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人物DUSHI·RENWU
的
进退
●张宏杰
曾李之间的冲突，是从李鸿章独当曾一面开始的。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赠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只好作罢。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他在与人交往之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已，不会选择决裂。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GUOXUE·54
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什么
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女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南、
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
SHIJIE·WEIYAN视界·微言
谢之辞。知道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就孤兵挺进南京城下。然而，直到同治三年，南京还是没有攻下。清廷等得着急，命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拖延会攻金陵达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愚兄弟用手挽起说：薄面，赖子全矣”。
曾李一生，有冲突，也有合作，高明之处在于，他们都懂得有进有退。经过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抽身退步，将衣钵传给李鸿章，把他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权势的位置上，而李鸿章则“终生事曾国藩如严父”，晚年言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二人关系可谓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火尽薪传、珠联璧合
。
华裔学者推动美国汉学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美国汉学概况、研究范式转变和著名汉学家及其著述的研究，缺少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这一角度的研究论著。20世纪40年代的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批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开拓美国汉学他们在美国潜心从事关于中国文史的研研究的新领域。
究，成为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原元：《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幼年失怙造就蒋介石性格
幼年失怙，对蒋介石个性特质的铸成和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在蒋的一生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和孤立无援的童年记忆被反复提及。孤苦的童年，塑其他人造了他孤僻的个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之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乏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后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耻”情结。九岁丧父后，没有父权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他敢想敢干、不屈另一方面，蒋对来自外界控制、驾驭的强烈不挠的性格。
抗拒，也可能与他从小缺失父权信仰有关。
———王奇生：《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中国驱逐在华德侨
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中德断交，依照国际惯例规定：愿意离开中国的德侨，可由中国军警保护出境；愿意继续留居中国的德侨，须登记注册。同年8月，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两国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鉴于在华德侨的身份此时已转变为“敌侨”，内务部拟定《处置敌国人民条规及施行办法》规定：一般德奥侨民仍可在华居住，但必须注册，且不得到内地游历，除在教育界供职的德奥侨民外，其余在华工作人员一律解职。但协约国方面认为，中国在敌侨处置上表现出的“敌我意识”过于薄弱，于是纷纷提醒北京政府“在华敌侨行动可危”，并相继对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将在华敌侨驱逐出境。
———张开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55·GUOXUE
读史·人物DUSHI·R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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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
●张宏杰
曾李之间的冲突，是从李鸿章独当曾一面开始的。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赠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只好作罢。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他在与人交往之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已，不会选择决裂。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GUOXUE·54
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什么
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女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南、
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
SHIJIE·WEIYAN视界·微言
谢之辞。知道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就孤兵挺进南京城下。然而，直到同治三年，南京还是没有攻下。清廷等得着急，命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拖延会攻金陵达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愚兄弟用手挽起说：薄面，赖子全矣”。
曾李一生，有冲突，也有合作，高明之处在于，他们都懂得有进有退。经过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抽身退步，将衣钵传给李鸿章，把他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权势的位置上，而李鸿章则“终生事曾国藩如严父”，晚年言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二人关系可谓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火尽薪传、珠联璧合
。
华裔学者推动美国汉学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美国汉学概况、研究范式转变和著名汉学家及其著述的研究，缺少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这一角度的研究论著。20世纪40年代的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批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开拓美国汉学他们在美国潜心从事关于中国文史的研研究的新领域。
究，成为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原元：《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幼年失怙造就蒋介石性格
幼年失怙，对蒋介石个性特质的铸成和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在蒋的一生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和孤立无援的童年记忆被反复提及。孤苦的童年，塑其他人造了他孤僻的个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之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乏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后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耻”情结。九岁丧父后，没有父权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他敢想敢干、不屈另一方面，蒋对来自外界控制、驾驭的强烈不挠的性格。
抗拒，也可能与他从小缺失父权信仰有关。
———王奇生：《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中国驱逐在华德侨
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中德断交，依照国际惯例规定：愿意离开中国的德侨，可由中国军警保护出境；愿意继续留居中国的德侨，须登记注册。同年8月，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两国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鉴于在华德侨的身份此时已转变为“敌侨”，内务部拟定《处置敌国人民条规及施行办法》规定：一般德奥侨民仍可在华居住，但必须注册，且不得到内地游历，除在教育界供职的德奥侨民外，其余在华工作人员一律解职。但协约国方面认为，中国在敌侨处置上表现出的“敌我意识”过于薄弱，于是纷纷提醒北京政府“在华敌侨行动可危”，并相继对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将在华敌侨驱逐出境。
———张开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55·GUO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