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等人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订的《论天才》的材料，授意华北组编写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全会“六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公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会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解学恭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常委、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华北组副组长，与李雪峰、吴德一起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为此，解学恭在会议期间做了检讨，并揭发了陈伯达在天津的活动。当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学恭在会上多次检讨。为了贯彻华北会议精神，1971年2月，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天津警备区党委联合召开500余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解学恭在会上做检讨，接受与会者批评。笔者作为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整理解学恭日记时，笔者发现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会议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华北组讨论的详情，是一份比较难得的史料。其中提到的人物以及日记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认识。 王辉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上午七时十分随同蔡树梅注1、张福恒注2同志赴庐山开会。途中在石家庄稍停，同山西、河北同志换乘大飞机到武汉，又换小飞机到九江，坐车上山，二时抵庐山。 八月十九日 游览仙人洞、险峰、花径、鹿苑、含鄱口、植物园，看世界稀有植物水杉。 八月二十日 游览黄龙寺、玉龙潭、三宝树、水电站、圆佛殿、大天池、八卦塔、望江崖。望江崖有阳明山人王守仁字迹刻于石。 晚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许，陈伯达同志约谈话，同车去的有赵成章注3同志。谈的问题： 一、坨子地注4那个富农分子写的变天账印出来了没有，最好能快印。已告排版，尚未印。 二、在天津谈话流传一个十一条不知出自何处。是不是天津出来的。伯达同志给我一份打印十一条看，我说不是天津出来的，天津没有这个十一条。陈要我问余秋里同志，是否他那里出来的。这个十一条是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给的，可能是从计委出来的。流传的这个十一条，有些语言错误，编排较乱。秘书已告刘政同志注5改正。这个十一条再不要扩散了。 三、关于华北经济协作问题。经济协作很必要，华北条件好可先行一步。你告诉雪峰注6、郑维山同志注7，在这里可以和华北各省市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告，总理有指示，北京牵头，正在准备。你还是告诉郑、李一下。 四、学习西右营注8问题。我反映，学习英雄的西右营口号传出后，干部群众有反映。伯达同志说，要各大队互相学习。突出西右营会帮倒忙。西右营同反动的政法公社注9斗争，是英勇的，对天津文化大革命有影响，从这点说向英雄的西右营学习是可以的。但这是指西右营的贫下中农。宣传过火了，西右营会垮台的。要注意。 五、在西右营可以试试商业由大队来办。国家办，一个售货员一个月拿三十元，脱离群众，贫下中农有意见。你们可不可以试试？ 六、公社干部有的一月一百元工资，太高了，生活同贫下中农悬殊太大，家属又不劳动，这个问题是防修的问题、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应考虑一下，怎么办好。 七、我说十一条中，天津粮食是要自给，办不到，仅有170万亩粮田，等于一个县，包不起300万人口的城市。陈伯达同志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们天津落后就是没有雄心壮志；还有国营农场问题。每年国家拿3亿元补贴，这是一个问题。天津的国营场是否可以自力更生，搞集体核算，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八月廿一日 郑维山同志传达： 林副主席要华北把战备问题，在三五日内写个情况送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战备怎么搞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经验，今后怎么搞，对全面战备怎么搞。文字不通不要紧，内容不全、材料不全不要紧。是资料性的，阅毕以后还退还你们。 郑要我帮助写。 我向李、郑报告了陈伯达同志要华北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经济协作区问题。李说，不能开。又谈具体组织写战备材料问题，先由两个秘书写，我们再改。 中午，余秋里同志来，我们顺便问十一条是不是你们那里搞出来的，余说根本不知道。下午给伯达写了一封信，反映天津粮食不能自给，请再考虑。 八月廿二日 晚九时半，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总理主持。 总理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 总理说，一、开一个全会，大家都出席。二、全会议程三个：修改宪法，国民经济提纲，战备工作。主席说，廿三日到廿九日时间差不多了，会议可以结束。主席认为第一件事比较容易。第二议题是国民经济计划，当读到执行情况很好时，主席讲，让它超过。因此，计划没有大改。廿三、廿四、廿五日，政治局讨论计划。第三个议题，军委办事组起草了一个文件，送林副主席审阅后再提交政治局。 此外，人大代表名额还要谈一下。中央决定，爱国人士为特邀代表，共104人。 会分六个组，按原来的分组法，政治局的、中央部门的、军队的，分别参加到六个组中去。 主席说，大家关心的是形势，总理讲一下。 康老解释宪法讨论后的修改稿的各要点。 总理说，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做国家副主席，这是群众的热望。 主席说，不要设国家主席了，党领导国家，主席是个形式。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他那个党做决定、国会通过。接见外宾，规定了不好办，不规定就可以见、可以不见。政协存在不存在，看一看。 又讨论到公民的年龄问题。十六岁小，判断力差，对早婚有影响；在法律上对成年未成年还是有区别的。 汪东兴同志补充传达主席指示： 大家关心的是形势问题。主席指示由总理讲；宪法由康老讲。 林副主席说，主席决定把宪法交给群众讨论，积极性高了。主席说，过去讲企业下放，调动积极性，可是没有摸底就下放了，这次下放有底了。有两年工业下降，这两年又上升了。南粮北运、北煤南运的问题，现在煤逐步解决了。主席说，看依靠谁？靠专家、还是靠群众。林副主席讲，主要是发动全国亿万群众的积极性。 当康老讲到宪法全国讨论了，党委建立问题要解决。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两个办法都可行。 主席说，整党不是开始了吗？吐故怎么样？吐的不多吧。康老讲挂起来的多，主席说，那就吐故不多了。 总理讲，主席指示下放，一要落实，二不要许愿太多。主席说的两个办法，实际上是两条路线，是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的问题。 起草委员会如果同意宪法草稿，可以发到全会同志讨论。 八月廿三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六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总理、康老讲了话，伯达未发言。 晚八时至十一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林副主席讲话讲得很深刻，从历史发展阐述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胜利的根本。每到紧要关头，都是毛主席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迷迷糊糊，要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为自觉的思想。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对提高全党的路线觉悟意义深远。 十二时至下午三时，整理林副主席讲话的笔记。 八月廿四日 上午听林副主席报告录音共两遍，边听边核对记录，又加深了印象和理解。 下午三时至六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中央办公厅通知廿四日、廿五日两天讨论林副主席报告。当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华北小组发了言。汪东兴同志也发了言。伯达同志的发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译，伯达同志发言，着重阐述林副主席报告中有关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论述，把天才问题搞得非常高，引证了许多语录，有时加以解释。汪东兴同志发言着重讲国家应当设主席，并且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陈伯达同志为这个问题不时插话，帮助提高。小组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情绪激昂，上纲、上线很多很高。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大意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狂妄的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阴谋，要揪出来，坚决打倒。我虽是犯错误的人，但我绝对不能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连个狗屁也不敢放！声称我要参加这个战斗，斗到底。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动，十分气愤，但基本属于表态性的。对设国家主席问题，会场鼓了几次掌。李雪峰同志主持会议，未发言。 六时休会，李雪峰留下几个副组长，对秘书说，今天是大事，简报要快出，综合、如实反映。 晚上八时至十一时，小组继续讨论，和下午差不多。晚十二时，夜餐时黄道霞注10同志催要简报签发。李签了字。我觉得帽子太多，李说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我说，陈毅同其他同志并列一起不好，李、吴说勾出来，我勾了出来，写了一句，其他未动。李说赶快拿去发吧，我签了字，吴德同志也签了字。 八月廿五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继续小组讨论。吴德同志主持会议。我表态发言后即去修改向林副主席报告华北战备情况的材料。 近六时，雪峰同志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宣布了小组会立即停止，向几个副组长传达了三条指示：一是会议方向不对；二是那么上纲上线不对，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三是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别的都不准传达。 九时，吴德同志电话传达三点，向骨干说一下： 一、国家不设主席是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意见； 二、有的同志有错误思想，可以批评； 三、不能揪人。 其他的问题，听候中央政治局统一讲法。 又通知：廿六日休会一天，晚上看电影。 八月廿六日 清晨，中央办公厅王良恩注11同志电话传达三点指示，向骨干讲明三点： 一、国家不设主席，这个问题不要再提意见了。 二、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 三、不许揪人。 八月廿七日 上午八时半，雪峰同志传达国家不设主席的问题，要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打招呼，做细致的工作，打通思想，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工作要做到一个人不漏，而且要做通。 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使每个同志提高认识，理解这个报告的精神是讲思想的。 各省市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宪法草案，并修改一本送交大组，大组综合一本送中央。 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小组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一致认为： 一、林副主席的报告精神，是使全体同志认清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定、要清醒，要学习再学习，要代代传下去。要谨慎，上面一股风，下边就可能变样子。 二、报告对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稿，是肯定的、满意的，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宪法产生的方法是体现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都是正确的。 三、报告讲的是思想问题，针对一种思潮讲的，不是指的什么人。针对性是包括自己在内，作为革命的动力和对象。 下午三时至五时半，天津小组对宪法草案提修改意见，共四点： 1、序言中可否加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注12的第一段。 2、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前加上国家二字。 3、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按林副主席报告，是否可再加上“和领导者”四个字。 4、“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提议改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提法有问题，可以不提） 其他都同意。 八月廿八日 上午休息，到仙人洞，同郑三生同志注13、吴德、吴忠注14等同志摄影留念。 下午学习。 八月廿九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至十二时半，华北地区小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听汪东兴同志发言检讨。汪东兴同志讲，他请示了主席，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十位同志是主席指定的。他到这个会上来讲，也是主席同意的。汪东兴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违背了主席教导，犯了错误，完全同意主席对他的严厉批评，说“我是一个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人，犯了这么个错误。 下午四时，雪峰同志召集华北组负责人开会，传达总理指示。大意是，四时半，林副主席要主持一个会，参加人政治局同志及各大组正副组长，主要解决这次会议中发生的问题。听几位同志的发言，统一表态，完全拥护毛主席指示，坚决照办，保证把这次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让毛主席安心，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 四时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七时四十分结束。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发了言。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六个大组组长表了态，春桥同志也表了态。会议空气好，团结胜利的会。决定将这次会议的全部用录音向参加全会的同志传达，并规定不记录，严格保密。 八月三十日 上午八时半到十二时，小组同志听录音传达。 下午有的同志二次听录音传达，有的同志自学，宣布可以自由选择。 回忆李雪峰同志在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时，有几句插话，据说是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时用的：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孙权小儿，想把我置于炉火上烤。”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提起千斤，放下四两。” “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方法不对。” 庐山的这场斗争，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教训实在深刻。 听主席的话，按主席的指示办。不能只讲，必须坚定地如实地执行，绝对不能含糊。一言一行，要考虑到党、全局、方向、纪律。 要时刻警惕坏人。赞扬就可能是坏事的开始。听到赞扬声，就要警惕自己。 凡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必须坚决顶，坚决斗，不能有私心杂念。 没有调查、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不要随便表态。 什么是谦虚？实事求是态度就是谦虚态度。谦虚与虚伪是排斥的，格格不入的。 领袖与群众是心连心的。对立起来看问题就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是代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主席指示国家不设主席，出发点在此。 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骗子。欺骗蒙蔽了多少人！教训深切！ 八月三十一日 通知可以外出。上午，同北京、天津的同志到五老峰游览。听说五老峰最高，很难上到主峰。我们登至三峰，十分疲劳。心脏有痛的反应，休息了一阵，过午返回。这天到五老峰的人真不少，有华东、东北、西北的许多同志。 九月一日 上午：休息，不外出。 下午四时半至晚十二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三十一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字字闪耀着马列主义的光辉。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揭露了陈伯达分裂党的大阴谋和狂妄的野心，使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原形毕露。 九月二日 上午，分省开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会上我发了言，并揭发了陈在天津的两面派活动事例。 下午三时至四时半，继续讨论。 四时半至七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扩大）。黄总长讲战备情况和战备工作。 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康老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逐条修改通过宪法草案，一致通过修改意见。 九月三日 上午：继续分省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我们重点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个根本区别问题，掌握武器，批判陈伯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下午：三时至七时，华北小组开会，讨论主席指示。总理、康老参加了会议。陈伯达到了会。根据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所谓检讨和一封寥寥数行的“表白”信，进行了批判。这次会上我发了言，主要点： 1、对主席指示的理解，检讨自己上当的教训； 2、批判陈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分裂党的罪行； 3、指出陈伯达的检讨，极不深刻，很不像样子，而且埋下了不少翻案的“钉子”，如第五条……； 4、陈伯达态度很坏，不改正就彻底完蛋。这决定于陈自己。 其他同志也发了言。 总理、康老插话、发言。 总理：要读书。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就上当。 康老：受骗问题，主席说，第一，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深思一下主席的话，每句话都闪烁着马列主义的光辉。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这三条为什么就受了骗？ 永胜：不学习，就不自觉，就盲目、就受骗。 总理：陈伯达是靠刘怕邓。上过当不要紧，把自己摆进去，学习、提高。 康老：陈在华北组煽风点火，有五大谎言： 一、宪法上写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你说是反复斗争的结果，这真是弥天大谎。你只参加过两次会，没有讲这个问题，你讲什么两种所有制，不要留尾巴…… 二、你说有人说毛主席天才，是一种讽刺，你是害人，用心真恶毒。 三、你煽动说是要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为刘少奇翻案。 四、你说利用“毛主席的谦虚”，你是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造毛主席的谣。 五、你说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谁怀疑？竟然有人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是谁？这完全是煽动！ 煽风点火，完全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你事先就把造好的语录送给人，并且还给打了电话。 陈伯达有三大罪恶： 一、分裂党，要夺权，为了这个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二、打着假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欺骗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三、不仅反对毛主席，而且辱骂毛主席。你的话音刚落，陈毅就拥护，而且讲了很恶毒的话，你没有任何表示；你说是起草的人是反革命，听到不设国家主席就手舞足蹈，你把政治局、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都骂成是反革命。 你真是一个一手拿着鸦片烟、一手拿着刀，一面毒害同志，一面要把人送上断头台，你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际上是大大的“政治家”，搞阴谋的政治家。 你是个假马克思主义。一，你不引马克思的话，恐怕引，又欺骗同志。二，引恩格斯一句话，欺骗同志，恩格斯讲过这句话，但接着说，马克思深刻研究了法国的历史，研究了法国的阶级斗争，收集研究了许多资料，才成为一个天才的著作。而且这部书是马克思34岁时写的，青年时代的著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才写序言的。这点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章取义，欺骗同志？你引的列宁的五条，列宁是批评蒲鲁东派，说他们的领导人是革命高潮中进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引证全，就会引到自己身上，所以你不敢引全。列宁批评的正像你这样没有改造的旧文人、旧知识分子。陈伯达既然来个突然袭击，我们就不能来个草草收兵。 作为教训，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接受教训。 总理：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 总理、康老讲话，对自己很受启发和教育。受骗是什么原因，教训是什么？只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在实践中用，时刻用，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才能减少盲目性、不受骗、不上当。 九月四日 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反党罪行。 下午三时到六时，晚八时到十一时，小组讨论，揭发批判，发言同志十分热烈。对陈的检讨极不满意，并纷纷提出质问要陈伯达回答，陈态度抵赖，不发言，“想一想”…… 雪峰同志传达，小组会到此告一段落，明日有新的安排。 九月五日 上午阅读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雪峰向小组同志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一开始问：会议可以结束了吧？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知道较多的是总理、康老和我。这种事总是会有的，庐山不太平，别的地区就太平了吗？比如陈毅当中央委员，有多少人反对啊，说服就当选了嘛！ 会上康老集中反映大家的四条要求： 一是普查陈伯达的历史，过去有人写过检举信； 二是要他彻底交代； 三是要他写出来，免得他赖账、诡辩； 四是不能留在主席身边。 主席说，到别处也是一样，文人难改造。 有人说他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时，主席说，能写些文章还是鲁迅说的那些人。五四运动以来，有的死掉了，有很多人都不行，我就不相信红卫兵那些领导人都行吗？ 大家讲到我们党的时候，戴季陶、邵力子发起建党，但很快就退了党，所以我们这个党历来就是复杂的。如一次大会后，就有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并不影响我们党光荣伟大。又如刘仁静，这样的人关他干什么。罗章龙这些人也不要抓他，无非是跑到了土耳其，搞也搞不出什么油水来。苏联的波格丹诺夫、马尔托夫，开始保下来，后来斯大林就杀人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杀了。 当问到陈伯达该怎么处理时，明天开大会他上台不？大家说不要上台。毛主席又问要不要到会？大家说，不要到会，免得大家生气。主席说，如果历史上查不出什么事，我的意见还应保留中央委员。比如陈毅还当中央委员嘛？！这种人不可不有，不可多有。 有的同志说，他回到北京时要限制一下自由，他到处跑，有事找不到他，他行动从来不打招呼。 主席问，公报写得怎么样？主席说，大会是个形式，不可不开，还是小组会能谈些东西。 主席问，怎么传达？总理说，是否可以带回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陈的检讨两件，共三个文件。在核心小组、军区党委常委、军党委常委传达。有人说不好保密。总理又说，保密问题可以谈通，也是可以做到的。主席说，要有步骤，大家议一下，何必那么忙呢？ 九月五日下午分小组讨论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指示。五时至八时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宪法草案、全会公报。林副主席主持会议。一一通过，一致通过。 九月六日 上午大组会，通过三个文件。 十一时半，总理、康老召集大组正副组长开会，讲了几个问题： 1、传达范围、内容，规定省市核心小组、省军区、军党委常委、大区常委。内容以“我的一点意见”为准。 2、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一是要保证做到不泄密。所有大小会议的记录，一律交中央封存，个人记录、摘抄等一字不留，全部销毁，所有文件一律收回。 3、团结至为重要。 4、对陈暂不作组织处理。 5、要读几本马列主义书。康老讲：可以读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叛徒考茨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上述内容向小组传达了。个人记录一律由几个秘书登记，集体监督销毁。 下午，五时至六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会议，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讲话。 一、一致通过三个文件。 二、总理讲话。重点讲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党内发生波折不足为怪。要坚持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康老讲话。主要讲学习问题。要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要学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只认为马列主义的书是经典著作，贬低毛主席著作；一是只读毛主席的书，认为马列书可以不读了。这两种偏向的共同点，是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都是不对的。讲到受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的教训，没有马列主义认识不行，因此多读一些书是必需的。 在康老讲话过程中，主席有两次插话。“三十本书是我提倡的，不是什么阴谋，是不是要搞三十本，这不是我搞的，这是他们搞的。我看搞多了一点。要学一点马列书，不学就会受骗。”“炸平庐山，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晚八时，有人送来两个材料，一个是学哲学的情况，一个是要天津查一查帅孟奇注15和什么人有联系没有？帅是叛徒，可能同天津的一些人有联系，查清后把情况告他。 九月七日 九时下庐山。十二时由九江起飞，到安庆转机，二时四十分到石家庄。天雨太大，不能再飞，夜宿石家庄。 注释： 注1蔡树梅（女），原是天津色织四厂工人。1969年至1971年6月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7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妇联主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副组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注2张福恒原是天津第一机床厂工人，后任副厂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任，后任市环卫局副局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注3赵成章时任解学恭的秘书、市革委办事组政研组副组长。 注4坨子地天津市南郊区小站镇坨子地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将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姜德玉打成假劳模、富农分子。 注5刘政原66军副军长，1969年任军长。 注6李雪峰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注7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注8西右营天津市南郊区北闸口公社西右营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树立的一个典型。 注9政法公社天津市公安局文革中的群众组织。1967年2月24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 注10黄道霞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时任李雪峰的秘书。 注11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注12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主席语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做了修订。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为再版《毛主席语录》写前言，称毛泽东为“天才”。 注13郑三生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4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5帅孟奇1926年6月加入中共。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5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8年4月，被康生点名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内奸”，被关押7年。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等人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订的《论天才》的材料，授意华北组编写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全会“六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公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会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解学恭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常委、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华北组副组长，与李雪峰、吴德一起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为此，解学恭在会议期间做了检讨，并揭发了陈伯达在天津的活动。当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学恭在会上多次检讨。为了贯彻华北会议精神，1971年2月，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天津警备区党委联合召开500余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解学恭在会上做检讨，接受与会者批评。笔者作为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整理解学恭日记时，笔者发现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会议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华北组讨论的详情，是一份比较难得的史料。其中提到的人物以及日记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认识。 王辉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上午七时十分随同蔡树梅注1、张福恒注2同志赴庐山开会。途中在石家庄稍停，同山西、河北同志换乘大飞机到武汉，又换小飞机到九江，坐车上山，二时抵庐山。 八月十九日 游览仙人洞、险峰、花径、鹿苑、含鄱口、植物园，看世界稀有植物水杉。 八月二十日 游览黄龙寺、玉龙潭、三宝树、水电站、圆佛殿、大天池、八卦塔、望江崖。望江崖有阳明山人王守仁字迹刻于石。 晚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许，陈伯达同志约谈话，同车去的有赵成章注3同志。谈的问题： 一、坨子地注4那个富农分子写的变天账印出来了没有，最好能快印。已告排版，尚未印。 二、在天津谈话流传一个十一条不知出自何处。是不是天津出来的。伯达同志给我一份打印十一条看，我说不是天津出来的，天津没有这个十一条。陈要我问余秋里同志，是否他那里出来的。这个十一条是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给的，可能是从计委出来的。流传的这个十一条，有些语言错误，编排较乱。秘书已告刘政同志注5改正。这个十一条再不要扩散了。 三、关于华北经济协作问题。经济协作很必要，华北条件好可先行一步。你告诉雪峰注6、郑维山同志注7，在这里可以和华北各省市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告，总理有指示，北京牵头，正在准备。你还是告诉郑、李一下。 四、学习西右营注8问题。我反映，学习英雄的西右营口号传出后，干部群众有反映。伯达同志说，要各大队互相学习。突出西右营会帮倒忙。西右营同反动的政法公社注9斗争，是英勇的，对天津文化大革命有影响，从这点说向英雄的西右营学习是可以的。但这是指西右营的贫下中农。宣传过火了，西右营会垮台的。要注意。 五、在西右营可以试试商业由大队来办。国家办，一个售货员一个月拿三十元，脱离群众，贫下中农有意见。你们可不可以试试？ 六、公社干部有的一月一百元工资，太高了，生活同贫下中农悬殊太大，家属又不劳动，这个问题是防修的问题、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应考虑一下，怎么办好。 七、我说十一条中，天津粮食是要自给，办不到，仅有170万亩粮田，等于一个县，包不起300万人口的城市。陈伯达同志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们天津落后就是没有雄心壮志；还有国营农场问题。每年国家拿3亿元补贴，这是一个问题。天津的国营场是否可以自力更生，搞集体核算，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八月廿一日 郑维山同志传达： 林副主席要华北把战备问题，在三五日内写个情况送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战备怎么搞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经验，今后怎么搞，对全面战备怎么搞。文字不通不要紧，内容不全、材料不全不要紧。是资料性的，阅毕以后还退还你们。 郑要我帮助写。 我向李、郑报告了陈伯达同志要华北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经济协作区问题。李说，不能开。又谈具体组织写战备材料问题，先由两个秘书写，我们再改。 中午，余秋里同志来，我们顺便问十一条是不是你们那里搞出来的，余说根本不知道。下午给伯达写了一封信，反映天津粮食不能自给，请再考虑。 八月廿二日 晚九时半，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总理主持。 总理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 总理说，一、开一个全会，大家都出席。二、全会议程三个：修改宪法，国民经济提纲，战备工作。主席说，廿三日到廿九日时间差不多了，会议可以结束。主席认为第一件事比较容易。第二议题是国民经济计划，当读到执行情况很好时，主席讲，让它超过。因此，计划没有大改。廿三、廿四、廿五日，政治局讨论计划。第三个议题，军委办事组起草了一个文件，送林副主席审阅后再提交政治局。 此外，人大代表名额还要谈一下。中央决定，爱国人士为特邀代表，共104人。 会分六个组，按原来的分组法，政治局的、中央部门的、军队的，分别参加到六个组中去。 主席说，大家关心的是形势，总理讲一下。 康老解释宪法讨论后的修改稿的各要点。 总理说，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做国家副主席，这是群众的热望。 主席说，不要设国家主席了，党领导国家，主席是个形式。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他那个党做决定、国会通过。接见外宾，规定了不好办，不规定就可以见、可以不见。政协存在不存在，看一看。 又讨论到公民的年龄问题。十六岁小，判断力差，对早婚有影响；在法律上对成年未成年还是有区别的。 汪东兴同志补充传达主席指示： 大家关心的是形势问题。主席指示由总理讲；宪法由康老讲。 林副主席说，主席决定把宪法交给群众讨论，积极性高了。主席说，过去讲企业下放，调动积极性，可是没有摸底就下放了，这次下放有底了。有两年工业下降，这两年又上升了。南粮北运、北煤南运的问题，现在煤逐步解决了。主席说，看依靠谁？靠专家、还是靠群众。林副主席讲，主要是发动全国亿万群众的积极性。 当康老讲到宪法全国讨论了，党委建立问题要解决。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两个办法都可行。 主席说，整党不是开始了吗？吐故怎么样？吐的不多吧。康老讲挂起来的多，主席说，那就吐故不多了。 总理讲，主席指示下放，一要落实，二不要许愿太多。主席说的两个办法，实际上是两条路线，是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的问题。 起草委员会如果同意宪法草稿，可以发到全会同志讨论。 八月廿三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六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总理、康老讲了话，伯达未发言。 晚八时至十一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林副主席讲话讲得很深刻，从历史发展阐述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胜利的根本。每到紧要关头，都是毛主席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迷迷糊糊，要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为自觉的思想。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对提高全党的路线觉悟意义深远。 十二时至下午三时，整理林副主席讲话的笔记。 八月廿四日 上午听林副主席报告录音共两遍，边听边核对记录，又加深了印象和理解。 下午三时至六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中央办公厅通知廿四日、廿五日两天讨论林副主席报告。当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华北小组发了言。汪东兴同志也发了言。伯达同志的发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译，伯达同志发言，着重阐述林副主席报告中有关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论述，把天才问题搞得非常高，引证了许多语录，有时加以解释。汪东兴同志发言着重讲国家应当设主席，并且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陈伯达同志为这个问题不时插话，帮助提高。小组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情绪激昂，上纲、上线很多很高。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大意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狂妄的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阴谋，要揪出来，坚决打倒。我虽是犯错误的人，但我绝对不能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连个狗屁也不敢放！声称我要参加这个战斗，斗到底。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动，十分气愤，但基本属于表态性的。对设国家主席问题，会场鼓了几次掌。李雪峰同志主持会议，未发言。 六时休会，李雪峰留下几个副组长，对秘书说，今天是大事，简报要快出，综合、如实反映。 晚上八时至十一时，小组继续讨论，和下午差不多。晚十二时，夜餐时黄道霞注10同志催要简报签发。李签了字。我觉得帽子太多，李说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我说，陈毅同其他同志并列一起不好，李、吴说勾出来，我勾了出来，写了一句，其他未动。李说赶快拿去发吧，我签了字，吴德同志也签了字。 八月廿五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继续小组讨论。吴德同志主持会议。我表态发言后即去修改向林副主席报告华北战备情况的材料。 近六时，雪峰同志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宣布了小组会立即停止，向几个副组长传达了三条指示：一是会议方向不对；二是那么上纲上线不对，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三是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别的都不准传达。 九时，吴德同志电话传达三点，向骨干说一下： 一、国家不设主席是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意见； 二、有的同志有错误思想，可以批评； 三、不能揪人。 其他的问题，听候中央政治局统一讲法。 又通知：廿六日休会一天，晚上看电影。 八月廿六日 清晨，中央办公厅王良恩注11同志电话传达三点指示，向骨干讲明三点： 一、国家不设主席，这个问题不要再提意见了。 二、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 三、不许揪人。 八月廿七日 上午八时半，雪峰同志传达国家不设主席的问题，要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打招呼，做细致的工作，打通思想，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工作要做到一个人不漏，而且要做通。 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使每个同志提高认识，理解这个报告的精神是讲思想的。 各省市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宪法草案，并修改一本送交大组，大组综合一本送中央。 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小组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一致认为： 一、林副主席的报告精神，是使全体同志认清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定、要清醒，要学习再学习，要代代传下去。要谨慎，上面一股风，下边就可能变样子。 二、报告对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稿，是肯定的、满意的，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宪法产生的方法是体现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都是正确的。 三、报告讲的是思想问题，针对一种思潮讲的，不是指的什么人。针对性是包括自己在内，作为革命的动力和对象。 下午三时至五时半，天津小组对宪法草案提修改意见，共四点： 1、序言中可否加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注12的第一段。 2、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前加上国家二字。 3、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按林副主席报告，是否可再加上“和领导者”四个字。 4、“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提议改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提法有问题，可以不提） 其他都同意。 八月廿八日 上午休息，到仙人洞，同郑三生同志注13、吴德、吴忠注14等同志摄影留念。 下午学习。 八月廿九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至十二时半，华北地区小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听汪东兴同志发言检讨。汪东兴同志讲，他请示了主席，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十位同志是主席指定的。他到这个会上来讲，也是主席同意的。汪东兴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违背了主席教导，犯了错误，完全同意主席对他的严厉批评，说“我是一个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人，犯了这么个错误。 下午四时，雪峰同志召集华北组负责人开会，传达总理指示。大意是，四时半，林副主席要主持一个会，参加人政治局同志及各大组正副组长，主要解决这次会议中发生的问题。听几位同志的发言，统一表态，完全拥护毛主席指示，坚决照办，保证把这次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让毛主席安心，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 四时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七时四十分结束。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发了言。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六个大组组长表了态，春桥同志也表了态。会议空气好，团结胜利的会。决定将这次会议的全部用录音向参加全会的同志传达，并规定不记录，严格保密。 八月三十日 上午八时半到十二时，小组同志听录音传达。 下午有的同志二次听录音传达，有的同志自学，宣布可以自由选择。 回忆李雪峰同志在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时，有几句插话，据说是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时用的：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孙权小儿，想把我置于炉火上烤。”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提起千斤，放下四两。” “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方法不对。” 庐山的这场斗争，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教训实在深刻。 听主席的话，按主席的指示办。不能只讲，必须坚定地如实地执行，绝对不能含糊。一言一行，要考虑到党、全局、方向、纪律。 要时刻警惕坏人。赞扬就可能是坏事的开始。听到赞扬声，就要警惕自己。 凡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必须坚决顶，坚决斗，不能有私心杂念。 没有调查、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不要随便表态。 什么是谦虚？实事求是态度就是谦虚态度。谦虚与虚伪是排斥的，格格不入的。 领袖与群众是心连心的。对立起来看问题就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是代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主席指示国家不设主席，出发点在此。 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骗子。欺骗蒙蔽了多少人！教训深切！ 八月三十一日 通知可以外出。上午，同北京、天津的同志到五老峰游览。听说五老峰最高，很难上到主峰。我们登至三峰，十分疲劳。心脏有痛的反应，休息了一阵，过午返回。这天到五老峰的人真不少，有华东、东北、西北的许多同志。 九月一日 上午：休息，不外出。 下午四时半至晚十二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三十一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字字闪耀着马列主义的光辉。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揭露了陈伯达分裂党的大阴谋和狂妄的野心，使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原形毕露。 九月二日 上午，分省开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会上我发了言，并揭发了陈在天津的两面派活动事例。 下午三时至四时半，继续讨论。 四时半至七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扩大）。黄总长讲战备情况和战备工作。 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康老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逐条修改通过宪法草案，一致通过修改意见。 九月三日 上午：继续分省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我们重点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个根本区别问题，掌握武器，批判陈伯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下午：三时至七时，华北小组开会，讨论主席指示。总理、康老参加了会议。陈伯达到了会。根据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所谓检讨和一封寥寥数行的“表白”信，进行了批判。这次会上我发了言，主要点： 1、对主席指示的理解，检讨自己上当的教训； 2、批判陈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分裂党的罪行； 3、指出陈伯达的检讨，极不深刻，很不像样子，而且埋下了不少翻案的“钉子”，如第五条……； 4、陈伯达态度很坏，不改正就彻底完蛋。这决定于陈自己。 其他同志也发了言。 总理、康老插话、发言。 总理：要读书。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就上当。 康老：受骗问题，主席说，第一，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深思一下主席的话，每句话都闪烁着马列主义的光辉。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这三条为什么就受了骗？ 永胜：不学习，就不自觉，就盲目、就受骗。 总理：陈伯达是靠刘怕邓。上过当不要紧，把自己摆进去，学习、提高。 康老：陈在华北组煽风点火，有五大谎言： 一、宪法上写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你说是反复斗争的结果，这真是弥天大谎。你只参加过两次会，没有讲这个问题，你讲什么两种所有制，不要留尾巴…… 二、你说有人说毛主席天才，是一种讽刺，你是害人，用心真恶毒。 三、你煽动说是要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为刘少奇翻案。 四、你说利用“毛主席的谦虚”，你是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造毛主席的谣。 五、你说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谁怀疑？竟然有人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是谁？这完全是煽动！ 煽风点火，完全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你事先就把造好的语录送给人，并且还给打了电话。 陈伯达有三大罪恶： 一、分裂党，要夺权，为了这个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二、打着假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欺骗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三、不仅反对毛主席，而且辱骂毛主席。你的话音刚落，陈毅就拥护，而且讲了很恶毒的话，你没有任何表示；你说是起草的人是反革命，听到不设国家主席就手舞足蹈，你把政治局、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都骂成是反革命。 你真是一个一手拿着鸦片烟、一手拿着刀，一面毒害同志，一面要把人送上断头台，你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际上是大大的“政治家”，搞阴谋的政治家。 你是个假马克思主义。一，你不引马克思的话，恐怕引，又欺骗同志。二，引恩格斯一句话，欺骗同志，恩格斯讲过这句话，但接着说，马克思深刻研究了法国的历史，研究了法国的阶级斗争，收集研究了许多资料，才成为一个天才的著作。而且这部书是马克思34岁时写的，青年时代的著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才写序言的。这点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章取义，欺骗同志？你引的列宁的五条，列宁是批评蒲鲁东派，说他们的领导人是革命高潮中进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引证全，就会引到自己身上，所以你不敢引全。列宁批评的正像你这样没有改造的旧文人、旧知识分子。陈伯达既然来个突然袭击，我们就不能来个草草收兵。 作为教训，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接受教训。 总理：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 总理、康老讲话，对自己很受启发和教育。受骗是什么原因，教训是什么？只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在实践中用，时刻用，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才能减少盲目性、不受骗、不上当。 九月四日 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反党罪行。 下午三时到六时，晚八时到十一时，小组讨论，揭发批判，发言同志十分热烈。对陈的检讨极不满意，并纷纷提出质问要陈伯达回答，陈态度抵赖，不发言，“想一想”…… 雪峰同志传达，小组会到此告一段落，明日有新的安排。 九月五日 上午阅读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雪峰向小组同志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一开始问：会议可以结束了吧？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知道较多的是总理、康老和我。这种事总是会有的，庐山不太平，别的地区就太平了吗？比如陈毅当中央委员，有多少人反对啊，说服就当选了嘛！ 会上康老集中反映大家的四条要求： 一是普查陈伯达的历史，过去有人写过检举信； 二是要他彻底交代； 三是要他写出来，免得他赖账、诡辩； 四是不能留在主席身边。 主席说，到别处也是一样，文人难改造。 有人说他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时，主席说，能写些文章还是鲁迅说的那些人。五四运动以来，有的死掉了，有很多人都不行，我就不相信红卫兵那些领导人都行吗？ 大家讲到我们党的时候，戴季陶、邵力子发起建党，但很快就退了党，所以我们这个党历来就是复杂的。如一次大会后，就有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并不影响我们党光荣伟大。又如刘仁静，这样的人关他干什么。罗章龙这些人也不要抓他，无非是跑到了土耳其，搞也搞不出什么油水来。苏联的波格丹诺夫、马尔托夫，开始保下来，后来斯大林就杀人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杀了。 当问到陈伯达该怎么处理时，明天开大会他上台不？大家说不要上台。毛主席又问要不要到会？大家说，不要到会，免得大家生气。主席说，如果历史上查不出什么事，我的意见还应保留中央委员。比如陈毅还当中央委员嘛？！这种人不可不有，不可多有。 有的同志说，他回到北京时要限制一下自由，他到处跑，有事找不到他，他行动从来不打招呼。 主席问，公报写得怎么样？主席说，大会是个形式，不可不开，还是小组会能谈些东西。 主席问，怎么传达？总理说，是否可以带回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陈的检讨两件，共三个文件。在核心小组、军区党委常委、军党委常委传达。有人说不好保密。总理又说，保密问题可以谈通，也是可以做到的。主席说，要有步骤，大家议一下，何必那么忙呢？ 九月五日下午分小组讨论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指示。五时至八时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宪法草案、全会公报。林副主席主持会议。一一通过，一致通过。 九月六日 上午大组会，通过三个文件。 十一时半，总理、康老召集大组正副组长开会，讲了几个问题： 1、传达范围、内容，规定省市核心小组、省军区、军党委常委、大区常委。内容以“我的一点意见”为准。 2、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一是要保证做到不泄密。所有大小会议的记录，一律交中央封存，个人记录、摘抄等一字不留，全部销毁，所有文件一律收回。 3、团结至为重要。 4、对陈暂不作组织处理。 5、要读几本马列主义书。康老讲：可以读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叛徒考茨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上述内容向小组传达了。个人记录一律由几个秘书登记，集体监督销毁。 下午，五时至六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会议，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讲话。 一、一致通过三个文件。 二、总理讲话。重点讲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党内发生波折不足为怪。要坚持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康老讲话。主要讲学习问题。要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要学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只认为马列主义的书是经典著作，贬低毛主席著作；一是只读毛主席的书，认为马列书可以不读了。这两种偏向的共同点，是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都是不对的。讲到受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的教训，没有马列主义认识不行，因此多读一些书是必需的。 在康老讲话过程中，主席有两次插话。“三十本书是我提倡的，不是什么阴谋，是不是要搞三十本，这不是我搞的，这是他们搞的。我看搞多了一点。要学一点马列书，不学就会受骗。”“炸平庐山，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晚八时，有人送来两个材料，一个是学哲学的情况，一个是要天津查一查帅孟奇注15和什么人有联系没有？帅是叛徒，可能同天津的一些人有联系，查清后把情况告他。 九月七日 九时下庐山。十二时由九江起飞，到安庆转机，二时四十分到石家庄。天雨太大，不能再飞，夜宿石家庄。 注释： 注1蔡树梅（女），原是天津色织四厂工人。1969年至1971年6月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7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妇联主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副组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注2张福恒原是天津第一机床厂工人，后任副厂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任，后任市环卫局副局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注3赵成章时任解学恭的秘书、市革委办事组政研组副组长。 注4坨子地天津市南郊区小站镇坨子地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将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姜德玉打成假劳模、富农分子。 注5刘政原66军副军长，1969年任军长。 注6李雪峰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注7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注8西右营天津市南郊区北闸口公社西右营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树立的一个典型。 注9政法公社天津市公安局文革中的群众组织。1967年2月24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 注10黄道霞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时任李雪峰的秘书。 注11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注12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主席语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做了修订。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为再版《毛主席语录》写前言，称毛泽东为“天才”。 注13郑三生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4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5帅孟奇1926年6月加入中共。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5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8年4月，被康生点名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内奸”，被关押7年。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