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松 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祖籍北京,现居天津。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曾当过知青、电视导演等,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十余部。出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王松作品集》(四卷)。曾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作品700余万字。小说和散文作品亦多次在国内获各种文学奖项。
我在芦村生活只有不到三年,却把这里当成故乡。
故乡并不都是温暖,也并不都是不温暖。故乡就是故乡。
我曾在很多小说里写过这个故乡。这是一片盐碱洼地的深处,地薄人稀,交通极不便利。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带的地势有些独特,南缓北尖,东西浑圆,如果在地图上看很像一颗没头没脑的猪心。但芦村人却很聪明,也很机智,他们的聪明和机智是用幽默表现出来的。这些年每当想起芦村人,我便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是清澈,又像是凉爽。这种清澈的凉爽并不是来自内心,而是后背。我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凉。
也许正是这种感觉,我才想起要写一写他们。
这里先写几个人物,都是“村干部”。
一 吴代表
吴代表叫吴有富,那时七十多岁,中等身材,背微驼。
我刚到芦村时,并不知道吴代表的“代表”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大队书记为我们解释才明白,原来村里有一个组织叫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贫协推举吴有富作为全村贫下中农的代表,因此被称为吴代表。吴代表由于经常代表村里的贫下中农去公社参加各种会议,说话就理直气壮,条理也很清楚。当时芦村有两个生产小队。我们这些知青一进村,两个生产小队的贫下中农立刻都明确表示,对我们不欢迎。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生产队里每年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是一个定数,而我们这些知青来到这里,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使队里的收入增加,但每人却要分走一份,这就很不划算。但吴代表却不这样看。吴代表为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浅显但逻辑十分严谨的道理。吴代表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大城市的生活远远要比农村好,所以是没有人愿意来这里的,可是这些知青为啥来了呢,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的,他们听了毛主席的话,咱贫下中农是不是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如咱不要他们,也就等于不要毛主席。吴代表这样一说,立刻就没人敢再说话了。
在那个时代,自然是没有人敢不要毛主席的。
于是,我们就被分到吴代表的这个生产小队。
这时已是七十年代,对知青的管理进入正常化和规范化。按上级要求,我们进村以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是“忆苦思甜”,也就是请村里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回忆一下旧社会的苦,再讲一讲新社会的甜。为我们讲课的自然是吴代表。吴代表来为我们讲课时,刚刚从县里参加“贫下中农赛诗会”回来。当时赛诗会是一种很时髦的群众歌咏形式,很多人聚到一起,将自己写的诗歌朗诵出来,以此来宣传革命思想,抒发革命豪情。吴代表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革命诗歌。吴代表写诗歌很随意,几乎是随时随地,无论在干着什么只要想起来立刻就放下手里的事情掏出小本子开始创作。吴代表曾对我们说,他写诗歌也要有灵感,没有灵感是写不出来的,比如看到一匹马或是一头驴,就会联想到生产队的兴旺发达,看到一头猪或一群鸡,就会想到贫下中农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据说有一次吴代表正蹲在茅坑上屙屎,不知想起了什么立刻掏身上的小本,但小本却忘记带在身上,于是就用秫秸将想好的诗句写在茅坑跟前的地上,待屙完了屎立刻回去取来小本,再将地上的诗句抄写下来。吴代表这一次去县里参加“贫下中农赛诗会”,带去的是一首刚创作的新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雄鸡一唱天下红!
贫下中农抒豪情!
手捧宝书心向党!
学习大寨最光荣!
据说吴代表的这首诗在赛诗会上得到一致赞扬。大家都认为这首诗非常的铿锵有力,不仅表现出贫下中农的时代风貌,也充满了豪迈的革命情怀。吴代表为此还得到一张奖状,同时被奖励了一套崭新的红宝书,也就是四卷《毛泽东选集》。吴代表的心情激动不已。他将这套红宝书捧回来连同奖状一起送去了公社。他对公社领导说,他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领导,因此这套红宝书和奖状都应该留在公社。
吴代表在这个晚上来为我们上课时仍然显得意气风发。
他告诉我们说,从接受再教育的角度说,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所以,为了把这堂课讲得更生动一些,他还特意带来一件实物。实物是一件破旧的棉袄,已经看不出颜色,衣领和袖口都露出里面肮脏的棉花。吴代表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告诉我们,这件棉袄就是他过去穿的,而且一直穿到现在。接着他就给我们讲了旧社会的冬天是多么的寒冷,西北风是怎样的吹,大地又是怎样的冻,而夏天的太阳又是多么的毒辣甚至在太阳底下放一只鸡蛋很快就可以晒熟等等。然后,他又控诉了地主老财率领他们下田不顾死活地拼命干活。吴代表说到这里就已经老泪纵横。他悲愤地说,那些地主老财为了多打粮食真是不要命啊,他们不怕累,难道咱贫下中农也不怕么?咱贫下中农干一阵总要抽袋烟歇一歇啊!
胡天听了立刻眨眨眼,惊疑地问,给地主干活儿……也可以抽烟?
吴代表说,庄稼人,哪能不抽烟。
也能……歇一歇?
不歇还累死不成?
吴代表显然觉得胡天的问题有些不近情理,不悦地看他一眼。
胡天瞪大两眼看看吴代表,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们每个人。
胡天能写一笔漂亮的好字,画画也很好,当初在学校曾是我们班里负责宣传的班委。那时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他经常在墙报上画一些抚今追昔忆苦思甜的内容。这时,他想一下试探着说,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泥塑展览《收租院》我们是都看过的,大地主刘文采对待穷人如狼似虎,贫下中农一边挨打受骂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当牛作马,这样给地主干活儿……还能休息?还能……抽烟?
吴代表听了不屑地说,光干活儿不休息,那是啥人?那是想把光景过好了的地主老财!咱贫下中农只想有一口饭吃,又不想当地主,谁肯给他泼命去干?
胡天越发听不懂了,又问,地主……也下田干活儿?
吴代表摇摇头,嘁的一声说,他当然得干咧,不仅干还要带头多干呢,他家的活计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下力气干,咱贫下中农哪个还肯给他出力?
胡天想了一下,好像恍然大悟,哦哦了两声说对,他们地主整天吃鸡鸭鱼肉,干活儿自然有气力,咱贫下中农吃的是猪狗食,再干那样重的牛马活儿当然就干不动了。
吴代表的嘴里又是嘁的一声。
吴代表说,猪狗食?他吃啥咱吃啥!差一点都不行呢!如果在今天你请个帮工来,给人家吃差了人家能答应么?接着吴代表又很自豪地说,要不说呢,如今村里人都说咱在生产队里干活实在,从不偷奸耍滑,这也是咱的光荣传统呢,不光现在,从过去那年月咱就是这样干的,当初就连那些地主老财都夸咱吴有富是好人性呢!吴代表说到这里,为自己卷起一支旱烟,一边抽着一边又谆谆地告诉我们,如今城市与农村不同,让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农村锻炼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甜窝里生,蜜罐里长,怎么能知道旧社会的苦日子,来农村亲眼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才要接受再教育,所以在广阔天地才能炼出红心。
我们不得不承认,吴代表的这番话语的确具有很严谨的逻辑性,但推导的过程却未免有些奇异,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正确得颠扑不破,却也有种出人意料的意味。直到很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吴代表的形象已有些模糊,他的这个逻辑却仍还记得很清楚。
吴代表自从为我们上过这一堂课,就真的担负起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责任。他每天早晨或晚上都要来我们集体户里转一转,有时候遇到我们正在政治学习,还要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写字,如何看书,甚至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问题。他很谦虚地对我们说,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当年土改时在扫盲班里学会的写字,因此教育我们就有一定难度。不过没关系,他说,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请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有学问。
吴代表的儿子我们都已认识,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大家都叫他吴老师。
吴老师是一个黝黑消瘦有些忧郁的年轻人。他晚上没事时,偶尔也来我们集体户坐一坐,对我们说一些让他苦恼的事情。他说自己没上过几天学,虽然根红苗正,出身贫农血统,但教小学总感到有些吃力。他说,他很愿意和我们说话,聊着天就能懂很多事情。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最让吴老师苦恼的还是恋爱问题。我们刚进村时,据说吴老师正爱着村里的一个女孩。当时这女孩就在生产队里,我们都见过,长得的确很漂亮,皮肤很白,一笑两眼就微微地眯起来,看上去不像是农村的女孩子。吴老师是一个很羞涩的人,他爱这个女孩又不知该如何表达,于是每天傍晚从学校下班以后,就去为这个女孩家里背柴禾,渐渐地竟背了很大一垛柴禾。但这件事很快就被他父亲吴代表知道了。吴代表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因为这个女孩家里的成份很高,是地主,吴代表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自己的儿子每天再去为地主的家里背柴禾是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甚至是一种耻辱。于是一天晚上,吴代表就和儿子吴老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当然,主要是吴代表一直在大声训斥,吴老师则始终沉默不语。后来当吴代表说道,他为儿子找媳妇一定要找一个出身也是“红五类”家庭的闺女,吴老师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结婚只是生活的事情,应该跟政治没关系。吴代表听了儿子的话更加生起气来,说政治,你懂什么叫政治?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只能找贫下中农家的闺女,这就叫政治!找了中农家的闺女都不叫政治!
吴老师最终也没能跟这个出身地主的女孩走到一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尽管吴老师对这女孩一往情深,但这个女孩却并不爱吴老师。于是没过多久,这女孩就嫁到外村去了。据说婆家的成份果然也是地主。
这件事以后,吴老师大病了一场。
吴老师为了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在学校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我们去学校看他。他躺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脸色在灯光下越发显得憔悴。吴老师是一个很沉默的人,沉默的人一般都不愿将自己心里的事说出来。他只是默默地卷着旱烟,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吸着。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其实这已是吴老师第二次失恋。第一次是学校从外村借来的一个小学女教师,比吴老师大两岁,人也长得很清秀,但家庭出身同样是地主,因此同样遭到吴代表的激烈反对。吴代表平时很随和,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异常固执。他甚至找来学校,当面对这个女教师说,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决不会让步的,吴代表说,他儿子的婚姻问题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后来尽管这个女教师一再解释,她不知吴老师是怎样想,至少她自己对吴老师绝没有这个意思。但吴代表还是让学校将这个女教师辞退回去。在这个晚上,吴老师看着我们忧伤地说,为什么漂亮的女孩都是地主出身,而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孩又都不漂亮。我们听了都无言以对。吴老师说的似乎是一个与遗传学有关的问题。但倘若再仔细想一想,又似乎涉及到阶级立场,因此让人无法回答。
吴老师是在那一年秋天结的婚。
他的新娘是邻村的一个女孩,正宗的贫下中农出身。女孩的相貌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嘴唇很厚,脸上的皮肤也有些粗糙。办喜事那天,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和村里的很多人都被请去了。酒席开了九桌,每桌有九个菜,说是为讨吉利取“久”字的谐音。九个菜分别是炒白菜熬白菜炖白菜和腌白菜,每桌还有一碗肉,掀开纸一样薄的肉片,底下是一碗雪白的豆腐。那天吴代表一脸的喜气,穿了一身新衣服里里外外地张罗,一副翻身农民得解放大排筵宴的神气。我就是在那天第一次学喝白酒。胡天和我们集体户的几个人也都说是第一次,有些怕辣。不过吴代表走过来说,辣一点没关系,他可以教我们怎样喝。
结果在吴代表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就都喝醉了。
吴代表的儿子吴老师挨桌向大家敬酒,却并不太理会站在自己身边的新娘。有人起哄,让他跟新娘喝一个交杯酒,他也只是勉强应付了一下,眼里充满疲惫和无奈。待酒席一散,人们就将吴老师和那个新娘推进洞房,然后砰地关上了门。那时我们都年轻,醉得也浅,一见这情形酒就全醒了,心里怦怦地跳着,跟随村里的年轻人拥到窗根底下去听声。所谓“听声”,也就是听新人做爱的声音。按芦村一带的风俗,哪一户人家娶亲,来听声的人越多才表明这家的主人在村里越有面子。吴代表是村里的贫协代表,来听声的人自然就很踊跃,新房的窗根底下几乎蹲满了年轻人。吴代表一脸神秘地走过来向每个人分发香烟,还轻声问大家这样蹲着累不累,要不要去找一个板凳。似乎是请大家来他家看戏。
当时我屏住呼吸,朝屋里侧耳细听,就听到了一些直到很多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声音。先是一阵窸窸窣窣地响,接着就听那新娘问,你……怎么了?
吴老师没有回答。沉默了一阵才说,没怎么。
新娘软着声音有些羞涩地说,你怎么……不脱衣服?
吴老师就不再说话了。
接着就是那新娘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些奇怪,似乎是从胸腔直接发出来的,听上去好像有些呼吸困难。然后就开始气喘吁吁地叫疼。吴老师淡淡地说,没关系,他已经查过书了,疼是正常的,如果不疼就不正常了。
接着,新娘就开始呻吟起来。
我和胡天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都缩在窗底下捂住嘴哧哧地笑起来。吴代表远远地坐在院子门口,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像个指导教师似的问我们,都听到了吗?
我们说,听到了。
听清了吗?
听清了。
听清啥了?
叫疼。
啥……疼?
我们就又都哧哧地笑起来。
吴代表对我们谆谆地说,要认真听,仔细听,将来都有这一天呢。
我们立刻回头去,朝吴代表看了看。
吴代表又眯起眼说,这可是很精细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呢。
直到很多年后,我再遇到胡天时,说起当年的事情仍还记得那一次“听声”。这时的胡天已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告诉我,他对女人的启蒙了解,应该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当然,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后来喝酒以至发展到偶尔酗酒,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二 杨胡子
杨胡子叫杨有根,是生产队长。
那时的生产队长权力很大,不仅要统筹队里的农业生产,带领社员在田间劳动,还可以决定每个人的经济收入,因此在村里就有着绝对的权威。当时第一生产队有三个队长,杨胡子是第一队长,也就是正职队长。杨胡子蓄有一蓬很硬的络腮胡须,身材高大,细腰窄背,看上去很魁梧。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对温度不太敏感,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永远穿一件破旧的灰制服上衣,几个衣兜盖很蔫瘪,像菜叶一样翻卷着。
我们刚来插队时杨胡子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养了六个孩子。当时已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还没有强制,因此杨胡子的这几个孩子也就并没给他带来太大麻烦。但他女人养出这一群孩子之后,却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从此躺到炕上就再也起不来。所以,杨胡子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很困难,负担也重,每天除去率领社员下田劳动,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就还要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去沟渠边打一些紫穗槐的条子来。大洼地区的沟渠边到处生长着紫穗槐。这种灌木的枝条非常柔韧,可以用来编织箩筐和背箕。杨胡子是编筐的高手,他编的箩筐不仅好看,也非常结实耐用。但杨胡子并不敢将自己编的箩筐拿去集市上卖。他作为生产队长当然很清楚,这样做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于是,他只是将这些箩筐送来生产队,然后生产队里作为报酬,再为他记一些工分。
我们刚到芦村时,正赶上杨胡子为他弟弟娶亲。
杨胡子的弟弟叫杨有田,我们没见过,据说是一个面色苍白很孱弱的年轻人,在前一年的春天刚患白血病死了。因此,杨胡子为他弟弟办的实际是一门阴亲。所谓“阴亲”,是指两个年纪相当但已经死去的未婚男女结为夫妻。死人自然已无法结婚,所以,只是死者亲人的一种感情寄托。结婚时由男方的家人将女方的骨灰迎娶过来,同样举行一个结婚的仪式,然后送去墓地埋在一起,这样就算是完成了入洞房的程序。杨胡子为他弟弟找的是一个邻村的女孩,据说是死于一种罕见的疾病。杨胡子很心疼弟弟,觉得他年纪轻轻还没成家就死了,因此操办这场阴亲的婚事也就非常尽心。但杨胡子家的经济条件有限,办不起酒席,于是就决定喜事新办,只买一些糖果和香烟,请村里人过来坐一坐,是个意思也就行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立刻引起女方家人的不满。成亲这天,当杨胡子代表弟弟去将女方的骨灰迎娶过来时,女方的家人一见婚礼竟办得如此简单,当即就要将骨灰抱回去。杨胡子连忙将女方的家人拦住,先是好言相劝,然后咬一咬牙,在生产队里借了一百斤白面,又让人去公社买回几斤猪肉,当天中午在街心架起一口大锅,请全村人吃了一顿喜面。但是,当女方的家人跟随着将骨灰送到墓地,一看墓穴的样子又很不满意。杨胡子在埋葬他弟弟的骨灰时由于没钱,只挖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坑洞,坑洞的四壁抹上泥巴,上面再盖一块石板。女方的家人认为这样的墓穴太过简陋,不要说做洞房,连起码的茅屋都够不上。女方父母说,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在这种地方成亲。于是杨胡子又咬一咬牙,卖了一口猪,买来一些砖和水泥重新垒了一个像样的墓穴。这样才总算将他弟弟这场阴亲的婚事办了。
杨胡子办的这件事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夸奖杨胡子有情有义,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甚至还有人说,杨胡子也非常的克己奉公,他虽然家里很困难,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时却对自己很严格,相反对别人却处处照顾,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
但没过多久,我们知青却跟杨胡子发生了矛盾。
矛盾的焦点正是工分问题。
当时生产队里的经济还很差,一个工分的分值只有三分钱。早晨下田,壮劳力挣两分工,我们知青只挣一分,白天壮劳力挣十分,我们挣七分。也就是说,壮劳力干一天挣十二分,折合三角六分钱,而我们仅能挣到八分,合两角四分钱。胡天认为这样很不合理,于是一天就到生产队跟杨胡子交涉,提出我们知青既然与壮劳力同工,当然也应该同酬。
但是,杨胡子听了却不以为然。他眯起眼说,你们知青还在乎这几个钱?
胡天很认真地说,为什么不在乎,我们当然在乎,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
杨胡子却嘿嘿一笑说,你们可都是财主啊,谁的家里没有一个小银行儿?
胡天说,我们的家里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并不是什么财主,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财主,也跟这件事没关系,我们跟村里的劳力干一样的活,就应该挣一样的工分。
杨胡子不屑地说,壮劳力是贫下中农,你们知青能比么?
胡天说,我们是贫下知青,为什么不能比?
杨胡子说,你们知青懂个屁!
胡天说,我们不懂屁,但不等于不懂别的。
杨胡子说不过胡天,终于发起火来。他撅着胡子骂道,妈个巴子的你们爱懂啥懂啥!谁去城里请你们啦?俺芦村一年就打这点粮食,一百口子人分是它,两百口子人分也是它,你们这些能吃不能干的知青一来不是从我们的口里夺食么?给你们记这点工分已经不少啦!杨胡子这样骂完,又恨恨地说,真他娘的善门难开善门难闭,当初我是看着你们这些孩子扔到乡下没人要,怪可怜的,早知道这样应该也像二队,死活不要你们!
胡天自然也不示弱,肩膀一晃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他往前一步就跟杨胡子对骂起来,说你他妈的少跟老子说这些,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鬼地方啦?当初我在城里呆得好好儿的,要不是学校三天两头跑去我家动员,哪个孙子才想来你这里呢!
胡天的家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知道自己这辈子也别想再选调回城,所以从进村的那一天起就拉开了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
这时,杨胡子看看胡天,忽然又笑了。
杨胡子说,这件事也好办,我是生产队长,你只要能过我这关就行。
胡天眨眨眼问,怎样过?
杨胡子伸出一只手,转着手腕在胡天的眼前晃了晃说,你跟我扳一扳手腕,要扳得过呢,以后就给你记十分,还不光是你,你们所有的知青不论男女,都记十分。
胡天立刻盯着杨胡子问,你的话当真?
杨胡子说,当然当真。
胡天说好,一言为定!
杨胡子说等一等,你要是扳不过我呢,怎样说?
胡天想想说,以后我的工分随便你给,绝无怨言!
杨胡子微微一笑,点点头说,好吧,就这样定。
这时是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胡天立刻就在杨胡子的对面坐下来,挽起衣袖,冲杨胡子伸出手。杨胡子的手黝黑粗大,胡天的手干硬细长,两人憋足劲握在一起,这一黑一白两只手立刻都暴起青筋涨得通红,几乎快要冒出烟来。在场的人都屏住气,屋里只有那张破木桌在他两人的肘下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就这样扳了约有十几分钟,两人就同时都住了手,大概心里都已明白,即使再这样扳下去,要想扳倒对方也并非易事。杨胡子揉着自己的手腕站起来,脸色难看地说,好吧,从明天起,我亲自带着你们这些知青下田,让你们也见识见识,咱贫下中农的壮劳力是怎样干活儿的,如果受得住就给你们记十分。
当时吴代表就在一旁提醒我们,说跟杨胡子下田可要当心,他这个人一干起活来就不要命,不要说聊聊天抽袋烟,连气都不让人喘,眼下又正是较在劲上的时候,他一用力能把我们累死。胡天听了却只是笑一笑,说,我宁愿让他累死,也不能让他吓死。
第二天早晨大家正准备下田时,伍红来找我们集体户的户长田起请假。伍红是我们集体户里仅有的两个女知青之一。她对田起说,她身上不舒服,不想去下田了。田起这时已经有些懂了女生所说的身上不舒服是什么含义,但又有些为难。他对伍红说,这件事他做不了主,杨胡子事先已经有话,这几天无论谁也不管有什么事,一律不准请假。
田起说,你先坚持一下吧,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
伍红听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和大家一起下田来。
杨胡子在这个早晨似乎心情很好,牵着毛驴走在前面嘴里唱唱唧唧的,还不时地跟那头毛驴说话。这时已是仲春季节,过冬小麦已经返青。田里的微风轻轻吹着,泛起一丝泥土的气息。我们来到田里,就开始挠麦苗。挠麦苗也就是用一种钉齿很小的耙子将麦苗周围的土松开,这样可以利于麦苗生长。杨胡子在田边套牲口,忽然朝这边喊:
伍红,你过来!
伍红就拎着挠耙走过去。
杨胡子说,这头驴通人性,你信不信?
伍红一听就笑了,说不信。
杨胡子眯起眼问,你真不信?
伍红说真不信。
杨胡子说,你如果不信,往它身上趴一下试试?
伍红不解,说趴到它身上干什么?
杨胡子说,你一趴,它就张嘴。
伍红听了真往驴背上趴了一下,这头驴果然一下贪婪地张开了大嘴。伍红看着觉得好玩儿,嘻嘻笑着又趴了一下,那头驴又把嘴张开了,这一次还有很多口水一样的东西从嘴里流淌出来。杨胡子蹲在一旁看着,歪起嘴不住嘿嘿地笑着。
胡天突然冲那边喊了一声:伍红,你过来!
伍红就走过来,一边还回过头去看那头驴。
她笑着说,这驴可真有意思,一趴就张嘴!
胡天正色对她说,杨胡子是拿你开玩笑呢!
伍红一愣问,拿我开玩笑……开什么玩笑?
胡天说,你就别问了。
说罢就低下头去继续挠麦苗。
伍红立刻追在他身后问,你说啊,他拿我开什么玩笑了?
胡天这才站住,回头对伍红说,牲畜的事你不懂,现在是春天,正是它们发情的季节,那是一头公驴,你往它身上一趴它就以为是母驴来讨好,要跟它交配,所以才会张嘴,明白了吗?你再往它的身上趴一会儿,它就要往你的身上趴了。
伍红一听气得满脸通红,转身低着头去田里挠麦子了。
这一天在田里,杨胡子果然想累死我们,从早晨干到中午还一口气不歇。大洼地里的麦垄长得一眼望不到头。杨胡子牵着牲口吆吆喝喝地走在前面,我们一个个都被拖得灰头土脸连滚带爬,最后就连最强壮的胡天也开始冒出了虚汗。后来另一个女生呀地叫了一声,就朝伍红跑过去。我和田起几个男生回头一看,就见伍红两腿间的裤子上正有一片殷红洇出来。
杨胡子牵着驴在前面回头看一眼,脸上浮起一缕猥亵的笑。
伍红扔下挠耙就蹲在地上哭起来。
那个女生一边劝说着,想送她回去。
杨胡子却突然冲这边大吼了一声,恶狠狠地说,又不是老爷们儿,流点血咋地啦?俺乡下的闺女哪个月不流几回,还不活着啦?赶紧都干活儿去!
伍红只好站起来,忍气吞声地跟在别人身后继续挠麦子。
后来大洼里就下起雨来。这雨先是淅淅沥沥的,打在满是汗水的身上感到很清爽。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都抬起头去看杨胡子。但杨胡子却并没有要收工的意思,仍然牵着那头毛驴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后来雨就下密了,渐渐地越来越大,终于像瓢泼一样地倾泻下来。这是一场我们在城市里从未见过的大雨,田野里白茫茫灰亮亮的,似乎整个世界都沉到了水底。这时杨胡子才抬起头看了看,漫不经心地说,咱收工啦——!
他这样说罢,将自己的草帽摘下来扣在驴头上,就牵着一摇一晃地走了。
我们都如同听到了大赦令。但这时再想拔脚,才发觉已经晚了。大洼里被雨水一浇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泥潭,两只脚陷下去想拔出来非常困难。我们就像一棵棵庄稼被牢牢地种在了田里,而且感觉越陷越深。后来大家学着胡天的样子,把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光着两脚冒雨在泥里一步一爬地走着。白烟一样的雨水中,隐约能听到杨胡子在前面很远的地方哼哼唧唧地唱: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钻进了青纱帐……
这次以后,我们知青终于还是没有挣到十分工。
胡天始终咽不下这口气。一天晚上,他把杨胡子弄来我们集体户,请他喝了一次。他原想把杨胡子灌醉,看一看他胡言乱语的丑态解一解气。却没有料到,这杨胡子竟是一个酒鬼,轻易喝不倒他,一斤地瓜烧酒喝下去还浑然不觉,人倒显得更加兴高采烈起来,反而是款待了他一回。不过他最后还是被灌醉了。他醉酒之后的样子让人看不出有任何痛苦,却像是沉浸在一种无垠的舒服之中。那天晚上,他说话始终在重复着一个意思,他说不公平,妈个巴子的这世道太不公平,你们城里的工人用机器轧一个小纽扣卖多少钱?几毛钱!俺农民在田里苦扒苦业地做一年打下的粮食卖多少钱?九分钱一斤还得是优等!不公平,妈个巴子的太不公平!让你们这些知青上山下乡是谁的主意?好主意!就得让你们这些城里人知道知道咱乡下农民的厉害!就得让你们看一看,大骡子大马都是五条腿!
田起立刻在一旁说,大骡子大马都是四条腿。
杨胡子嘿嘿一笑说,俺说五条腿就是五条腿!
这一晚胡天下了血本,足足灌了杨胡子二斤多地瓜烧酒。到半夜时,我们看他已醉得实在不行了,担心出事,就赶紧套了一辆大车把他拉去公社的卫生院。当时卫生院的值班医生一看杨胡子的样子立刻皱起眉问,他喝了多少?
胡天说不多,有……一瓶多吧。
一瓶多?
田起说,也许,有两瓶。
两瓶?白酒?
胡天说白酒。
医生立刻问,你们几个,谁抽烟?
我们说,都抽。
医生说,要小心烟火,现在他嘴里呼出的气,划根火柴就能点着。
当时我看了看睡得很沉的杨胡子,他的脸上仍然拧着忿忿的表情。
很多年后,我再来芦村时,听说杨胡子已经搬去城里住了。他的一个女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将杨胡子也接去了。但村里人说,他在城市里并不开心,每次回来就向大家诉苦,说在城市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三 侯书记
侯书记叫侯日球,是芦村的副书记。
所谓芦村的副书记也就是芦村生产大队的副书记。当时一个自然村是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再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基本行政单位只到大队一级,因此只在大队建立党支部。那时侯书记只有三十多岁,按说还轮不到担任村里的副书记。但他算是名门之后。侯书记的父亲绰号叫侯崽子,是一个很具传奇性的人物。据村里人说,他当年在抗战时期曾是这一带很有名的土八路,手使两把王八盒子,威风凛凛叱咤风云,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后来被编入八路军的独立团,更是冲锋陷阵屡建战功。解放以后才解甲还乡,回到家里种田务农。据芦村人说,侯崽子的这个绰号也有些来历。他当年打鬼子时曾立下志愿,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拔掉自己的一根胡须。这样到抗战胜利时,他的嘴边就已经拔得一根胡须不剩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胡须拔掉竟再也不长,到六七十岁时,一张脸上光光洁洁仍还显得很年轻。在芦村一带称崽子并不是骂人,相反还有一些昵称的意味。
于是,侯崽子就被村里的人们叫了侯崽子。
侯书记的名字也有些来历。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出生的,正赶上日本鬼子投降。当时他父亲侯崽子也参加了在瘦龙河边举行的受降仪式,于是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就为他取名叫侯日球。不过在当地方言中,“日”这个字眼还有另一层含义,有时也当动词用。因此侯书记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
侯书记不仅是副书记,还兼任村里的民兵连长。那时正在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村里基干民兵的工作就很重要。因此侯书记一直没有时间下田,每天除去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还要为基干民兵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训练方案。据村里人议论,当初侯书记由于整天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一直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侯书记认为自己的条件比较好,因此自视很高,一般的女孩也就不放在眼里。但侯书记的父亲很为他的婚事着急,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成家,总觉得不像一回事。于是有一段时间,侯崽子就四处奔走,专门找一些左右邻村比较出色的女孩让侯书记挑选。侯书记也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不肯相亲,坚持要以新的恋爱方式单独与女方接触,说是这样可以尽快加深彼此的了解。但每次了解一段时间之后,就让人家女孩羞悔交加地哭着走了。
侯书记也很遗憾,总是摇头说,到底是农村女孩,思想太传统。
据说在我们来芦村之前,村里还曾来过一批知青。
于是侯书记在负责民兵的同时,又分管知青工作。
当时由于那一批知青太年轻,思想情绪很不稳定,有不习惯农村生活的,有忍受不了下田辛苦的,还有热情下去之后对前途和未来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侯书记发现这种情况之后,索性就搬来集体户与知青同吃同住,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解决每个人的思想问题。当时在这批知青中,有一个叫刘燕的女知青情绪最低落,吃不下苦,又想家,想一想今后也觉得前途渺茫,有几次甚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幸好侯书记及时发现她的思想苗头,反复找她谈话,不厌其烦地谈,敞开心扉地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就这样谈了一段时间,这个刘燕就跟侯书记结婚了。
据村里人说,侯书记和刘燕结婚时特意为她盖了三间大瓦房,屋里没盘火炕,而是按照城里人的生活习惯精心摆放了木床和一应家具。刘燕这样住进去,每天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再也不用下田去受劳作之苦。侯崽子老两口见儿子娶了这样一个天仙似的城里女孩,自然都乐得心花怒放,于是每天任劳任怨地烧火做饭小心侍候,唯恐哪里照顾不周让儿媳受了委屈。但刘燕却似乎并没打算在这里长久生活下去,每当发现自己怀孕,立刻就跑回城里的娘家去偷偷把孩子打掉。于是侯书记就又要辛辛苦苦地从头再来。侯崽子老两口渐渐地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照这样下去,儿子要辛苦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呢?
到我们来芦村时,侯书记仍还分管知青工作。
侯书记对我们这批知青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不仅在管理上认真负责,生活上体贴照顾,思想上也要求很严格。当时在公社设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简称“知青办”,专门负责插队知青的管理工作。按知青办的明文规定,我们知青在村里,每个月要有两天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主要是学习一些最新的最高指示和上级下发的文件以及各种学习材料,同时也查找一下自己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广大贫下中农却对知青办的这个规定很反感,认为知青学习是学不出庄稼来的,每月却还要白白承担两天工分,这样很不合理。因此,这种学习制度在各村也就很难推行。侯书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就去生产队里找到杨胡子,为我们把这两天政治学习的时间力争下来,而且每次学习都要亲自来参加,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侯书记在学习时也经常为我们讲一讲话,他反复向大家强调,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选调回城的机会也肯定是有的,而他作为村里分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也是完全有权力决定让谁走不让谁走的。就这样,把我们每个人都说得对未来充满期望又胆战心惊。从此再见侯书记,也就越发小心翼翼。
用伍红的话说,她再见到侯书记就感到紧张,不知该怎样说话才能让他高兴。
这时田起作为我们集体户的户长,由于经常要去公社开会,就从家里带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块“海鸥牌”手表。在那个时候,“飞鸽牌”自行车和“海鸥牌”手表都是很紧俏的高档生活用品,没钱的人自不用说,就是有钱人也要四处去挖门路找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专门的“购买证”才可以购买。因此田起的这块手表和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也就一下成为村里人都很艳羡的东西。侯书记看了田起的手表和自行车之后,一天对他说,他也想买一块这样的手表,当然,如果能再买一辆这样的自行车就更好了,他让田起在城里想一想办法,看能否为他搞到购买证。田起一听满口答应,立刻就给家里人写去信。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却一直没有回音。于是田起再见到侯书记就有些不好意思。
侯书记却表现得很大度,安慰他说,没关系,不用急。
然后又说,他这几天有事,想借田起的自行车用一用。
那段时间,刘燕又怀孕了,侯书记说,他每天都要驮着刘燕去公社的卫生院打保胎针。于是田起咬一咬牙,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侯书记。但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刘燕的肚子已经像一口锅似的鼓起来,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仍还很风光地骑在侯书记的胯下。
接着又有一天,侯书记又说自己的一块日本进口手表坏了,想让田起带回城去修一修。然后又说,他这一阵正忙,每天都要赶去公社开知青工作会议,时间性很强,是不是可以先跟田起把手表换着戴一戴,等他的日本表修好了再换过来。侯书记还特意申明,他的这块日本表可是老牌子,而且还是名牌,好像叫什么“郎野舍”,跟国产表比起来要远远值钱得多。田起当然只好点头同意。但侯书记的那块“郎野舍”手表被田起带回城去之后,经人鉴定早已没有了再修的价值。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块手表竟还是侯书记的父亲侯崽子当年从一个日本兵的死尸手上扒下来的。田起回来自然不好直接对侯书记说这块表已不能再修,于是就只好自己戴了这块每天都要慢四个多小时而且还经常走走停停的日本“郎野舍”手表。而他那块崭新的“海鸥牌”手表,从此也就名正言顺地戴在侯书记的手腕上。
侯书记告诉田起,不用急,他的这块日本表可以慢慢修。
那一年临近春节时,我们集体户的人都已回家过年去了。当时我刚去县里学习回来,所以就晚走了几天。田起这时也刚被侯书记任命接替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又是集体户的户长,所以也还没走。再就是伍红和另一个负责做饭的叫杨琳的女知青。一天傍晚吃过饭,侯书记突然来到我们集体户。当时我和田起正在说话,他拉起我们两人就朝外走。
我和田起一时不知怎么回事,问他这是要去哪里。
侯书记说,到他家去。
田起问去他家干什么。
侯书记说,集体户这里冷屋子冷炕的,这几天就住到他家去。
我和田起相互对视了一下,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想说,不用了。
田起也说,在集体户这里挺好。
我又说,有刘大姐在,我们过去也不方便。
侯书记立刻说,你们刘大姐不在家里。
我问,她去哪了?
侯书记说,回城里生孩子去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拉过我和田起的铺盖卷,一手挟一个就朝外走。我和田起不好再说什么,只得随后跟着来到他家。侯书记一进门就将我们两人的铺盖卷扔到西屋的床上。床是一张双人床,很宽大,上面铺了厚厚的褥子,看上去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侯书记说,这两天你们就睡这里吧,也暖和一些。
田起看了看,问侯书记,我们睡这里,你睡哪呢?
侯书记哦一声说,我……你们不用管。
我很过意不去,说是啊,挤得你没地方了。
侯书记说,当然有地方,我家的地方很大。
他这样说罢又看了我和田起一眼,就转身出去了。
这一夜,我和田起确实都睡得很踏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睡木床了,屋里又有火炉,朦胧中闻到一股淡淡的煤的燃烧气味,就感到浑身的筋骨都松展开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田起已经去公社开会了。我正起身整理被子,忽然听到对面的东屋里有人在低声说话。我从门缝朝外看去,只见那个叫杨琳的女生正披头散发地拎着一只尿桶从屋里出来,朝后面的猪圈去了。我这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多想就开门朝东屋走过来。推开门一看,伍红显然也刚刚起来,正跪在床上叠被子。
她抬起头看见我,突然愣住了。
她说,你昨晚……也住在这里?
我点点头说,我和田起,住在西屋。
哦……我和杨琳……住在……东屋。
伍红特意把“我和杨琳”这几个字说得很重。但是,我朝床上瞥一眼,从被褥的排布可以看出,那显然是三个人睡过的格局。伍红又抬起头朝我看了看,脸上在瞬间至少掠过五到六种表情,最后才定在勉强的笑上。她的笑强烈地刺激了我。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容,我从没有见过。我又朝床上看一眼。我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错觉?
没有。我确信没有。我眼前看到的,应该不是错觉。
我有些明白了,我和田起被当成了掩人耳目的道具。
伍红好像又说了一句什么。但说得很含混,我没听清楚。
我立刻回到西屋,抱起我和田起的被褥就回集体户去了。
这天上午,伍红又追来集体户向我解释。她告诉我不要误会,说侯书记也是好意,他是担心她和杨琳住在集体户里太冷,所以才让她们两人搬到他家去的。但是,伍红说,侯书记又告诉她和杨琳,说他家的西屋已经有人住了,反正刘燕也没在家,于是就和她们两人一起睡在了东屋。不过是她们睡在床上的一边,他睡另一边。侯书记还告诉她们,他父亲当年打日本鬼子时也经常和女游击队员这样睡在一起,这种事很正常,根本不算什么。
我笑笑说是啊是啊,这件事确实很正常,确实不算什么。
伍红听了我的话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很认真地看着我。
她沉了一下,说,我们在这里……都不容易。
我点点头,说是啊是啊,确实都不容易。
她又说,有些事不用说,你也应该明白。
我说对对,我……当然明白。
我说到这里,感觉心里酸了一下。
伍红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嘴动了动,却没说出来。
我又笑一下对伍红说,我记忆力不好,很爱忘事。
伍红看我一眼,就转身走了。在她转身的一瞬,我看到她的眼里一闪。
这以后,我确实再也没提起过此事,似乎真的忘记了。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决定写这篇小说时,才偶然想起来……
四 马保管
马保管是第一生产小队的仓库保管员。
马保管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据说上过几天村学,能写一笔漂亮的好字,也懂一些财会上的事,在村里属于那种能写会算肚里有些墨水的土秀才。他那时五十多岁,家境殷实,人也舒鲜,平时穿得干干净净,戴一副蓝布套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
那一年村里决定让我接任大队会计,就是马保管先透露给我的。
当时正是秋天,村里开始收玉米。一天上午我正在田里掰玉米,马保管也背着箩筐从后面走过来。他来到我的身边朝前后看了看,然后有些神秘地压低声音对我说,知道么,吴贵要去公社砖窑场了。马保管所说的吴贵是村里的大队会计。我已听到村里有人议论,说吴贵通过自己活动,马上要调去公社砖窑厂当会计了。马保管说,他一走,村里大队会计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我当时不知马保管要说什么,就一边掰着玉米说,是啊,这个位子空出来了。马保管又朝我的跟前凑了凑,说,你分析一下,这一次村里最有可能让谁顶替这个位子?我一下笑了,随口说,我怎么知道,也许你马保管差不多吧。我这原本是一句玩笑话,马保管却立刻认真又有些严肃地说,我看不太可能,这里有一句话,芦村一里长,满街侯吴杨,现在这村里是人家侯、吴、杨三大姓掌权,大队会计干好了能抵得上半个书记,这是谁都知道的,属于那种死握实权的大角色,人家三大姓能安排我这外姓人去干吗?
马保管的这番话让我大感意外。我看他说得如此认真,又分析得这样透彻,才意识到他对这件事竟然真的动过心思。于是又笑笑对他说,这件事,也许不会是您想的这样。
不是这样?马保管立刻眨眨眼说,那你说说看,会是……怎样?
我一边掰着玉米一边为他分析说,也许这三大姓都想安排自己人,又都不同意,如果真这样争持不下,到最后索性安排一个外姓人也说不定呢。
马保管想了想,点头嗯一声。
但立刻又说,也不会。
我问为什么。
他说,大队会计这样一个肥差,他们怎么可能让外姓人插手。
我说等着看吧,也许结果会出人意料呢。
我当时只是无意中说的这样一句话。但几天以后,马保管在街上遇到我,立刻将我拉到一个僻静地方说,果然被你说中了。我一下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说愣了,想了想问,被我说中什么了?他朝四周看看说,最后的结果真的是出人意料呢。
他接着又说,你怕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我这时才明白,他说的是大队会计人选的事。
我一下笑了,说,我怎么会知道。
他问,你真的不知道?
我说真的不知道。
这时他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下来,说,听说大队会计的人选已经定下来。
我问,是谁?
他说,你猜?
我又笑了,说,我怎么猜得到。
他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是你。
我立刻摇摇头说,这,怎么可能?
他说怎么不可能,太有可能了,正像你分析的那样,侯吴杨三大姓都想安排自己人,可是安排哪一姓的人又都通不过,到最后干脆就谁都不安排,可是如果安排了我这样的外姓人他们又不情愿,也不放心,最后想来想去,就只好让你这旁不相干的知青来干了。马保管哼一声说,他们当然明白,让你来干今后好控制,你也会跟谁都不远不近。
接着马保管又有些悻悻地说,不过,你这人也不简单啊。
我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就笑了笑问,我怎么不简单了?
马保管说,其实村里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位子,还有人去四处活动,你却不声不响,最后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把这个位子搞到手了,说到底你才是最大的赢家。
马保管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听他的意思,似乎我为这件事也在暗中做了什么。我想告诉他,我并没做什么,什么也没做,我从一开始就对大队会计这个位子没兴趣,我真正的兴趣是选调,是离开这里。不过马保管的这番话还是让我有些意外。我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村里的土秀才竟有如此深的城府。同时,也让我隐隐地担心起来,如果真像他分析的这样,我一旦真的接任大队会计,这也应该是一个很不好干的差事。
果然,我很快就听到风传,说是村里已决定让我接任大队会计。接着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无论在街上遇到谁,大家说话时在客气中又明显带了几分讨好。但胡天告诉我,他在村里还听到另一种传言,说是让知青担任大队会计是对村里不负责任,知青是外人,谁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将来真在账上做些手脚又一走了之,恐怕找都没有地方找去。我听了这话自然很生气,我对胡天说,谁还愿意当他这大队会计,他们谁愿意干谁就去干好了,我才没这个兴趣。胡天说,愿不愿干是你的事,既然村里有这样的传言,就说明有人对你接任大队会计这件事有看法,你自己还是当心一点好。
我当时只是点点头,却并没将胡天的话放在心上。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队长杨胡子分派我和生产队的几个人去田里背棉花柴。所谓“棉花柴”,也就是摘掉棉桃之后的棉花秧,这种棉花秧具有一定的木质,晒干以后当柴烧非常好。当时和我一起下田的人里有马保管的儿子马凤鸣。马凤鸣上过几天初中,但没毕业就回村来务农,在村里应该算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据说他刚回来时,马保管曾想让他去村里的小学校当老师,但当时吴代表的儿子吴老师也正想去学校。马凤鸣跟吴老师竞争,无论是家里的政治条件还是在村里的实力,自然都竞争不过,于是他最后就还是来生产队当了普通社员。马凤鸣认为自己有些文化,所以经常来我们集体户,尤其爱去女生宿舍找伍红说话。但伍红对他很冷淡,偶尔来了兴致也只是拿他开一开心。我在这个早晨来到田里,马凤鸣始终跟在我的身边,还不停地跟我说话,捆棉花柴时也跟我的垄挨在一起。当时这条垄很长,捆到还差一截时,马凤鸣说,算了吧,如果捆到头就太多了,棉花柴沉,也背不动。
我当时也没多想,捆好棉花柴背起来就往回走。
就在这时,我听到金秃子在我的身后骂起来。金秃子是村里的“黑五类”子弟,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兼“坏分子”,因此金秃子在村里就一向表现很积极,平时竭力向有权有势的人身边靠拢。他这时在我身后骂着说,这是谁干的顾头不顾腚的事,一条垄只收到半截就不收了,以后谁还会为这点棉花柴再跑一趟?偷奸耍滑也没有这样干的!
接着就越骂越难听,而且一直跟在我的身后骂了一路。
我被他骂得心里直蹿火,又感到有些奇怪,我并没招惹他,他为什么会这样无端地向我挑衅?这时马保管的儿子马凤鸣就在我身边气哼哼地低声说,这小子是不想活了,一个黑五类子弟还敢这样猖狂,他有啥资格骂人?他要是敢骂我,我非揍死他不可!
应该说,马凤鸣的这番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虽然是一个知青,也不能让村里这样一个谁都瞧不起的黑五类子弟随意辱骂。我的火气终于腾地在心里燃烧起来。我回到场边放下背上的棉花柴。这时金秃子也随后跟过来。他的嘴里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闲骂,而且越发骂得不堪入耳。我觉得已经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朝他走过去问,你在骂谁?
不料金秃子早有准备,立刻从身边抄起一把木锨就朝我砸过来。
嘴里嚷道,我骂的就是你!
我站着没动,等他的木锨砸到我面前时,突然伸手抓住,又用力一拽,就将他拽得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上。跟着我就扑上去,与他滚在地上扭打起来。我那时身体很强壮,挖河时一顿饭甚至可以吃十几个馒头,所以没费多大力气就将金秃子压到底下。但金秃子一边挣扎着一边伸手抓过一根棉花柴,突然朝我的脸上扎过来。我没有防备,稍稍一躲,他趁机就翻过来压到我的身上。也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人在我的手里悄悄塞了一把镰刀。这把镰刀很锋利,也很陌生,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仍然无法判断出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因为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把镰刀。当然,我更无法判断出这把镰刀究竟是什么人塞到我手里的,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幸好我当时还算理智。尽管金秃子压着我拼命地朝我身上挥拳头,我只是将这把镰刀倒过来,用木柄朝金秃子的头上和身上狠抽了几下。金秃子立刻杀猪一样地嚎叫起来,然后就跳起身朝村里跑去,哇哇的叫声顿时响彻一条街。
跟着村里的扩音器就响起来,是马保管的声音。马保管先通知队里的社员去村口的场边分棉花柴,然后就指名点姓地叫我,让我立刻到生产队的办公室去解决问题。他这样说完之后,不知为什么,似乎是忘记了关掉扩音器,大喇叭里仍然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就听他忿忿地不知在对谁说,去田里干活哪有这样偷懒的,收棉花柴只收半条垄,金秃子给他提了提意见就用镰刀砍人家,还差点闹出人命来,这也太霸道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知青,咋一闹起来就这样凶?这以后要让他管点事,谁还敢惹?
当时一村的人都仰起头,竖着耳朵像在收听实况转播。
这一次事后我没向村里做任何解释。村里的干部不知为什么,也没再追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几天以后我就接到通知,到村里接任了大队会计。后来马保管在街上遇到我,立刻拉住我说金秃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存心生事,那天的事大家都明白,不能怪你,我就对杨胡子说,人家挺好的一个知青,平日斯斯文文的连村里都重用,他金秃子不是没事找事么!
我笑笑对马保管说,是啊,您真是个好人,以后有事只管说话。
这以后没过多久,马保管果然有事来求我帮忙。
一天中午,他来到大队办公室,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如今也是大队干部啦,又是个知青,挺有文化,哪一天再入了党也许就不回城里去了吧?我当时正在算账,抬起头冲他笑一笑说,如果能回去当然还是回去,我可不想在这里呆一辈子。
马保管立刻点头,说是啊是啊,你是做大事的人么,哪能在这穷乡僻壤窝一辈子。然后沉了一下,又试探着问,那你们集体户里,别的知青呢,是不是……也都还想回去?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就问,您指的是谁?
他支吾了两声说,比方说吧,那个伍红?
这时我已猜到了马保管的来意,于是说,这就很难讲了,每个人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心里揣着,况且又是女知青,这种心里话怎么会对我讲出来。
马保管连忙说是啊是啊,然后凑到我跟前,又讪讪地说,我那个儿子,也就是你凤鸣兄弟,眼下也不小咧,凭你的眼光,你看他俩合不合适?
马保管的儿子马凤鸣看上了伍红,这我是早就知道的,伍红自己也曾对我说过。但伍红当时是当成笑话说的。她把马保管那个木讷之中又带几分阴险的儿子比喻成一种两栖爬行动物,而把自己又比喻成一只飞禽。这样的话我当然无法告诉马保管。
我想了一下,很认真地对马保管说,这可是他们两人一辈子的大事,合不合适我这局外人怎么好说,只有当事人自己的心里才会明白。然后我考虑了一下,又说,好吧,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回去对伍红说一下试试,成不成不敢说,只能是试一试。
马保管听了连忙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你办事,我最放心。
我在这天下午回到集体户,就把这件事对伍红说了。伍红一听立刻笑得前仰后合。这时伍红已经在跟村里的杨三吹谈恋爱,只是还在保密阶段,除了她两个人,只有我们集体户的知青才知道此事。杨三吹是复员军人,这时已担任村里的治保主任。
据伍红说,杨三吹的醋劲很大,平时谁跟她说一句话他都不高兴。
伍红对我说,这件事你不用管,只要告诉杨三吹,让他去办就行了。
果然,伍红去对杨三吹说了这件事,三天以后,马保管的儿子就被杨三吹派人捆起来,说他夜里违反了村里的治安规定,十二点以后才从金秃子的家里喝酒出来,还在街上随意大声唱歌,一定要弄到公社专政组去查办。马保管立刻吓慌了手脚,搞不清楚只为这样一点小事,杨三吹怎么会如此动怒,于是连忙托人去向杨三吹求情,最后还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杨三吹和几个村干部去他家喝了一顿酒,此事才总算过去。
事后马保管弄清个中原委,一下顿足痛悔不迭。
五 杨三吹
杨三吹叫杨金玉。三吹,是村里人为他取的绰号。
我们来芦村两年后,杨三吹从部队复员回来。据村里人说,他走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是村里的猪倌儿。但这时的杨三吹已是高挑身材,白白净净,看上去像一个标致的城里人。
杨三吹回村后并没有立刻下田。他经常头戴绿军帽,穿一件很合体的军呢子大衣,耀武扬威地在村里走来走去。有时也向人们说一些他在部队时的经历和业绩。据杨三吹说,他一直是在特种部队,专门接受一些特殊训练,比如擒拿格斗武术搏击等等,后来也当教官。曾有几次,还被派出去执行过很特殊的任务。偶尔说到兴头时,也略施一下拳脚,给村里的年轻人亮一亮身手,看上去果然像是有些武功的样子。一次村里的醉鬼侯三将生产队里的一只猪崽偷去吃了,被队长杨胡子发现后,罚了他六百个工分。六百工分大约要折合十八元钱,醉鬼侯三当然不认账,于是就找到杨胡子大吵大闹,还乘着酒劲要动手打杨胡子。当时杨三吹恰好也在旁边,于是就对醉鬼侯三好言相劝,说他偷吃生产队的猪崽已经不对,罚工分也是应该的,就不要再无理取闹。但醉鬼侯三并不把杨三吹放在眼里,伸手就推了他一把,并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就连他一起打。当时杨三吹没再说话,等醉鬼侯三第二下再推过来时,只抓住他的肩膀轻轻往外一带,底下又伸腿一绊。醉鬼侯三原本已经喝得摇摇晃晃,再被杨三吹这一拽一绊立刻就横着扔出去,直跌出一丈多远才摔到地上。醉鬼侯三立刻爬起身扑过来就要跟杨三吹拼命。杨三吹并没有躲闪,等醉鬼侯三扑到跟前时,侧身抓住他的衣领又用力一扔,醉鬼侯三就又被摔出去。直到这时,村里的人们才看出杨三吹果然有些功夫。
但没过多久就传出消息,说杨三吹在部队时并不是什么特务连,只在炊事班喂猪。
杨三吹听说此事后很生气,立刻向传说的人追问,这消息是从哪里传出的。后来一直追到吴代表这里。杨三吹就来质问吴代表,这件事是不是你说的?
吴代表只好点头承认,说确实是自己说的。
杨三吹说你作为村干部,怎么可以乱说话?
吴代表吭哧一下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
杨三吹立刻问,听谁说的?
吴代表说,听醉鬼侯三说的。
杨三吹问,醉鬼侯三是听谁说的?
吴代表说,听柳村孙羊倌儿说的。
杨三吹一听柳村孙羊倌儿立刻就不说话了。柳村孙羊倌儿有一个弟弟,是和杨三吹一起参军,而且在同一个部队的。不过杨三吹后来向村里人解释,说孙羊倌儿的弟弟虽然和自己在同一个部队,但并不是一个连队,因此他对自己的情况也就并不了解。
这时杨三吹已经担任了村里民兵连的指导员。
那段时间备战风声日紧,中苏边境已经剑拔弩张。芦村一带的农田里也经常发现从台湾用气球飘过来的反动传单,叫嚣要反攻大陆。我们知青和村里所有的基干民兵就都已发下自动步枪。杨三吹作为民兵连的指导员也就更加忙碌起来,每晚都要为民兵搞军训。
那年冬季的一个晚上,村里的扩音器突然响起来,是杨三吹的声音。杨三吹的声音有些紧张,他让全体基干民兵立刻跑步到大队集合。大家听了连忙扔下饭碗跑来村里。杨三吹已经等在这里。他很严肃地宣布,公社武装部刚刚下来紧急命令,让各村基干民兵带足三天的干粮,当晚十点前赶到公社集结待命。大家听了一下也都紧张起来,连忙问杨三吹是什么事。杨三吹沉着脸并不回答。又有人问,这一次要开到什么地方去。杨三吹把眼一瞪说,开到什么地方能随便问么?平时是怎么训练你们的?军事机密懂不懂?
问的人赶紧低下头,不敢再吱声了。
于是大家立即回去准备干粮,要求八点钟准时出发。
我们回到集体户带足干粮拿上步枪,八点钟再来大队集合时,几乎所有村里的民兵就都已请了假,有说女人要生孩子的,有说爹妈有病离不开的,还有说自己体弱跑不动的。到出发时,就已经只剩了杨三吹带着我们几个知青。
杨三吹看看我们哼一声,说走吧。
当晚赶到公社的集结地,气氛就更加紧张起来。公社武装部的江部长也已经全副武装,他看一看各村的民兵到齐了,先向大家宣布纪律,夜间行动严禁吸烟,严禁打手电,然后才说,刚刚接到上级通知,最近有一小股台湾特务登陆后流窜到我们这一带,经过分析,很可能潜伏到东孤山上,各村基干民兵立即按统一部署分几路进山围剿,天亮以后在山顶会合。这一阵尽管训练很多,但实战毕竟还是第一次,因此大家听了立刻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起来。当时我们知青都闲得穷极无聊,正愁没一点刺激的事情可干,于是就纷纷要求上级马上发子弹。但江部长说,考虑到这一次主要是与敌人近距离接触,恐怕在战斗过程中误伤自己人,同时也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敌情,要以活捉为主,所以这次行动原则上就不发子弹,每一个民兵战士都要使出平时训练的本领,发扬近战肉搏的作风,打一个全俘敌人的漂亮仗。
大家一听,越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们芦村的基干民兵由杨三吹带领着来到东孤山下的指定地点。杨三吹稳一稳精神,先为我们讲了几点战斗打响之后的注意事项,然后就把我们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我和田起,跟杨三吹编在一组。当时田起提出异议,说他是民兵连长,一个民兵连长和一个指导员分在一组,这似乎不太合理,战斗打响之后也不利于指挥。杨三吹立刻威严地看了田起一眼,说服从命令听指挥懂不懂?有意见回去再提,这时不能发表个人看法。
田起一听立刻就不再说话了。
东孤山是一座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山包,山上乱石林立,灌木丛生,地形非常复杂。当时天色很黑,我和田起跟在杨三吹的身后一边搜索着一边往上爬。杨三吹果然训练有素,他往山上走的是“之”字形,从一块石头的后面蹿到另一块石头的后面,瞪着机警的眼睛像一只被惊的兔子。他一边这样往上摸索着还一边不时地回头低声训斥我和田起,嫌我们走路的声音太大,身体也猫得不够低,说这样容易暴露目标,会被躲在暗处的敌人打黑枪。
后来他干脆就甩掉我们,独自隐到前面的黑暗中去了。
我和田起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听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别动,把手举起来!这声音很陌生,而且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我和田起浑身一紧,立刻对视了一下。显然,这声音不是杨三吹的。接着就听到另一个声音说,不要……开枪……
这一次是杨三吹的声音了。
外地口音又说,站起来,把手举过头顶!
跟着,我们就看到杨三吹举着两手慢慢站起来。
两个黑影跳过去,很利落地把他的枪缴了。
一个黑影问,你们一共多少人?
另一个黑影说,不说就打死你!
接着就听到掰开手枪机头的声音。
杨三吹立刻颤抖着声音说,别、别……这一次……我们全公社十六个民兵连都来了,不过每个连的人……并不多,这座山的四面都有人,正往山上摸……
又是哗啦一声,像拉枪栓的声音。
杨三吹立刻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问田起,咱们救不救他?
田起说,你说呢?
我没有说话。我这时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从刚才两个陌生的声音听,虽然都是外地口音,但听上去一个像是山东口音,另一个像是河北口音,而且其中一个人使用的好像是自动步枪。我的心里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时再看一看,那两个黑影已经押着杨三吹朝山上走去。我和田起绕到西面,看看周围没有了动静,便也猫着腰朝山顶上爬去。
来到山顶天色已经大亮起来。邻村没有发现敌情的民兵已经先上来了。胡天他们两个小组也上来了。胡天满脸是血,走路直打晃,说是半路碰到了敌人,但没有抓住,与敌人搏斗时负了点伤。正说着,就见杨三吹举着两手被押上山来。邻村还有几个投降的,陆续也都被押上来。大家这才明白,这果然是一次实战演习,假设敌是附近部队派来的几个战士。
江部长看了杨三吹和另几个人举着手的样子气得脸色铁青,哼了一声吼道,都不许把手放下来,就这样押着下山!于是大家就扛着枪排起队,唱着《打靶归来》往山下走。胡天押着杨三吹,神气活现地走在最前面,满脸血污被朝霞映得一团灿烂。
这一次回到村里,胡天在集体户躺了半个月,说是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肋膜也出了问题。杨三吹痛惜地对村里人说,还是没有战斗经验啊,这些知青,毕竟没受过专门训练,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怎么能去硬拼呢,保存有生力量就是保存战斗力么,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但没过多久,公社武装部就下来通知,杨三吹的民兵指导员职务还是被撤掉了,改当了治保主任。指导员一职就由民兵连长田起一肩担起来。
杨三吹担任了治保主任以后,又接替侯书记兼管了知青工作,平时与我们的接触也就更加多起来。伍红就是在这段时间与杨三吹谈起恋爱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人并没有公开这件事,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和村里的人是从杨三吹的帽子上看出来的。
杨三吹复员回来以后,头上永远戴着他那顶心爱的绿军帽。但天长日久石头都要被风化,何况是一顶整天戴在头上被风吹日晒雨淋汗沤的布帽子。终于有一天,当杨三吹又用习惯动作举起手来正一正自己的绿军帽时,帽檐就被轻易地拽下来。当时杨三吹心疼得脸上皱成一团,来到集体户,一定要让伍红用针线给他缝起来。但是这顶绿帽子的帽檐实在太糟了,伍红费了很大气力也没能重新缝上去。但是那年春节之后,杨三吹的头上就又有了一顶簇新的绿帽子,比过去的那顶还要绿。据胡天说,这顶绿帽子是伍红回城过年时为杨三吹买的。
伍红与杨三吹的爱情并不顺利,甚至说经历了一些磨难。
当时伍红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不甘心让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农民,将来成为一个村妇就这样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所以伍红每次带杨三吹回城探家,都被她父母怒骂着赶出来。她的父母甚至狠下心来对她说,如果她一定要跟这个叫什么杨三吹的人,就永远不要踏进这个家门。但这时伍红已经搬去杨三吹的家里,跟杨三吹睡在了一起,于是也就死心塌地地不再回家,就在那一年秋天,索性跟杨三吹举行了婚礼。伍红和杨三吹举行婚礼这天,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去了。大家像是去为伍红送行,都有些伤感。那一晚几乎每个人都喝醉了,又哭又唱一直闹到半夜。杨三吹也喝得很多,绿帽子映着红脸一团的喜气。
伍红的父母最终还是接纳了杨三吹。
据说是在他们结婚那一年的春节。伍红毕竟忘不掉自己的父母,于是又带着杨三吹回了城里。那是一个大年初一,当时正下着大雪,伍红带着杨三吹来到家门口,并没有立刻进去,而是冒着大雪站在门外的院子里。杨三吹这一天特意又穿上了那件军呢大衣,头上是伍红给买的绿帽子,他笔管条直地站在雪地里,头上和身上落满了雪片,看上去就像一尊雕像。伍红的父母隔着窗子朝外看着,发现这个年轻人白白净净浓眉大眼,一副很英武的样子,再想一想既然事已如此,便开门让他们进来了。这一次杨三吹受到伍红父母很好的款待。伍红的父亲感觉杨三吹的身材很好,就问他,当初在部队时是不是曾在仪仗队。杨三吹就说,他在去特务连之前确实曾被选入部队的仪仗队,还迎接过许多外国元首,比如阿尔巴尼亚的主席恩维尔·霍查,朝鲜主席金日成,再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等等,他都参加了迎接。
伍红的弟弟在一旁听了立刻提出疑问,说恩维尔·霍查和金日成访华都在北京,尼克松访华除去北京也只在上海,可是杨三吹在部队时,不可能在这两个地方。
杨三吹就说,他当然不在这两个地方,他是海军,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外国元首到中国来,自然要让他们参观一下我们强大的海军。杨三吹说,他当时是在一艘驱逐舰上。杨三吹这样说着,还在屋里走了几个阅兵式上的正步给大家看,手眼身法步,果然标准而且规范。伍红的父亲和母亲对视一下,这才彻底接纳了这个女婿。
但伍红的弟弟却并不相信杨三吹的话。
他一直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可疑。
王 松 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祖籍北京,现居天津。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曾当过知青、电视导演等,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十余部。出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王松作品集》(四卷)。曾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作品700余万字。小说和散文作品亦多次在国内获各种文学奖项。
我在芦村生活只有不到三年,却把这里当成故乡。
故乡并不都是温暖,也并不都是不温暖。故乡就是故乡。
我曾在很多小说里写过这个故乡。这是一片盐碱洼地的深处,地薄人稀,交通极不便利。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带的地势有些独特,南缓北尖,东西浑圆,如果在地图上看很像一颗没头没脑的猪心。但芦村人却很聪明,也很机智,他们的聪明和机智是用幽默表现出来的。这些年每当想起芦村人,我便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是清澈,又像是凉爽。这种清澈的凉爽并不是来自内心,而是后背。我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凉。
也许正是这种感觉,我才想起要写一写他们。
这里先写几个人物,都是“村干部”。
一 吴代表
吴代表叫吴有富,那时七十多岁,中等身材,背微驼。
我刚到芦村时,并不知道吴代表的“代表”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大队书记为我们解释才明白,原来村里有一个组织叫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贫协推举吴有富作为全村贫下中农的代表,因此被称为吴代表。吴代表由于经常代表村里的贫下中农去公社参加各种会议,说话就理直气壮,条理也很清楚。当时芦村有两个生产小队。我们这些知青一进村,两个生产小队的贫下中农立刻都明确表示,对我们不欢迎。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生产队里每年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是一个定数,而我们这些知青来到这里,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使队里的收入增加,但每人却要分走一份,这就很不划算。但吴代表却不这样看。吴代表为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浅显但逻辑十分严谨的道理。吴代表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大城市的生活远远要比农村好,所以是没有人愿意来这里的,可是这些知青为啥来了呢,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的,他们听了毛主席的话,咱贫下中农是不是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如咱不要他们,也就等于不要毛主席。吴代表这样一说,立刻就没人敢再说话了。
在那个时代,自然是没有人敢不要毛主席的。
于是,我们就被分到吴代表的这个生产小队。
这时已是七十年代,对知青的管理进入正常化和规范化。按上级要求,我们进村以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是“忆苦思甜”,也就是请村里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回忆一下旧社会的苦,再讲一讲新社会的甜。为我们讲课的自然是吴代表。吴代表来为我们讲课时,刚刚从县里参加“贫下中农赛诗会”回来。当时赛诗会是一种很时髦的群众歌咏形式,很多人聚到一起,将自己写的诗歌朗诵出来,以此来宣传革命思想,抒发革命豪情。吴代表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革命诗歌。吴代表写诗歌很随意,几乎是随时随地,无论在干着什么只要想起来立刻就放下手里的事情掏出小本子开始创作。吴代表曾对我们说,他写诗歌也要有灵感,没有灵感是写不出来的,比如看到一匹马或是一头驴,就会联想到生产队的兴旺发达,看到一头猪或一群鸡,就会想到贫下中农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据说有一次吴代表正蹲在茅坑上屙屎,不知想起了什么立刻掏身上的小本,但小本却忘记带在身上,于是就用秫秸将想好的诗句写在茅坑跟前的地上,待屙完了屎立刻回去取来小本,再将地上的诗句抄写下来。吴代表这一次去县里参加“贫下中农赛诗会”,带去的是一首刚创作的新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雄鸡一唱天下红!
贫下中农抒豪情!
手捧宝书心向党!
学习大寨最光荣!
据说吴代表的这首诗在赛诗会上得到一致赞扬。大家都认为这首诗非常的铿锵有力,不仅表现出贫下中农的时代风貌,也充满了豪迈的革命情怀。吴代表为此还得到一张奖状,同时被奖励了一套崭新的红宝书,也就是四卷《毛泽东选集》。吴代表的心情激动不已。他将这套红宝书捧回来连同奖状一起送去了公社。他对公社领导说,他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领导,因此这套红宝书和奖状都应该留在公社。
吴代表在这个晚上来为我们上课时仍然显得意气风发。
他告诉我们说,从接受再教育的角度说,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所以,为了把这堂课讲得更生动一些,他还特意带来一件实物。实物是一件破旧的棉袄,已经看不出颜色,衣领和袖口都露出里面肮脏的棉花。吴代表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告诉我们,这件棉袄就是他过去穿的,而且一直穿到现在。接着他就给我们讲了旧社会的冬天是多么的寒冷,西北风是怎样的吹,大地又是怎样的冻,而夏天的太阳又是多么的毒辣甚至在太阳底下放一只鸡蛋很快就可以晒熟等等。然后,他又控诉了地主老财率领他们下田不顾死活地拼命干活。吴代表说到这里就已经老泪纵横。他悲愤地说,那些地主老财为了多打粮食真是不要命啊,他们不怕累,难道咱贫下中农也不怕么?咱贫下中农干一阵总要抽袋烟歇一歇啊!
胡天听了立刻眨眨眼,惊疑地问,给地主干活儿……也可以抽烟?
吴代表说,庄稼人,哪能不抽烟。
也能……歇一歇?
不歇还累死不成?
吴代表显然觉得胡天的问题有些不近情理,不悦地看他一眼。
胡天瞪大两眼看看吴代表,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们每个人。
胡天能写一笔漂亮的好字,画画也很好,当初在学校曾是我们班里负责宣传的班委。那时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他经常在墙报上画一些抚今追昔忆苦思甜的内容。这时,他想一下试探着说,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泥塑展览《收租院》我们是都看过的,大地主刘文采对待穷人如狼似虎,贫下中农一边挨打受骂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当牛作马,这样给地主干活儿……还能休息?还能……抽烟?
吴代表听了不屑地说,光干活儿不休息,那是啥人?那是想把光景过好了的地主老财!咱贫下中农只想有一口饭吃,又不想当地主,谁肯给他泼命去干?
胡天越发听不懂了,又问,地主……也下田干活儿?
吴代表摇摇头,嘁的一声说,他当然得干咧,不仅干还要带头多干呢,他家的活计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下力气干,咱贫下中农哪个还肯给他出力?
胡天想了一下,好像恍然大悟,哦哦了两声说对,他们地主整天吃鸡鸭鱼肉,干活儿自然有气力,咱贫下中农吃的是猪狗食,再干那样重的牛马活儿当然就干不动了。
吴代表的嘴里又是嘁的一声。
吴代表说,猪狗食?他吃啥咱吃啥!差一点都不行呢!如果在今天你请个帮工来,给人家吃差了人家能答应么?接着吴代表又很自豪地说,要不说呢,如今村里人都说咱在生产队里干活实在,从不偷奸耍滑,这也是咱的光荣传统呢,不光现在,从过去那年月咱就是这样干的,当初就连那些地主老财都夸咱吴有富是好人性呢!吴代表说到这里,为自己卷起一支旱烟,一边抽着一边又谆谆地告诉我们,如今城市与农村不同,让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农村锻炼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甜窝里生,蜜罐里长,怎么能知道旧社会的苦日子,来农村亲眼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才要接受再教育,所以在广阔天地才能炼出红心。
我们不得不承认,吴代表的这番话语的确具有很严谨的逻辑性,但推导的过程却未免有些奇异,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正确得颠扑不破,却也有种出人意料的意味。直到很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吴代表的形象已有些模糊,他的这个逻辑却仍还记得很清楚。
吴代表自从为我们上过这一堂课,就真的担负起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责任。他每天早晨或晚上都要来我们集体户里转一转,有时候遇到我们正在政治学习,还要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写字,如何看书,甚至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问题。他很谦虚地对我们说,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当年土改时在扫盲班里学会的写字,因此教育我们就有一定难度。不过没关系,他说,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请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有学问。
吴代表的儿子我们都已认识,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大家都叫他吴老师。
吴老师是一个黝黑消瘦有些忧郁的年轻人。他晚上没事时,偶尔也来我们集体户坐一坐,对我们说一些让他苦恼的事情。他说自己没上过几天学,虽然根红苗正,出身贫农血统,但教小学总感到有些吃力。他说,他很愿意和我们说话,聊着天就能懂很多事情。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最让吴老师苦恼的还是恋爱问题。我们刚进村时,据说吴老师正爱着村里的一个女孩。当时这女孩就在生产队里,我们都见过,长得的确很漂亮,皮肤很白,一笑两眼就微微地眯起来,看上去不像是农村的女孩子。吴老师是一个很羞涩的人,他爱这个女孩又不知该如何表达,于是每天傍晚从学校下班以后,就去为这个女孩家里背柴禾,渐渐地竟背了很大一垛柴禾。但这件事很快就被他父亲吴代表知道了。吴代表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因为这个女孩家里的成份很高,是地主,吴代表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自己的儿子每天再去为地主的家里背柴禾是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甚至是一种耻辱。于是一天晚上,吴代表就和儿子吴老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当然,主要是吴代表一直在大声训斥,吴老师则始终沉默不语。后来当吴代表说道,他为儿子找媳妇一定要找一个出身也是“红五类”家庭的闺女,吴老师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结婚只是生活的事情,应该跟政治没关系。吴代表听了儿子的话更加生起气来,说政治,你懂什么叫政治?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只能找贫下中农家的闺女,这就叫政治!找了中农家的闺女都不叫政治!
吴老师最终也没能跟这个出身地主的女孩走到一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尽管吴老师对这女孩一往情深,但这个女孩却并不爱吴老师。于是没过多久,这女孩就嫁到外村去了。据说婆家的成份果然也是地主。
这件事以后,吴老师大病了一场。
吴老师为了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在学校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我们去学校看他。他躺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脸色在灯光下越发显得憔悴。吴老师是一个很沉默的人,沉默的人一般都不愿将自己心里的事说出来。他只是默默地卷着旱烟,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吸着。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其实这已是吴老师第二次失恋。第一次是学校从外村借来的一个小学女教师,比吴老师大两岁,人也长得很清秀,但家庭出身同样是地主,因此同样遭到吴代表的激烈反对。吴代表平时很随和,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异常固执。他甚至找来学校,当面对这个女教师说,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决不会让步的,吴代表说,他儿子的婚姻问题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后来尽管这个女教师一再解释,她不知吴老师是怎样想,至少她自己对吴老师绝没有这个意思。但吴代表还是让学校将这个女教师辞退回去。在这个晚上,吴老师看着我们忧伤地说,为什么漂亮的女孩都是地主出身,而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孩又都不漂亮。我们听了都无言以对。吴老师说的似乎是一个与遗传学有关的问题。但倘若再仔细想一想,又似乎涉及到阶级立场,因此让人无法回答。
吴老师是在那一年秋天结的婚。
他的新娘是邻村的一个女孩,正宗的贫下中农出身。女孩的相貌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嘴唇很厚,脸上的皮肤也有些粗糙。办喜事那天,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和村里的很多人都被请去了。酒席开了九桌,每桌有九个菜,说是为讨吉利取“久”字的谐音。九个菜分别是炒白菜熬白菜炖白菜和腌白菜,每桌还有一碗肉,掀开纸一样薄的肉片,底下是一碗雪白的豆腐。那天吴代表一脸的喜气,穿了一身新衣服里里外外地张罗,一副翻身农民得解放大排筵宴的神气。我就是在那天第一次学喝白酒。胡天和我们集体户的几个人也都说是第一次,有些怕辣。不过吴代表走过来说,辣一点没关系,他可以教我们怎样喝。
结果在吴代表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就都喝醉了。
吴代表的儿子吴老师挨桌向大家敬酒,却并不太理会站在自己身边的新娘。有人起哄,让他跟新娘喝一个交杯酒,他也只是勉强应付了一下,眼里充满疲惫和无奈。待酒席一散,人们就将吴老师和那个新娘推进洞房,然后砰地关上了门。那时我们都年轻,醉得也浅,一见这情形酒就全醒了,心里怦怦地跳着,跟随村里的年轻人拥到窗根底下去听声。所谓“听声”,也就是听新人做爱的声音。按芦村一带的风俗,哪一户人家娶亲,来听声的人越多才表明这家的主人在村里越有面子。吴代表是村里的贫协代表,来听声的人自然就很踊跃,新房的窗根底下几乎蹲满了年轻人。吴代表一脸神秘地走过来向每个人分发香烟,还轻声问大家这样蹲着累不累,要不要去找一个板凳。似乎是请大家来他家看戏。
当时我屏住呼吸,朝屋里侧耳细听,就听到了一些直到很多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声音。先是一阵窸窸窣窣地响,接着就听那新娘问,你……怎么了?
吴老师没有回答。沉默了一阵才说,没怎么。
新娘软着声音有些羞涩地说,你怎么……不脱衣服?
吴老师就不再说话了。
接着就是那新娘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些奇怪,似乎是从胸腔直接发出来的,听上去好像有些呼吸困难。然后就开始气喘吁吁地叫疼。吴老师淡淡地说,没关系,他已经查过书了,疼是正常的,如果不疼就不正常了。
接着,新娘就开始呻吟起来。
我和胡天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都缩在窗底下捂住嘴哧哧地笑起来。吴代表远远地坐在院子门口,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像个指导教师似的问我们,都听到了吗?
我们说,听到了。
听清了吗?
听清了。
听清啥了?
叫疼。
啥……疼?
我们就又都哧哧地笑起来。
吴代表对我们谆谆地说,要认真听,仔细听,将来都有这一天呢。
我们立刻回头去,朝吴代表看了看。
吴代表又眯起眼说,这可是很精细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呢。
直到很多年后,我再遇到胡天时,说起当年的事情仍还记得那一次“听声”。这时的胡天已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告诉我,他对女人的启蒙了解,应该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当然,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后来喝酒以至发展到偶尔酗酒,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二 杨胡子
杨胡子叫杨有根,是生产队长。
那时的生产队长权力很大,不仅要统筹队里的农业生产,带领社员在田间劳动,还可以决定每个人的经济收入,因此在村里就有着绝对的权威。当时第一生产队有三个队长,杨胡子是第一队长,也就是正职队长。杨胡子蓄有一蓬很硬的络腮胡须,身材高大,细腰窄背,看上去很魁梧。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对温度不太敏感,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永远穿一件破旧的灰制服上衣,几个衣兜盖很蔫瘪,像菜叶一样翻卷着。
我们刚来插队时杨胡子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养了六个孩子。当时已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还没有强制,因此杨胡子的这几个孩子也就并没给他带来太大麻烦。但他女人养出这一群孩子之后,却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从此躺到炕上就再也起不来。所以,杨胡子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很困难,负担也重,每天除去率领社员下田劳动,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就还要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去沟渠边打一些紫穗槐的条子来。大洼地区的沟渠边到处生长着紫穗槐。这种灌木的枝条非常柔韧,可以用来编织箩筐和背箕。杨胡子是编筐的高手,他编的箩筐不仅好看,也非常结实耐用。但杨胡子并不敢将自己编的箩筐拿去集市上卖。他作为生产队长当然很清楚,这样做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于是,他只是将这些箩筐送来生产队,然后生产队里作为报酬,再为他记一些工分。
我们刚到芦村时,正赶上杨胡子为他弟弟娶亲。
杨胡子的弟弟叫杨有田,我们没见过,据说是一个面色苍白很孱弱的年轻人,在前一年的春天刚患白血病死了。因此,杨胡子为他弟弟办的实际是一门阴亲。所谓“阴亲”,是指两个年纪相当但已经死去的未婚男女结为夫妻。死人自然已无法结婚,所以,只是死者亲人的一种感情寄托。结婚时由男方的家人将女方的骨灰迎娶过来,同样举行一个结婚的仪式,然后送去墓地埋在一起,这样就算是完成了入洞房的程序。杨胡子为他弟弟找的是一个邻村的女孩,据说是死于一种罕见的疾病。杨胡子很心疼弟弟,觉得他年纪轻轻还没成家就死了,因此操办这场阴亲的婚事也就非常尽心。但杨胡子家的经济条件有限,办不起酒席,于是就决定喜事新办,只买一些糖果和香烟,请村里人过来坐一坐,是个意思也就行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立刻引起女方家人的不满。成亲这天,当杨胡子代表弟弟去将女方的骨灰迎娶过来时,女方的家人一见婚礼竟办得如此简单,当即就要将骨灰抱回去。杨胡子连忙将女方的家人拦住,先是好言相劝,然后咬一咬牙,在生产队里借了一百斤白面,又让人去公社买回几斤猪肉,当天中午在街心架起一口大锅,请全村人吃了一顿喜面。但是,当女方的家人跟随着将骨灰送到墓地,一看墓穴的样子又很不满意。杨胡子在埋葬他弟弟的骨灰时由于没钱,只挖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坑洞,坑洞的四壁抹上泥巴,上面再盖一块石板。女方的家人认为这样的墓穴太过简陋,不要说做洞房,连起码的茅屋都够不上。女方父母说,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在这种地方成亲。于是杨胡子又咬一咬牙,卖了一口猪,买来一些砖和水泥重新垒了一个像样的墓穴。这样才总算将他弟弟这场阴亲的婚事办了。
杨胡子办的这件事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夸奖杨胡子有情有义,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甚至还有人说,杨胡子也非常的克己奉公,他虽然家里很困难,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时却对自己很严格,相反对别人却处处照顾,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
但没过多久,我们知青却跟杨胡子发生了矛盾。
矛盾的焦点正是工分问题。
当时生产队里的经济还很差,一个工分的分值只有三分钱。早晨下田,壮劳力挣两分工,我们知青只挣一分,白天壮劳力挣十分,我们挣七分。也就是说,壮劳力干一天挣十二分,折合三角六分钱,而我们仅能挣到八分,合两角四分钱。胡天认为这样很不合理,于是一天就到生产队跟杨胡子交涉,提出我们知青既然与壮劳力同工,当然也应该同酬。
但是,杨胡子听了却不以为然。他眯起眼说,你们知青还在乎这几个钱?
胡天很认真地说,为什么不在乎,我们当然在乎,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
杨胡子却嘿嘿一笑说,你们可都是财主啊,谁的家里没有一个小银行儿?
胡天说,我们的家里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并不是什么财主,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财主,也跟这件事没关系,我们跟村里的劳力干一样的活,就应该挣一样的工分。
杨胡子不屑地说,壮劳力是贫下中农,你们知青能比么?
胡天说,我们是贫下知青,为什么不能比?
杨胡子说,你们知青懂个屁!
胡天说,我们不懂屁,但不等于不懂别的。
杨胡子说不过胡天,终于发起火来。他撅着胡子骂道,妈个巴子的你们爱懂啥懂啥!谁去城里请你们啦?俺芦村一年就打这点粮食,一百口子人分是它,两百口子人分也是它,你们这些能吃不能干的知青一来不是从我们的口里夺食么?给你们记这点工分已经不少啦!杨胡子这样骂完,又恨恨地说,真他娘的善门难开善门难闭,当初我是看着你们这些孩子扔到乡下没人要,怪可怜的,早知道这样应该也像二队,死活不要你们!
胡天自然也不示弱,肩膀一晃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他往前一步就跟杨胡子对骂起来,说你他妈的少跟老子说这些,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鬼地方啦?当初我在城里呆得好好儿的,要不是学校三天两头跑去我家动员,哪个孙子才想来你这里呢!
胡天的家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知道自己这辈子也别想再选调回城,所以从进村的那一天起就拉开了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
这时,杨胡子看看胡天,忽然又笑了。
杨胡子说,这件事也好办,我是生产队长,你只要能过我这关就行。
胡天眨眨眼问,怎样过?
杨胡子伸出一只手,转着手腕在胡天的眼前晃了晃说,你跟我扳一扳手腕,要扳得过呢,以后就给你记十分,还不光是你,你们所有的知青不论男女,都记十分。
胡天立刻盯着杨胡子问,你的话当真?
杨胡子说,当然当真。
胡天说好,一言为定!
杨胡子说等一等,你要是扳不过我呢,怎样说?
胡天想想说,以后我的工分随便你给,绝无怨言!
杨胡子微微一笑,点点头说,好吧,就这样定。
这时是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胡天立刻就在杨胡子的对面坐下来,挽起衣袖,冲杨胡子伸出手。杨胡子的手黝黑粗大,胡天的手干硬细长,两人憋足劲握在一起,这一黑一白两只手立刻都暴起青筋涨得通红,几乎快要冒出烟来。在场的人都屏住气,屋里只有那张破木桌在他两人的肘下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就这样扳了约有十几分钟,两人就同时都住了手,大概心里都已明白,即使再这样扳下去,要想扳倒对方也并非易事。杨胡子揉着自己的手腕站起来,脸色难看地说,好吧,从明天起,我亲自带着你们这些知青下田,让你们也见识见识,咱贫下中农的壮劳力是怎样干活儿的,如果受得住就给你们记十分。
当时吴代表就在一旁提醒我们,说跟杨胡子下田可要当心,他这个人一干起活来就不要命,不要说聊聊天抽袋烟,连气都不让人喘,眼下又正是较在劲上的时候,他一用力能把我们累死。胡天听了却只是笑一笑,说,我宁愿让他累死,也不能让他吓死。
第二天早晨大家正准备下田时,伍红来找我们集体户的户长田起请假。伍红是我们集体户里仅有的两个女知青之一。她对田起说,她身上不舒服,不想去下田了。田起这时已经有些懂了女生所说的身上不舒服是什么含义,但又有些为难。他对伍红说,这件事他做不了主,杨胡子事先已经有话,这几天无论谁也不管有什么事,一律不准请假。
田起说,你先坚持一下吧,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
伍红听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和大家一起下田来。
杨胡子在这个早晨似乎心情很好,牵着毛驴走在前面嘴里唱唱唧唧的,还不时地跟那头毛驴说话。这时已是仲春季节,过冬小麦已经返青。田里的微风轻轻吹着,泛起一丝泥土的气息。我们来到田里,就开始挠麦苗。挠麦苗也就是用一种钉齿很小的耙子将麦苗周围的土松开,这样可以利于麦苗生长。杨胡子在田边套牲口,忽然朝这边喊:
伍红,你过来!
伍红就拎着挠耙走过去。
杨胡子说,这头驴通人性,你信不信?
伍红一听就笑了,说不信。
杨胡子眯起眼问,你真不信?
伍红说真不信。
杨胡子说,你如果不信,往它身上趴一下试试?
伍红不解,说趴到它身上干什么?
杨胡子说,你一趴,它就张嘴。
伍红听了真往驴背上趴了一下,这头驴果然一下贪婪地张开了大嘴。伍红看着觉得好玩儿,嘻嘻笑着又趴了一下,那头驴又把嘴张开了,这一次还有很多口水一样的东西从嘴里流淌出来。杨胡子蹲在一旁看着,歪起嘴不住嘿嘿地笑着。
胡天突然冲那边喊了一声:伍红,你过来!
伍红就走过来,一边还回过头去看那头驴。
她笑着说,这驴可真有意思,一趴就张嘴!
胡天正色对她说,杨胡子是拿你开玩笑呢!
伍红一愣问,拿我开玩笑……开什么玩笑?
胡天说,你就别问了。
说罢就低下头去继续挠麦苗。
伍红立刻追在他身后问,你说啊,他拿我开什么玩笑了?
胡天这才站住,回头对伍红说,牲畜的事你不懂,现在是春天,正是它们发情的季节,那是一头公驴,你往它身上一趴它就以为是母驴来讨好,要跟它交配,所以才会张嘴,明白了吗?你再往它的身上趴一会儿,它就要往你的身上趴了。
伍红一听气得满脸通红,转身低着头去田里挠麦子了。
这一天在田里,杨胡子果然想累死我们,从早晨干到中午还一口气不歇。大洼地里的麦垄长得一眼望不到头。杨胡子牵着牲口吆吆喝喝地走在前面,我们一个个都被拖得灰头土脸连滚带爬,最后就连最强壮的胡天也开始冒出了虚汗。后来另一个女生呀地叫了一声,就朝伍红跑过去。我和田起几个男生回头一看,就见伍红两腿间的裤子上正有一片殷红洇出来。
杨胡子牵着驴在前面回头看一眼,脸上浮起一缕猥亵的笑。
伍红扔下挠耙就蹲在地上哭起来。
那个女生一边劝说着,想送她回去。
杨胡子却突然冲这边大吼了一声,恶狠狠地说,又不是老爷们儿,流点血咋地啦?俺乡下的闺女哪个月不流几回,还不活着啦?赶紧都干活儿去!
伍红只好站起来,忍气吞声地跟在别人身后继续挠麦子。
后来大洼里就下起雨来。这雨先是淅淅沥沥的,打在满是汗水的身上感到很清爽。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都抬起头去看杨胡子。但杨胡子却并没有要收工的意思,仍然牵着那头毛驴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后来雨就下密了,渐渐地越来越大,终于像瓢泼一样地倾泻下来。这是一场我们在城市里从未见过的大雨,田野里白茫茫灰亮亮的,似乎整个世界都沉到了水底。这时杨胡子才抬起头看了看,漫不经心地说,咱收工啦——!
他这样说罢,将自己的草帽摘下来扣在驴头上,就牵着一摇一晃地走了。
我们都如同听到了大赦令。但这时再想拔脚,才发觉已经晚了。大洼里被雨水一浇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泥潭,两只脚陷下去想拔出来非常困难。我们就像一棵棵庄稼被牢牢地种在了田里,而且感觉越陷越深。后来大家学着胡天的样子,把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光着两脚冒雨在泥里一步一爬地走着。白烟一样的雨水中,隐约能听到杨胡子在前面很远的地方哼哼唧唧地唱: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钻进了青纱帐……
这次以后,我们知青终于还是没有挣到十分工。
胡天始终咽不下这口气。一天晚上,他把杨胡子弄来我们集体户,请他喝了一次。他原想把杨胡子灌醉,看一看他胡言乱语的丑态解一解气。却没有料到,这杨胡子竟是一个酒鬼,轻易喝不倒他,一斤地瓜烧酒喝下去还浑然不觉,人倒显得更加兴高采烈起来,反而是款待了他一回。不过他最后还是被灌醉了。他醉酒之后的样子让人看不出有任何痛苦,却像是沉浸在一种无垠的舒服之中。那天晚上,他说话始终在重复着一个意思,他说不公平,妈个巴子的这世道太不公平,你们城里的工人用机器轧一个小纽扣卖多少钱?几毛钱!俺农民在田里苦扒苦业地做一年打下的粮食卖多少钱?九分钱一斤还得是优等!不公平,妈个巴子的太不公平!让你们这些知青上山下乡是谁的主意?好主意!就得让你们这些城里人知道知道咱乡下农民的厉害!就得让你们看一看,大骡子大马都是五条腿!
田起立刻在一旁说,大骡子大马都是四条腿。
杨胡子嘿嘿一笑说,俺说五条腿就是五条腿!
这一晚胡天下了血本,足足灌了杨胡子二斤多地瓜烧酒。到半夜时,我们看他已醉得实在不行了,担心出事,就赶紧套了一辆大车把他拉去公社的卫生院。当时卫生院的值班医生一看杨胡子的样子立刻皱起眉问,他喝了多少?
胡天说不多,有……一瓶多吧。
一瓶多?
田起说,也许,有两瓶。
两瓶?白酒?
胡天说白酒。
医生立刻问,你们几个,谁抽烟?
我们说,都抽。
医生说,要小心烟火,现在他嘴里呼出的气,划根火柴就能点着。
当时我看了看睡得很沉的杨胡子,他的脸上仍然拧着忿忿的表情。
很多年后,我再来芦村时,听说杨胡子已经搬去城里住了。他的一个女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将杨胡子也接去了。但村里人说,他在城市里并不开心,每次回来就向大家诉苦,说在城市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三 侯书记
侯书记叫侯日球,是芦村的副书记。
所谓芦村的副书记也就是芦村生产大队的副书记。当时一个自然村是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再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基本行政单位只到大队一级,因此只在大队建立党支部。那时侯书记只有三十多岁,按说还轮不到担任村里的副书记。但他算是名门之后。侯书记的父亲绰号叫侯崽子,是一个很具传奇性的人物。据村里人说,他当年在抗战时期曾是这一带很有名的土八路,手使两把王八盒子,威风凛凛叱咤风云,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后来被编入八路军的独立团,更是冲锋陷阵屡建战功。解放以后才解甲还乡,回到家里种田务农。据芦村人说,侯崽子的这个绰号也有些来历。他当年打鬼子时曾立下志愿,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拔掉自己的一根胡须。这样到抗战胜利时,他的嘴边就已经拔得一根胡须不剩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胡须拔掉竟再也不长,到六七十岁时,一张脸上光光洁洁仍还显得很年轻。在芦村一带称崽子并不是骂人,相反还有一些昵称的意味。
于是,侯崽子就被村里的人们叫了侯崽子。
侯书记的名字也有些来历。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出生的,正赶上日本鬼子投降。当时他父亲侯崽子也参加了在瘦龙河边举行的受降仪式,于是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就为他取名叫侯日球。不过在当地方言中,“日”这个字眼还有另一层含义,有时也当动词用。因此侯书记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
侯书记不仅是副书记,还兼任村里的民兵连长。那时正在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村里基干民兵的工作就很重要。因此侯书记一直没有时间下田,每天除去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还要为基干民兵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训练方案。据村里人议论,当初侯书记由于整天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一直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侯书记认为自己的条件比较好,因此自视很高,一般的女孩也就不放在眼里。但侯书记的父亲很为他的婚事着急,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成家,总觉得不像一回事。于是有一段时间,侯崽子就四处奔走,专门找一些左右邻村比较出色的女孩让侯书记挑选。侯书记也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不肯相亲,坚持要以新的恋爱方式单独与女方接触,说是这样可以尽快加深彼此的了解。但每次了解一段时间之后,就让人家女孩羞悔交加地哭着走了。
侯书记也很遗憾,总是摇头说,到底是农村女孩,思想太传统。
据说在我们来芦村之前,村里还曾来过一批知青。
于是侯书记在负责民兵的同时,又分管知青工作。
当时由于那一批知青太年轻,思想情绪很不稳定,有不习惯农村生活的,有忍受不了下田辛苦的,还有热情下去之后对前途和未来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侯书记发现这种情况之后,索性就搬来集体户与知青同吃同住,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解决每个人的思想问题。当时在这批知青中,有一个叫刘燕的女知青情绪最低落,吃不下苦,又想家,想一想今后也觉得前途渺茫,有几次甚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幸好侯书记及时发现她的思想苗头,反复找她谈话,不厌其烦地谈,敞开心扉地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就这样谈了一段时间,这个刘燕就跟侯书记结婚了。
据村里人说,侯书记和刘燕结婚时特意为她盖了三间大瓦房,屋里没盘火炕,而是按照城里人的生活习惯精心摆放了木床和一应家具。刘燕这样住进去,每天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再也不用下田去受劳作之苦。侯崽子老两口见儿子娶了这样一个天仙似的城里女孩,自然都乐得心花怒放,于是每天任劳任怨地烧火做饭小心侍候,唯恐哪里照顾不周让儿媳受了委屈。但刘燕却似乎并没打算在这里长久生活下去,每当发现自己怀孕,立刻就跑回城里的娘家去偷偷把孩子打掉。于是侯书记就又要辛辛苦苦地从头再来。侯崽子老两口渐渐地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照这样下去,儿子要辛苦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呢?
到我们来芦村时,侯书记仍还分管知青工作。
侯书记对我们这批知青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不仅在管理上认真负责,生活上体贴照顾,思想上也要求很严格。当时在公社设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简称“知青办”,专门负责插队知青的管理工作。按知青办的明文规定,我们知青在村里,每个月要有两天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主要是学习一些最新的最高指示和上级下发的文件以及各种学习材料,同时也查找一下自己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广大贫下中农却对知青办的这个规定很反感,认为知青学习是学不出庄稼来的,每月却还要白白承担两天工分,这样很不合理。因此,这种学习制度在各村也就很难推行。侯书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就去生产队里找到杨胡子,为我们把这两天政治学习的时间力争下来,而且每次学习都要亲自来参加,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侯书记在学习时也经常为我们讲一讲话,他反复向大家强调,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选调回城的机会也肯定是有的,而他作为村里分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也是完全有权力决定让谁走不让谁走的。就这样,把我们每个人都说得对未来充满期望又胆战心惊。从此再见侯书记,也就越发小心翼翼。
用伍红的话说,她再见到侯书记就感到紧张,不知该怎样说话才能让他高兴。
这时田起作为我们集体户的户长,由于经常要去公社开会,就从家里带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块“海鸥牌”手表。在那个时候,“飞鸽牌”自行车和“海鸥牌”手表都是很紧俏的高档生活用品,没钱的人自不用说,就是有钱人也要四处去挖门路找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专门的“购买证”才可以购买。因此田起的这块手表和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也就一下成为村里人都很艳羡的东西。侯书记看了田起的手表和自行车之后,一天对他说,他也想买一块这样的手表,当然,如果能再买一辆这样的自行车就更好了,他让田起在城里想一想办法,看能否为他搞到购买证。田起一听满口答应,立刻就给家里人写去信。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却一直没有回音。于是田起再见到侯书记就有些不好意思。
侯书记却表现得很大度,安慰他说,没关系,不用急。
然后又说,他这几天有事,想借田起的自行车用一用。
那段时间,刘燕又怀孕了,侯书记说,他每天都要驮着刘燕去公社的卫生院打保胎针。于是田起咬一咬牙,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侯书记。但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刘燕的肚子已经像一口锅似的鼓起来,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仍还很风光地骑在侯书记的胯下。
接着又有一天,侯书记又说自己的一块日本进口手表坏了,想让田起带回城去修一修。然后又说,他这一阵正忙,每天都要赶去公社开知青工作会议,时间性很强,是不是可以先跟田起把手表换着戴一戴,等他的日本表修好了再换过来。侯书记还特意申明,他的这块日本表可是老牌子,而且还是名牌,好像叫什么“郎野舍”,跟国产表比起来要远远值钱得多。田起当然只好点头同意。但侯书记的那块“郎野舍”手表被田起带回城去之后,经人鉴定早已没有了再修的价值。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块手表竟还是侯书记的父亲侯崽子当年从一个日本兵的死尸手上扒下来的。田起回来自然不好直接对侯书记说这块表已不能再修,于是就只好自己戴了这块每天都要慢四个多小时而且还经常走走停停的日本“郎野舍”手表。而他那块崭新的“海鸥牌”手表,从此也就名正言顺地戴在侯书记的手腕上。
侯书记告诉田起,不用急,他的这块日本表可以慢慢修。
那一年临近春节时,我们集体户的人都已回家过年去了。当时我刚去县里学习回来,所以就晚走了几天。田起这时也刚被侯书记任命接替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又是集体户的户长,所以也还没走。再就是伍红和另一个负责做饭的叫杨琳的女知青。一天傍晚吃过饭,侯书记突然来到我们集体户。当时我和田起正在说话,他拉起我们两人就朝外走。
我和田起一时不知怎么回事,问他这是要去哪里。
侯书记说,到他家去。
田起问去他家干什么。
侯书记说,集体户这里冷屋子冷炕的,这几天就住到他家去。
我和田起相互对视了一下,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想说,不用了。
田起也说,在集体户这里挺好。
我又说,有刘大姐在,我们过去也不方便。
侯书记立刻说,你们刘大姐不在家里。
我问,她去哪了?
侯书记说,回城里生孩子去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拉过我和田起的铺盖卷,一手挟一个就朝外走。我和田起不好再说什么,只得随后跟着来到他家。侯书记一进门就将我们两人的铺盖卷扔到西屋的床上。床是一张双人床,很宽大,上面铺了厚厚的褥子,看上去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侯书记说,这两天你们就睡这里吧,也暖和一些。
田起看了看,问侯书记,我们睡这里,你睡哪呢?
侯书记哦一声说,我……你们不用管。
我很过意不去,说是啊,挤得你没地方了。
侯书记说,当然有地方,我家的地方很大。
他这样说罢又看了我和田起一眼,就转身出去了。
这一夜,我和田起确实都睡得很踏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睡木床了,屋里又有火炉,朦胧中闻到一股淡淡的煤的燃烧气味,就感到浑身的筋骨都松展开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田起已经去公社开会了。我正起身整理被子,忽然听到对面的东屋里有人在低声说话。我从门缝朝外看去,只见那个叫杨琳的女生正披头散发地拎着一只尿桶从屋里出来,朝后面的猪圈去了。我这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多想就开门朝东屋走过来。推开门一看,伍红显然也刚刚起来,正跪在床上叠被子。
她抬起头看见我,突然愣住了。
她说,你昨晚……也住在这里?
我点点头说,我和田起,住在西屋。
哦……我和杨琳……住在……东屋。
伍红特意把“我和杨琳”这几个字说得很重。但是,我朝床上瞥一眼,从被褥的排布可以看出,那显然是三个人睡过的格局。伍红又抬起头朝我看了看,脸上在瞬间至少掠过五到六种表情,最后才定在勉强的笑上。她的笑强烈地刺激了我。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容,我从没有见过。我又朝床上看一眼。我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错觉?
没有。我确信没有。我眼前看到的,应该不是错觉。
我有些明白了,我和田起被当成了掩人耳目的道具。
伍红好像又说了一句什么。但说得很含混,我没听清楚。
我立刻回到西屋,抱起我和田起的被褥就回集体户去了。
这天上午,伍红又追来集体户向我解释。她告诉我不要误会,说侯书记也是好意,他是担心她和杨琳住在集体户里太冷,所以才让她们两人搬到他家去的。但是,伍红说,侯书记又告诉她和杨琳,说他家的西屋已经有人住了,反正刘燕也没在家,于是就和她们两人一起睡在了东屋。不过是她们睡在床上的一边,他睡另一边。侯书记还告诉她们,他父亲当年打日本鬼子时也经常和女游击队员这样睡在一起,这种事很正常,根本不算什么。
我笑笑说是啊是啊,这件事确实很正常,确实不算什么。
伍红听了我的话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很认真地看着我。
她沉了一下,说,我们在这里……都不容易。
我点点头,说是啊是啊,确实都不容易。
她又说,有些事不用说,你也应该明白。
我说对对,我……当然明白。
我说到这里,感觉心里酸了一下。
伍红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嘴动了动,却没说出来。
我又笑一下对伍红说,我记忆力不好,很爱忘事。
伍红看我一眼,就转身走了。在她转身的一瞬,我看到她的眼里一闪。
这以后,我确实再也没提起过此事,似乎真的忘记了。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决定写这篇小说时,才偶然想起来……
四 马保管
马保管是第一生产小队的仓库保管员。
马保管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据说上过几天村学,能写一笔漂亮的好字,也懂一些财会上的事,在村里属于那种能写会算肚里有些墨水的土秀才。他那时五十多岁,家境殷实,人也舒鲜,平时穿得干干净净,戴一副蓝布套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
那一年村里决定让我接任大队会计,就是马保管先透露给我的。
当时正是秋天,村里开始收玉米。一天上午我正在田里掰玉米,马保管也背着箩筐从后面走过来。他来到我的身边朝前后看了看,然后有些神秘地压低声音对我说,知道么,吴贵要去公社砖窑场了。马保管所说的吴贵是村里的大队会计。我已听到村里有人议论,说吴贵通过自己活动,马上要调去公社砖窑厂当会计了。马保管说,他一走,村里大队会计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我当时不知马保管要说什么,就一边掰着玉米说,是啊,这个位子空出来了。马保管又朝我的跟前凑了凑,说,你分析一下,这一次村里最有可能让谁顶替这个位子?我一下笑了,随口说,我怎么知道,也许你马保管差不多吧。我这原本是一句玩笑话,马保管却立刻认真又有些严肃地说,我看不太可能,这里有一句话,芦村一里长,满街侯吴杨,现在这村里是人家侯、吴、杨三大姓掌权,大队会计干好了能抵得上半个书记,这是谁都知道的,属于那种死握实权的大角色,人家三大姓能安排我这外姓人去干吗?
马保管的这番话让我大感意外。我看他说得如此认真,又分析得这样透彻,才意识到他对这件事竟然真的动过心思。于是又笑笑对他说,这件事,也许不会是您想的这样。
不是这样?马保管立刻眨眨眼说,那你说说看,会是……怎样?
我一边掰着玉米一边为他分析说,也许这三大姓都想安排自己人,又都不同意,如果真这样争持不下,到最后索性安排一个外姓人也说不定呢。
马保管想了想,点头嗯一声。
但立刻又说,也不会。
我问为什么。
他说,大队会计这样一个肥差,他们怎么可能让外姓人插手。
我说等着看吧,也许结果会出人意料呢。
我当时只是无意中说的这样一句话。但几天以后,马保管在街上遇到我,立刻将我拉到一个僻静地方说,果然被你说中了。我一下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说愣了,想了想问,被我说中什么了?他朝四周看看说,最后的结果真的是出人意料呢。
他接着又说,你怕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我这时才明白,他说的是大队会计人选的事。
我一下笑了,说,我怎么会知道。
他问,你真的不知道?
我说真的不知道。
这时他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下来,说,听说大队会计的人选已经定下来。
我问,是谁?
他说,你猜?
我又笑了,说,我怎么猜得到。
他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是你。
我立刻摇摇头说,这,怎么可能?
他说怎么不可能,太有可能了,正像你分析的那样,侯吴杨三大姓都想安排自己人,可是安排哪一姓的人又都通不过,到最后干脆就谁都不安排,可是如果安排了我这样的外姓人他们又不情愿,也不放心,最后想来想去,就只好让你这旁不相干的知青来干了。马保管哼一声说,他们当然明白,让你来干今后好控制,你也会跟谁都不远不近。
接着马保管又有些悻悻地说,不过,你这人也不简单啊。
我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就笑了笑问,我怎么不简单了?
马保管说,其实村里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位子,还有人去四处活动,你却不声不响,最后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把这个位子搞到手了,说到底你才是最大的赢家。
马保管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听他的意思,似乎我为这件事也在暗中做了什么。我想告诉他,我并没做什么,什么也没做,我从一开始就对大队会计这个位子没兴趣,我真正的兴趣是选调,是离开这里。不过马保管的这番话还是让我有些意外。我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村里的土秀才竟有如此深的城府。同时,也让我隐隐地担心起来,如果真像他分析的这样,我一旦真的接任大队会计,这也应该是一个很不好干的差事。
果然,我很快就听到风传,说是村里已决定让我接任大队会计。接着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无论在街上遇到谁,大家说话时在客气中又明显带了几分讨好。但胡天告诉我,他在村里还听到另一种传言,说是让知青担任大队会计是对村里不负责任,知青是外人,谁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将来真在账上做些手脚又一走了之,恐怕找都没有地方找去。我听了这话自然很生气,我对胡天说,谁还愿意当他这大队会计,他们谁愿意干谁就去干好了,我才没这个兴趣。胡天说,愿不愿干是你的事,既然村里有这样的传言,就说明有人对你接任大队会计这件事有看法,你自己还是当心一点好。
我当时只是点点头,却并没将胡天的话放在心上。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队长杨胡子分派我和生产队的几个人去田里背棉花柴。所谓“棉花柴”,也就是摘掉棉桃之后的棉花秧,这种棉花秧具有一定的木质,晒干以后当柴烧非常好。当时和我一起下田的人里有马保管的儿子马凤鸣。马凤鸣上过几天初中,但没毕业就回村来务农,在村里应该算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据说他刚回来时,马保管曾想让他去村里的小学校当老师,但当时吴代表的儿子吴老师也正想去学校。马凤鸣跟吴老师竞争,无论是家里的政治条件还是在村里的实力,自然都竞争不过,于是他最后就还是来生产队当了普通社员。马凤鸣认为自己有些文化,所以经常来我们集体户,尤其爱去女生宿舍找伍红说话。但伍红对他很冷淡,偶尔来了兴致也只是拿他开一开心。我在这个早晨来到田里,马凤鸣始终跟在我的身边,还不停地跟我说话,捆棉花柴时也跟我的垄挨在一起。当时这条垄很长,捆到还差一截时,马凤鸣说,算了吧,如果捆到头就太多了,棉花柴沉,也背不动。
我当时也没多想,捆好棉花柴背起来就往回走。
就在这时,我听到金秃子在我的身后骂起来。金秃子是村里的“黑五类”子弟,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兼“坏分子”,因此金秃子在村里就一向表现很积极,平时竭力向有权有势的人身边靠拢。他这时在我身后骂着说,这是谁干的顾头不顾腚的事,一条垄只收到半截就不收了,以后谁还会为这点棉花柴再跑一趟?偷奸耍滑也没有这样干的!
接着就越骂越难听,而且一直跟在我的身后骂了一路。
我被他骂得心里直蹿火,又感到有些奇怪,我并没招惹他,他为什么会这样无端地向我挑衅?这时马保管的儿子马凤鸣就在我身边气哼哼地低声说,这小子是不想活了,一个黑五类子弟还敢这样猖狂,他有啥资格骂人?他要是敢骂我,我非揍死他不可!
应该说,马凤鸣的这番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虽然是一个知青,也不能让村里这样一个谁都瞧不起的黑五类子弟随意辱骂。我的火气终于腾地在心里燃烧起来。我回到场边放下背上的棉花柴。这时金秃子也随后跟过来。他的嘴里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闲骂,而且越发骂得不堪入耳。我觉得已经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朝他走过去问,你在骂谁?
不料金秃子早有准备,立刻从身边抄起一把木锨就朝我砸过来。
嘴里嚷道,我骂的就是你!
我站着没动,等他的木锨砸到我面前时,突然伸手抓住,又用力一拽,就将他拽得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上。跟着我就扑上去,与他滚在地上扭打起来。我那时身体很强壮,挖河时一顿饭甚至可以吃十几个馒头,所以没费多大力气就将金秃子压到底下。但金秃子一边挣扎着一边伸手抓过一根棉花柴,突然朝我的脸上扎过来。我没有防备,稍稍一躲,他趁机就翻过来压到我的身上。也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人在我的手里悄悄塞了一把镰刀。这把镰刀很锋利,也很陌生,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仍然无法判断出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因为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把镰刀。当然,我更无法判断出这把镰刀究竟是什么人塞到我手里的,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幸好我当时还算理智。尽管金秃子压着我拼命地朝我身上挥拳头,我只是将这把镰刀倒过来,用木柄朝金秃子的头上和身上狠抽了几下。金秃子立刻杀猪一样地嚎叫起来,然后就跳起身朝村里跑去,哇哇的叫声顿时响彻一条街。
跟着村里的扩音器就响起来,是马保管的声音。马保管先通知队里的社员去村口的场边分棉花柴,然后就指名点姓地叫我,让我立刻到生产队的办公室去解决问题。他这样说完之后,不知为什么,似乎是忘记了关掉扩音器,大喇叭里仍然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就听他忿忿地不知在对谁说,去田里干活哪有这样偷懒的,收棉花柴只收半条垄,金秃子给他提了提意见就用镰刀砍人家,还差点闹出人命来,这也太霸道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知青,咋一闹起来就这样凶?这以后要让他管点事,谁还敢惹?
当时一村的人都仰起头,竖着耳朵像在收听实况转播。
这一次事后我没向村里做任何解释。村里的干部不知为什么,也没再追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几天以后我就接到通知,到村里接任了大队会计。后来马保管在街上遇到我,立刻拉住我说金秃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存心生事,那天的事大家都明白,不能怪你,我就对杨胡子说,人家挺好的一个知青,平日斯斯文文的连村里都重用,他金秃子不是没事找事么!
我笑笑对马保管说,是啊,您真是个好人,以后有事只管说话。
这以后没过多久,马保管果然有事来求我帮忙。
一天中午,他来到大队办公室,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如今也是大队干部啦,又是个知青,挺有文化,哪一天再入了党也许就不回城里去了吧?我当时正在算账,抬起头冲他笑一笑说,如果能回去当然还是回去,我可不想在这里呆一辈子。
马保管立刻点头,说是啊是啊,你是做大事的人么,哪能在这穷乡僻壤窝一辈子。然后沉了一下,又试探着问,那你们集体户里,别的知青呢,是不是……也都还想回去?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就问,您指的是谁?
他支吾了两声说,比方说吧,那个伍红?
这时我已猜到了马保管的来意,于是说,这就很难讲了,每个人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心里揣着,况且又是女知青,这种心里话怎么会对我讲出来。
马保管连忙说是啊是啊,然后凑到我跟前,又讪讪地说,我那个儿子,也就是你凤鸣兄弟,眼下也不小咧,凭你的眼光,你看他俩合不合适?
马保管的儿子马凤鸣看上了伍红,这我是早就知道的,伍红自己也曾对我说过。但伍红当时是当成笑话说的。她把马保管那个木讷之中又带几分阴险的儿子比喻成一种两栖爬行动物,而把自己又比喻成一只飞禽。这样的话我当然无法告诉马保管。
我想了一下,很认真地对马保管说,这可是他们两人一辈子的大事,合不合适我这局外人怎么好说,只有当事人自己的心里才会明白。然后我考虑了一下,又说,好吧,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回去对伍红说一下试试,成不成不敢说,只能是试一试。
马保管听了连忙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你办事,我最放心。
我在这天下午回到集体户,就把这件事对伍红说了。伍红一听立刻笑得前仰后合。这时伍红已经在跟村里的杨三吹谈恋爱,只是还在保密阶段,除了她两个人,只有我们集体户的知青才知道此事。杨三吹是复员军人,这时已担任村里的治保主任。
据伍红说,杨三吹的醋劲很大,平时谁跟她说一句话他都不高兴。
伍红对我说,这件事你不用管,只要告诉杨三吹,让他去办就行了。
果然,伍红去对杨三吹说了这件事,三天以后,马保管的儿子就被杨三吹派人捆起来,说他夜里违反了村里的治安规定,十二点以后才从金秃子的家里喝酒出来,还在街上随意大声唱歌,一定要弄到公社专政组去查办。马保管立刻吓慌了手脚,搞不清楚只为这样一点小事,杨三吹怎么会如此动怒,于是连忙托人去向杨三吹求情,最后还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杨三吹和几个村干部去他家喝了一顿酒,此事才总算过去。
事后马保管弄清个中原委,一下顿足痛悔不迭。
五 杨三吹
杨三吹叫杨金玉。三吹,是村里人为他取的绰号。
我们来芦村两年后,杨三吹从部队复员回来。据村里人说,他走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是村里的猪倌儿。但这时的杨三吹已是高挑身材,白白净净,看上去像一个标致的城里人。
杨三吹回村后并没有立刻下田。他经常头戴绿军帽,穿一件很合体的军呢子大衣,耀武扬威地在村里走来走去。有时也向人们说一些他在部队时的经历和业绩。据杨三吹说,他一直是在特种部队,专门接受一些特殊训练,比如擒拿格斗武术搏击等等,后来也当教官。曾有几次,还被派出去执行过很特殊的任务。偶尔说到兴头时,也略施一下拳脚,给村里的年轻人亮一亮身手,看上去果然像是有些武功的样子。一次村里的醉鬼侯三将生产队里的一只猪崽偷去吃了,被队长杨胡子发现后,罚了他六百个工分。六百工分大约要折合十八元钱,醉鬼侯三当然不认账,于是就找到杨胡子大吵大闹,还乘着酒劲要动手打杨胡子。当时杨三吹恰好也在旁边,于是就对醉鬼侯三好言相劝,说他偷吃生产队的猪崽已经不对,罚工分也是应该的,就不要再无理取闹。但醉鬼侯三并不把杨三吹放在眼里,伸手就推了他一把,并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就连他一起打。当时杨三吹没再说话,等醉鬼侯三第二下再推过来时,只抓住他的肩膀轻轻往外一带,底下又伸腿一绊。醉鬼侯三原本已经喝得摇摇晃晃,再被杨三吹这一拽一绊立刻就横着扔出去,直跌出一丈多远才摔到地上。醉鬼侯三立刻爬起身扑过来就要跟杨三吹拼命。杨三吹并没有躲闪,等醉鬼侯三扑到跟前时,侧身抓住他的衣领又用力一扔,醉鬼侯三就又被摔出去。直到这时,村里的人们才看出杨三吹果然有些功夫。
但没过多久就传出消息,说杨三吹在部队时并不是什么特务连,只在炊事班喂猪。
杨三吹听说此事后很生气,立刻向传说的人追问,这消息是从哪里传出的。后来一直追到吴代表这里。杨三吹就来质问吴代表,这件事是不是你说的?
吴代表只好点头承认,说确实是自己说的。
杨三吹说你作为村干部,怎么可以乱说话?
吴代表吭哧一下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
杨三吹立刻问,听谁说的?
吴代表说,听醉鬼侯三说的。
杨三吹问,醉鬼侯三是听谁说的?
吴代表说,听柳村孙羊倌儿说的。
杨三吹一听柳村孙羊倌儿立刻就不说话了。柳村孙羊倌儿有一个弟弟,是和杨三吹一起参军,而且在同一个部队的。不过杨三吹后来向村里人解释,说孙羊倌儿的弟弟虽然和自己在同一个部队,但并不是一个连队,因此他对自己的情况也就并不了解。
这时杨三吹已经担任了村里民兵连的指导员。
那段时间备战风声日紧,中苏边境已经剑拔弩张。芦村一带的农田里也经常发现从台湾用气球飘过来的反动传单,叫嚣要反攻大陆。我们知青和村里所有的基干民兵就都已发下自动步枪。杨三吹作为民兵连的指导员也就更加忙碌起来,每晚都要为民兵搞军训。
那年冬季的一个晚上,村里的扩音器突然响起来,是杨三吹的声音。杨三吹的声音有些紧张,他让全体基干民兵立刻跑步到大队集合。大家听了连忙扔下饭碗跑来村里。杨三吹已经等在这里。他很严肃地宣布,公社武装部刚刚下来紧急命令,让各村基干民兵带足三天的干粮,当晚十点前赶到公社集结待命。大家听了一下也都紧张起来,连忙问杨三吹是什么事。杨三吹沉着脸并不回答。又有人问,这一次要开到什么地方去。杨三吹把眼一瞪说,开到什么地方能随便问么?平时是怎么训练你们的?军事机密懂不懂?
问的人赶紧低下头,不敢再吱声了。
于是大家立即回去准备干粮,要求八点钟准时出发。
我们回到集体户带足干粮拿上步枪,八点钟再来大队集合时,几乎所有村里的民兵就都已请了假,有说女人要生孩子的,有说爹妈有病离不开的,还有说自己体弱跑不动的。到出发时,就已经只剩了杨三吹带着我们几个知青。
杨三吹看看我们哼一声,说走吧。
当晚赶到公社的集结地,气氛就更加紧张起来。公社武装部的江部长也已经全副武装,他看一看各村的民兵到齐了,先向大家宣布纪律,夜间行动严禁吸烟,严禁打手电,然后才说,刚刚接到上级通知,最近有一小股台湾特务登陆后流窜到我们这一带,经过分析,很可能潜伏到东孤山上,各村基干民兵立即按统一部署分几路进山围剿,天亮以后在山顶会合。这一阵尽管训练很多,但实战毕竟还是第一次,因此大家听了立刻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起来。当时我们知青都闲得穷极无聊,正愁没一点刺激的事情可干,于是就纷纷要求上级马上发子弹。但江部长说,考虑到这一次主要是与敌人近距离接触,恐怕在战斗过程中误伤自己人,同时也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敌情,要以活捉为主,所以这次行动原则上就不发子弹,每一个民兵战士都要使出平时训练的本领,发扬近战肉搏的作风,打一个全俘敌人的漂亮仗。
大家一听,越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们芦村的基干民兵由杨三吹带领着来到东孤山下的指定地点。杨三吹稳一稳精神,先为我们讲了几点战斗打响之后的注意事项,然后就把我们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我和田起,跟杨三吹编在一组。当时田起提出异议,说他是民兵连长,一个民兵连长和一个指导员分在一组,这似乎不太合理,战斗打响之后也不利于指挥。杨三吹立刻威严地看了田起一眼,说服从命令听指挥懂不懂?有意见回去再提,这时不能发表个人看法。
田起一听立刻就不再说话了。
东孤山是一座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山包,山上乱石林立,灌木丛生,地形非常复杂。当时天色很黑,我和田起跟在杨三吹的身后一边搜索着一边往上爬。杨三吹果然训练有素,他往山上走的是“之”字形,从一块石头的后面蹿到另一块石头的后面,瞪着机警的眼睛像一只被惊的兔子。他一边这样往上摸索着还一边不时地回头低声训斥我和田起,嫌我们走路的声音太大,身体也猫得不够低,说这样容易暴露目标,会被躲在暗处的敌人打黑枪。
后来他干脆就甩掉我们,独自隐到前面的黑暗中去了。
我和田起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听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别动,把手举起来!这声音很陌生,而且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我和田起浑身一紧,立刻对视了一下。显然,这声音不是杨三吹的。接着就听到另一个声音说,不要……开枪……
这一次是杨三吹的声音了。
外地口音又说,站起来,把手举过头顶!
跟着,我们就看到杨三吹举着两手慢慢站起来。
两个黑影跳过去,很利落地把他的枪缴了。
一个黑影问,你们一共多少人?
另一个黑影说,不说就打死你!
接着就听到掰开手枪机头的声音。
杨三吹立刻颤抖着声音说,别、别……这一次……我们全公社十六个民兵连都来了,不过每个连的人……并不多,这座山的四面都有人,正往山上摸……
又是哗啦一声,像拉枪栓的声音。
杨三吹立刻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问田起,咱们救不救他?
田起说,你说呢?
我没有说话。我这时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从刚才两个陌生的声音听,虽然都是外地口音,但听上去一个像是山东口音,另一个像是河北口音,而且其中一个人使用的好像是自动步枪。我的心里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时再看一看,那两个黑影已经押着杨三吹朝山上走去。我和田起绕到西面,看看周围没有了动静,便也猫着腰朝山顶上爬去。
来到山顶天色已经大亮起来。邻村没有发现敌情的民兵已经先上来了。胡天他们两个小组也上来了。胡天满脸是血,走路直打晃,说是半路碰到了敌人,但没有抓住,与敌人搏斗时负了点伤。正说着,就见杨三吹举着两手被押上山来。邻村还有几个投降的,陆续也都被押上来。大家这才明白,这果然是一次实战演习,假设敌是附近部队派来的几个战士。
江部长看了杨三吹和另几个人举着手的样子气得脸色铁青,哼了一声吼道,都不许把手放下来,就这样押着下山!于是大家就扛着枪排起队,唱着《打靶归来》往山下走。胡天押着杨三吹,神气活现地走在最前面,满脸血污被朝霞映得一团灿烂。
这一次回到村里,胡天在集体户躺了半个月,说是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肋膜也出了问题。杨三吹痛惜地对村里人说,还是没有战斗经验啊,这些知青,毕竟没受过专门训练,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怎么能去硬拼呢,保存有生力量就是保存战斗力么,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但没过多久,公社武装部就下来通知,杨三吹的民兵指导员职务还是被撤掉了,改当了治保主任。指导员一职就由民兵连长田起一肩担起来。
杨三吹担任了治保主任以后,又接替侯书记兼管了知青工作,平时与我们的接触也就更加多起来。伍红就是在这段时间与杨三吹谈起恋爱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人并没有公开这件事,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和村里的人是从杨三吹的帽子上看出来的。
杨三吹复员回来以后,头上永远戴着他那顶心爱的绿军帽。但天长日久石头都要被风化,何况是一顶整天戴在头上被风吹日晒雨淋汗沤的布帽子。终于有一天,当杨三吹又用习惯动作举起手来正一正自己的绿军帽时,帽檐就被轻易地拽下来。当时杨三吹心疼得脸上皱成一团,来到集体户,一定要让伍红用针线给他缝起来。但是这顶绿帽子的帽檐实在太糟了,伍红费了很大气力也没能重新缝上去。但是那年春节之后,杨三吹的头上就又有了一顶簇新的绿帽子,比过去的那顶还要绿。据胡天说,这顶绿帽子是伍红回城过年时为杨三吹买的。
伍红与杨三吹的爱情并不顺利,甚至说经历了一些磨难。
当时伍红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不甘心让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农民,将来成为一个村妇就这样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所以伍红每次带杨三吹回城探家,都被她父母怒骂着赶出来。她的父母甚至狠下心来对她说,如果她一定要跟这个叫什么杨三吹的人,就永远不要踏进这个家门。但这时伍红已经搬去杨三吹的家里,跟杨三吹睡在了一起,于是也就死心塌地地不再回家,就在那一年秋天,索性跟杨三吹举行了婚礼。伍红和杨三吹举行婚礼这天,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去了。大家像是去为伍红送行,都有些伤感。那一晚几乎每个人都喝醉了,又哭又唱一直闹到半夜。杨三吹也喝得很多,绿帽子映着红脸一团的喜气。
伍红的父母最终还是接纳了杨三吹。
据说是在他们结婚那一年的春节。伍红毕竟忘不掉自己的父母,于是又带着杨三吹回了城里。那是一个大年初一,当时正下着大雪,伍红带着杨三吹来到家门口,并没有立刻进去,而是冒着大雪站在门外的院子里。杨三吹这一天特意又穿上了那件军呢大衣,头上是伍红给买的绿帽子,他笔管条直地站在雪地里,头上和身上落满了雪片,看上去就像一尊雕像。伍红的父母隔着窗子朝外看着,发现这个年轻人白白净净浓眉大眼,一副很英武的样子,再想一想既然事已如此,便开门让他们进来了。这一次杨三吹受到伍红父母很好的款待。伍红的父亲感觉杨三吹的身材很好,就问他,当初在部队时是不是曾在仪仗队。杨三吹就说,他在去特务连之前确实曾被选入部队的仪仗队,还迎接过许多外国元首,比如阿尔巴尼亚的主席恩维尔·霍查,朝鲜主席金日成,再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等等,他都参加了迎接。
伍红的弟弟在一旁听了立刻提出疑问,说恩维尔·霍查和金日成访华都在北京,尼克松访华除去北京也只在上海,可是杨三吹在部队时,不可能在这两个地方。
杨三吹就说,他当然不在这两个地方,他是海军,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外国元首到中国来,自然要让他们参观一下我们强大的海军。杨三吹说,他当时是在一艘驱逐舰上。杨三吹这样说着,还在屋里走了几个阅兵式上的正步给大家看,手眼身法步,果然标准而且规范。伍红的父亲和母亲对视一下,这才彻底接纳了这个女婿。
但伍红的弟弟却并不相信杨三吹的话。
他一直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