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遍相信的情况相反，“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关键后果是，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个虚拟的事实假设，更糟的是，接受了一个正是由于被普遍接受才成为事实的假设。在过去20年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学说，已经变成了一件标准工具，较之古典货币学说更为方便地或更不方便地被用来对付各种事实。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凯恩斯的最初论证所依靠的、并且后来一直支配着政策的决定性假设是，减少一个重要的工人群体的货币工资而又不引起广泛失业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爵士由此得出并且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试图为之辩护的结论是，既然降低货币工资行不通，当工资变得太高以致于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时，就只能通过降低货币价值这种迂回方式做出必要的调整。接受这种意见的社会注定会出现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
在凯恩斯主义体系内，这种后果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是从普遍工资水平的角度进行论证，而只有当我们从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水平这个角度进行思考时，才会揭示出主要问题所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注定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如果任何一个主要群体的货币工资都不下降，相对地位的调整就只能用提高所有其他货币工资来完成。结果必然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持久上升高于真实工资的上升，即通货膨胀。人们只需想一下不同群体的工资变化之正常的年复一年的传播，就可以认识到这一因素是多么重要。
自大战结束后的12年间，整个西方世界事实上一直处在一个或多或少持续不断的通货胀时期。这完全是特意制定的政策的后果，还是政府财政危机的产物，并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它同大概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大繁荣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一直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政策。重要的问题在于，用这种方式能否让繁荣无限期地维持下去，或这种做法是否迟早定会造成最终难以承受的后果。
目前的讨论倾向于忽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起到刺激工商业的作用，只能就其不可预测性或超出了预期而言。价格上升本身并不是繁荣的必要保证。为了得到超常利润，必须让价格变得比人们所预料的更高。一旦人们对价格的上升有了明确的期待，对生产要素的竞争便会提前驱使成本上扬。如果价格的上升低于人们的预期，便不会有超额利润，如果价格上升很小，则它会与人们预期价格稳定而它反而下降的作用一样。
大体上说，战后的通货膨胀一直出乎人们的预期，或拖延的时间之长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是，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久，人们就越会普遍预期它将继续存在；人们越是估计到价格的持续上涨，为了不仅使那些没有通货膨胀也能赚到适当利润的人、而且使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都能得到这种利润，价格就越会必然上涨。比预期还要严重的通货膨胀保证着普遍繁荣，仅仅是因为离了通货膨胀便得不到任何利润，从而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人，仍然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目前的活动。具有一定加速度的累进式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证繁荣景象，而固定速率的通货膨胀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几乎无需深究，为什么加速度的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不必等到它的上涨速度之快使任何人都无法根据膨胀的货币进行合理的核算，不必等到这种货币被其他交换媒介取代，所有固定支出迅速下跌的价值所导致的不方便和不公正，就会引起中止这种现象的难以抗拒的要求——至少，当人们搞清楚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认识到政府总是能够终止通货膨胀时，这种要求将是不可抗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度的通货膨胀之所以被人们所容忍，乃是因为人们受到了欺骗，以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而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期望通货膨胀引起的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我们肯定会到达这样一个时刻，届时由通货膨胀形成的繁荣资源将不复可用。谁也无法预测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但它肯定会到来。我们应当给予最大关注的，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消失时，要确保我们的生产资源得到这样的安排，它使我们有望将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活力和就业水平上。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依赖通货膨胀式的扩张以保证繁荣，这一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不仅会面对日积月累的拖延造成的一大堆调整任务——只有依靠不断的通货膨胀，才能让所有那些工商业继续浮在水面上。通货膨胀还会成为一再“误导”生产的活跃因素，即，它会诱发一些新的、只有当通货膨胀继续下去才有利可图的活动。尤其是当增量货币首可被投资活动得到时，它会达到这样一个量，一旦它们只能得到现有的节余时，那个数量便难以维持下去了。
通过使最终需求的增长总是领先于成本一步，我们就可以维持繁荣——这种想法迟早会被证明是一种幻觉，因为成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量，从长远看，它是由对最终需求状况的期待决定的。甚至“总需求”超过“总成本”也不见得足以持续保障“充分就业”，因为就业数量大大取决于投资数量，而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过多的最终需求非但不会刺激投资，反而有可能阻碍投资。
我担心那些相信我们已经永远解决了充分就业问题的人会大失所望。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有一次大萧条。通过逐渐放慢通货膨胀速度，是极有可能做到向更稳定的货币环境转变的。但是，如果某些就业的持续时间没有重要的缩减，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困难在于，在目前的舆论条件下，显著的失业增加会立刻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种试图用进一步通货膨胀的处方治疗失业的做法，很可能一时奏效，如果通货膨胀压力相当广泛的话，甚至有可能连连奏效。但这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状况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一篇讨论20年代观点的短文中，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消除螺旋式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一次大萧条这个带有短期性质的严肃问题。长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一再引起这种问题的长时间的、周期性的加速度通货膨胀趋势。关键在于必须再次认识到，就业问题是个工资问题，当工资变得过高不利于充分就业时，通过贬值货币降低真实工资，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只有在工人仍然受其蒙骗时才会奏效。这是一种试图绕过所谓工资“刚性”的做法，它可以生效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只会给达到稳定的货币体系设置比过去更严重的障碍。使工资水平同高度稳定的就业水平相适应，这一责任应当公平地重新交给其责任人：工会。目前这种分割责任的状况，即每个工会只关心获取最大的货币工资比例，不考虑它对就业的影响，而货币当局则被期待着提供为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无论多大数量的增量货币收入，必然会导致不断的累进式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发现，因为拒绝面对工资问题，利用货币欺诈逃避后果，我们不过是使整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长期问题仍然是，恢复那个能够形成与稳定的货币相配合的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必须承认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要负起全责。不错，只要继续认为它们的责任就是在任何工资水平上供应足够的货币以维持充分就业，它们便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只能承担起纯粹消极的角色，但正是这种想法注定会引起持续性通货膨胀。稳定的货币环境要求货币支出的流量是一个固定指标，价格和工资必须适应这个指标，不能绕开它乱来。
为阻止累进式通货膨胀及其必然引起的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危机，需要进行政策上的变革，但其前提是，依然占上风的舆论状态也要有所变化。虽然在作为凯恩斯主义原理的发源地并顽固地实践这些原理的国家，7%的银行利率已经明确宣告了这种原理的破产，不过仍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在这些原理的全盛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间，它们已经失去了影响。但是，不管它们在知识界仍然发挥着多大的威力，它们确实对加强这个国家政治上最强大的成分之一的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放弃这些原理而又不引起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不太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愿望，一次次让政客们避重就轻，求助于通货膨胀所提供的那种不会遇到太多抵抗的权宜之计。大概，只有当这种办法的危险性变得比现在更为明显时，人们才会不得不面对工会权力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与普遍相信的情况相反，“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关键后果是，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个虚拟的事实假设，更糟的是，接受了一个正是由于被普遍接受才成为事实的假设。在过去20年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学说，已经变成了一件标准工具，较之古典货币学说更为方便地或更不方便地被用来对付各种事实。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凯恩斯的最初论证所依靠的、并且后来一直支配着政策的决定性假设是，减少一个重要的工人群体的货币工资而又不引起广泛失业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爵士由此得出并且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试图为之辩护的结论是，既然降低货币工资行不通，当工资变得太高以致于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时，就只能通过降低货币价值这种迂回方式做出必要的调整。接受这种意见的社会注定会出现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
在凯恩斯主义体系内，这种后果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是从普遍工资水平的角度进行论证，而只有当我们从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水平这个角度进行思考时，才会揭示出主要问题所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注定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如果任何一个主要群体的货币工资都不下降，相对地位的调整就只能用提高所有其他货币工资来完成。结果必然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持久上升高于真实工资的上升，即通货膨胀。人们只需想一下不同群体的工资变化之正常的年复一年的传播，就可以认识到这一因素是多么重要。
自大战结束后的12年间，整个西方世界事实上一直处在一个或多或少持续不断的通货胀时期。这完全是特意制定的政策的后果，还是政府财政危机的产物，并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它同大概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大繁荣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一直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政策。重要的问题在于，用这种方式能否让繁荣无限期地维持下去，或这种做法是否迟早定会造成最终难以承受的后果。
目前的讨论倾向于忽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起到刺激工商业的作用，只能就其不可预测性或超出了预期而言。价格上升本身并不是繁荣的必要保证。为了得到超常利润，必须让价格变得比人们所预料的更高。一旦人们对价格的上升有了明确的期待，对生产要素的竞争便会提前驱使成本上扬。如果价格的上升低于人们的预期，便不会有超额利润，如果价格上升很小，则它会与人们预期价格稳定而它反而下降的作用一样。
大体上说，战后的通货膨胀一直出乎人们的预期，或拖延的时间之长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是，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久，人们就越会普遍预期它将继续存在；人们越是估计到价格的持续上涨，为了不仅使那些没有通货膨胀也能赚到适当利润的人、而且使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都能得到这种利润，价格就越会必然上涨。比预期还要严重的通货膨胀保证着普遍繁荣，仅仅是因为离了通货膨胀便得不到任何利润，从而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人，仍然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目前的活动。具有一定加速度的累进式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证繁荣景象，而固定速率的通货膨胀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几乎无需深究，为什么加速度的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不必等到它的上涨速度之快使任何人都无法根据膨胀的货币进行合理的核算，不必等到这种货币被其他交换媒介取代，所有固定支出迅速下跌的价值所导致的不方便和不公正，就会引起中止这种现象的难以抗拒的要求——至少，当人们搞清楚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认识到政府总是能够终止通货膨胀时，这种要求将是不可抗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度的通货膨胀之所以被人们所容忍，乃是因为人们受到了欺骗，以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而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期望通货膨胀引起的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我们肯定会到达这样一个时刻，届时由通货膨胀形成的繁荣资源将不复可用。谁也无法预测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但它肯定会到来。我们应当给予最大关注的，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消失时，要确保我们的生产资源得到这样的安排，它使我们有望将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活力和就业水平上。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依赖通货膨胀式的扩张以保证繁荣，这一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不仅会面对日积月累的拖延造成的一大堆调整任务——只有依靠不断的通货膨胀，才能让所有那些工商业继续浮在水面上。通货膨胀还会成为一再“误导”生产的活跃因素，即，它会诱发一些新的、只有当通货膨胀继续下去才有利可图的活动。尤其是当增量货币首可被投资活动得到时，它会达到这样一个量，一旦它们只能得到现有的节余时，那个数量便难以维持下去了。
通过使最终需求的增长总是领先于成本一步，我们就可以维持繁荣——这种想法迟早会被证明是一种幻觉，因为成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量，从长远看，它是由对最终需求状况的期待决定的。甚至“总需求”超过“总成本”也不见得足以持续保障“充分就业”，因为就业数量大大取决于投资数量，而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过多的最终需求非但不会刺激投资，反而有可能阻碍投资。
我担心那些相信我们已经永远解决了充分就业问题的人会大失所望。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有一次大萧条。通过逐渐放慢通货膨胀速度，是极有可能做到向更稳定的货币环境转变的。但是，如果某些就业的持续时间没有重要的缩减，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困难在于，在目前的舆论条件下，显著的失业增加会立刻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种试图用进一步通货膨胀的处方治疗失业的做法，很可能一时奏效，如果通货膨胀压力相当广泛的话，甚至有可能连连奏效。但这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状况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一篇讨论20年代观点的短文中，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消除螺旋式通货膨胀而又不引起一次大萧条这个带有短期性质的严肃问题。长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一再引起这种问题的长时间的、周期性的加速度通货膨胀趋势。关键在于必须再次认识到，就业问题是个工资问题，当工资变得过高不利于充分就业时，通过贬值货币降低真实工资，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只有在工人仍然受其蒙骗时才会奏效。这是一种试图绕过所谓工资“刚性”的做法，它可以生效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只会给达到稳定的货币体系设置比过去更严重的障碍。使工资水平同高度稳定的就业水平相适应，这一责任应当公平地重新交给其责任人：工会。目前这种分割责任的状况，即每个工会只关心获取最大的货币工资比例，不考虑它对就业的影响，而货币当局则被期待着提供为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无论多大数量的增量货币收入，必然会导致不断的累进式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发现，因为拒绝面对工资问题，利用货币欺诈逃避后果，我们不过是使整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长期问题仍然是，恢复那个能够形成与稳定的货币相配合的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必须承认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要负起全责。不错，只要继续认为它们的责任就是在任何工资水平上供应足够的货币以维持充分就业，它们便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只能承担起纯粹消极的角色，但正是这种想法注定会引起持续性通货膨胀。稳定的货币环境要求货币支出的流量是一个固定指标，价格和工资必须适应这个指标，不能绕开它乱来。
为阻止累进式通货膨胀及其必然引起的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危机，需要进行政策上的变革，但其前提是，依然占上风的舆论状态也要有所变化。虽然在作为凯恩斯主义原理的发源地并顽固地实践这些原理的国家，7%的银行利率已经明确宣告了这种原理的破产，不过仍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在这些原理的全盛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间，它们已经失去了影响。但是，不管它们在知识界仍然发挥着多大的威力，它们确实对加强这个国家政治上最强大的成分之一的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放弃这些原理而又不引起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不太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愿望，一次次让政客们避重就轻，求助于通货膨胀所提供的那种不会遇到太多抵抗的权宜之计。大概，只有当这种办法的危险性变得比现在更为明显时，人们才会不得不面对工会权力这个决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