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及人生观的讨论，人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起因就是那篇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五月，就是这场讨论的二十周年，当年讨论的年轻人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人，那当年的潘晓今天又在哪里，如今他的路是窄是宽呢？
新闻背景：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出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其中从一名女工的坎坷经历发出对现实与理想的困惑。文章一经刊登，在全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这场讨论持续到翌年3月结束。《中国青年》杂志的最高发行量达到369万份，读者来信总计6万封。有青年称“这是他们第一次敢于向媒体吐露真言”。
这封反映出一代青年困惑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杂志社编辑综合多封读者来信而成，并取其中的代表人物潘炜和黄晓菊共同构成“潘晓”这个名字。
黄晓菊：人生的路还是没有结论
以出现在媒体上的数量相比，现在的黄晓菊要远远少于潘炜，可是20年前，黄晓菊却是作为潘晓的原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出现在工厂学校的主席台上，不经意间潘晓这个思想典型成为了人物典型。从平凡女工到明星人物，黄晓菊既有崇拜也有非议。人生观讨论的热潮退去之后，黄晓菊也开始从媒体中隐去。
■闭门7天回顾20年
最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强烈的要求下，黄晓菊开始躲进宾馆为人生观讨论20周年撰稿。前日下午记者来到她所在的宾馆。在此之前也曾听说过她的很多传言：身材臃肿，像下岗女工，甚至待人苛刻。可是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笑容化解了一切成见。房间很安静，没有电视也没有音乐，只是书桌上摆放着厚厚一沓稿纸，笔迹不是很工整，甚至有一些潦草。这就是7天以来在宾馆闭门写作的成果———20年的总结。
黄晓菊仍然不减当年的热情和善谈，一个原本略带伤痛的话题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开始了。
也许是7天来审视过去的结果，对于那场讨论黄晓菊没有任何顾虑：“我觉得当时的讨论价值在于他的真挚和情感。‘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句话只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什么结论，现在说这个话可能很普遍了，像广告歌词唱的‘每一天我为我充当向导，高兴就好’。”可当年在信发表之后，黄晓菊还为信中的直率和敏感而后怕。
现在作为一个初三孩子的母亲、五家店铺的女老板，黄晓菊对于过去并不太在意，“平时很少会想起那场讨论，讨论完了就放下，当时我很真诚，对人生有一些想法，但之后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吧。”
■一场讨论两种人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封信和这场讨论还是改变了黄晓菊原来的生活轨迹。从思想典型变成人物典型，黄晓菊成为潘晓的替身。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焦点人物，邻居、同事都觉得在他们眼中满是缺点的黄晓菊怎么会是典型人物，工厂的工作也经常因为读者的来访中断。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帮助下，黄晓菊调往出版社工作。之后，她又凭借自学在某科研所的招聘中入选。
“我非常喜欢那个阅览室，如果他们不解聘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留在阅览室，里面窗明几净的，非常安静，好多好多书。”
但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再次喧闹起来。因为没有按院里的限额订阅杂志，而自己是潘晓的身份也被同事知道了，不到一年黄晓菊就被解聘了，此时曾是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无奈之下，黄晓菊只好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下海者之一。在北京的女人街成为最成功的摊主，又独自一人下深圳做一个南部淘金者。
■这些书我一辈子都看不完
现在黄晓菊已经在5个商店打理起自己的店铺，“他们可能觉得我会很有钱，可是我没有。我不算账，我不知道用多少。做服装生意也随心所欲。我现在是拿自己的钱去赔自己的个性。我不是一个特别规范的经营者，有的时候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黄晓菊对数字的不敏感，实在不像是一个生意人。在宾馆住了7天，也没能记住门牌号码。
现在黄晓菊住的还是小姨的房子，她和儿子住一间。狭窄的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是书，满满一书柜，本来就不大的单人床一半都被书占据了。书在黄晓菊的生活中和实验话剧、电影并排为三大爱好，“王朔、艾丹的书，我买来后都没来得及看，生意忙没法看。我都不爱朝里睡，看见床上这么多书，我觉得这辈子都看不完。”
离婚之后，黄晓菊一个人支撑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进货、发货、安排店铺里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奔波。“四十几岁，还没有一个家，按照正常人的说法，我应该是过得挺差的。我和儿子睡上下床，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房间，我听了特别难受。”
■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
在羊毛衫厂的老朋友眼中，黄晓菊和20年前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的激昂、独立。但是黄晓菊自己审视这20年已经是“按现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变自己，但不超过3次和不必要的人吃饭。我的孩子改变了我很多，对孩子我必须报以最大的宽容。”
20年前，为编辑部写的思想总结是在疗养院完成的。黄晓菊非常清楚得记得当时是以散文体写的，原稿有七八千字，可惜的是原稿已经没有了，现在只留下编辑部的摘要。“如果说那个讨论到今天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想人生是永远没有结论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答案，没有哪个人能诠释别人的人生，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那么多人说话。”
已逾不惑的黄晓菊直到现在也没有固定的想法，“我一直不知道以后怎么生活。我总觉得会换地方。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也许是空门吧。”
潘炜：我更愿意谈谈现在
作为潘晓的一半，潘炜曾经一度成为焦点人物，当时的学校、报纸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正面、负面消息。但经历过退学、入狱、流浪、经商，潘炜越来越少的出现在媒体上。只有从零星的报道中才能捕捉到他的点滴踪迹：1997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讨论后的首篇文章，1998年在记者的陪同下回到母校索要毕业证书，今年在目前最为时尚的因特网上开设“老潘信箱”。
■老潘信箱网上指点人生
上周五记者按照潘炜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在航天桥附近的住所。潘炜和他的年轻妻子已经早早等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在走廊尽头的潘炜夫妇显得瘦长而单薄。看见记者，潘炜挥了挥手，这时才发现他的身高的确异于常人（事后才知道潘炜有1．9米高），而他的妻子在身高上与他非常相配。进门时，潘炜习惯性的弯了弯腰。潘炜的房间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卧室里也只有3样家具以及儿子睡的小床，屋子不是很整齐，但还是能看出整理过的痕迹，最醒目的是满满一桌的动物玩具和摆在书桌上的电脑，电脑的屏幕游移着“坏蛋闹闹，不要哭也不要吵”。
在厨房、客厅、卫生间连为一体的房间里，潘炜谈起了讨论之后的20年。话题从桌上的电脑开始。年初，中华英才网推出“老潘信箱”的职业咨询栏目，而它的主持人就是20年前困惑于人生意义之中的潘炜。桌上的电脑是，中华英才网为他提供的办公工具，办公地点就是这间三位一体的房间。每周三天的工作时间，内容就是凭借自己早年在公司面试别人以及接受别人面试的经验，为网友解答求职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交谈不时被电话打断，有媒体约稿的，也有潘炜约的稿，除了为网友释疑解惑，每周六潘炜还要为一家电脑杂志做编辑，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他还要为自己的版面组织稿件。除此之外，潘炜的工作表上还有电视节目的策划，报纸的撰稿、企业的顾问。看上去挺忙的潘炜却自称是“无业人员”，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医疗保险。“1998年我总共的收入才5000多元，曾经因为心脏病差一点就不在了，我现在是在透支体力和进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加上我年轻时的超负荷体力劳动，真有些不堪重负了。”说及过去，潘炜的眼睛有一些湿润，为了不让记者看出，他用咳嗽来掩盖过去。
■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
1980年参加讨论后的潘炜变得更加孤傲，与学校格格不入。1981年在得知父母瞒着他办理了退学手续后，潘炜从青海回到北京讨说法，为此父母与他脱离关系并断绝经济往来。无处栖身的潘炜住过火车站的候车室，住过自制的窝棚，住过大楼里的过道和立交桥的桥底。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生活历经两年左右之后，潘炜终于告别了那段洒脱的生涯。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的帮助下，潘炜得到一份装卸工的工作，每天要扛上百个100多公斤重的大包，来往于车辆和仓库之间，还经常要到火车站货运场提货，但是得到了栖身之所———仓库。可就是这个装卸工的岗位给潘炜带来了3年半的铁窗生涯。
1984年，因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以盗窃罪潘炜被判入狱3年半。对这段历史，潘炜的坦然超过我的想象：“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出狱后为了自食其力，他开始了一轮新的奔波。第一份外出的工作机会，是在实验室刷瓶子，一个一分钱。第二份工作是在编辑部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工作。潘炜的生活开始和媒体和出版社打起了交道。
但不久之后，他的简历中也开始出现各种主任以及公司经理的头衔，从出版社到房地产公司到电脑公司，跳槽对于潘炜成了家常便饭。
■潘晓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
现在媒体和朋友在提及潘炜时还是无可避免地联想到潘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一系列为我所不愿提及或已经懒得再去认真解释的说词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或带有些乐不可支地抖搂出来，甚至是用那些虽然看上去是关心我，其实是带有某种非人道性质的关怀和好奇，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或者厌烦至极。”今天的潘炜，那场讨论、那封信已是如烟往事。
不管愿意与否，20年之后，潘晓的影响依然没有离开过潘炜。如果说当年的潘炜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那现在的潘炜则是“如今尽识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不再写诗歌散文的潘炜开始写起了经济评论，潘炜的文章中几乎没有表扬的，而且大多都是和时下观点背道而驰。已入不惑的潘炜对未来不敢做任何打算，也许能要回学历，也许能找到一份稳定。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节选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摘自2000年3月2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钟鹭）
潘晓来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7fb1f0100f1wd.html
要提及人生观的讨论，人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起因就是那篇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五月，就是这场讨论的二十周年，当年讨论的年轻人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人，那当年的潘晓今天又在哪里，如今他的路是窄是宽呢？
新闻背景：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出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其中从一名女工的坎坷经历发出对现实与理想的困惑。文章一经刊登，在全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这场讨论持续到翌年3月结束。《中国青年》杂志的最高发行量达到369万份，读者来信总计6万封。有青年称“这是他们第一次敢于向媒体吐露真言”。
这封反映出一代青年困惑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杂志社编辑综合多封读者来信而成，并取其中的代表人物潘炜和黄晓菊共同构成“潘晓”这个名字。
黄晓菊：人生的路还是没有结论
以出现在媒体上的数量相比，现在的黄晓菊要远远少于潘炜，可是20年前，黄晓菊却是作为潘晓的原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出现在工厂学校的主席台上，不经意间潘晓这个思想典型成为了人物典型。从平凡女工到明星人物，黄晓菊既有崇拜也有非议。人生观讨论的热潮退去之后，黄晓菊也开始从媒体中隐去。
■闭门7天回顾20年
最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强烈的要求下，黄晓菊开始躲进宾馆为人生观讨论20周年撰稿。前日下午记者来到她所在的宾馆。在此之前也曾听说过她的很多传言：身材臃肿，像下岗女工，甚至待人苛刻。可是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笑容化解了一切成见。房间很安静，没有电视也没有音乐，只是书桌上摆放着厚厚一沓稿纸，笔迹不是很工整，甚至有一些潦草。这就是7天以来在宾馆闭门写作的成果———20年的总结。
黄晓菊仍然不减当年的热情和善谈，一个原本略带伤痛的话题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开始了。
也许是7天来审视过去的结果，对于那场讨论黄晓菊没有任何顾虑：“我觉得当时的讨论价值在于他的真挚和情感。‘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句话只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什么结论，现在说这个话可能很普遍了，像广告歌词唱的‘每一天我为我充当向导，高兴就好’。”可当年在信发表之后，黄晓菊还为信中的直率和敏感而后怕。
现在作为一个初三孩子的母亲、五家店铺的女老板，黄晓菊对于过去并不太在意，“平时很少会想起那场讨论，讨论完了就放下，当时我很真诚，对人生有一些想法，但之后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吧。”
■一场讨论两种人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封信和这场讨论还是改变了黄晓菊原来的生活轨迹。从思想典型变成人物典型，黄晓菊成为潘晓的替身。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焦点人物，邻居、同事都觉得在他们眼中满是缺点的黄晓菊怎么会是典型人物，工厂的工作也经常因为读者的来访中断。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帮助下，黄晓菊调往出版社工作。之后，她又凭借自学在某科研所的招聘中入选。
“我非常喜欢那个阅览室，如果他们不解聘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留在阅览室，里面窗明几净的，非常安静，好多好多书。”
但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再次喧闹起来。因为没有按院里的限额订阅杂志，而自己是潘晓的身份也被同事知道了，不到一年黄晓菊就被解聘了，此时曾是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无奈之下，黄晓菊只好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下海者之一。在北京的女人街成为最成功的摊主，又独自一人下深圳做一个南部淘金者。
■这些书我一辈子都看不完
现在黄晓菊已经在5个商店打理起自己的店铺，“他们可能觉得我会很有钱，可是我没有。我不算账，我不知道用多少。做服装生意也随心所欲。我现在是拿自己的钱去赔自己的个性。我不是一个特别规范的经营者，有的时候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黄晓菊对数字的不敏感，实在不像是一个生意人。在宾馆住了7天，也没能记住门牌号码。
现在黄晓菊住的还是小姨的房子，她和儿子住一间。狭窄的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是书，满满一书柜，本来就不大的单人床一半都被书占据了。书在黄晓菊的生活中和实验话剧、电影并排为三大爱好，“王朔、艾丹的书，我买来后都没来得及看，生意忙没法看。我都不爱朝里睡，看见床上这么多书，我觉得这辈子都看不完。”
离婚之后，黄晓菊一个人支撑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进货、发货、安排店铺里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奔波。“四十几岁，还没有一个家，按照正常人的说法，我应该是过得挺差的。我和儿子睡上下床，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房间，我听了特别难受。”
■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
在羊毛衫厂的老朋友眼中，黄晓菊和20年前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的激昂、独立。但是黄晓菊自己审视这20年已经是“按现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变自己，但不超过3次和不必要的人吃饭。我的孩子改变了我很多，对孩子我必须报以最大的宽容。”
20年前，为编辑部写的思想总结是在疗养院完成的。黄晓菊非常清楚得记得当时是以散文体写的，原稿有七八千字，可惜的是原稿已经没有了，现在只留下编辑部的摘要。“如果说那个讨论到今天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想人生是永远没有结论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答案，没有哪个人能诠释别人的人生，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那么多人说话。”
已逾不惑的黄晓菊直到现在也没有固定的想法，“我一直不知道以后怎么生活。我总觉得会换地方。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也许是空门吧。”
潘炜：我更愿意谈谈现在
作为潘晓的一半，潘炜曾经一度成为焦点人物，当时的学校、报纸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正面、负面消息。但经历过退学、入狱、流浪、经商，潘炜越来越少的出现在媒体上。只有从零星的报道中才能捕捉到他的点滴踪迹：1997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讨论后的首篇文章，1998年在记者的陪同下回到母校索要毕业证书，今年在目前最为时尚的因特网上开设“老潘信箱”。
■老潘信箱网上指点人生
上周五记者按照潘炜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在航天桥附近的住所。潘炜和他的年轻妻子已经早早等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在走廊尽头的潘炜夫妇显得瘦长而单薄。看见记者，潘炜挥了挥手，这时才发现他的身高的确异于常人（事后才知道潘炜有1．9米高），而他的妻子在身高上与他非常相配。进门时，潘炜习惯性的弯了弯腰。潘炜的房间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卧室里也只有3样家具以及儿子睡的小床，屋子不是很整齐，但还是能看出整理过的痕迹，最醒目的是满满一桌的动物玩具和摆在书桌上的电脑，电脑的屏幕游移着“坏蛋闹闹，不要哭也不要吵”。
在厨房、客厅、卫生间连为一体的房间里，潘炜谈起了讨论之后的20年。话题从桌上的电脑开始。年初，中华英才网推出“老潘信箱”的职业咨询栏目，而它的主持人就是20年前困惑于人生意义之中的潘炜。桌上的电脑是，中华英才网为他提供的办公工具，办公地点就是这间三位一体的房间。每周三天的工作时间，内容就是凭借自己早年在公司面试别人以及接受别人面试的经验，为网友解答求职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交谈不时被电话打断，有媒体约稿的，也有潘炜约的稿，除了为网友释疑解惑，每周六潘炜还要为一家电脑杂志做编辑，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他还要为自己的版面组织稿件。除此之外，潘炜的工作表上还有电视节目的策划，报纸的撰稿、企业的顾问。看上去挺忙的潘炜却自称是“无业人员”，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医疗保险。“1998年我总共的收入才5000多元，曾经因为心脏病差一点就不在了，我现在是在透支体力和进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加上我年轻时的超负荷体力劳动，真有些不堪重负了。”说及过去，潘炜的眼睛有一些湿润，为了不让记者看出，他用咳嗽来掩盖过去。
■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
1980年参加讨论后的潘炜变得更加孤傲，与学校格格不入。1981年在得知父母瞒着他办理了退学手续后，潘炜从青海回到北京讨说法，为此父母与他脱离关系并断绝经济往来。无处栖身的潘炜住过火车站的候车室，住过自制的窝棚，住过大楼里的过道和立交桥的桥底。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生活历经两年左右之后，潘炜终于告别了那段洒脱的生涯。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的帮助下，潘炜得到一份装卸工的工作，每天要扛上百个100多公斤重的大包，来往于车辆和仓库之间，还经常要到火车站货运场提货，但是得到了栖身之所———仓库。可就是这个装卸工的岗位给潘炜带来了3年半的铁窗生涯。
1984年，因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以盗窃罪潘炜被判入狱3年半。对这段历史，潘炜的坦然超过我的想象：“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出狱后为了自食其力，他开始了一轮新的奔波。第一份外出的工作机会，是在实验室刷瓶子，一个一分钱。第二份工作是在编辑部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工作。潘炜的生活开始和媒体和出版社打起了交道。
但不久之后，他的简历中也开始出现各种主任以及公司经理的头衔，从出版社到房地产公司到电脑公司，跳槽对于潘炜成了家常便饭。
■潘晓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
现在媒体和朋友在提及潘炜时还是无可避免地联想到潘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一系列为我所不愿提及或已经懒得再去认真解释的说词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或带有些乐不可支地抖搂出来，甚至是用那些虽然看上去是关心我，其实是带有某种非人道性质的关怀和好奇，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或者厌烦至极。”今天的潘炜，那场讨论、那封信已是如烟往事。
不管愿意与否，20年之后，潘晓的影响依然没有离开过潘炜。如果说当年的潘炜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那现在的潘炜则是“如今尽识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不再写诗歌散文的潘炜开始写起了经济评论，潘炜的文章中几乎没有表扬的，而且大多都是和时下观点背道而驰。已入不惑的潘炜对未来不敢做任何打算，也许能要回学历，也许能找到一份稳定。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节选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摘自2000年3月2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钟鹭）
潘晓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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