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理性审视与多维调节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比较严峻，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项艰巨任务。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关键是要将其控制在正常的区间（基尼系数为0.3～0.4）内。通过二次分配合理地“抽肥补瘦”，只是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措施之一，要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 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 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 一般来说, 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
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据此,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 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 中国社科院在发布>其中指出,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防卫扩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 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 但在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比1, 绝对差距扩大到9646元.
(二) 除了城乡之间, 我国个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制不够健全, 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 另外, 又由于国家
政策的相关保护, 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 当前. 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 民航 铁路 石化 金融 保险 烟草 煤炭房地产等部门. 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策的特殊保护, 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 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 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最近,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 在北京, 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 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 报告举例说, 证券业航空运输业 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 而纺织业 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年工资却低于2万元.
(三) 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 为10732元人民币, 西部地区为4302元人民币; 到2005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 为22200元, 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 东西部人均GDP 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 增加1倍多.2006年, 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 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 约占全国GDP 的17%;而东部地区GDP 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 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 山东省为22000亿元, 广东省为25000亿元. 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种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弊端, 能够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还有利于发挥各种身产要素的作用, 充分配置有限的资源, 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由于各类身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 而其中资本这项要素总是得大头. 这样, 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主要因资本要素占有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垄断致富. 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它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 在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 他们可以用不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成为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 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3.非法暴富. 我国已有富豪阶层出现, 他们的人数不多, 集中的财富占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这些富人当中相当部分是靠劳动致富的, 然而不少人主
要是通过不法手段取得的. 他们走私贩私 制假贩假 集资诈骗偷税漏税, 更有甚者, 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以权谋私做钱权交易, 搞" 腐败经济", 看看当前的腐败问题, 很多都与金钱有关. 而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 必然加剧贫富差距.
4.税收体系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 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另外,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化隔离的基础之上, 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 这种缺乏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际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如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而暴富、一些垄断部门职工的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天生就比农村居民优越等）。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来解决，即用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并以此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并通过经济手段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利用富人勤劳致富的示范效应激励低收入群体为自己“造饭碗”和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保护富人们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中共高层已充分认识到贫富差距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负面影响，力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过大的贫富悬殊；其二，将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整为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民族的普遍富裕，以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四、**调节：关于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八项对策
面对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中国究竟何去何从？有些学者过分倚重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往往抓出一两剂“灵丹妙药”来应对。此种作法对于缓解矛盾也许能一时奏效，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积弊，必须辨证施治，在坚持市场改革取向，保证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从目前和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应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八项具体对策：
（一）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披露，截至2003年3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77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预计今年下岗职工会有所减少，但失业人员数量将会增加，全年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白天亮，2003）。如果考虑隐性失业人数，中国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为此政府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鉴于“国退民进”的改革将持续进行，估计未来10年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要“挤出”4500万下岗职工（周天勇、张弥，2003），故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当前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向能够兼顾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现有企业和组织还一时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政府和事业机构分流人员等自主创业。笔者认为，在“国退民进”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政府利用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居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外生变量，而人们勤劳致富和自主创业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内生变量。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适龄劳动者的创业理念和创富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难的关键。
（二）建立健全与贯彻执行相应的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规范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如果法制建设缺位或滞后，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不道德现象。而建立法制经济，改制、立制和依制这“三驾马车”必须并驾齐驱。所谓改制，就是要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必须改革保护垄断、限制合理竞争的法律法规；所谓立制，就是要按市场经济规范运行的要求弥补法律空白，如制定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转移监督制度、遗产税法、赠与税法等新的规制；所谓依制，就是要加强执法力度，捍卫法律的尊严，切实维护每个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针对当前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度的现实状况，近期应加紧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堵住权力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灰色通道”，重点清理社会反映强烈、导致垄断等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要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整治非法收入，对滥用职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惩不怠；同时，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人员和各级行政机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约束的合理机制。
（三）用各种经济手段适度调节富裕阶层的收入
鉴于目前收入方式、收入管理过于混乱，税收调节缺乏基础的现实，政府应着重规范收入方式，全面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同时，积极建设规范完整的簿记体系，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范围。此外，还应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
分配功能。在完善税收调节功能方面，一是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起征额和扣除额，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监控。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可考虑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并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从治本的角度来说，国家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初次分配制度；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从治标的角度来说，要加强征管措施，建立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等重点纳税人档案和税收监管体系，严格代扣代缴制度。
在任何国度，贫富差距扩大都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风险，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也引起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在其新著《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经济风险》中开出了新的“药方”：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来控制和防范风险，如推出“不平等保险”和“生计保险”等金融工具，以弥补税收制度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不足（李卫玲，2003）。笔者认为，希勒的观点对中国不无启示。连美国这样一个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尚且需要借助金融创新对过大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那么对于目前税制还不甚完善的中国来说，就更需要探索通过多种经济手段来实现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优先”。
（四）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全面完成的农业大国，城乡差距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提供积累，这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做法。但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当一国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回过头来反哺农业和农村，以保持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和城市理应较多地反哺农业和农村，然而现实状况却是背道而驰：不仅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严重不足，而且农业和农村反而继续向工业和城市大量“输血”，前者对后者的资金净流出每年高达几千亿元，这就不难理解农民收入为何增长迟缓，城乡差距为何继续扩大了。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成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而且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此，从中长期看，应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废除农村居民生来就比城市居民低人一等的不平等制度，进一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应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
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与此相应，两类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十分显著（前文提及的财政部科研所的有关报告显示：2000年东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居民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基础条件的差
距，特别是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和改变落后的观念，培育中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和持续的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手段，缓解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缓解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加剧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
（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回顾前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的历程，我们发现存在以下4点不足：一是片面强调社会保障改革要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而忽视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长期轻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大大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三是决策与管理权限分散，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导致资源浪费或流失；四是制度建设缺乏配套性和系统性，如统分结合模式、国有股减持等重大举措是否适应本国国情及是否与其他相关制度配套，均缺乏充分的理性论证。
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将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统筹安排，充分考虑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劳动者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分清轻重缓急渐次推进；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保证社保基金运用的效率；应特别关注并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避免出现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就目前来看，急需抓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应继续强化扶贫工作，并逐步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三是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注意改善某些特殊群体（如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特困企业的在职职工等）的基本生活状况，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这些社会群体而激化社会矛盾。
（七）大力培育中产阶级
当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群体时，就会结成一张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安全网”。如果说“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就是实现稳定的社会基础。如何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当前应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法律保护的力度。实践证明，只有依法保护私人产权和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促使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去创造财富，才能抑制少数人依仗权势“寻租”和通过贪污腐败手段暴富，才能防止百姓的私有财产不被权贵势力非法侵吞。这样，所有的人将可平等地获得上升的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也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2）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改变命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平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培育中产阶级的“树人工程”。我们要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打造更多的学习型组织，营造学习型社会的氛围，从而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阶梯而升入中产阶级。（3）加快金融创新。中国居民目前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为70％左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50％的水平。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过大，自然会减缓大多数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步伐。我们认为，要提高居民收入中非工资收入的比重，最重要的措施就要培育居民的投资意识，并通过金融创新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如形式多样的共同基金等）。（4）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公务员等智力劳动者的收入，鼓励智力劳动者进行智力投资，并保护相应的合法权益。（5）建立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包括年薪、奖金、红股、期权等方式），形成职业经理人致富与企业发展互动的财富积累机制。
（八）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兴起“穷勤”和“富助”互动的良好社会风气提倡“穷勤”，就是要转变贫困阶层的观念，鼓励他们勤劳脱贫和创业致富；提倡“富助”，就是引导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为富当仁”，在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贫困阶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合理的报酬及福利。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既需要“生产”富人及保护其合法财产的体制，也需要激励穷人脱贫创富的体制。兴起一股“穷勤”与“富助”互动的风气，有利于充分调动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两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化解弥漫于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也可为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中国贫富差距：理性审视与多维调节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比较严峻，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项艰巨任务。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关键是要将其控制在正常的区间（基尼系数为0.3～0.4）内。通过二次分配合理地“抽肥补瘦”，只是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措施之一，要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 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 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 一般来说, 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
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据此,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 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 中国社科院在发布>其中指出,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防卫扩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 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 但在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比1, 绝对差距扩大到9646元.
(二) 除了城乡之间, 我国个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制不够健全, 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 另外, 又由于国家
政策的相关保护, 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 当前. 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 民航 铁路 石化 金融 保险 烟草 煤炭房地产等部门. 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策的特殊保护, 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 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 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最近,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 在北京, 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 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 报告举例说, 证券业航空运输业 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 而纺织业 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年工资却低于2万元.
(三) 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 为10732元人民币, 西部地区为4302元人民币; 到2005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 为22200元, 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 东西部人均GDP 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 增加1倍多.2006年, 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 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 约占全国GDP 的17%;而东部地区GDP 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 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 山东省为22000亿元, 广东省为25000亿元. 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种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弊端, 能够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还有利于发挥各种身产要素的作用, 充分配置有限的资源, 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由于各类身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 而其中资本这项要素总是得大头. 这样, 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主要因资本要素占有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垄断致富. 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它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 在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 他们可以用不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成为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 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3.非法暴富. 我国已有富豪阶层出现, 他们的人数不多, 集中的财富占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这些富人当中相当部分是靠劳动致富的, 然而不少人主
要是通过不法手段取得的. 他们走私贩私 制假贩假 集资诈骗偷税漏税, 更有甚者, 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以权谋私做钱权交易, 搞" 腐败经济", 看看当前的腐败问题, 很多都与金钱有关. 而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 必然加剧贫富差距.
4.税收体系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 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另外,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化隔离的基础之上, 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 这种缺乏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际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如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而暴富、一些垄断部门职工的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天生就比农村居民优越等）。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来解决，即用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并以此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并通过经济手段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利用富人勤劳致富的示范效应激励低收入群体为自己“造饭碗”和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保护富人们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中共高层已充分认识到贫富差距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负面影响，力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过大的贫富悬殊；其二，将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整为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民族的普遍富裕，以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四、**调节：关于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八项对策
面对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中国究竟何去何从？有些学者过分倚重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往往抓出一两剂“灵丹妙药”来应对。此种作法对于缓解矛盾也许能一时奏效，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积弊，必须辨证施治，在坚持市场改革取向，保证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从目前和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应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八项具体对策：
（一）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披露，截至2003年3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77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预计今年下岗职工会有所减少，但失业人员数量将会增加，全年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白天亮，2003）。如果考虑隐性失业人数，中国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为此政府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鉴于“国退民进”的改革将持续进行，估计未来10年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要“挤出”4500万下岗职工（周天勇、张弥，2003），故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当前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向能够兼顾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现有企业和组织还一时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政府和事业机构分流人员等自主创业。笔者认为，在“国退民进”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政府利用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居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外生变量，而人们勤劳致富和自主创业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内生变量。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适龄劳动者的创业理念和创富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难的关键。
（二）建立健全与贯彻执行相应的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规范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如果法制建设缺位或滞后，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不道德现象。而建立法制经济，改制、立制和依制这“三驾马车”必须并驾齐驱。所谓改制，就是要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必须改革保护垄断、限制合理竞争的法律法规；所谓立制，就是要按市场经济规范运行的要求弥补法律空白，如制定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转移监督制度、遗产税法、赠与税法等新的规制；所谓依制，就是要加强执法力度，捍卫法律的尊严，切实维护每个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针对当前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度的现实状况，近期应加紧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堵住权力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灰色通道”，重点清理社会反映强烈、导致垄断等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要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整治非法收入，对滥用职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惩不怠；同时，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人员和各级行政机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约束的合理机制。
（三）用各种经济手段适度调节富裕阶层的收入
鉴于目前收入方式、收入管理过于混乱，税收调节缺乏基础的现实，政府应着重规范收入方式，全面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同时，积极建设规范完整的簿记体系，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范围。此外，还应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
分配功能。在完善税收调节功能方面，一是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起征额和扣除额，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监控。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可考虑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并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从治本的角度来说，国家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初次分配制度；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从治标的角度来说，要加强征管措施，建立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等重点纳税人档案和税收监管体系，严格代扣代缴制度。
在任何国度，贫富差距扩大都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风险，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也引起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在其新著《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经济风险》中开出了新的“药方”：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来控制和防范风险，如推出“不平等保险”和“生计保险”等金融工具，以弥补税收制度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不足（李卫玲，2003）。笔者认为，希勒的观点对中国不无启示。连美国这样一个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尚且需要借助金融创新对过大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那么对于目前税制还不甚完善的中国来说，就更需要探索通过多种经济手段来实现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优先”。
（四）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全面完成的农业大国，城乡差距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提供积累，这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做法。但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当一国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回过头来反哺农业和农村，以保持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和城市理应较多地反哺农业和农村，然而现实状况却是背道而驰：不仅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严重不足，而且农业和农村反而继续向工业和城市大量“输血”，前者对后者的资金净流出每年高达几千亿元，这就不难理解农民收入为何增长迟缓，城乡差距为何继续扩大了。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成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而且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此，从中长期看，应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废除农村居民生来就比城市居民低人一等的不平等制度，进一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应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
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与此相应，两类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十分显著（前文提及的财政部科研所的有关报告显示：2000年东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居民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基础条件的差
距，特别是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和改变落后的观念，培育中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和持续的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手段，缓解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缓解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加剧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
（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回顾前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的历程，我们发现存在以下4点不足：一是片面强调社会保障改革要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而忽视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长期轻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大大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三是决策与管理权限分散，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导致资源浪费或流失；四是制度建设缺乏配套性和系统性，如统分结合模式、国有股减持等重大举措是否适应本国国情及是否与其他相关制度配套，均缺乏充分的理性论证。
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将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统筹安排，充分考虑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劳动者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分清轻重缓急渐次推进；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保证社保基金运用的效率；应特别关注并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避免出现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就目前来看，急需抓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应继续强化扶贫工作，并逐步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三是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注意改善某些特殊群体（如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特困企业的在职职工等）的基本生活状况，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这些社会群体而激化社会矛盾。
（七）大力培育中产阶级
当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群体时，就会结成一张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安全网”。如果说“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就是实现稳定的社会基础。如何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当前应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法律保护的力度。实践证明，只有依法保护私人产权和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促使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去创造财富，才能抑制少数人依仗权势“寻租”和通过贪污腐败手段暴富，才能防止百姓的私有财产不被权贵势力非法侵吞。这样，所有的人将可平等地获得上升的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也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2）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改变命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平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培育中产阶级的“树人工程”。我们要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打造更多的学习型组织，营造学习型社会的氛围，从而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阶梯而升入中产阶级。（3）加快金融创新。中国居民目前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为70％左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50％的水平。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过大，自然会减缓大多数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步伐。我们认为，要提高居民收入中非工资收入的比重，最重要的措施就要培育居民的投资意识，并通过金融创新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如形式多样的共同基金等）。（4）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公务员等智力劳动者的收入，鼓励智力劳动者进行智力投资，并保护相应的合法权益。（5）建立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包括年薪、奖金、红股、期权等方式），形成职业经理人致富与企业发展互动的财富积累机制。
（八）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兴起“穷勤”和“富助”互动的良好社会风气提倡“穷勤”，就是要转变贫困阶层的观念，鼓励他们勤劳脱贫和创业致富；提倡“富助”，就是引导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为富当仁”，在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贫困阶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合理的报酬及福利。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既需要“生产”富人及保护其合法财产的体制，也需要激励穷人脱贫创富的体制。兴起一股“穷勤”与“富助”互动的风气，有利于充分调动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两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化解弥漫于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也可为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