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中的道德困境，可以用一个假设的“电车难题”作为模型。你的回答决定了你在道德上属于“康德型”或“边际主义型”。但不论如何，借用这个模型的科学家认为：道德取决于情绪，而不是理智
道德判断源自人类的理性思维还是个体本能？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乔舒亚·格林通过脑扫描揭示了人们作出道德判断的大脑机制：情绪决定了我们的道德判断。
多数人相信，我们判断是非仅仅依赖于理智。而格林根据其研究论证说，在作出道德判断时，我们的情绪也发挥了重要影响。而情绪激发的本能反应是数百万年进化史的产物。他说：“许多基本道德信念可能不过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电车难题”的困扰
格林对道德判断难题的关注从他在哈佛学习哲学时就开始了。学术界一般认为，两位大哲学家的思想奠定了现代伦理学理论的格局：德国的康德和英国的穆勒。康德认为纯粹理性自身就能引导人类走向道德真理；为了私利而利用别人是错的，依照每个人都能遵循的原则来为人处事才是正确选择。
穆勒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判断一件事是正确还是错误应该看它是否能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个体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格林说：“康德把公正置于效用之前，而穆勒则把效用摆在公正之前。”
当格林于1997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穆勒和康德的学说。在他看来，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解释道德判断在真实世界中的情形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情形：设想你是一辆有轨电车司机，电车正高速运行，刹车突然失灵。前方是道路岔口，岔口左边轨道上有5名工人正在维修轨道，右边轨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如果你听之任之，电车将拐到左边轨道上撞死那5名工人。拯救这5名工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扳闸改变电车路径，那么你将撞死1名工人。你会做何选择呢？
我们再做一个设想。你正站在天桥上目睹那辆失控的有轨电车，但这次轨道上没有岔口，前方轨道上的5名工人似乎必死无疑。然而你旁边正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如果你猛地把他推下天桥，他将摔死，但因为他体形魁梧，他的尸体将阻挡电车前进。你是杀死这个男人来拯救5条性命还是活生生看着5条性命魂飞天外？
从逻辑上看，这两个问题应该得到相似的答案。但如果你在朋友中就此问题搞一次民意测验，你可能会发现，大多数人更愿意扳闸换轨而不愿把别人推落天桥。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下是正确的事在另一种情形下却变成错误的。我们有时跟着康德走，有时却跟着穆勒走。“电车难题事实上反映了各类伦理难题的本质冲突，”格林说，“如果我能清晰地解答这一问题，我就能搞清楚伦理学中康德与穆勒对立的全部意义。”
“机械和电子”隔开情绪与道德
格林确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道德判断的逻辑规则而在于我们的情绪。正是情绪推动着道德判断。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就认为，人们称赞一种行为不是因为他们通过理性判定它是好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他们感觉舒服。他们贬斥一种行为是因为它让他们感到厌恶。
对一种社会性物种而言，道德的进化根源是容易想像的。公正感能帮助早期灵长类动物相互合作。对骗子的厌恶和愤怒能帮助它们免于纷争。当我们的祖先具备更多自我意识并获得语言后，他们就把这些感受转换成道德规范，以此教育后代。
格林认为，这种观点有助于认清许多问题。首先，它展现出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其次，它提供了对电车难题的一种解答：尽管两种选择都能拯救5个人的生命，但它们触发的脑部机制是不一样的。直接用你的手去杀死别人，数百万年来这都被看成是不道德的。它会唤起那些古老的、占据压倒性地位的负面情绪——从而否认杀死那名魁伟男人能带来任何好处。对推落别人致死这种选择，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所以它是错的。
而作出扳闸换轨的选择，则是我们的祖先所未碰到过的情形。在这种选择下，原因和结果被一系列机械和电子所分隔，因此它不会触发突然的道德选择。相反，我们依赖于抽象理性思维——例如权衡代价和后果来判断是非。
道德判断激活“道德区域”
为揭示人们作出道德判断后的大脑机制，格林用MRI（磁共振成像仪）对一些自愿受试者进行了大量测试。实验主要是向受试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令人左右为难，例如那个电车难题。当受试者思考问题时，MRI就开始对其脑部进行扫描，显示哪些区域被激活。
实验发现，人们作出非个人化道德判断（如电车难题中是否扳闸换轨选择）与作出非道德判断（如是否选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多有重合，集中在靠近太阳穴处的外侧额前大脑皮层，该区域主要负责逻辑思维，能够同时处理多条信息并进行比较。
但个人化道德判断激活的是另一些区域。其中一个处在前额中央后面的沟缝中，该区域在理解别人心理或感觉方面起关键作用。另一个区域是上颞回沟，位于耳朵上方，该区域负责收集人们活动其嘴唇、眼睛和手的信息。第三个区域包括后带状区和楔前叶，它们在人们产生强烈情绪时被激活。
格林认为，这几个区域组成了一个神经网络，我们很多道德判断后面的情绪本能就是由该网络产生的。上颞回沟能使我们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受到伤害，而读懂他人心理的能力能使我们评估他人的痛苦感受，楔前叶则会触发负面情绪——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例如杀死他人被本能感觉是错误的。
“康德型”和“边际主义型”
格林认为，人脑直观本能的部分和理性推理的部分在人们作出道德判断时都会激活。大多数情形下，是一个部分压倒另一部分。但有时两部分产生的反应力量相当，大脑很难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这实际上就是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刻。例如，在处理电车难题时问到要判断亲自伤害或杀害他人是否恰当这样的问题上，MRI显示受试者的情绪网络说“不”，而其理性推理网络则说“是”。受试者回答这类问题的时间比回答其他普通问题的时间明显要长。
自然，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同样的道德困境，也不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格林在实验中提出的问题。一些人不愿意把那个男人推下天桥，但一些人愿意。格林把这两类人分别称为“康德型”和“边际主义型”。他希望将来能通过脑扫描发现每一类人的独特脑活动特征。
真实世界中的道德困境，可以用一个假设的“电车难题”作为模型。你的回答决定了你在道德上属于“康德型”或“边际主义型”。但不论如何，借用这个模型的科学家认为：道德取决于情绪，而不是理智
道德判断源自人类的理性思维还是个体本能？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乔舒亚·格林通过脑扫描揭示了人们作出道德判断的大脑机制：情绪决定了我们的道德判断。
多数人相信，我们判断是非仅仅依赖于理智。而格林根据其研究论证说，在作出道德判断时，我们的情绪也发挥了重要影响。而情绪激发的本能反应是数百万年进化史的产物。他说：“许多基本道德信念可能不过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电车难题”的困扰
格林对道德判断难题的关注从他在哈佛学习哲学时就开始了。学术界一般认为，两位大哲学家的思想奠定了现代伦理学理论的格局：德国的康德和英国的穆勒。康德认为纯粹理性自身就能引导人类走向道德真理；为了私利而利用别人是错的，依照每个人都能遵循的原则来为人处事才是正确选择。
穆勒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判断一件事是正确还是错误应该看它是否能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个体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格林说：“康德把公正置于效用之前，而穆勒则把效用摆在公正之前。”
当格林于1997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穆勒和康德的学说。在他看来，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解释道德判断在真实世界中的情形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情形：设想你是一辆有轨电车司机，电车正高速运行，刹车突然失灵。前方是道路岔口，岔口左边轨道上有5名工人正在维修轨道，右边轨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如果你听之任之，电车将拐到左边轨道上撞死那5名工人。拯救这5名工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扳闸改变电车路径，那么你将撞死1名工人。你会做何选择呢？
我们再做一个设想。你正站在天桥上目睹那辆失控的有轨电车，但这次轨道上没有岔口，前方轨道上的5名工人似乎必死无疑。然而你旁边正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如果你猛地把他推下天桥，他将摔死，但因为他体形魁梧，他的尸体将阻挡电车前进。你是杀死这个男人来拯救5条性命还是活生生看着5条性命魂飞天外？
从逻辑上看，这两个问题应该得到相似的答案。但如果你在朋友中就此问题搞一次民意测验，你可能会发现，大多数人更愿意扳闸换轨而不愿把别人推落天桥。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下是正确的事在另一种情形下却变成错误的。我们有时跟着康德走，有时却跟着穆勒走。“电车难题事实上反映了各类伦理难题的本质冲突，”格林说，“如果我能清晰地解答这一问题，我就能搞清楚伦理学中康德与穆勒对立的全部意义。”
“机械和电子”隔开情绪与道德
格林确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道德判断的逻辑规则而在于我们的情绪。正是情绪推动着道德判断。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就认为，人们称赞一种行为不是因为他们通过理性判定它是好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他们感觉舒服。他们贬斥一种行为是因为它让他们感到厌恶。
对一种社会性物种而言，道德的进化根源是容易想像的。公正感能帮助早期灵长类动物相互合作。对骗子的厌恶和愤怒能帮助它们免于纷争。当我们的祖先具备更多自我意识并获得语言后，他们就把这些感受转换成道德规范，以此教育后代。
格林认为，这种观点有助于认清许多问题。首先，它展现出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其次，它提供了对电车难题的一种解答：尽管两种选择都能拯救5个人的生命，但它们触发的脑部机制是不一样的。直接用你的手去杀死别人，数百万年来这都被看成是不道德的。它会唤起那些古老的、占据压倒性地位的负面情绪——从而否认杀死那名魁伟男人能带来任何好处。对推落别人致死这种选择，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所以它是错的。
而作出扳闸换轨的选择，则是我们的祖先所未碰到过的情形。在这种选择下，原因和结果被一系列机械和电子所分隔，因此它不会触发突然的道德选择。相反，我们依赖于抽象理性思维——例如权衡代价和后果来判断是非。
道德判断激活“道德区域”
为揭示人们作出道德判断后的大脑机制，格林用MRI（磁共振成像仪）对一些自愿受试者进行了大量测试。实验主要是向受试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令人左右为难，例如那个电车难题。当受试者思考问题时，MRI就开始对其脑部进行扫描，显示哪些区域被激活。
实验发现，人们作出非个人化道德判断（如电车难题中是否扳闸换轨选择）与作出非道德判断（如是否选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多有重合，集中在靠近太阳穴处的外侧额前大脑皮层，该区域主要负责逻辑思维，能够同时处理多条信息并进行比较。
但个人化道德判断激活的是另一些区域。其中一个处在前额中央后面的沟缝中，该区域在理解别人心理或感觉方面起关键作用。另一个区域是上颞回沟，位于耳朵上方，该区域负责收集人们活动其嘴唇、眼睛和手的信息。第三个区域包括后带状区和楔前叶，它们在人们产生强烈情绪时被激活。
格林认为，这几个区域组成了一个神经网络，我们很多道德判断后面的情绪本能就是由该网络产生的。上颞回沟能使我们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受到伤害，而读懂他人心理的能力能使我们评估他人的痛苦感受，楔前叶则会触发负面情绪——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例如杀死他人被本能感觉是错误的。
“康德型”和“边际主义型”
格林认为，人脑直观本能的部分和理性推理的部分在人们作出道德判断时都会激活。大多数情形下，是一个部分压倒另一部分。但有时两部分产生的反应力量相当，大脑很难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这实际上就是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刻。例如，在处理电车难题时问到要判断亲自伤害或杀害他人是否恰当这样的问题上，MRI显示受试者的情绪网络说“不”，而其理性推理网络则说“是”。受试者回答这类问题的时间比回答其他普通问题的时间明显要长。
自然，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同样的道德困境，也不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格林在实验中提出的问题。一些人不愿意把那个男人推下天桥，但一些人愿意。格林把这两类人分别称为“康德型”和“边际主义型”。他希望将来能通过脑扫描发现每一类人的独特脑活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