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革命名称由来；
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
辛亥革命历史照片(40张) 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
武昌起义战斗照片和绘画雕塑作品(40张) 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2 。。寻觅辛亥记忆追溯历史踪迹
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央文史馆和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世纪》杂志同《东方早报》合作，举办了“辛亥记忆”征文活动。在《东方早报》和《世纪》杂志上共发表了近50篇有关辛亥革命题材的文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如今的许多体制、思想，甚至社会习俗，都可以追溯到辛亥时期。这次发
表的征文，有的重在发掘史料，向读者介绍了鲜为人知的故事；有的意在辨析，澄清某些模糊的观点；有的提出对于某种史实的解读；有的阐发了对于辛亥史事的理论分析。这是一次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认真探讨，存史资政的意义十分明确。
辛亥革命已是百年往事，但是征文作者从各个角度细化了历史场景的描绘，丰富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介绍。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辛亥往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走向，尤其是辛亥志士的革命精神和对于统一、富强、民主的新中国的追求，更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通过这次征文活动，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书斋里的事，而且是普通百姓、普通家庭都可以参与的。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保存一份历史记忆。就这次“辛亥记忆”征稿情况而言，也许你或你的长辈同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关系，那么回忆或纪念文章就是很好的史料；也许你存有某种有价值的老照片、证书、手札、牌匾、图片，如果这些东西的背后有故事，那么这些东西就有史料价值。近现代史研究重视“三亲”（亲历、亲闻、亲见）文章的史料价值，这就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参与空间。我们真切地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参与到记忆历史的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以历史为题材的一次征文活动，总会暂告段落，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却是应当时刻守护的。希望这次寻觅辛亥记忆，追溯历史踪迹的活动能够进一步启发我们的文化自觉。
3武昌起义
武昌城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武昌起义第一枪
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 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 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 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 ，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 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
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
黎元洪像集(10张) 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
黄兴像集(10张) 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二．鸦片战阵
1。鸦片战争简史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在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嘉庆中叶后，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却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主要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 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
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逐北犯厦门，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受命前往天津虎门口外的穿鼻，与英军统帅谈判，议定草约，称为《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圆，英国归还定海，两国国交平行等。清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赴广东作战。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同年四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勇气。
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皇侄奕经奉命赴浙江主持军务，连遭挫败，逃至杭州。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美国，法国随之也接蹱而至，先后胁迫清朝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图你搜吧
2英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此役乃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战争最终失败，不平等条约签定，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展开了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最终，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共，这项使命得以完成——这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观点。
硝烟散尽170余年，每当这场战争被提及，国人心里都好像还会闷声一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教科书里的提法业已成为习惯性的表达。即便是曾经被清廷割让的香港回归祖国，也未必就彻底解开了这个历史的疙瘩。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22岁的英国人蓝诗玲(Julia Lovell)第一次踏足中国，到南
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在这个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她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影片里全是脸谱化的形象——残忍阴险好色的帝国主义者，以及正义的、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把近代中国的屈辱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她的历史教授执意提醒这位英国公民——她的祖国曾在中国为毒品而打仗，这是一段极不道德的过去。
她还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见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愤怒。这一切的体验，让她震惊于那场战争竟给中国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创伤。她说：“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当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前，她仅仅是在英国选择学习中文后，上过一节论及鸦片战争的课，在整个小学到大学，她对此一无所知。对她的国家而言，在帝国向全球狂飚突进的背景下，一百多年前与东方古国的这场冲突，相对于英国对印度或非洲的剥削，只是一个小插曲。
从那时起，蓝诗玲就决定探寻与还原一个尽量真实全面的鸦片战争。
她开始重新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2011年7月，距离她在中国的震动过去14年后，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在香港首发，她说这是最适合的首发地点。她强调：“我并不想为英国翻案。”但对这位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教师而言，这本书显然不是“不想翻案”那么简单。
还原战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并非是一个长期的阴谋，而是有其偶然性；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鸦片战争的非法性，“有的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为。”
与钢铁、粮食等其他贸易不同，在19世纪的中国，鸦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品，也是一种药品，更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嗜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又与之直接相关。1881年，李鸿章曾致信英国禁烟协会：“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蓝诗玲说：“从林则徐烧了两万盒鸦片开始，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对英国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必须要追回，而鸦片的象征性则“把战争和情感化”，这也是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通常被书写为非黑即白，战争的历史尤其如此。殊不知，在战争之初甚至战争进行时，有许多中国人帮助英国人开船、准备物资、做翻译、当特务，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如宁波等地。蓝诗玲发现，“当时中国人的忠诚与利益都比较分散，并不是完全统一化”。她还引用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脸谱化的群像中，她也尝试还原一些性格丰满的个体人物。
比如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Sir Charles Elliot)。在中国，他被认为是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但蓝诗玲说，“义律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时
间去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不赞同他，但我理解他的压力。”当时他远离伦敦，信件来回往往要半年，根本来不及等到上级的命令，便要应付眼下的紧急情况。义律本人很讨厌鸦片，但又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在是否要为鸦片开战这一问题上多有顾虑。英国当局认为他软弱，而中国人则痛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其实他比较现实，至少比他的后任璞鼎查理智得多。
实际上，在官方领域，英国和中国对鸦片战争已然持有不同的前因后果的解释，身为英国人，蓝诗玲能否客观描写这场战争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她说，“虽然身为一个英国人，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利益冲突，去为我的祖先辩护。现在没有人会尝试为维多利亚王朝咄咄逼人的不公正辩护。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宽恕帝国主义施加给东亚的种族主义。”蓝诗玲说，“但我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研究皆显示这个我们称为中国的地方是那么的四分五裂：鸦片战争从19世纪的中国人中得到了非常多样的反应，包括愤慨、自我厌恶。”
鸦片战争意义论述的流变
20世纪，亚洲诸国均不同程度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仅以鸦片为例，在印度种植，在中国内地出售，同时波及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也因为鸦片而改变了命运。但相较而言，以鸦片战争之名发起“牢记国耻”的历史教育则更具有中国特色。
这样迥异的历史观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教育，即使是共同的一段历史也有多样化解读的可能。“历史不是科学，只有19世纪的人才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实际上，历史太主观了。”蓝诗玲说，“比如，我们英国人描写法国大革命，也许会更强调当时的恐怖，但法国人去写，则会看成一个为了自由和人权的革命。”
与此同时，时间也会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翻阅清末到现在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之后，蓝诗玲发现，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当中对鸦片战争的提法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和新疆平叛、太平天国内乱等量齐观，而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会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的色彩；在那之后，情况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亦被统统归咎于帝国主义。
这种变化引发了她极大的研究兴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国耻教育？
“一是中国政府要比原来更有自信心，觉得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也可以批评西方；二是中国仍然怀疑西方，两者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仍然会发生冲突，政府仍然需要告诉中国人，‘西方对中国别有用心’。”
蓝诗玲说，在中国，鸦片战争已被塑造成西方侵略与中国人反抗的象征，但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一个烦扰的皇帝、撒谎的将军、勾结者及务实独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剧。“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反应比我原来想到的要灵活得多。我认为，与其说爱国主义是塑造近代中国包括香港的关键力量，不如说实用主义同时也是关键力量。”
她认为，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不管在哪个国家，独立、批评性的思维是最关键的。
超越国族认同如何可能
现年36岁的蓝诗玲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后又取得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她还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张爱玲的《色戒》，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成英文。
“对我来讲，中国是非常矛盾的地方，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比英国国内多得多，同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对外来世界的态度又比英国更加开放。”
在中国的大学里，能讲一口熟练英文的人并不少见，但在英国，即使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校，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完全不会中文，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翻译的外文书籍在英国每年的出版物中只占2%，这一数据包括所有语种，而中国市场每年翻译的外文书则不计其数。
在为写作《鸦片战争》做调查采访时，她也发觉，很多“愤青”会在星巴克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跟她大骂万恶的帝国主义。有一次，甚至有人扬言要带着军队打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把原属于圆明园的文物抢回来，而采访一结束，对方又开始向她咨询如何申请去伦敦留学。
“中国人很国际化，很实用主义。”她把这种现象称为“Odd hybrid ”(奇怪的混血儿) 。她援引一项美国的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从心理学上看，中国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国人强，因此也更灵活。
中国误解西方，西方也误解中国。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素有“黄祸”之说，现在又有“中国威胁论”，蓝诗玲认为黄祸论就是威胁论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观念，这是近年来媒体“非专业化”地渲染造成的后果。但在这种渲染的背后，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尊重”——这个拥有漫长历史文明的大国始终和西方保持着距离，没有全盘西化，这也许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中国有时值得崇拜，有时又需要提防。
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命题，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在历史和现实的拖拽之下，很难浮出水面，得到澄清，或者被规避。对此，蓝诗玲的答案是：“1841年，英国人打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人很矛盾，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可以帮英国人买东西、开船，获得一些利益。广州市内有很多中国军队，但并不都是准备跟英国人打仗，不同省籍的人还发生冲突，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挺严重。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国族认同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划一，并不能把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分得那么清楚，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都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
牢记国耻比较有中国特色
3
大清龙旗的各种说法《建议放到中缝》
讨论中国龙形象在西方的传播，离不开大清龙旗的影响，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龙旗的影响也许是最关键的因素。可是龙旗作为大清国旗缘于何时何事，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和团运动失败后，李鸿章在各种外交活动中见别国政府都挂着自己的国旗，而中国却没有，便向慈禧太后上奏，请求制定国旗。慈禧要李鸿章负责设计国旗图案。李鸿章呈上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许多种国旗图案，慈禧最后选定金龙旗作为国旗。
但是民国时期陈伯熙等人却认为，三角龙旗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经诞生了，而且是因商务需要而制定的。由于广东沿海一带海盗多，中国商船没有国旗庇护，航行很不安全，许多商船只好冒挂外国旗帜，于是，广东商人联名上书大清政府：“请仿各国成例，制定一种国徽，俾便商民遵用。”礼部以中国尚龙，于1858年正式将龙旗定为国旗。
康有为的说法又不一样，他在批评龙旗不适合作为国旗的时候说，龙旗作为天子之旗，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而将龙旗由天子之旗移用为国旗，却是始于同治年间(1861-1875)“同治初时，新定国旗，乃用黄龙。”康有为认为，外国人不能理解我们的龙文化，龙在西方是一种恶兽，黄旗则是病旗，黄龙旗不仅不能赢得尊重，“反为轻讥，将来在所必改者也”。
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来历，居然是如此一笔糊涂账。因此，本文拟在梳理龙旗渊源的基础上，着重于龙旗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形制变化、功能转换，以及伴随着近代中国屈辱史而展开的龙旗在海内外被悬挂与被认知的历史。
4. 鸦片战争带给我们的反思
清朝道光年间，鸦片之害愈演愈烈，以致国家濒临“无御敌之兵，无充饷之银”的危机。
为此，道光皇帝召两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委以钦差大臣赴广东节制水师并督办禁烟事宜。
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广东虎门的海滩上，一场中外罕见的销烟行动在林则徐的监督下声势浩大地展开了：两百三十多万斤鸦片膏被成箱成袋地投入两个十五丈见方的大坑，再灌海水加以浸泡，最后倒入生石灰形成白浆沸腾景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快人心的“虎门销烟”。
林则徐作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近来已开始有了争议，但他刚正不阿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名言如他的作为一样让人难忘：“苟令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确，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林则徐没有过多考虑个人的祸福或得失，敢做敢当。他不可能是个为出口气、为逞一时之快或者为青史留名去行此壮举，只是不知他当时是否预见到日后会有发配新疆的命运等着他。
虎门销烟后，一批英国鸦片商人从被封锁的商行内放出并被驱逐出境。消息传至英国，朝野哗然。继位不到三年的漂亮的冷血女王维多利亚接受了议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的制裁中国的条呈，签署了向中国出兵的谕旨。当时，英国总兵力二十万人，仅派海、陆军共四千人部队携洋枪乘四十艘利炮坚船从印度出发向中国驶来。中国的清军总兵力八十万人，从天津至广州沿海驻军二十万。双方在厦门、定海、镇海、虎门、广州等地交战，其间英国方面不时派来增援部队至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人。清朝军法甚严，丢失阵地或炮台的将领是交不了差的，所以战争中，清军官兵曾一度与英军有过殊死较量，但吃粮当兵的战士们发现英军炮火之猛烈、枪弹之精准根本超乎想象，惊恐之下如鸟兽散。而大多数清朝军官表现英勇，例如虎门炮台守将关天培、定海总兵葛云飞、江南提督陈化成等共计二十九名将领，不是战死就是自杀。1842年8月当英军舰队溯长江而上进逼南京时，不用风帆而能逆水快驶的铁甲舰队让沿岸的中国百姓无不惊讶。在南京面临大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着新任钦差大臣耆英与英人谈判媾和。历时两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被迫签订割让香港附带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而告终。顺便提一下，史称道光是个裤子破了打补丁的俭朴皇帝，为此满朝文武上行下效，有的干脆在新裤子上打补丁。但这位皇帝在割地赔款方面显得很果断、大方，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
查《维基百科》英文资料得知，英军阵亡六十九人，受伤四百五十一人，这与中方统计数字大体相当。但英文资料统计中方的伤亡人数为一万九千人，与中方的统计有很大出入：军人战死二百四十一人，受伤二百四十四人，失踪六十八人。笔者认为中方的统计数字比较符合当时士兵溃逃严重而将领普遍战死或畏罪自裁的实际情况。尽管数字有出入，我们仍可看出这基本上是一场洋枪炮对付冷兵器的畸形战争，使人联想到白人对印地安人的侵略和屠杀。这就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与一个自然经济的农业国交战的常见后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落后就要挨打。举个当时最典型的挨打例子：英军舰队故意停泊在中方炮火射程之外，英军的炮弹则能轻易倾泻到中方的炮台和岸防工事。经过中方不能还手的第一波打击后，英军再在炮火的掩护下抢滩登陆，此时中方的炮台基本上吐不出多少火舌了。
为了让今人客观看待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历史责任，本文尝试站在中立的角度分析鸦片战争的起因。
清朝政府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纪末恩准以英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在严格条件的限制下来华从事贸易。中国出口茶叶、丝绸等物资而进口西人的工业品，其中也夹杂着自一六九三年起从东印度公司运到中国的少量鸦片。整个十八世纪清政府在贸易中尝到甜头，最大顺差达到三百万两白银。在这期间清政府从未在禁烟问题上采取过铁腕手段，皇亲国戚和大小官员中“吞云吐雾”的也不少。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头三十年，由于鸦片在贸易中的份额急剧增加，导致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里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额度大到一亿多两白银！由此看来，这段百余年的贸易很像英国人故意设的一个“赌局”，先让中国在茶叶、丝绸上赢些小钱，使原来由康熙打开一条缝的国门逐渐开大，再使大量鸦片涌入中国赚个盆满钵满。事实就是这么回事！面对帝国的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统治危机，道光皇帝急召铁面无私的林则徐进京商讨了动真格的禁烟办法。
问题是，在贸易顺差时清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许鸦片贸易的存在，忽视或者没有预见到它的坐大。而贸易逆差使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时就要耍铁腕手段，把三百五十多名鸦片商人围困在广州一个叫做“十三行”的外商特区断水断粮，把全部鸦片收缴并销毁，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置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于不顾。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两百三十万斤鸦片没有清朝地方政府官员开绿灯（有没有代表政府发放经营许可证难得证明）是进不了海关的。为此，中方一直辩称是英商采取贿赂清政府地方官员偷运鸦片入境。那么多的鸦片肯定是多批次先后入境的，究竟有哪些是合法入境，哪些是非法偷运很难查实。就算是清朝官员受贿给英商的鸦片开具了入境许可证或者经营许可证，你后来的钦差大臣也不能说无效就无效。人家要是拿着那些文件到国际法庭（假如当时有的话）起诉，清朝政府肯定要输官司。因为不论贪官还是清官，只要是在官府里开出的许可证在国际法庭都会被视为同样代表政府的文件。林则徐不分青红皂白一声令下：“入即正法，船货归官！”那么，为什么历来重惩受贿贪官而轻罚行贿人的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要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中国人在自家门口的赌场输了钱就把赢了钱的英国商贩抓起来打一顿，把他们的财物统统没收并付之一炬！
事后诸葛亮的笔者认为，林则徐应首先调查腐败的海关官员，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其次，对官员和百姓采取戒毒措施以便恢复地方经济；最后，召集英国驻华公使和鸦片商人开个会表明一下态度：对不起，鸦片贸易的游戏我们天朝绝不再玩了！请你们把烟土带回你们的祖国。如果有什么损失，请拿出证据，我方即予以补偿。如此这般，林则徐或许能延续清朝的国脉，中国男人们的辫子会多留几十、上百年！这样说来，林则徐上殿领旨后，他在禁烟上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特殊的导火索：要么是假设的以柔性姿态巧妙地处理鸦片问题，不致闹到英军叩关、国门洞开，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要么就是真实出现的以强硬手段行虎门销烟的历史，从而在客观上使中国结束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加快！
虎门销烟两年后，林则徐因“惹祸”与大清遭革职并发配新疆。骑着毛驴行进在去往伊犁的沙漠中，林则徐到底对他的所作所为作何感想，我们后人很难推断。但我们至少不能排
除这种可能：因为虎门销烟壮举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后悔了！
三．不平等条约
1. 中英南京条约
一、强占香港。
二、勒索钜款。中国赔偿英国鸦丨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
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丨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的限制。
四、控制关税。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2. 中美望厦条约
美国人可以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贸易或居住，并且淮许美国兵舰进入中国海港。
美国货进出口，中国海关收税必须和美国领事商议。
美国人在华犯法，「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容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3. 中英法俄天津条约
1．外国公使驻北京
2．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江宁（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中国海关雇用外人
4．外国人可在中国传教、游历通商
5．外国人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来往
6．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4. 中英法俄北京条约
1．开天津为商埠
2．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
3．发还天主教资产
4．对英、法赔款增加到800万两
5. 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及额尔古纳河为界，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
黑龙江下游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直至鄂霍次克海沿岸之地，由原属中国所有改为中、俄两国共管。
俄国船只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上拥有通航权。
6. 中俄伊犁条约
中国要「偿还」俄国占领伊犁的「费用」五百万卢布。
中国要将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平原地带「割」与俄国。
修订一八六三年【塔尔巴哈台界约】所规定斋桑湖方面的中俄国界及通商事务，以利於俄方。
7. 中法新约(地点在天津)
中国放弃对越南之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
中国在中越边界附近择二地为对法「通市」的商埠。
法国在中国西南各省拥有兴建铁路的特权。
8. 中日马关条约
中国完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丨权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
中国开放江南的苏州、杭州，以至长江中上游的重庆、沙市，对日通商，日本并享有通至此等口岸的内河航行权。
中国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有设厂权，并享最惠国待遇。
中国「赔赏」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9. 中俄胶澳租界条约
租借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及其铁路权给德国
10. 旅大租地条约
旅顺「租借」给俄国作为军港，大连「租借」给俄国作为商港，均以二十五年为期，但「可以延长」。
在「租借期」内，中国军队不得驻在旅大地区。
俄国再取得由旅大至哈尔溃之铁路修筑权(包括后来之所谓「南满铁路」) ，以及铁路沿线之利益独占权。
11.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租借「新界」予英国，共九十九年。
12. 辛丑和约(清政丨府与11国公使订约)
惩办端郡王戴漪等排外大臣。
两年内禁止军火输华。
中国向11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付，连本息共近十亿两) 。
作为偿付赔款的抵押，中国海关所收之关税、盐税，均为外国控制。
各国自管北京使馆区。
大沽口至北京之间的全部炮台，全部拆毁。
清廷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13. 东三省善后协约
日、俄分别於中国东北撤军后，清廷开东北三省之十六处城镇作为商埠对外开放(盛京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长春、吉林、哈尔溃、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日本取得东北南部之安奉铁路之管理经营权。
在东北的奉天(今潘阳) 、营口、安东(今丹东) 等城市，划定日本「租界」等等。
14. 黄埔条约
取得与英【南京条约】、美【望厦条约】相同之利益。
15. 中英烟台条约
英国人得到进入中国西南边境「游历、探路」的权力。
他们如果由中国内陆经西丨藏前往印度，清政丨府需通知驻藏大臣协助通行。
16.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鸦丨片入口，每箱（百斤）向海关一并缴纳税厘一百一十两（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后，由华商持凭单运往内地销售，中途不再征收任何捐税。
17. 英藏拉丨萨条约
藏一切对外交往都必须经英政丨府批准；在中印边境的噶大克建立商埠；增开第二处商埠江孜。条约还规定赔付英军进藏所花费的七百五十万卢比，限七十五年内缴清
18. 塔城界约
割让新疆西北, 自沙渍达巴哈起, 葱岭止约五十八万平方公里
19. 穿鼻草约
(1) 割让香港
(2) 赔烟价六百万元
(3) 恢复广州商务
20. 广州和约
7日之内缴广州”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英里，赎金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四．。五四运动
1三千学子闹京华.
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谈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
花开春日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
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抗日战争
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进行的８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４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但在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２９军发动进攻，第２９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８月１３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１９３７年９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图你搜，
一
辛亥革命名称由来；
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
辛亥革命历史照片(40张) 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
武昌起义战斗照片和绘画雕塑作品(40张) 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2 。。寻觅辛亥记忆追溯历史踪迹
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央文史馆和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世纪》杂志同《东方早报》合作，举办了“辛亥记忆”征文活动。在《东方早报》和《世纪》杂志上共发表了近50篇有关辛亥革命题材的文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如今的许多体制、思想，甚至社会习俗，都可以追溯到辛亥时期。这次发
表的征文，有的重在发掘史料，向读者介绍了鲜为人知的故事；有的意在辨析，澄清某些模糊的观点；有的提出对于某种史实的解读；有的阐发了对于辛亥史事的理论分析。这是一次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认真探讨，存史资政的意义十分明确。
辛亥革命已是百年往事，但是征文作者从各个角度细化了历史场景的描绘，丰富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介绍。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辛亥往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走向，尤其是辛亥志士的革命精神和对于统一、富强、民主的新中国的追求，更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通过这次征文活动，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书斋里的事，而且是普通百姓、普通家庭都可以参与的。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保存一份历史记忆。就这次“辛亥记忆”征稿情况而言，也许你或你的长辈同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关系，那么回忆或纪念文章就是很好的史料；也许你存有某种有价值的老照片、证书、手札、牌匾、图片，如果这些东西的背后有故事，那么这些东西就有史料价值。近现代史研究重视“三亲”（亲历、亲闻、亲见）文章的史料价值，这就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参与空间。我们真切地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参与到记忆历史的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以历史为题材的一次征文活动，总会暂告段落，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却是应当时刻守护的。希望这次寻觅辛亥记忆，追溯历史踪迹的活动能够进一步启发我们的文化自觉。
3武昌起义
武昌城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武昌起义第一枪
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 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 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 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 ，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 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
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
黎元洪像集(10张) 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
黄兴像集(10张) 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二．鸦片战阵
1。鸦片战争简史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在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嘉庆中叶后，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却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主要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 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
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逐北犯厦门，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受命前往天津虎门口外的穿鼻，与英军统帅谈判，议定草约，称为《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圆，英国归还定海，两国国交平行等。清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赴广东作战。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同年四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勇气。
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皇侄奕经奉命赴浙江主持军务，连遭挫败，逃至杭州。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美国，法国随之也接蹱而至，先后胁迫清朝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图你搜吧
2英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此役乃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战争最终失败，不平等条约签定，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展开了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最终，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共，这项使命得以完成——这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观点。
硝烟散尽170余年，每当这场战争被提及，国人心里都好像还会闷声一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教科书里的提法业已成为习惯性的表达。即便是曾经被清廷割让的香港回归祖国，也未必就彻底解开了这个历史的疙瘩。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22岁的英国人蓝诗玲(Julia Lovell)第一次踏足中国，到南
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在这个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她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影片里全是脸谱化的形象——残忍阴险好色的帝国主义者，以及正义的、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把近代中国的屈辱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她的历史教授执意提醒这位英国公民——她的祖国曾在中国为毒品而打仗，这是一段极不道德的过去。
她还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见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愤怒。这一切的体验，让她震惊于那场战争竟给中国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创伤。她说：“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当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前，她仅仅是在英国选择学习中文后，上过一节论及鸦片战争的课，在整个小学到大学，她对此一无所知。对她的国家而言，在帝国向全球狂飚突进的背景下，一百多年前与东方古国的这场冲突，相对于英国对印度或非洲的剥削，只是一个小插曲。
从那时起，蓝诗玲就决定探寻与还原一个尽量真实全面的鸦片战争。
她开始重新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2011年7月，距离她在中国的震动过去14年后，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在香港首发，她说这是最适合的首发地点。她强调：“我并不想为英国翻案。”但对这位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教师而言，这本书显然不是“不想翻案”那么简单。
还原战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并非是一个长期的阴谋，而是有其偶然性；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鸦片战争的非法性，“有的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为。”
与钢铁、粮食等其他贸易不同，在19世纪的中国，鸦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品，也是一种药品，更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嗜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又与之直接相关。1881年，李鸿章曾致信英国禁烟协会：“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蓝诗玲说：“从林则徐烧了两万盒鸦片开始，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对英国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必须要追回，而鸦片的象征性则“把战争和情感化”，这也是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通常被书写为非黑即白，战争的历史尤其如此。殊不知，在战争之初甚至战争进行时，有许多中国人帮助英国人开船、准备物资、做翻译、当特务，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如宁波等地。蓝诗玲发现，“当时中国人的忠诚与利益都比较分散，并不是完全统一化”。她还引用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脸谱化的群像中，她也尝试还原一些性格丰满的个体人物。
比如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Sir Charles Elliot)。在中国，他被认为是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但蓝诗玲说，“义律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时
间去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不赞同他，但我理解他的压力。”当时他远离伦敦，信件来回往往要半年，根本来不及等到上级的命令，便要应付眼下的紧急情况。义律本人很讨厌鸦片，但又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在是否要为鸦片开战这一问题上多有顾虑。英国当局认为他软弱，而中国人则痛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其实他比较现实，至少比他的后任璞鼎查理智得多。
实际上，在官方领域，英国和中国对鸦片战争已然持有不同的前因后果的解释，身为英国人，蓝诗玲能否客观描写这场战争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她说，“虽然身为一个英国人，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利益冲突，去为我的祖先辩护。现在没有人会尝试为维多利亚王朝咄咄逼人的不公正辩护。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宽恕帝国主义施加给东亚的种族主义。”蓝诗玲说，“但我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研究皆显示这个我们称为中国的地方是那么的四分五裂：鸦片战争从19世纪的中国人中得到了非常多样的反应，包括愤慨、自我厌恶。”
鸦片战争意义论述的流变
20世纪，亚洲诸国均不同程度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仅以鸦片为例，在印度种植，在中国内地出售，同时波及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也因为鸦片而改变了命运。但相较而言，以鸦片战争之名发起“牢记国耻”的历史教育则更具有中国特色。
这样迥异的历史观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教育，即使是共同的一段历史也有多样化解读的可能。“历史不是科学，只有19世纪的人才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实际上，历史太主观了。”蓝诗玲说，“比如，我们英国人描写法国大革命，也许会更强调当时的恐怖，但法国人去写，则会看成一个为了自由和人权的革命。”
与此同时，时间也会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翻阅清末到现在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之后，蓝诗玲发现，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当中对鸦片战争的提法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和新疆平叛、太平天国内乱等量齐观，而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会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的色彩；在那之后，情况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亦被统统归咎于帝国主义。
这种变化引发了她极大的研究兴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国耻教育？
“一是中国政府要比原来更有自信心，觉得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也可以批评西方；二是中国仍然怀疑西方，两者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仍然会发生冲突，政府仍然需要告诉中国人，‘西方对中国别有用心’。”
蓝诗玲说，在中国，鸦片战争已被塑造成西方侵略与中国人反抗的象征，但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一个烦扰的皇帝、撒谎的将军、勾结者及务实独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剧。“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反应比我原来想到的要灵活得多。我认为，与其说爱国主义是塑造近代中国包括香港的关键力量，不如说实用主义同时也是关键力量。”
她认为，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不管在哪个国家，独立、批评性的思维是最关键的。
超越国族认同如何可能
现年36岁的蓝诗玲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后又取得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她还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张爱玲的《色戒》，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成英文。
“对我来讲，中国是非常矛盾的地方，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比英国国内多得多，同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对外来世界的态度又比英国更加开放。”
在中国的大学里，能讲一口熟练英文的人并不少见，但在英国，即使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校，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完全不会中文，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翻译的外文书籍在英国每年的出版物中只占2%，这一数据包括所有语种，而中国市场每年翻译的外文书则不计其数。
在为写作《鸦片战争》做调查采访时，她也发觉，很多“愤青”会在星巴克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跟她大骂万恶的帝国主义。有一次，甚至有人扬言要带着军队打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把原属于圆明园的文物抢回来，而采访一结束，对方又开始向她咨询如何申请去伦敦留学。
“中国人很国际化，很实用主义。”她把这种现象称为“Odd hybrid ”(奇怪的混血儿) 。她援引一项美国的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从心理学上看，中国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国人强，因此也更灵活。
中国误解西方，西方也误解中国。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素有“黄祸”之说，现在又有“中国威胁论”，蓝诗玲认为黄祸论就是威胁论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观念，这是近年来媒体“非专业化”地渲染造成的后果。但在这种渲染的背后，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尊重”——这个拥有漫长历史文明的大国始终和西方保持着距离，没有全盘西化，这也许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中国有时值得崇拜，有时又需要提防。
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命题，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在历史和现实的拖拽之下，很难浮出水面，得到澄清，或者被规避。对此，蓝诗玲的答案是：“1841年，英国人打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人很矛盾，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可以帮英国人买东西、开船，获得一些利益。广州市内有很多中国军队，但并不都是准备跟英国人打仗，不同省籍的人还发生冲突，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挺严重。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国族认同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划一，并不能把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分得那么清楚，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都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
牢记国耻比较有中国特色
3
大清龙旗的各种说法《建议放到中缝》
讨论中国龙形象在西方的传播，离不开大清龙旗的影响，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龙旗的影响也许是最关键的因素。可是龙旗作为大清国旗缘于何时何事，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和团运动失败后，李鸿章在各种外交活动中见别国政府都挂着自己的国旗，而中国却没有，便向慈禧太后上奏，请求制定国旗。慈禧要李鸿章负责设计国旗图案。李鸿章呈上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许多种国旗图案，慈禧最后选定金龙旗作为国旗。
但是民国时期陈伯熙等人却认为，三角龙旗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经诞生了，而且是因商务需要而制定的。由于广东沿海一带海盗多，中国商船没有国旗庇护，航行很不安全，许多商船只好冒挂外国旗帜，于是，广东商人联名上书大清政府：“请仿各国成例，制定一种国徽，俾便商民遵用。”礼部以中国尚龙，于1858年正式将龙旗定为国旗。
康有为的说法又不一样，他在批评龙旗不适合作为国旗的时候说，龙旗作为天子之旗，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而将龙旗由天子之旗移用为国旗，却是始于同治年间(1861-1875)“同治初时，新定国旗，乃用黄龙。”康有为认为，外国人不能理解我们的龙文化，龙在西方是一种恶兽，黄旗则是病旗，黄龙旗不仅不能赢得尊重，“反为轻讥，将来在所必改者也”。
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来历，居然是如此一笔糊涂账。因此，本文拟在梳理龙旗渊源的基础上，着重于龙旗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形制变化、功能转换，以及伴随着近代中国屈辱史而展开的龙旗在海内外被悬挂与被认知的历史。
4. 鸦片战争带给我们的反思
清朝道光年间，鸦片之害愈演愈烈，以致国家濒临“无御敌之兵，无充饷之银”的危机。
为此，道光皇帝召两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委以钦差大臣赴广东节制水师并督办禁烟事宜。
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广东虎门的海滩上，一场中外罕见的销烟行动在林则徐的监督下声势浩大地展开了：两百三十多万斤鸦片膏被成箱成袋地投入两个十五丈见方的大坑，再灌海水加以浸泡，最后倒入生石灰形成白浆沸腾景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快人心的“虎门销烟”。
林则徐作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近来已开始有了争议，但他刚正不阿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名言如他的作为一样让人难忘：“苟令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确，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林则徐没有过多考虑个人的祸福或得失，敢做敢当。他不可能是个为出口气、为逞一时之快或者为青史留名去行此壮举，只是不知他当时是否预见到日后会有发配新疆的命运等着他。
虎门销烟后，一批英国鸦片商人从被封锁的商行内放出并被驱逐出境。消息传至英国，朝野哗然。继位不到三年的漂亮的冷血女王维多利亚接受了议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的制裁中国的条呈，签署了向中国出兵的谕旨。当时，英国总兵力二十万人，仅派海、陆军共四千人部队携洋枪乘四十艘利炮坚船从印度出发向中国驶来。中国的清军总兵力八十万人，从天津至广州沿海驻军二十万。双方在厦门、定海、镇海、虎门、广州等地交战，其间英国方面不时派来增援部队至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人。清朝军法甚严，丢失阵地或炮台的将领是交不了差的，所以战争中，清军官兵曾一度与英军有过殊死较量，但吃粮当兵的战士们发现英军炮火之猛烈、枪弹之精准根本超乎想象，惊恐之下如鸟兽散。而大多数清朝军官表现英勇，例如虎门炮台守将关天培、定海总兵葛云飞、江南提督陈化成等共计二十九名将领，不是战死就是自杀。1842年8月当英军舰队溯长江而上进逼南京时，不用风帆而能逆水快驶的铁甲舰队让沿岸的中国百姓无不惊讶。在南京面临大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着新任钦差大臣耆英与英人谈判媾和。历时两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被迫签订割让香港附带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而告终。顺便提一下，史称道光是个裤子破了打补丁的俭朴皇帝，为此满朝文武上行下效，有的干脆在新裤子上打补丁。但这位皇帝在割地赔款方面显得很果断、大方，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
查《维基百科》英文资料得知，英军阵亡六十九人，受伤四百五十一人，这与中方统计数字大体相当。但英文资料统计中方的伤亡人数为一万九千人，与中方的统计有很大出入：军人战死二百四十一人，受伤二百四十四人，失踪六十八人。笔者认为中方的统计数字比较符合当时士兵溃逃严重而将领普遍战死或畏罪自裁的实际情况。尽管数字有出入，我们仍可看出这基本上是一场洋枪炮对付冷兵器的畸形战争，使人联想到白人对印地安人的侵略和屠杀。这就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与一个自然经济的农业国交战的常见后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落后就要挨打。举个当时最典型的挨打例子：英军舰队故意停泊在中方炮火射程之外，英军的炮弹则能轻易倾泻到中方的炮台和岸防工事。经过中方不能还手的第一波打击后，英军再在炮火的掩护下抢滩登陆，此时中方的炮台基本上吐不出多少火舌了。
为了让今人客观看待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历史责任，本文尝试站在中立的角度分析鸦片战争的起因。
清朝政府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纪末恩准以英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在严格条件的限制下来华从事贸易。中国出口茶叶、丝绸等物资而进口西人的工业品，其中也夹杂着自一六九三年起从东印度公司运到中国的少量鸦片。整个十八世纪清政府在贸易中尝到甜头，最大顺差达到三百万两白银。在这期间清政府从未在禁烟问题上采取过铁腕手段，皇亲国戚和大小官员中“吞云吐雾”的也不少。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头三十年，由于鸦片在贸易中的份额急剧增加，导致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里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额度大到一亿多两白银！由此看来，这段百余年的贸易很像英国人故意设的一个“赌局”，先让中国在茶叶、丝绸上赢些小钱，使原来由康熙打开一条缝的国门逐渐开大，再使大量鸦片涌入中国赚个盆满钵满。事实就是这么回事！面对帝国的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统治危机，道光皇帝急召铁面无私的林则徐进京商讨了动真格的禁烟办法。
问题是，在贸易顺差时清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许鸦片贸易的存在，忽视或者没有预见到它的坐大。而贸易逆差使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时就要耍铁腕手段，把三百五十多名鸦片商人围困在广州一个叫做“十三行”的外商特区断水断粮，把全部鸦片收缴并销毁，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置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于不顾。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两百三十万斤鸦片没有清朝地方政府官员开绿灯（有没有代表政府发放经营许可证难得证明）是进不了海关的。为此，中方一直辩称是英商采取贿赂清政府地方官员偷运鸦片入境。那么多的鸦片肯定是多批次先后入境的，究竟有哪些是合法入境，哪些是非法偷运很难查实。就算是清朝官员受贿给英商的鸦片开具了入境许可证或者经营许可证，你后来的钦差大臣也不能说无效就无效。人家要是拿着那些文件到国际法庭（假如当时有的话）起诉，清朝政府肯定要输官司。因为不论贪官还是清官，只要是在官府里开出的许可证在国际法庭都会被视为同样代表政府的文件。林则徐不分青红皂白一声令下：“入即正法，船货归官！”那么，为什么历来重惩受贿贪官而轻罚行贿人的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要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中国人在自家门口的赌场输了钱就把赢了钱的英国商贩抓起来打一顿，把他们的财物统统没收并付之一炬！
事后诸葛亮的笔者认为，林则徐应首先调查腐败的海关官员，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其次，对官员和百姓采取戒毒措施以便恢复地方经济；最后，召集英国驻华公使和鸦片商人开个会表明一下态度：对不起，鸦片贸易的游戏我们天朝绝不再玩了！请你们把烟土带回你们的祖国。如果有什么损失，请拿出证据，我方即予以补偿。如此这般，林则徐或许能延续清朝的国脉，中国男人们的辫子会多留几十、上百年！这样说来，林则徐上殿领旨后，他在禁烟上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特殊的导火索：要么是假设的以柔性姿态巧妙地处理鸦片问题，不致闹到英军叩关、国门洞开，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要么就是真实出现的以强硬手段行虎门销烟的历史，从而在客观上使中国结束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加快！
虎门销烟两年后，林则徐因“惹祸”与大清遭革职并发配新疆。骑着毛驴行进在去往伊犁的沙漠中，林则徐到底对他的所作所为作何感想，我们后人很难推断。但我们至少不能排
除这种可能：因为虎门销烟壮举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后悔了！
三．不平等条约
1. 中英南京条约
一、强占香港。
二、勒索钜款。中国赔偿英国鸦丨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
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丨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的限制。
四、控制关税。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2. 中美望厦条约
美国人可以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贸易或居住，并且淮许美国兵舰进入中国海港。
美国货进出口，中国海关收税必须和美国领事商议。
美国人在华犯法，「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容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3. 中英法俄天津条约
1．外国公使驻北京
2．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江宁（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中国海关雇用外人
4．外国人可在中国传教、游历通商
5．外国人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来往
6．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4. 中英法俄北京条约
1．开天津为商埠
2．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
3．发还天主教资产
4．对英、法赔款增加到800万两
5. 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及额尔古纳河为界，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
黑龙江下游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直至鄂霍次克海沿岸之地，由原属中国所有改为中、俄两国共管。
俄国船只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上拥有通航权。
6. 中俄伊犁条约
中国要「偿还」俄国占领伊犁的「费用」五百万卢布。
中国要将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平原地带「割」与俄国。
修订一八六三年【塔尔巴哈台界约】所规定斋桑湖方面的中俄国界及通商事务，以利於俄方。
7. 中法新约(地点在天津)
中国放弃对越南之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
中国在中越边界附近择二地为对法「通市」的商埠。
法国在中国西南各省拥有兴建铁路的特权。
8. 中日马关条约
中国完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丨权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
中国开放江南的苏州、杭州，以至长江中上游的重庆、沙市，对日通商，日本并享有通至此等口岸的内河航行权。
中国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有设厂权，并享最惠国待遇。
中国「赔赏」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9. 中俄胶澳租界条约
租借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及其铁路权给德国
10. 旅大租地条约
旅顺「租借」给俄国作为军港，大连「租借」给俄国作为商港，均以二十五年为期，但「可以延长」。
在「租借期」内，中国军队不得驻在旅大地区。
俄国再取得由旅大至哈尔溃之铁路修筑权(包括后来之所谓「南满铁路」) ，以及铁路沿线之利益独占权。
11.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租借「新界」予英国，共九十九年。
12. 辛丑和约(清政丨府与11国公使订约)
惩办端郡王戴漪等排外大臣。
两年内禁止军火输华。
中国向11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付，连本息共近十亿两) 。
作为偿付赔款的抵押，中国海关所收之关税、盐税，均为外国控制。
各国自管北京使馆区。
大沽口至北京之间的全部炮台，全部拆毁。
清廷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13. 东三省善后协约
日、俄分别於中国东北撤军后，清廷开东北三省之十六处城镇作为商埠对外开放(盛京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长春、吉林、哈尔溃、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日本取得东北南部之安奉铁路之管理经营权。
在东北的奉天(今潘阳) 、营口、安东(今丹东) 等城市，划定日本「租界」等等。
14. 黄埔条约
取得与英【南京条约】、美【望厦条约】相同之利益。
15. 中英烟台条约
英国人得到进入中国西南边境「游历、探路」的权力。
他们如果由中国内陆经西丨藏前往印度，清政丨府需通知驻藏大臣协助通行。
16.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鸦丨片入口，每箱（百斤）向海关一并缴纳税厘一百一十两（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后，由华商持凭单运往内地销售，中途不再征收任何捐税。
17. 英藏拉丨萨条约
藏一切对外交往都必须经英政丨府批准；在中印边境的噶大克建立商埠；增开第二处商埠江孜。条约还规定赔付英军进藏所花费的七百五十万卢比，限七十五年内缴清
18. 塔城界约
割让新疆西北, 自沙渍达巴哈起, 葱岭止约五十八万平方公里
19. 穿鼻草约
(1) 割让香港
(2) 赔烟价六百万元
(3) 恢复广州商务
20. 广州和约
7日之内缴广州”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英里，赎金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四．。五四运动
1三千学子闹京华.
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谈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
花开春日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
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抗日战争
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进行的８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４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但在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２９军发动进攻，第２９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８月１３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１９３７年９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图你搜，