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景宜那间朝北的办公室却暖意融融。
记者采访景宜时，由她做总编剧和总制片人的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刚刚结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热播，网上的帖子还流溢着观众的热情;该剧的座谈会也刚刚举办，刊发与会者发言的报纸还散发着墨香。
景宜很沉静，看不出一丝因自己的作品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以成功的那种兴奋。她语音轻柔，看不出带领一个团队协调各方解决各种问题的那种泼辣。在她身上，记者感受更多的是作家气质，是思想成熟的内在丰饶。
景宜的创作始于1978年，作品从散文到小说到报告文学再到电视剧;她的作品获奖多，从单篇作品和小说集的全国一等奖再到报告文学和电视剧的“五个一工程奖”;她的“头衔”和荣誉称号更多，从中国音像出版社社长到“国家一级作家”到“少数民族电视剧首席编剧”再到“首都团结先进个人”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可是，她接受记者采访首先谈的，不是创作历程，也不是获奖作品，而是感恩之情：“我的四部电视剧都是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三部在一套，一部在八套，这是国家最高的展示平台。这让我和少数民族同胞感到的是平等和尊严，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因为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艺从来没登过大雅之堂。”
大情怀：由血脉通达
《丝绸之路传奇》以新疆和田丝绸厂的创建和发展为主线，用三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悲欢故事展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为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历程。
谈到这部戏，不少人提起剧中帕夏汗大婶语言的鲜活和生动。景宜的四部电视剧，反映了二十几个民族的生活。为什么她对不同民族的生活都很熟悉从而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 “因为我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剧中的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的亲人、我的亲戚。”记者采访时，景宜将受众不知的“底细”和盘托出。
景宜出生于云南大理，她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族。她编剧的电视剧《金凤花开》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访问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宣讲民族政策慰问少数民族的工作为背景的。在现实生活中，景宜的父亲正是当年中央访问团的战士，而她的母亲，正是接待中央访问团的当地民族工作队的白族姑娘。景宜的《茶马古道》写得顺风顺水，也是因为她的舅姥爷就是那条道上的赶马人！
而这一次《丝绸之路传奇》，讲述的是新疆的故事。对于景宜，似乎有点儿远了吧？其实并不，因为她的丈夫是哈萨克族，婆婆是维吾尔族，她的儿子就是在新疆出生的。新疆之于她，并不亚于云南。
景宜情系新疆，关注新疆。 1999年，正值共和国50年大庆，景宜到新疆阿克苏采访路过和田，遇到几位说话带江浙口音的大姐，交谈后使她得知，这里有一个大纺织厂，有几千来自江浙的纺织女工在这里安家落户，工厂里的高级技工全是维族……作家的敏感让她的心为之一动：这块土地上肯定有大历史、大变迁、大命运！
十年后的2009年，新疆发生了“七・五”事件，景宜深感痛心，她要做些工作让大家了解真正的新疆人。于是，她往返于新疆和浙江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走访。于是，一部从工业视角切入的史诗性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在景宜领衔的团队手下诞生了。
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与作品里的人物同喜同悲同梦想的情感，是不可能将故事写得真实而饱满的。一方面，景宜的娘家和婆家是由七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她与少数民族有着天然的牵心扯肺的感情。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观照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她的创作自觉。因此，虽然身为女性，她的作品却没有沉湎于个人哀怨感伤或浪漫唯美的情调中。她书写的是大时代，抒发的是大情怀。
大手笔：从语言开始
“那水雾中的花丛就像蒙着一层恍惚的泪光，蒙着一层哀伤的影子。那些影子长久地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这是景宜短篇小说《骑鱼的女人》中的句子。
景宜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并能准确把握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汪曾祺就曾评论说：“景宜的小说语言具有民族的灵感，就像是从洱海里捞出的白菱花。”
1982年，景宜带着自己的小说走出大理来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在老一代作家丁玲、艾青、玛拉沁夫的辅导下学习写作。
那一年多的专业学习打开了景宜的文学视野，也提升了她的写作能力。于是，短篇小说《雪》和《岸上的秋天》，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还有长篇小说《白菱花手镯》，相继推出并获得奖项。
认识景宜的作家都很羡慕她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绩，可她却转向了报告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边疆的少数民族青年吸引到了城市，而内陆口岸的开放，也让不少边疆地区一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生活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扑面而来。景宜等不及用小说慢慢地来反映这种崭新的生活，她内心涌动着不吐不快的激情，必须直接描写快速呈现，于是，反映纳西族生活的《节日与生存》、描写藏医藏药历史的《金色喜马拉雅》和展现云南怒江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地区交通巨变的《东方大峡谷》三部长篇报告文学相继推出，引起了文坛的高度关注。
那真是创作激情被生活鼓动着全面迸发，《节日与生存》16万字，景宜只用20天就完成了，其中的许多段落都是她在采访现场直接对着录音机“说”出来的，可谓是“火热的生活催生火热的作品”。
大文化：用故事表述
从小说到报告文学，是从虚构到纪实，如果说这一步的跨跃还不算大，那从报告文学到电视剧可是表达方式的转变，是从文字叙述到音像呈现。
电视剧要求的是剧情和人物，这对于景宜并不难。早在二十几岁时，她的作品就被丁玲看好，赞扬她讲故事的能力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才华。
但讲故事与讲故事也不一样。景宜的作品都是少数民族主题，她的创作理念是让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她能从人物命运深处去寻找那种在交往过程中互相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相互的认识。在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中，她将民族关系从三个层面呈现：桑蚕研究专家卫守仁和老伴收养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方凯作为汉族干部要培养艾拉提，需要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中;从江浙来的纺织女工在少数民族区域扎下生活之根。如此设计故事，很好地统筹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让观众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从文学作品转向电视剧，景宜是想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更广泛的传播，为此她付出了太多。剧本完成，没有制片人，她就亲自上阵，筹资金，请导演，组织演员队伍。如遇到戏份不重的角色的演员没有到位，景宜就亲自披挂上场演戏，幸好她年轻时在大理民族歌舞团工作，唱过歌，跳过舞，演过话剧，当过主持人，哪个行当她都有功底。
剧本创作之前，景宜要进行采访。剧本完成之后，景宜要与摄制组一起进行实地拍摄。后期制作完成，景宜会带着作品返回拍摄地倾听电视剧人物原型的感受感想。茶马古道，有她深深的脚印;高黎贡山，有她攀爬的身影;云岭高原的茶园，她的拍摄团队做工作使冲突了十几年的两个村寨和好;澜沧江畔的村寨，她的创作团队和村民们载歌载舞欢庆节日……景宜说：“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必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下呈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虚构的小说到纪实的报告文学再到长篇电视剧，景宜的作品无一不是深入生活的成果，无一不是扎根人民的结晶。景宜的写作深入生活，是身入、心入、情入。景宜的创作扎根人民，是思想扎根、价值扎根、文化扎根。
记者采访景宜的第二天，她又要去边疆了。不用问，也知道她为什么而去。
北京的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景宜那间朝北的办公室却暖意融融。
记者采访景宜时，由她做总编剧和总制片人的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刚刚结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热播，网上的帖子还流溢着观众的热情;该剧的座谈会也刚刚举办，刊发与会者发言的报纸还散发着墨香。
景宜很沉静，看不出一丝因自己的作品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以成功的那种兴奋。她语音轻柔，看不出带领一个团队协调各方解决各种问题的那种泼辣。在她身上，记者感受更多的是作家气质，是思想成熟的内在丰饶。
景宜的创作始于1978年，作品从散文到小说到报告文学再到电视剧;她的作品获奖多，从单篇作品和小说集的全国一等奖再到报告文学和电视剧的“五个一工程奖”;她的“头衔”和荣誉称号更多，从中国音像出版社社长到“国家一级作家”到“少数民族电视剧首席编剧”再到“首都团结先进个人”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可是，她接受记者采访首先谈的，不是创作历程，也不是获奖作品，而是感恩之情：“我的四部电视剧都是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三部在一套，一部在八套，这是国家最高的展示平台。这让我和少数民族同胞感到的是平等和尊严，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因为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艺从来没登过大雅之堂。”
大情怀：由血脉通达
《丝绸之路传奇》以新疆和田丝绸厂的创建和发展为主线，用三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悲欢故事展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为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历程。
谈到这部戏，不少人提起剧中帕夏汗大婶语言的鲜活和生动。景宜的四部电视剧，反映了二十几个民族的生活。为什么她对不同民族的生活都很熟悉从而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 “因为我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剧中的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的亲人、我的亲戚。”记者采访时，景宜将受众不知的“底细”和盘托出。
景宜出生于云南大理，她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族。她编剧的电视剧《金凤花开》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访问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宣讲民族政策慰问少数民族的工作为背景的。在现实生活中，景宜的父亲正是当年中央访问团的战士，而她的母亲，正是接待中央访问团的当地民族工作队的白族姑娘。景宜的《茶马古道》写得顺风顺水，也是因为她的舅姥爷就是那条道上的赶马人！
而这一次《丝绸之路传奇》，讲述的是新疆的故事。对于景宜，似乎有点儿远了吧？其实并不，因为她的丈夫是哈萨克族，婆婆是维吾尔族，她的儿子就是在新疆出生的。新疆之于她，并不亚于云南。
景宜情系新疆，关注新疆。 1999年，正值共和国50年大庆，景宜到新疆阿克苏采访路过和田，遇到几位说话带江浙口音的大姐，交谈后使她得知，这里有一个大纺织厂，有几千来自江浙的纺织女工在这里安家落户，工厂里的高级技工全是维族……作家的敏感让她的心为之一动：这块土地上肯定有大历史、大变迁、大命运！
十年后的2009年，新疆发生了“七・五”事件，景宜深感痛心，她要做些工作让大家了解真正的新疆人。于是，她往返于新疆和浙江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走访。于是，一部从工业视角切入的史诗性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在景宜领衔的团队手下诞生了。
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与作品里的人物同喜同悲同梦想的情感，是不可能将故事写得真实而饱满的。一方面，景宜的娘家和婆家是由七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她与少数民族有着天然的牵心扯肺的感情。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观照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她的创作自觉。因此，虽然身为女性，她的作品却没有沉湎于个人哀怨感伤或浪漫唯美的情调中。她书写的是大时代，抒发的是大情怀。
大手笔：从语言开始
“那水雾中的花丛就像蒙着一层恍惚的泪光，蒙着一层哀伤的影子。那些影子长久地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这是景宜短篇小说《骑鱼的女人》中的句子。
景宜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并能准确把握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汪曾祺就曾评论说：“景宜的小说语言具有民族的灵感，就像是从洱海里捞出的白菱花。”
1982年，景宜带着自己的小说走出大理来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在老一代作家丁玲、艾青、玛拉沁夫的辅导下学习写作。
那一年多的专业学习打开了景宜的文学视野，也提升了她的写作能力。于是，短篇小说《雪》和《岸上的秋天》，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还有长篇小说《白菱花手镯》，相继推出并获得奖项。
认识景宜的作家都很羡慕她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绩，可她却转向了报告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边疆的少数民族青年吸引到了城市，而内陆口岸的开放，也让不少边疆地区一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生活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扑面而来。景宜等不及用小说慢慢地来反映这种崭新的生活，她内心涌动着不吐不快的激情，必须直接描写快速呈现，于是，反映纳西族生活的《节日与生存》、描写藏医藏药历史的《金色喜马拉雅》和展现云南怒江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地区交通巨变的《东方大峡谷》三部长篇报告文学相继推出，引起了文坛的高度关注。
那真是创作激情被生活鼓动着全面迸发，《节日与生存》16万字，景宜只用20天就完成了，其中的许多段落都是她在采访现场直接对着录音机“说”出来的，可谓是“火热的生活催生火热的作品”。
大文化：用故事表述
从小说到报告文学，是从虚构到纪实，如果说这一步的跨跃还不算大，那从报告文学到电视剧可是表达方式的转变，是从文字叙述到音像呈现。
电视剧要求的是剧情和人物，这对于景宜并不难。早在二十几岁时，她的作品就被丁玲看好，赞扬她讲故事的能力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才华。
但讲故事与讲故事也不一样。景宜的作品都是少数民族主题，她的创作理念是让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她能从人物命运深处去寻找那种在交往过程中互相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相互的认识。在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中，她将民族关系从三个层面呈现：桑蚕研究专家卫守仁和老伴收养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方凯作为汉族干部要培养艾拉提，需要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中;从江浙来的纺织女工在少数民族区域扎下生活之根。如此设计故事，很好地统筹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让观众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从文学作品转向电视剧，景宜是想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更广泛的传播，为此她付出了太多。剧本完成，没有制片人，她就亲自上阵，筹资金，请导演，组织演员队伍。如遇到戏份不重的角色的演员没有到位，景宜就亲自披挂上场演戏，幸好她年轻时在大理民族歌舞团工作，唱过歌，跳过舞，演过话剧，当过主持人，哪个行当她都有功底。
剧本创作之前，景宜要进行采访。剧本完成之后，景宜要与摄制组一起进行实地拍摄。后期制作完成，景宜会带着作品返回拍摄地倾听电视剧人物原型的感受感想。茶马古道，有她深深的脚印;高黎贡山，有她攀爬的身影;云岭高原的茶园，她的拍摄团队做工作使冲突了十几年的两个村寨和好;澜沧江畔的村寨，她的创作团队和村民们载歌载舞欢庆节日……景宜说：“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必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下呈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虚构的小说到纪实的报告文学再到长篇电视剧，景宜的作品无一不是深入生活的成果，无一不是扎根人民的结晶。景宜的写作深入生活，是身入、心入、情入。景宜的创作扎根人民，是思想扎根、价值扎根、文化扎根。
记者采访景宜的第二天，她又要去边疆了。不用问，也知道她为什么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