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关心民生疾苦, 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瞒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 一直是那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所毕生追求的, 这反映出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的善良愿望和宏伟志向。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是个得罪人甚至得罪当局的差事，需要有胆有识，目光锐利，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文。在用诗歌评议时政的诸多古代诗人中，唐代白居易当属佼佼者之一。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唐朝的时评，影响深远。
笔耕不缀的诗歌创作陪伴白居易走过了他那坎坷不平的一生，而其中的讽喻诗则把白居易一生的几乎各个阶级特别是中后期同广大劳苦百姓的命运深深地串联到了一起。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汉乐府》以至前人陈子昂、杜甫等旨在“ 讽喻”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出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 写下了许多“ 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的讽喻诗篇, 放射出白居易诗歌现实主义的光芒，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中, 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到讽喻诗的特点和创作主旨时言:
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明确讲讽谕诗的创作主旨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对于白居易讲的“为君”而作之语, 今人多有误解, 即把“为君”理解成为了君王的利益。其实，白居易的讽喻诗歌并非“溢美”君王, 他所说的“为君, 为臣”不过是一种体面话, 其实质是“为民”而作, 所谓“唯歌生民病, ”“但伤民病痛”, 这才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白居易的“为君”, 并不是为君王的一己私利而作, 更不是溢美君王。溢美君王, 这正是白居易所反对、厌恶的。在《新乐府·采诗官》中, 白居易就严厉批评了诗歌史上“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的现象, 明确反对以诗歌来“赞君美”。从表面上看, 白居易的讽谕诗中似乎也有赞美君王的诗歌。如《新乐府》的第一首诗《七德舞》就是歌颂唐太宗的。可是 白居易写《七德舞》实际上自有深义。他是“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借历史上的榜样来劝导、教诲当时的君王。明人陈子龙曾讲:“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 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如此, 颂, 是为了“刺”。
白居易希望能以自己的讽谕诗来打动君王, 发挥对君王的警示、教诲和劝导作用, 甚至希望君王能够“恕己及物”,“以心度心, 以身观身”, 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的讽喻诗虽然是“为君”而作，但就其为讽谕最高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的出发点来说，它们同“为民”又有其一致之处。这种“为君”与“为民”两方面相反相成的状况，正如实地反映了讽喻诗思想倾向所固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两个侧面的对立统一。总之,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以君王为读者的, 他是在写一种教诲君王的诗歌。写作讽谕诗来教诲君王, 改善社会, 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是落空了, 但讽喻诗创作和讽谕诗学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价值。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有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他对广大受苦受难农民的关注。《杜陵叟》一诗，小注为“伤农夫之困矣”，可见这首诗的内容是同情农民生活的困苦。白居易写了农民生活受苦受难的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上天的自然灾害，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灾祸。
一个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守着一顷多薄田，
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农夫之困”了。然而“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进爵打下基础，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吧！“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吗！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祸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这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作者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豺狼”。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其讽喻诗中像这样揭露贪吏的诗作岁为数不多，但却警策痛快，真切感人，充分显示出诗人疾视贪暴，悯念生民疾苦的深厚人道主义感情。
白居易诗歌当中还有一部分尖锐地触及到当时的妇女问题。在这类诗中，诗人以十分同情的态度，真实地描写了在封建压迫下妇女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并对摧残妇女、压迫妇女的残酷的封建制度做了无情的鞭挞。相比而言，对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堪称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少有的佳作。全诗通过一位上阳宫女被囚禁折磨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强烈控诉了封建帝王强征民间女子以供奴役的残暴罪行，既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显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饱含着对宫女的深切同情。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作为典型，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并且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做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上阳女子进宫时是16岁的妙龄少女，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60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44年，并且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残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一个“残”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这首诗的结尾正是这样写的：“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结尾的这一段落，用感叹的语调和讽喻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一片恻隐之心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对被压迫妇女命运的关心，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白居易讽喻诗可以一言以蔽之：其诗中都装着人民，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人道理想的光辉。
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关心民生疾苦, 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瞒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 一直是那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所毕生追求的, 这反映出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的善良愿望和宏伟志向。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是个得罪人甚至得罪当局的差事，需要有胆有识，目光锐利，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文。在用诗歌评议时政的诸多古代诗人中，唐代白居易当属佼佼者之一。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唐朝的时评，影响深远。
笔耕不缀的诗歌创作陪伴白居易走过了他那坎坷不平的一生，而其中的讽喻诗则把白居易一生的几乎各个阶级特别是中后期同广大劳苦百姓的命运深深地串联到了一起。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汉乐府》以至前人陈子昂、杜甫等旨在“ 讽喻”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出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 写下了许多“ 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的讽喻诗篇, 放射出白居易诗歌现实主义的光芒，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中, 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到讽喻诗的特点和创作主旨时言:
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明确讲讽谕诗的创作主旨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对于白居易讲的“为君”而作之语, 今人多有误解, 即把“为君”理解成为了君王的利益。其实，白居易的讽喻诗歌并非“溢美”君王, 他所说的“为君, 为臣”不过是一种体面话, 其实质是“为民”而作, 所谓“唯歌生民病, ”“但伤民病痛”, 这才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白居易的“为君”, 并不是为君王的一己私利而作, 更不是溢美君王。溢美君王, 这正是白居易所反对、厌恶的。在《新乐府·采诗官》中, 白居易就严厉批评了诗歌史上“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的现象, 明确反对以诗歌来“赞君美”。从表面上看, 白居易的讽谕诗中似乎也有赞美君王的诗歌。如《新乐府》的第一首诗《七德舞》就是歌颂唐太宗的。可是 白居易写《七德舞》实际上自有深义。他是“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借历史上的榜样来劝导、教诲当时的君王。明人陈子龙曾讲:“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 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如此, 颂, 是为了“刺”。
白居易希望能以自己的讽谕诗来打动君王, 发挥对君王的警示、教诲和劝导作用, 甚至希望君王能够“恕己及物”,“以心度心, 以身观身”, 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的讽喻诗虽然是“为君”而作，但就其为讽谕最高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的出发点来说，它们同“为民”又有其一致之处。这种“为君”与“为民”两方面相反相成的状况，正如实地反映了讽喻诗思想倾向所固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两个侧面的对立统一。总之,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以君王为读者的, 他是在写一种教诲君王的诗歌。写作讽谕诗来教诲君王, 改善社会, 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是落空了, 但讽喻诗创作和讽谕诗学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价值。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有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他对广大受苦受难农民的关注。《杜陵叟》一诗，小注为“伤农夫之困矣”，可见这首诗的内容是同情农民生活的困苦。白居易写了农民生活受苦受难的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上天的自然灾害，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灾祸。
一个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守着一顷多薄田，
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农夫之困”了。然而“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进爵打下基础，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吧！“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吗！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祸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这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作者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豺狼”。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其讽喻诗中像这样揭露贪吏的诗作岁为数不多，但却警策痛快，真切感人，充分显示出诗人疾视贪暴，悯念生民疾苦的深厚人道主义感情。
白居易诗歌当中还有一部分尖锐地触及到当时的妇女问题。在这类诗中，诗人以十分同情的态度，真实地描写了在封建压迫下妇女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并对摧残妇女、压迫妇女的残酷的封建制度做了无情的鞭挞。相比而言，对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堪称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少有的佳作。全诗通过一位上阳宫女被囚禁折磨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强烈控诉了封建帝王强征民间女子以供奴役的残暴罪行，既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显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饱含着对宫女的深切同情。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作为典型，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并且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做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上阳女子进宫时是16岁的妙龄少女，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60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44年，并且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残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一个“残”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这首诗的结尾正是这样写的：“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结尾的这一段落，用感叹的语调和讽喻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一片恻隐之心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对被压迫妇女命运的关心，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白居易讽喻诗可以一言以蔽之：其诗中都装着人民，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人道理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