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 第1期2006年2月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HumanitiesSciences)Vol.25 No.1Feb.,
2006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
谷秀青,彭雷霆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近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其在研究深度、关键词: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L265 :1006(20099206
1937,,给近代中国;,中国损失巨大,灭的伤痕。这场长达8年的侵略战争,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难民的出现。为了躲避日军的蹂躏与奴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家园,辗转流离,沦为了难民,也构成了抗战时期遭受苦难最多的人群。然而因为他们大多为普通民众,太过于普通;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他们又常常处于缺席的地位。但近年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关注到他们身上;使得抗战时期难民研究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现就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总体评述。
胜败、国共双方的互动,成为这段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于抗战难民问题,却往往一笔带过,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逐渐兴起,情况才有所改观;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
理论与视角的局限,大陆学界(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对难民问题仍没特别在意,其关注的焦点仍从人口变动的角度出发,集中在移民与流民的群体考察上,探讨移民、流民的成因、源流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像池子华的《近代流民史》就是此类代表。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社会史地位日渐凸显,史学界视角日益下移,抗战难民问题的研究才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内。特别是抗战胜利50周年这一契机的到来,更推动了这一趋向,使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研究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
首先就专著而言,有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作者以11章29万字的篇幅,对抗战时期难民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清理。这不仅使人们能够全面地了解到抗战时期难民的数量、规模、特点、流动方向和社会影响等,而且对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在救济和帮助抗战时期难民等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所认识。另外孙氏在行文中,有意识的运用多种学科(主要是人口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理论,对抗战时期难民一方面做了静态的构成分析,另一方面又对难民的动态流向、社会行为、观
一、研究概况
关于抗战时期难民,应该说还在抗战进行时,因大量难民的出现,而为众多民国学者所关注。象张秉辉的《抗战与救济事业》、陈端云的《抗战与社会救济》、王龙章的《战时难民救济问题》、白启荣的《救济难民》等就都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专著
[1]
。
当时在民国报刊上关于抗战难民的报道及评论文章也不少。但这些更多是当时的应时之作,为抗日献策的意味更大于纯粹的学术探究。建国后,由于长期受到革命史观的束缚,抗战史的研究虽开展比较早,但政治史挂帅的惯性,使得战争的影响、战役的
收稿日期:2005-11-29
作者简介:谷秀青(1981-),女,山东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主要为社会经济史;彭雷霆(1981-),男,湖南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主要为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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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变化作了一定的论述;从而加深了其分析的力度。孙氏这本著作也成为了后来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外对抗战时期难民问题有所涉及的著作也有一些。如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在第九章第三节关于“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的论述中,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难民救济工作就有所论述。而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在有关章节中也涉及到了抗战时期难民问题,也可做些参考。
其次就论文而言,,从年孙艳魁在《《初探》以来,)的论文大概有30;特别是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共有10余篇文章集中探讨了难民问题,从而推动了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开展。而后经过一段短时期的沉寂,跨入新的世纪以后,5年间又有20余篇相关论文问世。这不但拓展了抗战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也使得抗战史研究视角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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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当在900万人左右。另外,据对难民作过深入研究的孙艳魁分析,指出内迁难民数“约占抗战时期难民总数的1/8至1/6”,其总数应在800至1000万左右。纵观上述统计数字的差异,其分歧点在于对西迁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的人数考察上,。据资料显示,,且有,之所以陈彩章、陈达1000万及以上,主要、学校、工厂等西迁的人数都统计在内了;而吴相湘、孙艳魁则反之,没有将这类人计算在内。
其次,难民产生及其构成的考察。抗战时期难民的产生主要是受日军侵华的影响,迫使大批交战区、沦陷区的民众转移至大后方。但张根福通过对安徽个案的研究后指出,除了日军侵华这一战争的人为因素外,当时的天灾也助长了难民规模。据他考察,抗战以来,安徽自然灾害十分频繁,虫灾、水灾、旱灾连年不断,而战争又削弱了国家社会的抗灾能力,从而使得安徽许多灾民也加入了抗战时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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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迁移的行列。张氏的这一分析也提示我们:抗战时期难民的形成并不单纯只有一个战争的因素;若从抗战整个时段来考察,人祸更可能和天灾交织在一起。对于抗战时期难民构成的分析,从孙艳魁开始有数位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孙艳魁在其《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一书中,按难民的职业及阶级划分为六类:1)工人、农民;2)学生和知识分子;3)地主、小工商业主;4)城市市民和小手工业者;5)沦陷区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军警人员及
[2](P8-9)
其家属;6)社会其他人员。这一分类应该说比较具体。而程朝云则在孙艳魁的基础上将之划分的更为细致:不但根据难民的经济、财产及社会地位将之划分为:高等难民、知识难民和真正难民三类,而且对难民的年龄段也作了一定的分析,得出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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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多数的初步结论。正是通过对这些难民产生及内部构成的考察,揭示了抗战的祸患之深、对中国社会的波及之广。
再次,就难民的流向来看。难民的流向不仅取决于战争环境的压迫,而且取决于难民自身的条件。总体而言,是随着日军的进军路线,日益内迁。其流向主要表现为:北方难民主要流向于西北地区,南方难民主要流向于西南地区,但这是就难民长途迁移
[2](P266)
二、讨论的问题
总体看来,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探讨至今,已
涌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的整体描述,又有微观的区域研究。但就考察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探讨上:一方面就难民群体本身而言,重点考察了难民的数量、形成、源流及流向等问题;另一方面就难民的外部救济来说,主要着力点在难民的政府救济与社会救济的分析上。下面就这两个方面,介绍一些主要的观点。
1.难民本身的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随着战争规模及战争范围的愈演愈烈,抗战时期难民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加之战事由东向西逐渐蔓延,大批难民相继内迁。
首先,关于内迁难民的数量,学界颇有争议。据陈彩章的估算,认为“由东南及中部迁至云南、贵
[3](P112)
州、四川、山西、甘肃等省或在千万人左右”。这是较早的一个关于抗战时期难民总数的估计。相似的,陈达按城市人口中有25%,农村人口中有5%的人口迁出这个比例计算,也总计得出战时迁移人
[4](P93-94)
口约在1400万人左右。但台湾的吴相湘则根据赈济委员会的资料,指出内迁难民的总数并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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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就西北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象张志红的《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一文,就是对难民之所以流向陕甘宁边区作了一个探讨,指出了战争、灾荒、各种苛捐杂税都对难民的流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沦陷区日军的经济掠夺和国统区的繁重经济负担都加速了难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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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陕甘宁边区。再就西南地区而言。由于西南地区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加之1938年武汉的沦陷,滞留武汉以及周边地区的难民掀起了西迁的浪潮。因此,就全国来说,难民总数的绝大部份果,却并不丰硕《,他将抗战初期(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以南京沦陷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指出:前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缺乏清晰的主线;而在第二阶段,西迁成为主流,武汉成为此时内迁难民主要的集中地,再以它为中心主要向西南大后方进行疏散。而另一篇李正华的《湘桂败退与西南难民潮》,则揭示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直接导致了大量聚集在湘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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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被迫向云贵等省迁移的史实。但除了这些长途迁移外,一些论文也提及了部分难民短距离迁移的存在。象郑祖安在《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一文中,就指出在八一三事变前后,大批聚集在上海及周边的难民纷纷就近涌入了上海的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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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而张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一文,则考察了一部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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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难民流向香港的情况。相对来说,对抗战难民近距离迁移,学界研究的还不多,还有待加强。
2.难民救济的研究
随着学界对抗战时期难民关注的升温,研究的视野也由难民本身延伸到外界对难民的救济问题上。救助抑或救济,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词汇,由于救济思想、救济主体的差异,救济的绩效也会产生迥然有别的效果。
首先,就救济思想而言。据台湾学者梁其姿对明清时期慈善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慈善救济的思想古已有之,其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尽管到明清时段的救济机构已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却仍没有将救济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换言之,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上,而没有转化到经济层面;其目的在于整合社会,
维持社会原有秩序。蔡勤禹在《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一文中也指出:伴随着“西风东渐”的进程,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他通过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来考察近代社会救济思想演变的历程;从而提炼出,近代社会救济思想体现了“以教代养”任,是“民有”、“民享”,近代的,而强化了现对抗战时期难民的救济,正是在。
其次,就难民救济的主体而言,可分为政府救济与社会救济。
所谓政府救济。是“对社会上的老弱病残和生活困难的低收入者及遭受紧急灾难或非常灾害的人或家庭,由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给与多种救济、帮助
(见邱昌.广西义民救济之现并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在与将来[M].广西振济会,1940)。从抗战的难民救济来看,政府救济是作为抗战时期的核心机体,而对其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救济目标、救济原则、救济机构、救济立法、救济政策等方面的考察。象蔡勤禹在《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一文中就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树立了明确的救济目标,实行了积极救济、国家与社会协作进行、政府责任的三项救济原则,并相应的设立了国民政府的救济机构,采取了有利的救济政策积极应对,从而将难民整合为抗战的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王同起的《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迁徙与安置》则不单考察了国民政府对国统区难民的救济与安置,也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难民的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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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抗战难民的政府救济更为全面。孙艳魁的《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述略》与王春英的《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则从政府的两个救济措施出发,分别考察了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难民垦荒条例》的实施情况与难民收容所机构的设置及其运行状况。
除了对抗战时期的政府救济做整体考察外,对国统区与陕甘宁根据地的区域性研究,则使得研究更为细化。马雅红就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所设置的“难民乡”,肯定了此项举措对保证根据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黄正林《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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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一文则将边区难民的安置与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整合相联系,揭示在整合过程中出现了政府政策与民间传统的惯性行为互相碰撞调适,甚而曲折、反复,反映了
[17]
边区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孙艳魁、滕兰花、徐旭阳三人则分别对武汉、广西、湖北三地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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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的救济工作作了地区性的考察。三者大都在占据详尽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本区域政府救济的实情,分析了机构的设置、运行及其绩效,指出抗战时期的当地政府在对难民的救护、到的重要作用。
就社会救济而言,、度出发,性与非耦合性、协助式与合作式互动两类关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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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张根福则对世界红卍字会在浙江各地区的难民救济活动作了个案论述,指出其救济的积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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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此同时,绅商阶层传统功能中救济观在此时也得到发展。如宋钻友在研究抗战时期上海会馆、同乡组织的难民救济工作时曾指出:会馆、同乡组织在收集难民的过程中,能够打破地域隔阂,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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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难民工作。此外,章开沅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从贝德士文献的解读出发,对西方人士在南京沦陷区的难民救济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而李陵在对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难民救济研究中,论到长沙基督教的难民救济具有战时性特征,不仅安置难民,救济学生,而且为难民提供职业介绍
[23]
和职业训练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以上主要是对抗战时期政府与社会救助的考察,除此之外,秦洪芳对香港沦陷前难民境况和港英
[24]
政策也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尽管港英政府在面对两次大的难民潮时,所作出的举措相差很大,但对抗战时期的难民仍旧起到了一定救护作用。另外对于华侨救助难民,在抗战时就已被注意到,如侨务委员会编辑的《中华民国海外侨胞救济及慈善捐款征信录》,南洋商报编辑的《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联合通讯处通告汇集》等,这些主要是中国在外侨民捐款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的报道或记载;这为以后研究华侨救济抗战时期难民提供了一定的史料基础。据蒋顺兴考察,华侨救助难民主要表现在华侨对抗战的物资救助上,如捐助寒衣、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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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及进行各种义捐等。但比较全面、细致的对华侨救助难民作一深入研究的现阶段还不多,仍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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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强。
除上述两方面外,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还包括对难童的考察,及妇女在难童救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难童作为抗战时期难民的特殊人群,它一般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下,童和抗战军人的遗孤等难童数量约占难强,显得,《民族之魂:中》,下两卷;上卷“同胞血”记述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成立、发展壮大到宣告完成历史使命的全过程,下卷“慈母爱”则记录了保育会8年历程中的杰出人物,包括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曹孟君、罗叔章、赵君陶、杜彦桐、陈庆云等人。整体看来主要还是纪实性的描述。就论文来看,回忆性、纪实性的文章占据主导,这包括儿童保育院领导人员和难童的回忆文章,以及后人对他们的追忆性文
①
章;就学术研究性论文来看,大多把其放在难民研究的专题中顺便提及,而专门性的难童研究文章较少。其中冯敏和孙艳魁对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儿童的抢运和保育,以及政府和社会救助的成效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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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概述性的描述。苏华则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沦陷区难童的异常心理及当时心理学专家们的测量工作做一简述,从而指出难童的救济不仅表现在
[28]
物质层面上,尤要注重精神和心理层面。田景正等从教育学的角度,考察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教育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教育方法的改进及教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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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定上贡献颇大。除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难童研究中的应用外,难童的研究还表现在对区域史的考察上,如滕兰花对抗日战争时期广西难童救济的研究和许雪莲对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的述评,两者不仅分析了本地难童救济机构的设置、运行情况,而且探索了本地难童教养的特色,为史学研究的多面向提供了范例。
另外作为救助难童主体的妇女也为学人们所关注。像林庭芳就专门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妇委抢救、培育难童的史实,点明了妇女在救助教养难
[31]
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周慧杰在讨论妇女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时,也涉及到了妇女对抗战难
[32]
童的救助保育问题。但学界关于妇女在难童救助方面,主要还只注意到其社会性的角色,将其放置在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或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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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察;而对于其性别特征并没有凸显,这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3.问题与不足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但出现了相关专著,而且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全局的考量,又有区域个体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用。这些无疑都拓宽了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毋庸讳言,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空间仍有不少;首先,从整体上看。相对于抗战,。这既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也有待于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
其次,就研究深度来说,现象层面的描述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宏观的泛泛而论更重于微观的精细研究。比如对抗战难民人数、流向、迁徙路径,多从整体来考察;而对于具体某个省份、某个地区甚至某个城市的个案研究还较缺乏。而且不同的地域,甚至不同的人群对这一迁移的流向、移动过程及对其心理影响都是不同的,需要细致的区分、细化研究。
再次,就研究区域来说,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主要是陕甘宁边区)的难民考察,而对于沦陷区的难民关注较少;只是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涉及了一些。如沦陷区一部分难民拒绝内迁的原因,沦陷区难民的救助包括西方人士的救助,日伪政权对沦陷区难民的处置等问题都值得深入考察。只有将沦陷区的难民也纳入研究的范围,才可能展现抗战时期难民的全貌。
最后,对于有的问题,还需要给予动态的考察。如在华侨与抗战难民的研究上,学界主要着重于抗战前期华侨对难民的救济,而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产生的华侨难民及其一部分归国情况,国内研究还比较薄弱。这就需要我们从动态变化中,把握华侨在不同时期的角色面相。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抗战时期是一非常时期,战争的因素将中国的空间也客观分裂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既有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又有日占区、伪满洲国等。各个不同的区间,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相对的,各个区域的难民状况、救助措施、救助
机构都是不同的。因而在研究抗战难民时需要进行
一定的比较,对各个区域的不同情况要有一定的观照,从而呈现出历史的多面向特征。
当然,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研究理论与视角的进一步多元化,抗战,成为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文章有:毕汝钦.他们拯救了三万儿童———
邓颖超等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拯救孤儿到四川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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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育会[J].今日中国(中文版),1995,(8);王家德.回忆难童生活[J].江淮文史,1996,(5);王明友.流亡儿童的慈母赵君陶[J].四川党史,1997,(2);郭秀仪.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J].前进论坛,1998,(1);郑龙昌、刘思华.抗战期间宜昌救助难民难童记[J].武汉文史资料,2000,(8);刘方清.我的母亲刘清扬[J].炎黄春秋,2005,(1);刘炳星.我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日子里[J].文史月刊,2005,(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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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陵.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
(责任编辑:景超江)
SummaryofRecentResearchesonRefugees
DuringAnti2JapaneseWar
GUXiu2qing,PENGLei2ting
(InstituteofChineseModernHistory,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Hubei,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researchesbyacademiccirclesonrefugeesduringtheAnti2JapaneseWar
havegainedcertainresultswhetherinmacroscopicoveralldescriptionorinmicroscopiccasestudy.Butingeneral,suchrespectsoftheresearchesaretobestrengthenedasindepth,area,visualangle,etc.
Keywords:duringtheAnti2JapaneseWar;researchonrefugees;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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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败、国共双方的互动,成为这段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于抗战难民问题,却往往一笔带过,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逐渐兴起,情况才有所改观;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
理论与视角的局限,大陆学界(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对难民问题仍没特别在意,其关注的焦点仍从人口变动的角度出发,集中在移民与流民的群体考察上,探讨移民、流民的成因、源流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像池子华的《近代流民史》就是此类代表。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社会史地位日渐凸显,史学界视角日益下移,抗战难民问题的研究才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内。特别是抗战胜利50周年这一契机的到来,更推动了这一趋向,使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研究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
首先就专著而言,有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作者以11章29万字的篇幅,对抗战时期难民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清理。这不仅使人们能够全面地了解到抗战时期难民的数量、规模、特点、流动方向和社会影响等,而且对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在救济和帮助抗战时期难民等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所认识。另外孙氏在行文中,有意识的运用多种学科(主要是人口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理论,对抗战时期难民一方面做了静态的构成分析,另一方面又对难民的动态流向、社会行为、观
一、研究概况
关于抗战时期难民,应该说还在抗战进行时,因大量难民的出现,而为众多民国学者所关注。象张秉辉的《抗战与救济事业》、陈端云的《抗战与社会救济》、王龙章的《战时难民救济问题》、白启荣的《救济难民》等就都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专著
[1]
。
当时在民国报刊上关于抗战难民的报道及评论文章也不少。但这些更多是当时的应时之作,为抗日献策的意味更大于纯粹的学术探究。建国后,由于长期受到革命史观的束缚,抗战史的研究虽开展比较早,但政治史挂帅的惯性,使得战争的影响、战役的
收稿日期:2005-11-29
作者简介:谷秀青(1981-),女,山东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主要为社会经济史;彭雷霆(1981-),男,湖南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主要为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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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变化作了一定的论述;从而加深了其分析的力度。孙氏这本著作也成为了后来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外对抗战时期难民问题有所涉及的著作也有一些。如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在第九章第三节关于“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的论述中,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难民救济工作就有所论述。而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在有关章节中也涉及到了抗战时期难民问题,也可做些参考。
其次就论文而言,,从年孙艳魁在《《初探》以来,)的论文大概有30;特别是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共有10余篇文章集中探讨了难民问题,从而推动了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开展。而后经过一段短时期的沉寂,跨入新的世纪以后,5年间又有20余篇相关论文问世。这不但拓展了抗战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也使得抗战史研究视角多元化。
[2]
有那么多,当在900万人左右。另外,据对难民作过深入研究的孙艳魁分析,指出内迁难民数“约占抗战时期难民总数的1/8至1/6”,其总数应在800至1000万左右。纵观上述统计数字的差异,其分歧点在于对西迁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的人数考察上,。据资料显示,,且有,之所以陈彩章、陈达1000万及以上,主要、学校、工厂等西迁的人数都统计在内了;而吴相湘、孙艳魁则反之,没有将这类人计算在内。
其次,难民产生及其构成的考察。抗战时期难民的产生主要是受日军侵华的影响,迫使大批交战区、沦陷区的民众转移至大后方。但张根福通过对安徽个案的研究后指出,除了日军侵华这一战争的人为因素外,当时的天灾也助长了难民规模。据他考察,抗战以来,安徽自然灾害十分频繁,虫灾、水灾、旱灾连年不断,而战争又削弱了国家社会的抗灾能力,从而使得安徽许多灾民也加入了抗战时期难
[6]
民迁移的行列。张氏的这一分析也提示我们:抗战时期难民的形成并不单纯只有一个战争的因素;若从抗战整个时段来考察,人祸更可能和天灾交织在一起。对于抗战时期难民构成的分析,从孙艳魁开始有数位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孙艳魁在其《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一书中,按难民的职业及阶级划分为六类:1)工人、农民;2)学生和知识分子;3)地主、小工商业主;4)城市市民和小手工业者;5)沦陷区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军警人员及
[2](P8-9)
其家属;6)社会其他人员。这一分类应该说比较具体。而程朝云则在孙艳魁的基础上将之划分的更为细致:不但根据难民的经济、财产及社会地位将之划分为:高等难民、知识难民和真正难民三类,而且对难民的年龄段也作了一定的分析,得出年轻
[7]
人占多数的初步结论。正是通过对这些难民产生及内部构成的考察,揭示了抗战的祸患之深、对中国社会的波及之广。
再次,就难民的流向来看。难民的流向不仅取决于战争环境的压迫,而且取决于难民自身的条件。总体而言,是随着日军的进军路线,日益内迁。其流向主要表现为:北方难民主要流向于西北地区,南方难民主要流向于西南地区,但这是就难民长途迁移
[2](P266)
二、讨论的问题
总体看来,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探讨至今,已
涌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的整体描述,又有微观的区域研究。但就考察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探讨上:一方面就难民群体本身而言,重点考察了难民的数量、形成、源流及流向等问题;另一方面就难民的外部救济来说,主要着力点在难民的政府救济与社会救济的分析上。下面就这两个方面,介绍一些主要的观点。
1.难民本身的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随着战争规模及战争范围的愈演愈烈,抗战时期难民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加之战事由东向西逐渐蔓延,大批难民相继内迁。
首先,关于内迁难民的数量,学界颇有争议。据陈彩章的估算,认为“由东南及中部迁至云南、贵
[3](P112)
州、四川、山西、甘肃等省或在千万人左右”。这是较早的一个关于抗战时期难民总数的估计。相似的,陈达按城市人口中有25%,农村人口中有5%的人口迁出这个比例计算,也总计得出战时迁移人
[4](P93-94)
口约在1400万人左右。但台湾的吴相湘则根据赈济委员会的资料,指出内迁难民的总数并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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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就西北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象张志红的《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一文,就是对难民之所以流向陕甘宁边区作了一个探讨,指出了战争、灾荒、各种苛捐杂税都对难民的流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沦陷区日军的经济掠夺和国统区的繁重经济负担都加速了难民涌
[8]
入陕甘宁边区。再就西南地区而言。由于西南地区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加之1938年武汉的沦陷,滞留武汉以及周边地区的难民掀起了西迁的浪潮。因此,就全国来说,难民总数的绝大部份果,却并不丰硕《,他将抗战初期(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以南京沦陷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指出:前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缺乏清晰的主线;而在第二阶段,西迁成为主流,武汉成为此时内迁难民主要的集中地,再以它为中心主要向西南大后方进行疏散。而另一篇李正华的《湘桂败退与西南难民潮》,则揭示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直接导致了大量聚集在湘桂的
[9]
难民被迫向云贵等省迁移的史实。但除了这些长途迁移外,一些论文也提及了部分难民短距离迁移的存在。象郑祖安在《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一文中,就指出在八一三事变前后,大批聚集在上海及周边的难民纷纷就近涌入了上海的法租界
[10]
和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而张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一文,则考察了一部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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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难民流向香港的情况。相对来说,对抗战难民近距离迁移,学界研究的还不多,还有待加强。
2.难民救济的研究
随着学界对抗战时期难民关注的升温,研究的视野也由难民本身延伸到外界对难民的救济问题上。救助抑或救济,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词汇,由于救济思想、救济主体的差异,救济的绩效也会产生迥然有别的效果。
首先,就救济思想而言。据台湾学者梁其姿对明清时期慈善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慈善救济的思想古已有之,其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尽管到明清时段的救济机构已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却仍没有将救济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换言之,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上,而没有转化到经济层面;其目的在于整合社会,
维持社会原有秩序。蔡勤禹在《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一文中也指出:伴随着“西风东渐”的进程,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他通过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来考察近代社会救济思想演变的历程;从而提炼出,近代社会救济思想体现了“以教代养”任,是“民有”、“民享”,近代的,而强化了现对抗战时期难民的救济,正是在。
其次,就难民救济的主体而言,可分为政府救济与社会救济。
所谓政府救济。是“对社会上的老弱病残和生活困难的低收入者及遭受紧急灾难或非常灾害的人或家庭,由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给与多种救济、帮助
(见邱昌.广西义民救济之现并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在与将来[M].广西振济会,1940)。从抗战的难民救济来看,政府救济是作为抗战时期的核心机体,而对其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救济目标、救济原则、救济机构、救济立法、救济政策等方面的考察。象蔡勤禹在《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一文中就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树立了明确的救济目标,实行了积极救济、国家与社会协作进行、政府责任的三项救济原则,并相应的设立了国民政府的救济机构,采取了有利的救济政策积极应对,从而将难民整合为抗战的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王同起的《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迁徙与安置》则不单考察了国民政府对国统区难民的救济与安置,也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难民的处置措施;
[15]
从而使得抗战难民的政府救济更为全面。孙艳魁的《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述略》与王春英的《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则从政府的两个救济措施出发,分别考察了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难民垦荒条例》的实施情况与难民收容所机构的设置及其运行状况。
除了对抗战时期的政府救济做整体考察外,对国统区与陕甘宁根据地的区域性研究,则使得研究更为细化。马雅红就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所设置的“难民乡”,肯定了此项举措对保证根据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黄正林《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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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一文则将边区难民的安置与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整合相联系,揭示在整合过程中出现了政府政策与民间传统的惯性行为互相碰撞调适,甚而曲折、反复,反映了
[17]
边区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孙艳魁、滕兰花、徐旭阳三人则分别对武汉、广西、湖北三地的国
[18]
民政府的救济工作作了地区性的考察。三者大都在占据详尽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本区域政府救济的实情,分析了机构的设置、运行及其绩效,指出抗战时期的当地政府在对难民的救护、到的重要作用。
就社会救济而言,、度出发,性与非耦合性、协助式与合作式互动两类关系模
[19]
式。张根福则对世界红卍字会在浙江各地区的难民救济活动作了个案论述,指出其救济的积极意
[20]
义。与此同时,绅商阶层传统功能中救济观在此时也得到发展。如宋钻友在研究抗战时期上海会馆、同乡组织的难民救济工作时曾指出:会馆、同乡组织在收集难民的过程中,能够打破地域隔阂,协同
[21]
进行难民工作。此外,章开沅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从贝德士文献的解读出发,对西方人士在南京沦陷区的难民救济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而李陵在对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难民救济研究中,论到长沙基督教的难民救济具有战时性特征,不仅安置难民,救济学生,而且为难民提供职业介绍
[23]
和职业训练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以上主要是对抗战时期政府与社会救助的考察,除此之外,秦洪芳对香港沦陷前难民境况和港英
[24]
政策也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尽管港英政府在面对两次大的难民潮时,所作出的举措相差很大,但对抗战时期的难民仍旧起到了一定救护作用。另外对于华侨救助难民,在抗战时就已被注意到,如侨务委员会编辑的《中华民国海外侨胞救济及慈善捐款征信录》,南洋商报编辑的《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联合通讯处通告汇集》等,这些主要是中国在外侨民捐款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的报道或记载;这为以后研究华侨救济抗战时期难民提供了一定的史料基础。据蒋顺兴考察,华侨救助难民主要表现在华侨对抗战的物资救助上,如捐助寒衣、慰劳
[25]
金、以及进行各种义捐等。但比较全面、细致的对华侨救助难民作一深入研究的现阶段还不多,仍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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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强。
除上述两方面外,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还包括对难童的考察,及妇女在难童救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难童作为抗战时期难民的特殊人群,它一般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下,童和抗战军人的遗孤等难童数量约占难强,显得,《民族之魂:中》,下两卷;上卷“同胞血”记述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成立、发展壮大到宣告完成历史使命的全过程,下卷“慈母爱”则记录了保育会8年历程中的杰出人物,包括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曹孟君、罗叔章、赵君陶、杜彦桐、陈庆云等人。整体看来主要还是纪实性的描述。就论文来看,回忆性、纪实性的文章占据主导,这包括儿童保育院领导人员和难童的回忆文章,以及后人对他们的追忆性文
①
章;就学术研究性论文来看,大多把其放在难民研究的专题中顺便提及,而专门性的难童研究文章较少。其中冯敏和孙艳魁对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儿童的抢运和保育,以及政府和社会救助的成效问题进
[27]
行了概述性的描述。苏华则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沦陷区难童的异常心理及当时心理学专家们的测量工作做一简述,从而指出难童的救济不仅表现在
[28]
物质层面上,尤要注重精神和心理层面。田景正等从教育学的角度,考察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教育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教育方法的改进及教育读物
[29]
的编定上贡献颇大。除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难童研究中的应用外,难童的研究还表现在对区域史的考察上,如滕兰花对抗日战争时期广西难童救济的研究和许雪莲对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的述评,两者不仅分析了本地难童救济机构的设置、运行情况,而且探索了本地难童教养的特色,为史学研究的多面向提供了范例。
另外作为救助难童主体的妇女也为学人们所关注。像林庭芳就专门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妇委抢救、培育难童的史实,点明了妇女在救助教养难
[31]
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周慧杰在讨论妇女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时,也涉及到了妇女对抗战难
[32]
童的救助保育问题。但学界关于妇女在难童救助方面,主要还只注意到其社会性的角色,将其放置在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或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中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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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1期谷秀青,彭雷霆: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
行考察;而对于其性别特征并没有凸显,这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3.问题与不足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但出现了相关专著,而且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全局的考量,又有区域个体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用。这些无疑都拓宽了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毋庸讳言,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空间仍有不少;首先,从整体上看。相对于抗战,。这既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也有待于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
其次,就研究深度来说,现象层面的描述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宏观的泛泛而论更重于微观的精细研究。比如对抗战难民人数、流向、迁徙路径,多从整体来考察;而对于具体某个省份、某个地区甚至某个城市的个案研究还较缺乏。而且不同的地域,甚至不同的人群对这一迁移的流向、移动过程及对其心理影响都是不同的,需要细致的区分、细化研究。
再次,就研究区域来说,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主要是陕甘宁边区)的难民考察,而对于沦陷区的难民关注较少;只是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涉及了一些。如沦陷区一部分难民拒绝内迁的原因,沦陷区难民的救助包括西方人士的救助,日伪政权对沦陷区难民的处置等问题都值得深入考察。只有将沦陷区的难民也纳入研究的范围,才可能展现抗战时期难民的全貌。
最后,对于有的问题,还需要给予动态的考察。如在华侨与抗战难民的研究上,学界主要着重于抗战前期华侨对难民的救济,而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产生的华侨难民及其一部分归国情况,国内研究还比较薄弱。这就需要我们从动态变化中,把握华侨在不同时期的角色面相。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抗战时期是一非常时期,战争的因素将中国的空间也客观分裂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既有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又有日占区、伪满洲国等。各个不同的区间,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相对的,各个区域的难民状况、救助措施、救助
机构都是不同的。因而在研究抗战难民时需要进行
一定的比较,对各个区域的不同情况要有一定的观照,从而呈现出历史的多面向特征。
当然,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研究理论与视角的进一步多元化,抗战,成为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文章有:毕汝钦.他们拯救了三万儿童———
邓颖超等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拯救孤儿到四川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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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陵.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
(责任编辑:景超江)
SummaryofRecentResearchesonRefugees
DuringAnti2JapaneseWar
GUXiu2qing,PENGLei2ting
(InstituteofChineseModernHistory,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Hubei,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researchesbyacademiccirclesonrefugeesduringtheAnti2JapaneseWar
havegainedcertainresultswhetherinmacroscopicoveralldescriptionorinmicroscopiccasestudy.Butingeneral,suchrespectsoftheresearchesaretobestrengthenedasindepth,area,visualangle,etc.
Keywords:duringtheAnti2JapaneseWar;researchonrefugees;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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