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中国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中国将在这一年的6月30日实现“香港主权回归”,这是中国雪百年耻辱的关键节点,大喜日子。笔者当时人在日本,对于国内如何报道、香港如何宣传一概不知,但日本的宣传热度令我感到吃惊。日本各大电视台、报纸都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而且都是专题报道。连标榜“零度观点”、“零度表情”的日本官办媒体NHK都频频发声。
记得有家电是台的专题报道是个系列节目,从回顾香港如何被割让谈起。先介绍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接着中国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了香港,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各国租界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将上海的外国租界等“归还”给了汪精卫(真实的历史是“移交管辖权”,许多财产被日本没收,属于日本),还没等将香港归还给汪精卫,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对于这样的宣传报道,我个人的理解是,节目想表达如今中国要干的“香港回归”,其实就是日本五十多年前干的那件事。
人在外国,感觉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的事,你不满也没辙,你无法影响或改变他们的观点。此外,另一个远超出“零度观点”、“零度表情”的有关香港的报道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成功的香港人”。或因为李嘉诚这样的香港首富们不想出镜,要么是制作节目之初制作方就根本没将他那一类人考虑进去,我看到的几个被采访、被报道的对象,都是五十、六十年代从大陆逃港,后来在香港发达的“成功人士”。镜头只要一对着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采访通常在他们的豪宅里、花园里进行,他们出门乘豪车,子女、家属也多移民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成功人士”在介绍自己的成功过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自己当年如何“逃离”大陆,最初进入香港时如何狼狈。说自己曾在香港睡过公园、桥洞下,一天打好几份工,没日没夜地拼命干,香港的“环境”将自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个“富翁”。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个,一个是卖中药材的,还有一个是搞装修的,另外一个是搞旅游的。他们到达香港之初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曾经是“雇工”,当下成为了“雇主”,搞旅游的还有“游艇”,他们对自己的“华丽转变”很满足。采访者这时总会提问:你对未来的最大担忧是什么?问有所指,答案也当然是在预料之中。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最大的担忧是‘九七回归’之后,自己或许面临下一次“逃离”,已办好移民,处于想走随时可以走的状态。”
被采访者们担心“好日子”到头了,他们如同坐在活火山上,火山将在6月30日之后爆发。
日本当年攻占香港后,那时才是居住在香港的人民的一次大的、悲惨的逃离,香港再怎么被渲染“危险”,也不可能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的时期。日本的报道,一方面宣传日本曾打败过英国,将香港掌握在黄种人手中,另一方面,中国也是黄种人,而且是香港正宗的主人,“九七回归”属于“物归原主”,日本若要报道,应该为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人高兴才是,可这样的报道算啥?邓小平曾说过“回归后舞照跳、马照赌”,可日本却报道“有钱人要跑”。
当时笔者每年寒暑假基本上都回国,而且多次都是经由香港往返,想将自己看到的另外一面告诉自己认识的日本记者,那次多少有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意思。
在约定时间及地点,日本记者出现了。我对日本记者说,每年寒暑假回国基本上都要经香港,从罗湖桥走过去,我看到的香港的另一面,跟你们电视台上“轰炸一般”的香港报道不一样。对方回答:“真的?具体说说。”“你们电视台总报道那些先偷渡后“发达”的人。偷渡等于发达,可你们日本入管局又要严打中国人‘偷渡’日本。再有,的确有人去了香港之后发了财,但那只是极小一部分人,还有许多人日子过得可紧了。比如说,香港有‘笼屋’你听说过吗?许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属于他的就是一张床,一张用铁笼子围住的床,铁笼上有一个门,可以上锁,回家就是将锁打开,钻进自己的床上,离家就是起床从笼子里出来,然后将属于自己的床锁上。这样的人通常只有睡觉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属于自己的床、属于自己的笼子里去。”我说。“还有,在深圳的罗湖口岸对面,有好几个大型菜场(如今深圳邮电局一带),有香港人每天拖着小车往返数次,他们从深圳采购肉类、蔬菜、干货,运过关之后再转卖给香港居民,这些人就是穷人,他们靠两岸之间的差价谋生。”“你们电视台为什么不报道这些?如果香港人真人人有钱,那么这部分人就不会这么辛苦,从一把或十把青菜中赚取利差。”
听到我连珠炮般地说香港还有许多穷人,日本记者朋友笑了,他不无得意地回答:“你说的这些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日本往那边派驻了许多优秀的记者,他们的采访能力非常强,对大陆、香港的状况也都非常了解,其实你说的内容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并且已经制作好了节目,只是现在没有播放罢了。”
“没播放?真制作好了这样的节目吗?制作好了为啥不播放?”
“我们制作的节目,针对穷人、富人的都有,只是投放的时间不一样。”
“既然又有穷人的,也有富人的,那你们应该插着播啊,播放一集富人的,再来一集穷人的。现在只说富人,穷人的哪里有?什么时候播放?”
“香港回收(回归)前与回收后报道的节目肯定不一样。回归后富人都跑了,那个时候就剩穷人了,那个时候再集中报道穷人。”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一定会跑?那不是假设吗?”
原来是这样。制作的“公正”不代表播放公正。制作很“公正”,说香港既有富人也有穷人,香港啥都有。但在播放上打了一个时间差,这让“公平”失衡,让“公正”变质、变味。香港回归前他们播香港人发财;回归后他们播香港人住笼屋,这明明就是假“公正”之名进行“歪曲”。
笔者对外国媒体之“公正”、“公平”、“公开”,曾经是个坚定不移的信赖者、迷恋者,信得几乎到了坚信不疑、信仰的程度。在研习宗教时有“醍醐灌顶”一说,而日本记者这次对我的“教导”,就是那种感觉,他将我脑子里对外国媒体的盲信全都打飞了。
外国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只有我们也“戴上有色眼镜”回看,才能看到本色。自2010年10月开博以来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希望我们过上好日子。对于外国人的所有的说法、宣传,中国人应从以上角度多加思考后再下结论。外国人的同一张嘴,对我们中国的同一件事,可以用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的人口问题。以前说中国人口太多,地球无法承受。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搞计划生育。可“关心我们的外国人又来了”,他们批评我们违反人权,中国重男轻女,溺婴,抓孕妇去堕胎。等等。还有,我们穷的时候他们笑话我们,我们刚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又来了”,夸大我们的“贫富差距”,挑拨离间。有些中国人在无知中干了外国人想干但他们不敢干或无法干的事情。在网络上造谣,造成我们思想混乱,挑起我们相互敌视就属这类。
“我们干啥都错,真是这样吗?”双重标准,“国家利益”使然也。
借用严复的话作为结尾:“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期。”这句话无论对理解节目投放档期,还是对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制度等,都适用。
1997年,对中国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中国将在这一年的6月30日实现“香港主权回归”,这是中国雪百年耻辱的关键节点,大喜日子。笔者当时人在日本,对于国内如何报道、香港如何宣传一概不知,但日本的宣传热度令我感到吃惊。日本各大电视台、报纸都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而且都是专题报道。连标榜“零度观点”、“零度表情”的日本官办媒体NHK都频频发声。
记得有家电是台的专题报道是个系列节目,从回顾香港如何被割让谈起。先介绍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接着中国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了香港,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各国租界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将上海的外国租界等“归还”给了汪精卫(真实的历史是“移交管辖权”,许多财产被日本没收,属于日本),还没等将香港归还给汪精卫,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对于这样的宣传报道,我个人的理解是,节目想表达如今中国要干的“香港回归”,其实就是日本五十多年前干的那件事。
人在外国,感觉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的事,你不满也没辙,你无法影响或改变他们的观点。此外,另一个远超出“零度观点”、“零度表情”的有关香港的报道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成功的香港人”。或因为李嘉诚这样的香港首富们不想出镜,要么是制作节目之初制作方就根本没将他那一类人考虑进去,我看到的几个被采访、被报道的对象,都是五十、六十年代从大陆逃港,后来在香港发达的“成功人士”。镜头只要一对着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采访通常在他们的豪宅里、花园里进行,他们出门乘豪车,子女、家属也多移民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成功人士”在介绍自己的成功过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自己当年如何“逃离”大陆,最初进入香港时如何狼狈。说自己曾在香港睡过公园、桥洞下,一天打好几份工,没日没夜地拼命干,香港的“环境”将自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个“富翁”。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个,一个是卖中药材的,还有一个是搞装修的,另外一个是搞旅游的。他们到达香港之初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曾经是“雇工”,当下成为了“雇主”,搞旅游的还有“游艇”,他们对自己的“华丽转变”很满足。采访者这时总会提问:你对未来的最大担忧是什么?问有所指,答案也当然是在预料之中。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最大的担忧是‘九七回归’之后,自己或许面临下一次“逃离”,已办好移民,处于想走随时可以走的状态。”
被采访者们担心“好日子”到头了,他们如同坐在活火山上,火山将在6月30日之后爆发。
日本当年攻占香港后,那时才是居住在香港的人民的一次大的、悲惨的逃离,香港再怎么被渲染“危险”,也不可能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的时期。日本的报道,一方面宣传日本曾打败过英国,将香港掌握在黄种人手中,另一方面,中国也是黄种人,而且是香港正宗的主人,“九七回归”属于“物归原主”,日本若要报道,应该为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人高兴才是,可这样的报道算啥?邓小平曾说过“回归后舞照跳、马照赌”,可日本却报道“有钱人要跑”。
当时笔者每年寒暑假基本上都回国,而且多次都是经由香港往返,想将自己看到的另外一面告诉自己认识的日本记者,那次多少有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意思。
在约定时间及地点,日本记者出现了。我对日本记者说,每年寒暑假回国基本上都要经香港,从罗湖桥走过去,我看到的香港的另一面,跟你们电视台上“轰炸一般”的香港报道不一样。对方回答:“真的?具体说说。”“你们电视台总报道那些先偷渡后“发达”的人。偷渡等于发达,可你们日本入管局又要严打中国人‘偷渡’日本。再有,的确有人去了香港之后发了财,但那只是极小一部分人,还有许多人日子过得可紧了。比如说,香港有‘笼屋’你听说过吗?许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属于他的就是一张床,一张用铁笼子围住的床,铁笼上有一个门,可以上锁,回家就是将锁打开,钻进自己的床上,离家就是起床从笼子里出来,然后将属于自己的床锁上。这样的人通常只有睡觉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属于自己的床、属于自己的笼子里去。”我说。“还有,在深圳的罗湖口岸对面,有好几个大型菜场(如今深圳邮电局一带),有香港人每天拖着小车往返数次,他们从深圳采购肉类、蔬菜、干货,运过关之后再转卖给香港居民,这些人就是穷人,他们靠两岸之间的差价谋生。”“你们电视台为什么不报道这些?如果香港人真人人有钱,那么这部分人就不会这么辛苦,从一把或十把青菜中赚取利差。”
听到我连珠炮般地说香港还有许多穷人,日本记者朋友笑了,他不无得意地回答:“你说的这些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日本往那边派驻了许多优秀的记者,他们的采访能力非常强,对大陆、香港的状况也都非常了解,其实你说的内容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并且已经制作好了节目,只是现在没有播放罢了。”
“没播放?真制作好了这样的节目吗?制作好了为啥不播放?”
“我们制作的节目,针对穷人、富人的都有,只是投放的时间不一样。”
“既然又有穷人的,也有富人的,那你们应该插着播啊,播放一集富人的,再来一集穷人的。现在只说富人,穷人的哪里有?什么时候播放?”
“香港回收(回归)前与回收后报道的节目肯定不一样。回归后富人都跑了,那个时候就剩穷人了,那个时候再集中报道穷人。”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一定会跑?那不是假设吗?”
原来是这样。制作的“公正”不代表播放公正。制作很“公正”,说香港既有富人也有穷人,香港啥都有。但在播放上打了一个时间差,这让“公平”失衡,让“公正”变质、变味。香港回归前他们播香港人发财;回归后他们播香港人住笼屋,这明明就是假“公正”之名进行“歪曲”。
笔者对外国媒体之“公正”、“公平”、“公开”,曾经是个坚定不移的信赖者、迷恋者,信得几乎到了坚信不疑、信仰的程度。在研习宗教时有“醍醐灌顶”一说,而日本记者这次对我的“教导”,就是那种感觉,他将我脑子里对外国媒体的盲信全都打飞了。
外国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只有我们也“戴上有色眼镜”回看,才能看到本色。自2010年10月开博以来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希望我们过上好日子。对于外国人的所有的说法、宣传,中国人应从以上角度多加思考后再下结论。外国人的同一张嘴,对我们中国的同一件事,可以用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的人口问题。以前说中国人口太多,地球无法承受。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搞计划生育。可“关心我们的外国人又来了”,他们批评我们违反人权,中国重男轻女,溺婴,抓孕妇去堕胎。等等。还有,我们穷的时候他们笑话我们,我们刚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又来了”,夸大我们的“贫富差距”,挑拨离间。有些中国人在无知中干了外国人想干但他们不敢干或无法干的事情。在网络上造谣,造成我们思想混乱,挑起我们相互敌视就属这类。
“我们干啥都错,真是这样吗?”双重标准,“国家利益”使然也。
借用严复的话作为结尾:“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期。”这句话无论对理解节目投放档期,还是对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制度等,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