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 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2009-08-04 16:14:1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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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对话杨宪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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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天的杨宪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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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 知识分子 士大夫 已有评论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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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与壮阳药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酒气最香的囚犯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红宝书撕掉了一页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2376/1
杨宪益 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2009-08-04 16: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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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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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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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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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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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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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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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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