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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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寻——魏晋风骨雅量沉香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风清骨峻，雅量沉香。
汉末大乱，军阀割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连年混战的结果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魏晋时期，风云际会；易代之交，人事繁杂。离开了‚三曹‛为代表的建安风骨，魏晋风骨所处的时期政治纷争，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人心乱离。但是该时期文学却异常活跃，甚至沛然成势，蓬勃发展，且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积下来，成为茶余饭后谈笑佳话。
清峻通脱是建安风骨的真实写照。所谓清峻，就是把道理讲通畅；所谓通脱，就是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这与西汉铺张扬厉、内容空洞的贵族气特浓的大赋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也与东汉的注重抒写个人哀怨悲喜的题材狭窄的抒情小赋 迥然不同。但是在建安风骨之后的魏晋风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房间茶话语焉不详，正史文轩避而不谈，可是我们应当正视魏晋风骨，只有了解魏晋风骨，才能看透魏晋时期人们的真实面貌，感受那一段传奇历史。
史书中的他们，或而行散冷食，衣服宽大，不鞋而履，扪虱而谈，居丧无礼，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为代表，号称‚名士派‛；或而愤世嫉俗，我行我素，任性放达，识运知命，以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为代表。
第一、魏晋风骨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一方面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
个性飞张的风格。
第二、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第三、魏晋风骨，乃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之谓也，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无拘无束，潇洒风流，不偶流俗，高峻自赏，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他们的价值在于其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放浪形骸中蕴含的人的自知自觉，在中国文化史长期压抑人性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1、他们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行于色。《世说新语》中有记载，顾雍及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资治通鉴》记载阮籍母亲去世之时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对手请求停止，阮籍却请求决出胜负，然后痛饮两斗酒，一声哀嚎，口中吐出几升鲜血，后因哀痛过度，瘦骨嶙峋，身体极度衰竭，在服丧期间，与往常一样尽情痛饮。失子丧母，悲痛至极，他们却一反常态，留人下棋，基本义是想表现自己的‚雅量‛。谢安策划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以八万的兵力击溃了号称投鞭可断流的
苻坚的八十七万的军队。捷报传来，他下棋如故，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等他棋罢回房时，因大喜至极，折断了木屐齿竟全然不觉。
2、他们不拘礼节。《晋书〃阮籍传》载：‚阮籍的嫂子曾经回娘家省亲，阮籍过来与嫂子话别。有人讥笑他，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制定的吗？’邻家有位少妇长得很漂亮，站在酒店的土墩子后面卖酒。阮籍曾经到这里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那位少妇的旁边。阮籍自己不嫌伤风败俗，那位少妇的丈夫看见了也不怀疑。有位兵家的女儿才貌双全，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并不认识这女子的父亲或兄长，却直接前往这女子的家中大哭一场，尽了悲哀才回家。‛ 他们率真任诞。《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微之住在山阴县。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人倒酒，向四周一望，只见一片洁白明亮。于是他起身在雪地里来回走动，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老朋友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县，王微之就连夜坐着小船前往剡县，船走了一夜才到。但等到了戴逵的门前，他却没有进去，而是又从原路返回。跟从的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我本是乘着兴致去的，现在兴致没了就回来，何必一定要见着戴逵呢？’‛
第四、魏晋代表。《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种分类把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的风度刻画的淋漓尽致，有详有略，有血有肉，详者多达一百多位人物，略者仅数人耳。最有名的当属‚竹林七贤‛，这其中嵇康的气韵、神采最令人神往，令后来者无法企及。他的玉树临风、临
终时的神态令人无法忘怀。曹操的谲诈，陶侃的母亲湛氏的聪颖捷悟，潘安、何晏的姿容俊朗，可谓绝世无双。这其中有老庄、周易思想的影响，以及曹魏、司马氏政权的淫威下所造成的影响，看《三国演义》印象很深，因此造就了他们的这些特点。
1、竹林七贤。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新乡辉县、焦作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
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集团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2、疏放才子。‚东床‛的由来是郗公为女择婿，诸王一时都变得特别矜持，只有王羲之袒腹躺在榻上，泰然自若。王粲过世了，曹丕等人去吊唁，因为王粲生前喜欢驴叫，他们每人学驴叫了一声。这种吊唁方式可谓空前绝后，不受礼节的约束。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嵇康之死与钟会的诬告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生无哀乐论》，他的绝世风采令人绝倒。而司马昭然加害，实在令人愤慨。他在临刑前尚且抚琴，不可谓不淡定。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不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这则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了夏侯玄的镇定。梁实秋《雅舍》中房屋破旧不堪，漏雨如注，蚊蚋成群。而梁实秋以苦为乐，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的心情，极其恬淡。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
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王衍嘱咐族人做事，好长时间没有做，看见他在喝酒就问原因，那人大怒，把樏砸在他脸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洗漱后和王导一块坐车谈笑自若。裴遐在周馥住的地方。裴遐和人下棋，周馥喝酒，裴遐正在玩，周馥特别生气，把他拉到地上，他还坐下，举止如常，脸色不变。以上诸人颇有唾面自干的风度。在识鉴下第十篇中，张翰被征为齐王东曹属吏，在洛阳见到秋风，因此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在使自己顺心，怎么会因为名利羁绊呢？‛于是就离任。在这则中，我们看到的是张翰不以功名利禄为枷锁，注重使自己身心和谐真令人羡慕。此外还有诸多魏晋才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结语，魏晋文人，通过隐逸的方式保持了人格的完善和独立，形成了风骨文学的行为支架。 刘勰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说明作者有高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情操，故‚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刘勰又说：‚沉吟铺词，莫失于骨‛，说明作者有义正词严的思想立场，文章有刚直有力的叙述内容才‚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高尚人格思想的文人群体和一批由浓烈的悲愤到淡然的超脱的作品。魏晋文人注重个体人格的体现与文风的正直：曹植‚美酒斗三千‛注重自我解放；阮籍、嵇康狂放不羁追求任性率真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则在与自然的合一中寻找个体人格的自由，这就成了魏晋文学的独特风格：进取与退隐并，忧患与超脱并存。
千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继续感受着风清骨峻，雅量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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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寻——魏晋风骨雅量沉香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风清骨峻，雅量沉香。
汉末大乱，军阀割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连年混战的结果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魏晋时期，风云际会；易代之交，人事繁杂。离开了‚三曹‛为代表的建安风骨，魏晋风骨所处的时期政治纷争，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人心乱离。但是该时期文学却异常活跃，甚至沛然成势，蓬勃发展，且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积下来，成为茶余饭后谈笑佳话。
清峻通脱是建安风骨的真实写照。所谓清峻，就是把道理讲通畅；所谓通脱，就是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这与西汉铺张扬厉、内容空洞的贵族气特浓的大赋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也与东汉的注重抒写个人哀怨悲喜的题材狭窄的抒情小赋 迥然不同。但是在建安风骨之后的魏晋风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房间茶话语焉不详，正史文轩避而不谈，可是我们应当正视魏晋风骨，只有了解魏晋风骨，才能看透魏晋时期人们的真实面貌，感受那一段传奇历史。
史书中的他们，或而行散冷食，衣服宽大，不鞋而履，扪虱而谈，居丧无礼，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为代表，号称‚名士派‛；或而愤世嫉俗，我行我素，任性放达，识运知命，以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为代表。
第一、魏晋风骨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一方面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
个性飞张的风格。
第二、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第三、魏晋风骨，乃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之谓也，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无拘无束，潇洒风流，不偶流俗，高峻自赏，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他们的价值在于其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放浪形骸中蕴含的人的自知自觉，在中国文化史长期压抑人性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1、他们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行于色。《世说新语》中有记载，顾雍及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资治通鉴》记载阮籍母亲去世之时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对手请求停止，阮籍却请求决出胜负，然后痛饮两斗酒，一声哀嚎，口中吐出几升鲜血，后因哀痛过度，瘦骨嶙峋，身体极度衰竭，在服丧期间，与往常一样尽情痛饮。失子丧母，悲痛至极，他们却一反常态，留人下棋，基本义是想表现自己的‚雅量‛。谢安策划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以八万的兵力击溃了号称投鞭可断流的
苻坚的八十七万的军队。捷报传来，他下棋如故，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等他棋罢回房时，因大喜至极，折断了木屐齿竟全然不觉。
2、他们不拘礼节。《晋书〃阮籍传》载：‚阮籍的嫂子曾经回娘家省亲，阮籍过来与嫂子话别。有人讥笑他，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制定的吗？’邻家有位少妇长得很漂亮，站在酒店的土墩子后面卖酒。阮籍曾经到这里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那位少妇的旁边。阮籍自己不嫌伤风败俗，那位少妇的丈夫看见了也不怀疑。有位兵家的女儿才貌双全，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并不认识这女子的父亲或兄长，却直接前往这女子的家中大哭一场，尽了悲哀才回家。‛ 他们率真任诞。《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微之住在山阴县。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人倒酒，向四周一望，只见一片洁白明亮。于是他起身在雪地里来回走动，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老朋友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县，王微之就连夜坐着小船前往剡县，船走了一夜才到。但等到了戴逵的门前，他却没有进去，而是又从原路返回。跟从的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我本是乘着兴致去的，现在兴致没了就回来，何必一定要见着戴逵呢？’‛
第四、魏晋代表。《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种分类把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的风度刻画的淋漓尽致，有详有略，有血有肉，详者多达一百多位人物，略者仅数人耳。最有名的当属‚竹林七贤‛，这其中嵇康的气韵、神采最令人神往，令后来者无法企及。他的玉树临风、临
终时的神态令人无法忘怀。曹操的谲诈，陶侃的母亲湛氏的聪颖捷悟，潘安、何晏的姿容俊朗，可谓绝世无双。这其中有老庄、周易思想的影响，以及曹魏、司马氏政权的淫威下所造成的影响，看《三国演义》印象很深，因此造就了他们的这些特点。
1、竹林七贤。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新乡辉县、焦作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
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集团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2、疏放才子。‚东床‛的由来是郗公为女择婿，诸王一时都变得特别矜持，只有王羲之袒腹躺在榻上，泰然自若。王粲过世了，曹丕等人去吊唁，因为王粲生前喜欢驴叫，他们每人学驴叫了一声。这种吊唁方式可谓空前绝后，不受礼节的约束。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嵇康之死与钟会的诬告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生无哀乐论》，他的绝世风采令人绝倒。而司马昭然加害，实在令人愤慨。他在临刑前尚且抚琴，不可谓不淡定。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不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这则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了夏侯玄的镇定。梁实秋《雅舍》中房屋破旧不堪，漏雨如注，蚊蚋成群。而梁实秋以苦为乐，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的心情，极其恬淡。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
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王衍嘱咐族人做事，好长时间没有做，看见他在喝酒就问原因，那人大怒，把樏砸在他脸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洗漱后和王导一块坐车谈笑自若。裴遐在周馥住的地方。裴遐和人下棋，周馥喝酒，裴遐正在玩，周馥特别生气，把他拉到地上，他还坐下，举止如常，脸色不变。以上诸人颇有唾面自干的风度。在识鉴下第十篇中，张翰被征为齐王东曹属吏，在洛阳见到秋风，因此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在使自己顺心，怎么会因为名利羁绊呢？‛于是就离任。在这则中，我们看到的是张翰不以功名利禄为枷锁，注重使自己身心和谐真令人羡慕。此外还有诸多魏晋才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结语，魏晋文人，通过隐逸的方式保持了人格的完善和独立，形成了风骨文学的行为支架。 刘勰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说明作者有高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情操，故‚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刘勰又说：‚沉吟铺词，莫失于骨‛，说明作者有义正词严的思想立场，文章有刚直有力的叙述内容才‚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高尚人格思想的文人群体和一批由浓烈的悲愤到淡然的超脱的作品。魏晋文人注重个体人格的体现与文风的正直：曹植‚美酒斗三千‛注重自我解放；阮籍、嵇康狂放不羁追求任性率真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则在与自然的合一中寻找个体人格的自由，这就成了魏晋文学的独特风格：进取与退隐并，忧患与超脱并存。
千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继续感受着风清骨峻，雅量沉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