控制、开发特定家养动物相结合。再然后，农业种植的广泛普及产生了剩余的粮食，对家畜的人为饲养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家猪就是最早被中国先民们驯化的家畜之一。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的，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最常被猎杀的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成为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另外，人们开始自由控制其宰杀年龄，而不是像狩猎时期那样无规律可循。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的研究，距今9000多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家猪的迹象，这个时间与世界上最早发现家猪的土耳其大致相当。结合近年来的家猪基因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极有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家猪驯化中心。即便在中国，家猪的驯化也并非只在一时一地。贾湖遗址中的家猪尺寸，与距今8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中出土的家猪比较接近，因为它们都属于北方地区，但是与距今82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家猪相差就较大。这说明，中国至少存在北方和南方两个家猪驯化中心，分别驯化出来的家猪体形并不相同。
起源，黄土与粟 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最后一次冰期走向尾声，地球的气候开始波动性变暖，人类诞生300万年之后，在生物学上也进化到了繁殖高峰，人口迅速增加。以往单纯依靠狩猎和采集的取食方式受到了挑战，大型动物不够吃，只能捕食小动物，野果不够吃，只能采摘植物的叶子和根茎，人们的食谱开始出现广谱化，营养摄入变得丰富起来，大脑发育加速了。 黄河流域成为人类良好的栖息之地。当时的汾河谷地宽阔平坦，青草茵茵，森林连绵，河滩草甸上奔驰着鸵鸟、野马、原始牛、大象和鹿群；湍急的河流中鱼群在游荡，有青鱼，也有长达1米多的鲶鱼，湖边和水中是清晰可见的厚壳丽蚌和平卷螺等巨大的软体动物。在采集过程中，人们开始观察那些年复一年生长出来的植物，它们再生能力强、便于贮藏，果实和籽粒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总会长出新的植株。根据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最佳觅食模式原理”，集中采集这些植物的果实便成为人类的当然选择。 当时，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两种一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成为最早被中国先民选中的目标。这就是狗尾草和野糜子，它们耐干旱、贫瘠，又不怕盐碱，适应性强，在黄河两岸的高台、沙地、山坡上仍随处可见。更关键的是，黄土均匀、细小、松散、易碎，有机质含量高，并有良好的保水性，具备“自我加肥”的性能，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人类最早的耕作方式一般是砍烧制或游耕制，土地耕作一年以后，要休养几年，肥力才能恢复，关键问题是肥力递减，而华北黄土地区基本上不存在肥力递减的问题，其关键问题是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幸运的是，当时黄河流域的温度比现在要高出2～3℃，降雨不多但却集中在夏季，长此以往，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狗尾草进化成了粟，俗称谷子，野糜子进化成了黍，也称作糜子。粟和黍被统称为“小米”，这两种谷物同样耐旱、耐贫瘠，适应性强，尤其是黍，生命力顽强，生长期短，对土壤的肥力要求很低，尤其适合在处女地上播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赵志军自上世纪末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便着手利用世界考古通行的“浮选法”，对考古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进行提取和研究，借此来判断史前中国农业的发展脉络。他告诉本刊记者，大约1万年前，粟和黍在黄河流域已经开始被人为栽培，至距今8000年前后，发展出了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北方旱作农业。在早期主要是种植黍，但后来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黍则退为辅助作物。 刚刚起源的农业还比较脆弱。当时，人们用传统的石斧砍伐树木，用石铲松土，收割则使用石镰，加工谷物用石磨盘、石磨棒。但是，由于农业受气候影响很大，人们的种植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最早的农业聚落文化层堆积一般比较薄，多数不足1米，说明他们每次定居的时间还不太长，定居规模也不大，通常一个小聚落不过二三十人。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可以看得出农业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面积达几万、十几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遗址，文化堆积层也比之前厚了许多，一般都能达到1～3米，最厚的地方甚至达7米，说明农业种植已经可以为更大的人群提供更长久的食物来源。 到距今6000至5000年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了新的挖土工具——木耒。耒耜由采集时代挖掘植物根茎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类似铲子的模样，是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直到殷周时期仍在被使用。除了木制耒耜，这一时期的石器农具一般磨制精细，出现了椭圆形的斧以及穿孔斧、穿孔铲等复合式农具，说明人们耕种土地的水平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这一时期的三里河遗址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有1立方米的粟粒，粮食已经有了大量剩余。 与之相对应，长江流域地区则发展出了以水稻种植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现在已知最早的水稻栽培，发生在1万年以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它们的始祖就是遍布于河湖滩涂和沼泽地的野生稻。在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种植水稻。例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稻根、稻秆堆积物等遗存。根据赵志军团队的研究，虽然栽培稻早已出现，但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数千年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水稻一直没有成为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食物来源，采集渔猎仍然是当地先民们的第一选择。 小米和水稻养育了中国先民。尤其是小米，耐旱，耐贫瘠，不需要人工灌溉，便于长时间储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崛起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定居，家猪 有了固定的粮食种植，人们不用随时准备着为了觅食而长途迁徙，为定居生活提供了稳定的食物基础。当定居生活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的狩猎和捕捞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这样，居住地周围有什么动物，当时的人就狩猎或捕捞什么动物。后来，当家畜饲养开始出现，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变成把狩猎、捕捞野生动物和初步控制、开发特定家养动物相结合。再然后，农业种植的广泛普及产生了剩余的粮食，对家畜的人为饲养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家猪就是最早被中国先民们驯化的家畜之一。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的，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最常被猎杀的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成为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另外，人们开始自由控制其宰杀年龄，而不是像狩猎时期那样无规律可循。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的研究，距今9000多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家猪的迹象，这个时间与世界上最早发现家猪的土耳其大致相当。结合近年来的家猪基因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极有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家猪驯化中心。即便在中国，家猪的驯化也并非只在一时一地。贾湖遗址中的家猪尺寸，与距今8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中出土的家猪比较接近，因为它们都属于北方地区，但是与距今82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家猪相差就较大。这说明，中国至少存在北方和南方两个家猪驯化中心，分别驯化出来的家猪体形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