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毛泽东带着红四军来到赣南寻乌县开辟新根据地。 说老实话，红军应该怎么建设根据地，起初大家都没有经验。自1927年以来，上海中央从瞿秋白到李立三，都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各地共产党人搞暴动。但是暴动搞起来后怎么办？红军怎么生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怎么办？中央都没有办法。所以大家说，中央领导是在上海的洋房里幻想着中国革命的高潮，结果是大批共产党员人头落地。毛泽东没有盲从，拉着队伍上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与苏联的城市中心暴动理论完全不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说：红军会吃掉农民的最后一只鸡，提出让红军解散，朱德、毛泽东来苏联学习。毛泽东回信据理力争，反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于是上海中央又来了“九月来信”，指示红军：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这些空洞的命令，怎么执行呢？毛泽东开始用的是农民起义的方法，所到之处，打土豪，给贫苦农民分浮财，或者是到白区打土豪筹款，很快就发现这种方法不能持久。打土豪就像杀鸡取卵，过了今天没明天。而红军要生存、发展，必须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就需要建设根据地，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中国农村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农村经济是怎么一回事？不搞清楚，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为此，毛泽东在寻乌县城住了十来天，找当地群众调查研究。 毛泽东调查得非常细致，当地都有什么物产，经营什么品种，外来货有多少，货物的流向、价格，都一一记录。地方政府过去怎么收税，商会起到什么作用，毛泽东找了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业的小官吏，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毛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革命给百姓带来了什么？群众拥护红军吗？毛泽东对乡村也进行了调查，特别关注婚姻情况。群众告诉他，最大的事就是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恋爱自由使女人起来反抗包办婚姻，敢于休掉老公。寻乌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但是毛泽东认为：“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怄气的事。”（《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看毛泽东《寻乌调查》，就像在看当年的电影回放，生动活泼。毛泽东从调查中掌握了社会真相，也就有了制定政策的依据。他提出的土地分配原则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保护商人经商，使苏维埃政权能获得税赋收入，维持红军的用度。 1931年4月，上海中央派来了代表团，贯彻国际路线。中央代表是忠于共产国际的，来到苏区，发现毛泽东的路线政策与国际路线不合。他们引用国际的指示，批判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毛泽东据理力争，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但中央代表给他扣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认为毛的那些土东西是“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留苏派照搬国际的洋教条，在苏区推行“苏维埃化”。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最终断送了苏区，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毛泽东两次批评“夸夸其谈”的《解放日报》 1941年9月14、15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了一篇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说的是陕甘宁边区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率领一支农民运输队到盐池县运盐的经过。不寻常的是毛泽东在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为什么对一篇看似普通的有关运盐的文章大加赞扬？详情见《同舟共进》2008年第3期。这里只谈谈毛泽东在“按语”中两次点名“夸夸其谈”，其实批评的是《解放日报》。 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党的机关报。初期办报的领导是博古。胡乔木说：“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总的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东西，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当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版面安排上，固守于‘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的不成文规定，而不是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进行安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苏联战场的战报。这让人看着与苏联的《真理报》没什么区别。而解放区自己的事情，则被摆到了次席。博古还要求按照苏联《真理报》的形式，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当时的总编辑杨松每天苦思冥想地写社论，写了不到三十篇就累倒了，以致英年早逝。形式主义害死人，这真的是一个典型体现。 而《鲁忠才长征记》这样的重要调查报告，毛泽东加了按语，本应重点宣传，但是报纸仅在第二版（当时的报纸每天只有两版）的左下角见报。这篇还没有社论长的文章，还是分两天刊登完的。毛泽东极为不满，说《解放日报》不是党报而是“社报”。 毛泽东下决心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坚决扫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宣传抗日前线战况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事。文风讲究实际，语言生动活泼。这个改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解放日报》真正变成了一张反映人民生活的报纸，变成了一张人民喜欢看的报纸。 《解放日报》的改造，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文风，反对盲目崇洋的形式主义斗争的一部分。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谈到中共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时说：“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愎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听从别人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一概当做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用，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虚张声势、讲大话、借势凌人，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一切浮夸、说大话、弄虚作假，都是有害无益的。” 抛弃“大洋古”，走向黄土地 抗战时期的延安，涌入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抗战的热情和施展才华的希望而来，然而住进窑洞之后感到诸多不适应。 知识分子都是有个性的，来到延安后，都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展露出来。他们组织剧团，演出话剧、京剧，创作美术作品。但是他们搞的还是大城市的那一套。说到演话剧，则认为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才是真正的高雅艺术，所以他们演大戏，演经典，如易卜生的《娜拉》、曹禺的《日出》，边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工农干部都看不懂。这些艺术家自称是“亭子间”来的，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对当地老百姓喜欢的秧歌、活报剧，认为是低俗，没有艺术含量。延安地方条件艰苦，油画画家们没有颜料，只能改做木刻。但是他们还用以往的技法去雕木刻，老百姓看不懂，说是“有头无尾”。 起初，毛泽东对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是很客气的，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延安的党政干部每月津贴只有一元，外来的作家、艺术家可以享受每月十元的津贴。有些人自我感觉良好，飘飘然了。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些知识分子的高傲自大。有一次他在延河边上散步，迎面遇见一位作家——只见他拿着一个手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见到毛打个招呼，手杖仍然不停地挥舞。旁边经过的老乡和运盐的毛驴，都吓得躲在一边。毛泽东气愤地对身边的师哲说：“这人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他认识几个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当时毛泽东很重视理论研究，希望找个理论工作者帮助他。中央党校推荐了一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志。毛泽东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的问题。他像在党校讲课一样，不问需求，按照自己的一套滔滔不绝讲起来。毛泽东实在听不下去，对他说：“你讲的东西离中国革命太远了。你讲的东西都对，但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好了，你走吧。” 文艺也好，理论也好，如果这些人坚持大、洋、古的那一套，对教育群众、坚持抗战有什么作用呢？毛泽东反对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主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演时说：“《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感觉到，这些知识分子来延安是要革命的，但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对头。文学艺术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把自己人当作对立面来批判，应该引导文艺家走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于是，毛泽东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去靖边乡下采访，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田保霖是个普通农民，勤劳耕作，生活过得富足。当地要组织合作社，领导上要他带头。于是田出资金，组织运盐队，把收益用来做公积金，带领穷人一同搞生产经营，当上了边区的劳动模范和参议员。这篇文章写的是真人真事，文字也很朴实。从文学艺术角度来说，可能比不上她过去写的小说。毛泽东读了《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很高兴，第二天早晨写信给丁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俩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毛泽东对丁玲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夸奖道：“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的鼓励使作家们纷纷走向农村和抗日前线，学会用老百姓的土话，写出乡土气息十足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孙犁的《荷花淀》等。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经典之作。 胡乔木晚年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他晚年的失误，也正是由于脱离了实际，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重温毛泽东早年的故事，对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依然具有启示作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毛泽东带着红四军来到赣南寻乌县开辟新根据地。 说老实话，红军应该怎么建设根据地，起初大家都没有经验。自1927年以来，上海中央从瞿秋白到李立三，都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各地共产党人搞暴动。但是暴动搞起来后怎么办？红军怎么生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怎么办？中央都没有办法。所以大家说，中央领导是在上海的洋房里幻想着中国革命的高潮，结果是大批共产党员人头落地。毛泽东没有盲从，拉着队伍上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与苏联的城市中心暴动理论完全不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说：红军会吃掉农民的最后一只鸡，提出让红军解散，朱德、毛泽东来苏联学习。毛泽东回信据理力争，反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于是上海中央又来了“九月来信”，指示红军：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这些空洞的命令，怎么执行呢？毛泽东开始用的是农民起义的方法，所到之处，打土豪，给贫苦农民分浮财，或者是到白区打土豪筹款，很快就发现这种方法不能持久。打土豪就像杀鸡取卵，过了今天没明天。而红军要生存、发展，必须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就需要建设根据地，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中国农村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农村经济是怎么一回事？不搞清楚，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为此，毛泽东在寻乌县城住了十来天，找当地群众调查研究。 毛泽东调查得非常细致，当地都有什么物产，经营什么品种，外来货有多少，货物的流向、价格，都一一记录。地方政府过去怎么收税，商会起到什么作用，毛泽东找了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业的小官吏，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毛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革命给百姓带来了什么？群众拥护红军吗？毛泽东对乡村也进行了调查，特别关注婚姻情况。群众告诉他，最大的事就是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恋爱自由使女人起来反抗包办婚姻，敢于休掉老公。寻乌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但是毛泽东认为：“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怄气的事。”（《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看毛泽东《寻乌调查》，就像在看当年的电影回放，生动活泼。毛泽东从调查中掌握了社会真相，也就有了制定政策的依据。他提出的土地分配原则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保护商人经商，使苏维埃政权能获得税赋收入，维持红军的用度。 1931年4月，上海中央派来了代表团，贯彻国际路线。中央代表是忠于共产国际的，来到苏区，发现毛泽东的路线政策与国际路线不合。他们引用国际的指示，批判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毛泽东据理力争，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但中央代表给他扣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认为毛的那些土东西是“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留苏派照搬国际的洋教条，在苏区推行“苏维埃化”。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最终断送了苏区，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毛泽东两次批评“夸夸其谈”的《解放日报》 1941年9月14、15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了一篇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说的是陕甘宁边区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率领一支农民运输队到盐池县运盐的经过。不寻常的是毛泽东在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为什么对一篇看似普通的有关运盐的文章大加赞扬？详情见《同舟共进》2008年第3期。这里只谈谈毛泽东在“按语”中两次点名“夸夸其谈”，其实批评的是《解放日报》。 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党的机关报。初期办报的领导是博古。胡乔木说：“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总的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东西，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当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版面安排上，固守于‘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的不成文规定，而不是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进行安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苏联战场的战报。这让人看着与苏联的《真理报》没什么区别。而解放区自己的事情，则被摆到了次席。博古还要求按照苏联《真理报》的形式，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当时的总编辑杨松每天苦思冥想地写社论，写了不到三十篇就累倒了，以致英年早逝。形式主义害死人，这真的是一个典型体现。 而《鲁忠才长征记》这样的重要调查报告，毛泽东加了按语，本应重点宣传，但是报纸仅在第二版（当时的报纸每天只有两版）的左下角见报。这篇还没有社论长的文章，还是分两天刊登完的。毛泽东极为不满，说《解放日报》不是党报而是“社报”。 毛泽东下决心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坚决扫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宣传抗日前线战况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事。文风讲究实际，语言生动活泼。这个改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解放日报》真正变成了一张反映人民生活的报纸，变成了一张人民喜欢看的报纸。 《解放日报》的改造，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文风，反对盲目崇洋的形式主义斗争的一部分。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谈到中共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时说：“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愎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听从别人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一概当做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用，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虚张声势、讲大话、借势凌人，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一切浮夸、说大话、弄虚作假，都是有害无益的。” 抛弃“大洋古”，走向黄土地 抗战时期的延安，涌入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抗战的热情和施展才华的希望而来，然而住进窑洞之后感到诸多不适应。 知识分子都是有个性的，来到延安后，都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展露出来。他们组织剧团，演出话剧、京剧，创作美术作品。但是他们搞的还是大城市的那一套。说到演话剧，则认为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才是真正的高雅艺术，所以他们演大戏，演经典，如易卜生的《娜拉》、曹禺的《日出》，边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工农干部都看不懂。这些艺术家自称是“亭子间”来的，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对当地老百姓喜欢的秧歌、活报剧，认为是低俗，没有艺术含量。延安地方条件艰苦，油画画家们没有颜料，只能改做木刻。但是他们还用以往的技法去雕木刻，老百姓看不懂，说是“有头无尾”。 起初，毛泽东对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是很客气的，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延安的党政干部每月津贴只有一元，外来的作家、艺术家可以享受每月十元的津贴。有些人自我感觉良好，飘飘然了。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些知识分子的高傲自大。有一次他在延河边上散步，迎面遇见一位作家——只见他拿着一个手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见到毛打个招呼，手杖仍然不停地挥舞。旁边经过的老乡和运盐的毛驴，都吓得躲在一边。毛泽东气愤地对身边的师哲说：“这人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他认识几个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当时毛泽东很重视理论研究，希望找个理论工作者帮助他。中央党校推荐了一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志。毛泽东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的问题。他像在党校讲课一样，不问需求，按照自己的一套滔滔不绝讲起来。毛泽东实在听不下去，对他说：“你讲的东西离中国革命太远了。你讲的东西都对，但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好了，你走吧。” 文艺也好，理论也好，如果这些人坚持大、洋、古的那一套，对教育群众、坚持抗战有什么作用呢？毛泽东反对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主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演时说：“《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感觉到，这些知识分子来延安是要革命的，但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对头。文学艺术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把自己人当作对立面来批判，应该引导文艺家走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于是，毛泽东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去靖边乡下采访，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田保霖是个普通农民，勤劳耕作，生活过得富足。当地要组织合作社，领导上要他带头。于是田出资金，组织运盐队，把收益用来做公积金，带领穷人一同搞生产经营，当上了边区的劳动模范和参议员。这篇文章写的是真人真事，文字也很朴实。从文学艺术角度来说，可能比不上她过去写的小说。毛泽东读了《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很高兴，第二天早晨写信给丁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俩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毛泽东对丁玲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夸奖道：“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的鼓励使作家们纷纷走向农村和抗日前线，学会用老百姓的土话，写出乡土气息十足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孙犁的《荷花淀》等。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经典之作。 胡乔木晚年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他晚年的失误，也正是由于脱离了实际，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重温毛泽东早年的故事，对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依然具有启示作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