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少波
现代哲学 2000年06期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的。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建国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思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成功和挫折，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社会功能是有所裨益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如马克思在阐发其哲学思想时所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观的功能，又具有方法论的功能。通俗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描述（世界怎么样）、规定（世界是什么样）、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预测（世界将怎么样）、评价（世界对人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等等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理论思维的超越推动对现存世界的超越，通过提高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变革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现存世界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完善。
3.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浪潮中，20世纪中叶以来，已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科学门类很多的现代科学体系。不但原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迅速发展，而且出现了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一些横断学科——系统科学、数学科学等。在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生产”越来越一体化了，精神生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明确地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层次，它表明现代科学不仅向广度深度进展，而且以技术为中介，日益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的兴起，国际网络化进程加快，知识应用于物质生产、服务产业速度提高，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作为现代科学体系最高概括和总结的现代哲学，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为一个体系。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现代哲学学科群已见端倪。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它的总论（最一般的哲学理论，所谓“纯哲学”，所谓“形而上”）是最高的层次；中间层次是社会历史观、自然观、思维观和价值观；下一个层次是许多哲学分支学科，如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管理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学、美学（或艺术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它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既分化又综合的大趋势，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渗透。哲学的应用，出现了一批可称为“应用哲学”的学科，或演化成一些新兴的学科。它们本身仍是哲学学科，但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与相关的具体科学、与社会实践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由于哲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引起其对社会的关系、特性和能力的变化，即哲学具体的社会功能的变化。
4.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演变，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哲学学科群的一些较为具体的社会功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它们包括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功能；教育、教化的功能；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理性思维的功能。最根本的则是马克思本人指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功能。“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5.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他们创立的新哲学的归宿。恩格斯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划时代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决定性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伟大的革命实践，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解放全人类这个崇高的目标。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否能取得成功，取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掌握和创造性的运用、发展。这里，能否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键的一环。
6.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所走过五十年的历程，总的看来，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点结合得好，结合得紧密，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干部有良好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发挥出积极性的创造，从而取得成绩、取得胜利。反之，当我们没有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实践就遭到挫折，甚至是出现严重的问题。大体上，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哲学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层面，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照搬照套，违背了现实的情况，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把自己主观的理解强加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片面理解，或者是误解，甚至是曲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就会形成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从实际工作的层面，如果根本不重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应用，那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和现象的表面，不可能制定也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失灵”，发生所谓“信仰危机”，从根本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就必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迷失前进的方向。
7.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哲学”。出现了用政权的力量来宣传理论，来为推行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理论论证和舆论准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进行灌输的“新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理论不正确（或者出现重大偏差），如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从理论研究（不仅是一般理论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舆论宣传和学校理论教育三个方面来加以具体的考察，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
8.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以及体现在他一系列著作中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重要成果。建国初期，由于毛泽东同志继续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处理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在“一五”期间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国家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急于求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违背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公社化”。这实质上就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出现了企图用政治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而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错误。六十年代最初几年，虽然总结过经验，试图纠正一些“左”的错误政策，调整了某些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某种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从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批判到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左”的错误路线逐步形成，最终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加上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全国经济面临崩溃，物质匮乏，市场萧条，生活下降。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到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化了社会风气。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背离了他原来所主张、所执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年浩劫所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执行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给党和国家，给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发挥，而假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大行其道！
9.可以说，建国以来，在前三十年的哲学研究、舆论宣传和学校理论教育，是同前面谈到的曲折过程大体一致的。建国初期至党的八大，党的领导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确，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良好，理论工作者在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方面，在学校理论教育中提倡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等方面，也都作了不少有益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已出现理论研究停留在为领导人的思想作注解、为政策路线作“论证”的情况。由于在几次重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出现过“左”、出现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甚至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大大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研究。“百家争鸣”逐步变成“引蛇出洞”、“一家独鸣”的状况。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照搬苏联模式，在哲学教学中也照搬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照抄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教条主义十分严重。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化和个人迷信的滋长，许多哲学工作者对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熟视无睹。一些有理论勇气的哲学家提出一些正确的哲学观点都遭到批判和围剿。一些从旧中国过来的著名哲学家，只要他们坚持自己原来的哲学信仰，往往就被剥夺了进行自由学术研究的条件。一些专家只能以“沉默”来抵制。显然，精神世界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更不能用强力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些都妨碍了新中国的哲学研究的正常开展。
10.当然，就哲学研究而论，在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初期， 也取得一些成绩。李达同志主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材的编写，特别是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出版，尽管迄今为止，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我个人认为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主编者的意图还是想摆脱斯大林的影响，渗透一些毛泽东正确的哲学观点和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还应看到，由于直到1966年5月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前， 尽管“左”的错误和政治运动频繁冲击，知识分子（包括理论工作者）首当其冲，但是毕竟是让我们这一批解放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了学习科学文化，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各种有关文献资料的条件。应该说，这为我们这批在“文革”结束后，已经四、五十岁的理论工作者打下了比较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底。更为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上山下乡”接触社会、接触工农群众、接触基层干部，也从切身的生活体验中，逐步提高觉悟，开始发现当时流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实际上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或者是误解、曲解，即使一些是正确的也是机械地照搬照套。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违反中国原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农民国家的基本国情，许多方针政策实际上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即后来邓小平正确地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十年浩劫对老干部、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工农群众的迫害、伤害，发生了老百姓叫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促使我们这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觉悟和反思。所谓“物极必反”。这正是196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哲学界在胡耀邦、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背景和直接动因。应该充分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批判“两个凡是”，在拨乱反正，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所作的伟大的贡献，这些已为实践所证明。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马克思补充指出，哲学还是像高卢的雄鸡为黎明报晓。我个人粗浅体会，哲学既有“反思”的功能，也因正确的“反思”而有超前的、预见的功能。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还可补充说整个社会革命）的先导。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对冲破长期的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冲破“语录标准”、“权力标准”起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11.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层面，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所正确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及据此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决策，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开辟了新道路，并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功，这是永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就哲学思想而言，最重要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不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就我个人研究的领域，我认为，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建国初期，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精湛的理解和纯熟的运用，正如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一次会议上号召全党，“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只有另文阐述了。我曾把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的特色概括为：“务实”、“求是”、“致用”、“创新”“为人民”11个字，是否准确，求教于各位同行和老前辈。
12.改革开放20年来，是哲学的春天。尽管在社会转型时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社会生活矛盾十分突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研究工作碰到很大的困难。有人称为“哲学的贫困”。加上社会风气的不良趋势愈演愈烈，群众痛恨的官员腐败未能有效遏制，很多丑恶的社会现象死灰复燃，外来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糟粕互相结合的冲击，物欲横流、人欲膨胀，有的人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却十分贫困。更有甚者，最近发生种种事态，从社会到学校，从一些老年人到青年人、少年儿童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说明有的人“精神家园”的失落，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说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舆论宣传和学校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现代哲学学科群，在我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过程，担负着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思维方式的重要职责。它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舆论导向、精神动力，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提供文化条件、社会氛围、精神支柱。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反映时代的精神的哲学是会繁荣起来的。我们有信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率领下，继续开拓创新，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尽自己能尽的职责。
作者介绍：余少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
作者：余少波
现代哲学 2000年06期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的。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建国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思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成功和挫折，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社会功能是有所裨益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如马克思在阐发其哲学思想时所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观的功能，又具有方法论的功能。通俗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描述（世界怎么样）、规定（世界是什么样）、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预测（世界将怎么样）、评价（世界对人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等等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理论思维的超越推动对现存世界的超越，通过提高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变革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现存世界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完善。
3.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浪潮中，20世纪中叶以来，已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科学门类很多的现代科学体系。不但原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迅速发展，而且出现了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一些横断学科——系统科学、数学科学等。在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生产”越来越一体化了，精神生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明确地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层次，它表明现代科学不仅向广度深度进展，而且以技术为中介，日益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的兴起，国际网络化进程加快，知识应用于物质生产、服务产业速度提高，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作为现代科学体系最高概括和总结的现代哲学，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为一个体系。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现代哲学学科群已见端倪。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它的总论（最一般的哲学理论，所谓“纯哲学”，所谓“形而上”）是最高的层次；中间层次是社会历史观、自然观、思维观和价值观；下一个层次是许多哲学分支学科，如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管理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学、美学（或艺术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它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既分化又综合的大趋势，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渗透。哲学的应用，出现了一批可称为“应用哲学”的学科，或演化成一些新兴的学科。它们本身仍是哲学学科，但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与相关的具体科学、与社会实践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由于哲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引起其对社会的关系、特性和能力的变化，即哲学具体的社会功能的变化。
4.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演变，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哲学学科群的一些较为具体的社会功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它们包括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功能；教育、教化的功能；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理性思维的功能。最根本的则是马克思本人指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功能。“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5.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他们创立的新哲学的归宿。恩格斯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划时代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决定性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伟大的革命实践，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解放全人类这个崇高的目标。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否能取得成功，取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掌握和创造性的运用、发展。这里，能否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键的一环。
6.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所走过五十年的历程，总的看来，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点结合得好，结合得紧密，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干部有良好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发挥出积极性的创造，从而取得成绩、取得胜利。反之，当我们没有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实践就遭到挫折，甚至是出现严重的问题。大体上，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哲学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层面，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照搬照套，违背了现实的情况，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把自己主观的理解强加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片面理解，或者是误解，甚至是曲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就会形成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从实际工作的层面，如果根本不重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应用，那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和现象的表面，不可能制定也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失灵”，发生所谓“信仰危机”，从根本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就必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迷失前进的方向。
7.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哲学”。出现了用政权的力量来宣传理论，来为推行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理论论证和舆论准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进行灌输的“新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理论不正确（或者出现重大偏差），如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从理论研究（不仅是一般理论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舆论宣传和学校理论教育三个方面来加以具体的考察，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
8.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以及体现在他一系列著作中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重要成果。建国初期，由于毛泽东同志继续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处理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在“一五”期间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国家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急于求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违背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公社化”。这实质上就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出现了企图用政治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而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错误。六十年代最初几年，虽然总结过经验，试图纠正一些“左”的错误政策，调整了某些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某种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从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批判到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左”的错误路线逐步形成，最终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加上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全国经济面临崩溃，物质匮乏，市场萧条，生活下降。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到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化了社会风气。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背离了他原来所主张、所执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年浩劫所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执行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给党和国家，给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发挥，而假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大行其道！
9.可以说，建国以来，在前三十年的哲学研究、舆论宣传和学校理论教育，是同前面谈到的曲折过程大体一致的。建国初期至党的八大，党的领导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确，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良好，理论工作者在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方面，在学校理论教育中提倡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等方面，也都作了不少有益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已出现理论研究停留在为领导人的思想作注解、为政策路线作“论证”的情况。由于在几次重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出现过“左”、出现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甚至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大大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研究。“百家争鸣”逐步变成“引蛇出洞”、“一家独鸣”的状况。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照搬苏联模式，在哲学教学中也照搬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照抄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教条主义十分严重。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化和个人迷信的滋长，许多哲学工作者对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熟视无睹。一些有理论勇气的哲学家提出一些正确的哲学观点都遭到批判和围剿。一些从旧中国过来的著名哲学家，只要他们坚持自己原来的哲学信仰，往往就被剥夺了进行自由学术研究的条件。一些专家只能以“沉默”来抵制。显然，精神世界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更不能用强力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些都妨碍了新中国的哲学研究的正常开展。
10.当然，就哲学研究而论，在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初期， 也取得一些成绩。李达同志主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材的编写，特别是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出版，尽管迄今为止，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我个人认为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主编者的意图还是想摆脱斯大林的影响，渗透一些毛泽东正确的哲学观点和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还应看到，由于直到1966年5月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前， 尽管“左”的错误和政治运动频繁冲击，知识分子（包括理论工作者）首当其冲，但是毕竟是让我们这一批解放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了学习科学文化，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各种有关文献资料的条件。应该说，这为我们这批在“文革”结束后，已经四、五十岁的理论工作者打下了比较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底。更为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上山下乡”接触社会、接触工农群众、接触基层干部，也从切身的生活体验中，逐步提高觉悟，开始发现当时流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实际上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或者是误解、曲解，即使一些是正确的也是机械地照搬照套。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违反中国原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农民国家的基本国情，许多方针政策实际上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即后来邓小平正确地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十年浩劫对老干部、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工农群众的迫害、伤害，发生了老百姓叫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促使我们这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觉悟和反思。所谓“物极必反”。这正是196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哲学界在胡耀邦、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背景和直接动因。应该充分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批判“两个凡是”，在拨乱反正，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所作的伟大的贡献，这些已为实践所证明。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马克思补充指出，哲学还是像高卢的雄鸡为黎明报晓。我个人粗浅体会，哲学既有“反思”的功能，也因正确的“反思”而有超前的、预见的功能。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还可补充说整个社会革命）的先导。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对冲破长期的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冲破“语录标准”、“权力标准”起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11.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层面，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所正确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及据此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决策，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开辟了新道路，并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功，这是永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就哲学思想而言，最重要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不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就我个人研究的领域，我认为，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建国初期，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精湛的理解和纯熟的运用，正如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一次会议上号召全党，“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只有另文阐述了。我曾把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的特色概括为：“务实”、“求是”、“致用”、“创新”“为人民”11个字，是否准确，求教于各位同行和老前辈。
12.改革开放20年来，是哲学的春天。尽管在社会转型时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社会生活矛盾十分突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研究工作碰到很大的困难。有人称为“哲学的贫困”。加上社会风气的不良趋势愈演愈烈，群众痛恨的官员腐败未能有效遏制，很多丑恶的社会现象死灰复燃，外来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糟粕互相结合的冲击，物欲横流、人欲膨胀，有的人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却十分贫困。更有甚者，最近发生种种事态，从社会到学校，从一些老年人到青年人、少年儿童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说明有的人“精神家园”的失落，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说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舆论宣传和学校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现代哲学学科群，在我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过程，担负着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思维方式的重要职责。它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舆论导向、精神动力，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提供文化条件、社会氛围、精神支柱。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反映时代的精神的哲学是会繁荣起来的。我们有信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率领下，继续开拓创新，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尽自己能尽的职责。
作者介绍：余少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